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釋東初的成果與貢獻
有關釋東初在近代佛教的歷史定位，一般常以他在佛教史學的幾部著作，或者特別在其組織印藏、創辦《人生》等事蹟做為概括描述。然而，這些見解均未足以深刻指出釋東初做為歷史人物的特殊意義，亦即他的關懷核心之旨意。換句話說，忽略了重視文化反省的精神，以及思考佛教改革方向的重要理念，正是造成了在近代佛教文化事業與思想領域，有過努力與貢獻事實者被遺忘的關鍵。筆者認為這正也是其他幾位（包含釋法尊、釋大醒、釋法舫、釋道安等）重要前輩，未能為研究近代中國佛教領域者深入討論的原因。是以特願選擇釋東初為例，探討他畢生關涉佛教文化的學行，涉及與近代多位佛門人物的合作、互動與影響，以及內在其寫作立言相關的思想言論。在此發掘其成果與貢獻的工作，自然不能是歌功頌德的溢美文章，而當是富饒批判意識，以審視其立足佛教根本原則的獨特性，及兼容並蓄世界文化各種精神資源的思想張力。
當然，這也不代表對於前人的貢獻與努力，無須正視肯定，而主要是認為我們對於前人成就的思想事業，除了尊重與讚歎之外，更須承傳學習，明瞭其得失之處，不唯足資今日借鑑，亦堪後人繼續努力。在此，正視釋東初的成果與貢獻之研究目的，茲引其門人方甯書之話語做為總結說明：
事實就是事實，不容置疑，東老人已經是近代佛教史學大家……東老生前對佛教文化教育，極為重視，特於民國四十五年創設中華佛教文化館，而繼承東老的聖法師，更由東老手創這份如來基業再出發，慘淡經營，目前已開展出多項關係事業……如果人人都能使自己的生命放光，那麼人類社會，不就是光明世界嗎？總結東老的一生，看似平淡，實則絢爛無比，單看《東初老人全集》洋洋大觀六集七冊佛學巨構，其於續佛慧命，弘法利生所作出的貢獻，不可限量，足見其生命已大放異彩，光照大千。
方氏所言自難避免弟子稱頌恩師的內在感性傾向，且其用語及立論角度，仍不離稱頌讚賞的正面肯定，而非帶有學術批判意義的綜合評斷。然如果平心靜氣思索以上所言，則方氏提出的觀點與回溯過往之反省，實也能夠客觀審視釋東初畢生「看似平淡，實則絢爛無比」的佛教文化承傳意義。再者，即使我們用純粹精嚴與縝密的邏輯方法，審視釋東初部分的學術成就，或許自不能推許為第一流的學術大家；但從古人治學通觀大體（好讀書不求甚解）、貴得器識之先的角度，特別是在他主要以一位佛教僧侶重視文化精神的實踐背景看來，釋東初在近代佛教文化疲弊的艱難環境，親身致力經營的許多成果貢獻，確實不唯情操與行誼感人，也存在著不少堪值後人整理與繼承發揮之處。
二、檢視近代佛教之發展歷程
我們只要稍加回顧釋東初生平接觸的人物環境，幾乎直可預見當時整個中國佛教的縮影，他的師友門生，亦多為百餘年來佛教演變歷程的領袖人物。透過研究釋東初生平事蹟言行的追蹤比對，相信可從與其交涉的眾多對象，呈現近代中國佛教概況的不少特質。例如他自幼跟隨釋靜禪出家所接受的八年傳統背誦儒釋經典教育，民國十七年（1928）受學於弘揚華嚴的釋靄亭門下，翌年受具足戒於律宗門庭的寶華山隆昌寺，隔年又到太虛門人釋寄塵所辦的九華山佛學院就讀，隨後考入當時堪稱新佛教重鎮的閩南佛學院，依止釋太虛、釋常惺等為授業師，並與釋福善、釋印順等人同學。畢業後，旋即進入常州天寧寺參禪，親近一方尊宿釋證蓮。而後二十四年（1935）開始接法於釋智光門下，辦事、教學多方經略，經營焦山定慧寺直至三十七年（1948）；三十八年（1949）赴臺之後以迄六十六年底（1977）逝世，相關的人物事蹟交涉更不勝枚舉，下文自當一一交代。凡此均可從研究其生平事蹟的過程，顯明昔日佛教在此階段的現象；是故透過此一比較整理，正能提供研究近代佛教歷史思想發展概況之基礎。
今從研究釋東初畢生關涉佛教文化事蹟之面向，一則可就前有之文獻史料，重新探述釋東初生平關注思想與交涉人物，顯明民國佛教思想界的一些重點領域；二則得以補足現行學界研究的缺角，提供這些相關人物特別是以釋東初為核心者，整合文獻之檢證及評論；三則就釋東初與交涉人物所處之時代背景，考察他們可能面臨的相關困境與瓶頸，並就審視其見解價值的討論，釐清一些問題。據此而言，此研究延伸進行之意義，正在於或可藉此勾勒近代佛教思想系譜之一隅。
三、啟蒙未來佛教文化之重新
本研究之主題在針對釋東初一生的佛教文化學行立論，其中亦將綜合他與相關人物交涉之影響，及其涉於近代佛教文化反省的重點關懷，藉以做為未來佛教文化相關背景的啟蒙資源。這一立論思考，可藉由釋聖嚴的話引出其要義：
現代人的自我中心非常強，不少人都抱有發揮自己所長及所能的雄心壯志，如果是以承先啟後的角度而言，的確值得鼓勵；如果以推翻前人的貢獻而另起爐灶，是不足取法的。以現代的自然科技而言，若不推翻前人的觀點，便無法呈獻自己的創新。可是人類的歷史、文化，就是不斷地在「承先啟後」，我們運用先聖先賢的智慧而走出新的路來，特別是做為一個佛教徒，如果說拋開佛及祖師們的智慧，全由自己開創，那便是新興宗教而不是佛教了。
釋聖嚴所謂藉由前人的經驗與智慧，繼續人類歷史、文化之開展，其實正意味著佛教實踐方向，正是在反省精神的累積與推進上，不斷突破困難，代代推陳出新。而本研究之脈絡，亦從釋東初於佛教文化耕耘的相關成果著眼，正可說是相通的進路。筆者認為，釋東初因政治動盪逃難至臺島的歷史背景，使其深切殷憂於教難悲劇的產生，加以觀察到臺灣做為「復興中國佛教的基地」，以及延續國家民族文化生命的契機，因而其獻身於佛教文化事業之推展與改革運動。這些相關成績，或許在今日對某些而言，算不上了不得的事業，但豈不聞培根言：
一個人力求讓他發表的著作在他生前發揮作用，這種想法不合時宜，因為經以致用不是與作者同步而是比他要晚。……偉大特別是宗教的偉大常常起源於渺小，偉大的計畫需要一點一滴的實踐來完成。
我們今日看似成果繁盛的臺灣佛教，不正來自於這些「起源於渺小」的點滴「實踐」嗎？前人的步伐，不也是今日繼續前進最有力的後盾？豈不更有助於我們正視當前問題的歷史源頭，並且促使文化新生的極佳契機？任何一位關心佛教文化相關課題的有心學人，直若如是懷抱反省精神，正視其中要義，重新理解近代佛教文化進程，則許多值得我們留意的前人，適能提供目下不少克服難題之金錍。至少，在筆者的主觀意願而言，希望藉由本篇單一主題的研究，嘗試跨出思索探尋的一小步，能予未來佛教文化領域的大邁進，多少產生啟蒙與鏡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