美國監理會在近代來華差會中並不是一個大差會，但是該會卻在近代中國留下深刻的影響。思想開放的林樂知教士創辦了晚清最具影響的中文報刊《萬國公報》，成為許多近代中國思想家的啟蒙讀本；他們又創辦了第一流大學（東吳大學）、中學（中西女塾），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一流的人才（謝洪賚、宋耀如、宋慶齡、吳經熊、費孝通、趙紫宸等）。為什麼監理會能在中國建立起包括佈道、文教、醫療衛生、婦女成長等在內的龐大教會事業？它的經費來自何處？它的人力支撐是什麼？顯然本土社會在其中發揮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但本土社會究竟是怎樣與教會關聯互動的？通過什麼機制實現互動？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討論，本書即對這些關鍵議題做了深入的觀察和分析。

從監理會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看，地方社會並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客體，在等待基督教與之相遇，而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基督教在此既是外來的，又是本土的，所有外來性元素都參與了本土社會的建構，而中西兩種元素塑造的基督教社區具有不同於傳統地方社會的鮮明的複合文化特徵。監理會憑藉佈道、醫療衛生、教育、文字出版、社會服務等活動，與當地信徒和民眾在宗教認同或不排斥的基礎上在不同的地域建立了涵蓋不同內容的若干基督教社區，嵌入到當地社會之中，不自覺地與當地社會一起參與到近代化發展的歷史潮流中；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有別於當地社會，西學元素較多的基督教社區，其所開展的教育、醫療等現代化活動，為當地社會的教育及醫療等事業提供了學習的範式。

作者也發現，監理會將傳教總站設在傳統江南最核心的城市蘇州，同時又在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謀求發展空間，其傳教觸角分佈環太湖流域，監理會的傳教圈與中國最具活力且傳統積澱極為深厚的江南經濟文化圈的重合，可能正是該會能在近代中國發揮重大影響的關鍵所在，馬光霞博士對此的立論和分析實是一項重要的發現，值得學術界予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