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朝，均以“複三代”自期，此為研治清代思想史者不可忽略之現象。常州今文經學之復興，可視作是對此一風尚之回應。不過以莊存與為代表的常州學者所持之“複三代”，與以乾隆為代表的官方體系所推行的“複三代”不同。乾隆借“複三代”以“作君作師”，意在收回士人手中的教化之權；莊存與借“複三代”，意在規範人君權力。此種不同折射出常州學術之精神。具體而論，莊存與于其經學著述中，泛論三代之勢，以天子可貶。又借兩漢災異之論，奉勸人君通過“修敬”來加強自我教化，避免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之危險；其侄莊述祖側重於對三代文獻之整理，志在為“複三代”找到文本依據。是故莊述祖轉向《夏時》、《歸藏》學之研究，發掘其中的古聖王所以省躬、所以授時、所以敷政的經世之旨。其與莊存與借災異奉勸人君“修敬”的關懷並無二致。莊述祖之後，常州之學轉交至劉逢祿與宋翔鳳之手。劉、宋二人雖發揮外家之學的側重點不同：劉逢祿留意於《公羊》之學，注重提煉其中之條例；宋翔鳳留意于《夏時》、《歸藏》之學，注重發微其中之奧義。然在最終的義理訴求上，二人卻與莊存與、莊述祖保持一致。要之，常州學派之公羊學精神可歸納為：通過施加道德限制，以規範人君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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