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問,在過去幾個世紀的發展中,經歷了兩次「典範大轉移」:第一次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到20世紀上半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完成了從「傳教士漢學」到「學院派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地點發生在歐洲的內部。第二次出現在20世紀中葉的第二次大戰前後,這是一場從以歐洲為代表的「東方學」之漢學「典範」,到以美國為代表的「區域研究」之漢學「典範」的大轉移。以前作為「東方學」一部分的漢學,主要是研究中國的古典,而此後作為「東亞研究」一部分的海外中國學,開始逐步轉向以現代中國的研究為主。進入21世紀,在全球範圍的廣義「漢學」研究的「氣運」,正在以相當快的頻率,不知不覺中由西文世界向中文世界移動。照如此速度,也許只要在本世紀再過短短的15到20年,「漢學」研究的重心,便會從歐美返回到東亞來,出現第三次國際性的「典範大轉移」。這場「典範大轉移」從20世紀末已經悄然開始,它未來或許會以「中文」書寫媒介與「西文」書寫媒介並重,作為變化的標誌之一。
進入新世紀,「漢學」的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潮流,演變為「新漢學」的樣貌,從2010年到今天,逐漸開出「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並且繼續在「山重水複」的前途上,蓬勃地發展。而「漢學與物質文化」的新領域,在這些錯綜複雜的進路中間,恰恰正好是路標相當明顯的一條通幽曲徑。
簡言之,以「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角度,推動中西學術社群在目前「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中的縱深層面進一步合流,便是這一套《「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叢刊》創辦的緣起。
毫無疑問,這個融通中西的新領域的縱深發展,迫切需要國際間第一流學者的跨界參與。而這套《「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叢刊》的出版定位,正是旨在發表國際間第一流學者融合中西視野的「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的新近研究成果。歷來的漢學著作,通常都是以西文為語言媒介。然而我們今天可以這樣預言,未來的漢學世界中,中文學術論著,應該會與西文學術論著,獲得同樣重要的地位。這樣的目標,也是「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題中應有之義。為這一目標在未來的實現,這套「叢刊」很願意寂寞耕耘,做一些掃地鋪路、添磚加瓦的工作。
進入新世紀,「漢學」的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潮流,演變為「新漢學」的樣貌,從2010年到今天,逐漸開出「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並且繼續在「山重水複」的前途上,蓬勃地發展。而「漢學與物質文化」的新領域,在這些錯綜複雜的進路中間,恰恰正好是路標相當明顯的一條通幽曲徑。
簡言之,以「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角度,推動中西學術社群在目前「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中的縱深層面進一步合流,便是這一套《「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叢刊》創辦的緣起。
毫無疑問,這個融通中西的新領域的縱深發展,迫切需要國際間第一流學者的跨界參與。而這套《「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叢刊》的出版定位,正是旨在發表國際間第一流學者融合中西視野的「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的新近研究成果。歷來的漢學著作,通常都是以西文為語言媒介。然而我們今天可以這樣預言,未來的漢學世界中,中文學術論著,應該會與西文學術論著,獲得同樣重要的地位。這樣的目標,也是「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題中應有之義。為這一目標在未來的實現,這套「叢刊」很願意寂寞耕耘,做一些掃地鋪路、添磚加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