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結合儒法的新儒學的治國方略體系，成為西漢的治國指導思想。董仲舒以儒學為本，綜合各家治國方略精華，加以組織改造，形成一種以公羊學義理為取捨標準，以天人感應為基礎，融合陰陽五行、法、墨等諸家的治國思想，形成系統的天人政治論，並整合漢初的政治文化，建構了漢代新儒學的治家方略體系。
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三綱五常「名教思想」，就在西漢獨尊儒術的基礎上，進一步定型和發展，從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沈積下來，於是「忠孝節義」就成為古代道德的最高準則。儒家學說與集權思想也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巨大凝聚力。
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三綱五常「名教思想」，就在西漢獨尊儒術的基礎上，進一步定型和發展，從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沈積下來，於是「忠孝節義」就成為古代道德的最高準則。儒家學說與集權思想也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巨大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