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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會心理學論述，顛覆你我對和諧人際的認知
當同理心變成理盲濫情，當周遭充斥正義魔人與網路公審……
我們不只要有同理心，更要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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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往依偏好選擇同理對象、用暴力發洩同理情緒，你以為同理心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事實也許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對各種社會事件的反應深受同理心的影響，也就是我們能夠站在別人的立場，感受他人的感受的能力。多數人都認為同理心是善行和道德的驅動力。我們往往覺得，同理心的唯一問題，就是同理心不夠。
但在本書中，作者要帶我們檢視所謂的同理心到底是什麼。它可以是讓人快樂的來源，也是人際關係很有價值的一面。它可以驅使我們去做好事。但整體而言，它卻不是一個好的道德指引。
同理心怎麼會讓我們做錯呢? 簡單地說，同理心是將關注焦點放在眼前一群特定的人。我們比較關心他們，卻對自己行為的長期後果無感，也對那些我們無法同情者的遭遇盲目。同理心是帶有偏見的，會把我們推往狹隘或種族主義。它也可能引起暴力，我們對和自己比較親近者的同理心，往往會導致戰爭或敵意。它也會讓我們的情感耗竭。
同理心會蒙蔽我們的眼睛，讓我們在公共政策和各種關係中，做出不符合道德的選擇，或受情緒主導而無法將利益最大化。同理心其實是一種反覆無常且非理性的情感，很容易受偏見所誤導。它會打亂我們的判斷，反而導致殘酷的行為。
本書提出許多開創性的科學證據，主張個人或國家許多錯誤的決定，從要捐錢給誰到決定要不要開戰，從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到要把誰關進牢裡，常常是受情感所驅動。若把同理心拿掉，說不定我們的決定會更清楚、更公平且更符合道德。
究竟同理心為什麼會影響我們的判斷與行為？
首先，是選擇性。世上的苦難何其多，為何我們只關心或特別關心某些事件？這是媒體報道覆蓋率和「可辨識受害者效應」（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所造成的現象。媒體對事件的廣泛報導，更容易觸動人們的惻隱之心。二○○五年，美國少女 Natalee的失蹤事件引起美國全國關注，該事件的報導時間遠超出同期在蘇丹發生的種族滅絕。過去三十年，美國發生六場大規模槍殺案，造成五百人死亡，但其實只占全國死於謀殺人口的 0.1%。
另外則是「可辨識受害者效應」，受害者的具體形象，是醞釀同理心的重要元素。經濟學家 Thomas Schelling 早在四十五年前就以一個傳神的例子說明這個概念：「假設一名六歲小女孩需要好幾萬元動手術，好讓她的生命可以捱到聖誕節，郵局一定會被一個個塞滿錢的信封給淹沒。但假設報道寫的是，再不推行銷售稅籌集資金，曼徹斯特的醫院便無法運作，屆時死亡率將明顯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會有很多人慷慨解囊。」有了名字和故事，受害者似乎更顯可憐。通常有具體受害者才能牽動同理心。
其次，同理心容易讓我們重視個體勝過群體。人們對於有魅力的人、和自己相似的人，或具有同樣種族或國家背景的人，會產生更多同理心。研究發現，人們在觀看一系列面孔的照片時，會對與自己同樣種族的面孔產生較多同理心。我們對一個個體愈了解，對個人的關心愈會勝過群體。
同理心也會導致殘酷或侵略性的行為。憤怒和同理心有許多共通點，其一是在碰到可感知的不平等、殘酷或不道德後所產生的反應。許多目睹犯罪或不公不義的人都會對受害者產生深切的同理心，想要替受害者討回公道或報復犯罪者。而研究顯示，天生比較有同理心的人如果看到陌生人受苦受難，會出現更侵略性的行為。
本書希望告訴大家，幫助別人不只用心，更要用腦。同理心不該只是一種感性的情緒，亦要有理性的思考。而實際將同理心付諸行動的時候，要運用腦筋將所行之善「最大化」，亦即所謂「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如果我們理性運用同理心，大眾論述也許能更公平、更符合道德。如果我們能真正體會，失去一百條性命比失去一條命更加嚴重，如果我們能認同，遠在他國、和我們看起來截然不同的人，他們的性命跟我們的家人一樣重要，那麼政策就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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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往依偏好選擇同理對象、用暴力發洩同理情緒，你以為同理心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事實也許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對各種社會事件的反應深受同理心的影響，也就是我們能夠站在別人的立場，感受他人的感受的能力。多數人都認為同理心是善行和道德的驅動力。我們往往覺得，同理心的唯一問題，就是同理心不夠。
但在本書中，作者要帶我們檢視所謂的同理心到底是什麼。它可以是讓人快樂的來源，也是人際關係很有價值的一面。它可以驅使我們去做好事。但整體而言，它卻不是一個好的道德指引。
同理心怎麼會讓我們做錯呢? 簡單地說，同理心是將關注焦點放在眼前一群特定的人。我們比較關心他們，卻對自己行為的長期後果無感，也對那些我們無法同情者的遭遇盲目。同理心是帶有偏見的，會把我們推往狹隘或種族主義。它也可能引起暴力，我們對和自己比較親近者的同理心，往往會導致戰爭或敵意。它也會讓我們的情感耗竭。
同理心會蒙蔽我們的眼睛，讓我們在公共政策和各種關係中，做出不符合道德的選擇，或受情緒主導而無法將利益最大化。同理心其實是一種反覆無常且非理性的情感，很容易受偏見所誤導。它會打亂我們的判斷，反而導致殘酷的行為。
本書提出許多開創性的科學證據，主張個人或國家許多錯誤的決定，從要捐錢給誰到決定要不要開戰，從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到要把誰關進牢裡，常常是受情感所驅動。若把同理心拿掉，說不定我們的決定會更清楚、更公平且更符合道德。
究竟同理心為什麼會影響我們的判斷與行為？
首先，是選擇性。世上的苦難何其多，為何我們只關心或特別關心某些事件？這是媒體報道覆蓋率和「可辨識受害者效應」（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所造成的現象。媒體對事件的廣泛報導，更容易觸動人們的惻隱之心。二○○五年，美國少女 Natalee的失蹤事件引起美國全國關注，該事件的報導時間遠超出同期在蘇丹發生的種族滅絕。過去三十年，美國發生六場大規模槍殺案，造成五百人死亡，但其實只占全國死於謀殺人口的 0.1%。
另外則是「可辨識受害者效應」，受害者的具體形象，是醞釀同理心的重要元素。經濟學家 Thomas Schelling 早在四十五年前就以一個傳神的例子說明這個概念：「假設一名六歲小女孩需要好幾萬元動手術，好讓她的生命可以捱到聖誕節，郵局一定會被一個個塞滿錢的信封給淹沒。但假設報道寫的是，再不推行銷售稅籌集資金，曼徹斯特的醫院便無法運作，屆時死亡率將明顯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會有很多人慷慨解囊。」有了名字和故事，受害者似乎更顯可憐。通常有具體受害者才能牽動同理心。
其次，同理心容易讓我們重視個體勝過群體。人們對於有魅力的人、和自己相似的人，或具有同樣種族或國家背景的人，會產生更多同理心。研究發現，人們在觀看一系列面孔的照片時，會對與自己同樣種族的面孔產生較多同理心。我們對一個個體愈了解，對個人的關心愈會勝過群體。
同理心也會導致殘酷或侵略性的行為。憤怒和同理心有許多共通點，其一是在碰到可感知的不平等、殘酷或不道德後所產生的反應。許多目睹犯罪或不公不義的人都會對受害者產生深切的同理心，想要替受害者討回公道或報復犯罪者。而研究顯示，天生比較有同理心的人如果看到陌生人受苦受難，會出現更侵略性的行為。
本書希望告訴大家，幫助別人不只用心，更要用腦。同理心不該只是一種感性的情緒，亦要有理性的思考。而實際將同理心付諸行動的時候，要運用腦筋將所行之善「最大化」，亦即所謂「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如果我們理性運用同理心，大眾論述也許能更公平、更符合道德。如果我們能真正體會，失去一百條性命比失去一條命更加嚴重，如果我們能認同，遠在他國、和我們看起來截然不同的人，他們的性命跟我們的家人一樣重要，那麼政策就能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