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經有過什麼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成就，又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命運？懂得回首歷史的人，才會懂得走向未來。
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的外孫、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沈鈞儒的堂侄，家學淵源使他不敢忘記歷史真相，提筆記下親聞‧親見‧親歷的點點滴滴。＊記憶一個不被許多人記憶的年代，在歷史的空白上尋找沈雁冰、胡風、胡適、陳立夫、陳獨秀、蔡元培、蔣夢麟、豐子愷等數十位知識分子的真實故事。
＊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的外孫、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沈鈞儒的堂侄，提筆記下親聞‧親見‧親歷的點點滴滴。【題解】
歲月之沙，社會之沙，政治之沙，功利之沙。愚蠢之沙，自私之沙，淺薄之沙，謊言之沙，卑鄙之沙。一粒沙作為個體，沒有靈魂，沒有個性，沒有思想，沒有色彩，沒有力量，顆粒細微，幾乎很難被意識到其存在，但當無數沙粒聚集到一起，就變得野蠻，粗暴，瘋狂，無理性，強大無比。當聚集起來的沙粒構成鋪天蓋地的迷霧潮流，一次次，一層層，經年不止，就會吞沒一切，掩埋所有的貝。
而珍貴的貝，有的是真誠，有的是純潔，有的是人性，有的是生命，有的是正直，有的是友情，有的是歷史，有的是生活，有的是人格，有的是思想。貝是光亮的，彩色的，美麗的，真實的，但是貝也很脆弱，沒有能力同漫天遍野的沙暴抗爭，於是就被一次次，一層層，埋沒到沉重的沙堆下面，幾千年過去，幾百年過去，幾十年過去，甚至幾年過去，便似乎已經不復存在。
要做一粒沙，隨同著千千萬萬同樣的沙，覆蓋大地上善良的生命，輕而易舉。那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意志，不需要人格，不需要知識，只要冷酷無情，泯滅靈魂，就足夠了，也許還能成為一粒大沙，或者沙中的領袖。
但要做一粒貝，那就太難，至少得準備著，隨時被沙暴埋沒，甚至毀滅成粉末。但是即使被壓沒在沙底，即使被碾成粉末，貝也仍然能夠以其生命之光，戰勝沙粒，得以永恆。古往今來，每一顆貝，只要是貝，就是不滅的。
當世界被覆蓋在荒涼而厚重的沙堆底下的時候，要想尋找並且挖掘出一顆顆美麗的貝，非常艱難，需要無畏的勇氣，需要獨立的思維，需要充分的自信，需要足夠的愛。但是不論多麼難，這個世上必定有人，立志要從沙底尋找到一片又一片閃光的貝。
被挖掘出來之後，最微小的一片貝，也比最巨大的沙，更加偉大，更加光輝，更加耀眼。
【自序】
因為家庭出身極黑，上個世紀在中國大陸的三十年間，我在學習和工作以及生活等各方面，都不能如意。年到二十，沒有大學可進，也沒有工作單位敢接受我，似乎只能終日游手好閒。那種狀況，對於我，特別難以忍受。我的父母兩系，祖祖輩輩都是讀書人，都做事業，都獲得成功。我的祖父是滿清最後一代秀才，我的伯父沈鈞儒先生是光緒年最後一批進士，我的外祖父陶希聖先生北京大學畢業又做北京大學教授，我的父親母親都是重慶中央大學畢業，文史兼備，中英俱佳。偏偏到了我這一輩，無學可上，無書可讀，無職可就，無事可做，上不能承祖宗的傳統，下不能傳家族的文化，那是何等的悲哀。
正是在那種痛苦而孤獨的環境裡，我更加渴望了解和牢記家族的文化傳統，將之視為不容遺失的珍寶。經常在無所事事的白天，或者無所事事的夜晚，望著灰矇矇的天，灰矇矇的夜，我默默地回想自小在家裡聽到過的各種故事，家族前輩們的故事，以及世交師友們的故事。記得某位作家講過：當一個人絕對孤獨的時候，他所剩下的，就只是不斷反覆溫習的記憶。那些留在腦中的印象，每個點滴都會清晰而生動地鮮活著，幾十年不淡忘。我想這個作家講得太對了，在我一無所有的時候，記憶成了最後的財富。所幸者，強權能夠剝奪我的所有身外之物，卻無法消滅我腦中的記憶，而我的記憶力自小就強，於是許多家族歷史就這樣留存下來，在我的腦中，我的心裡。
我的外祖父是個史學家，曾對後輩人講，他小時候上學做史論，拿《三國演義》做根據寫了一篇，被老師狠罵，從此再不敢把小說當歷史來讀，只以《三國志》為據。但事實上，《三國志》也已經有了演義的筆法，特別是裴松之的小註，紀錄了許多演義故事。而《三國演義》則也是七分實三分虛，用了許多裴松之的小註故事，把《三國演義》稱為史傳，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想，古人做史都並不能絕對避免演義筆法，現今史家也沒有理由，動輒以雜有演義而否定記史的文字。雖然這樣的想法，給我自己許多安慰，對記史不再那般的誠惶誠恐，但我寫作，到底並不重在記史。我既無司馬遷寫《史記》「通古今之變」的雄心，更無范曄著《後漢書》「正一代得失」的壯志。我記錄的都是中國歷史上曾經著名的人和事，官方民間都有許許多多的記載或傳說，既已人所共知，何必再費筆墨，我只寫我親耳聽到，親眼見到，親身經歷的點點滴滴，為的是補充一些被遺失的史料，只要讀者們看到了，相信了，點點頭，我就很滿足。
不少人喜歡引用格言警句，給歷史下負面的定義。有人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說歷史是個人盡可夫的娼妓，也有人說歷史是強權者的奴仆等等。照我看，那都並不是歷史之過，沒有理由去指責歷史本身。歷史就是歷史，一切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歷史，再也無法改變。應該受到指責的，是那些記錄歷史的人和他們的紀錄。只是一些不負責任的人，或者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歷史當作隨他們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把歷史當作任他們姦淫的娼妓，把歷史當作任他們恣意使喚的奴仆。
記得幼時母親給我講過一個伊索寓言，某國王問伊索，天下什麼東西最好？伊索回答：是舌頭。國王點頭，又問：那麼天下什麼東西最壞？伊索回答：是舌頭。國王聽了，不解其意。伊索那個時代，文字不夠發達，天下大事主要依靠口傳，所以舌頭成為記錄和傳播歷史的主要工具，因此舌頭成為天下最好和最壞的東西。現在記錄和傳播天下大事，除了舌頭，又多了紙筆和電腦影視等工具，所以伊索所說的舌頭，就是指一切紀錄和傳播歷史的工具，包括紙筆，電腦，以及影視。
人講話，毫不費力，舌頭一轉，好事可以說壞，壞事可以說好。人寫作，也可以毫不費力，筆頭一轉，好事可以寫壞，壞事可以寫好。蔣介石先生領導中國軍民英勇抗戰，做出巨大的犧牲，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到有些人的嘴裡或筆下，蔣介石先生卻成了最大的賣國賊，也還有不少人真的會相信。我在中共官方媒體上讀到過這樣的文字，「曾昭掄被劃為右派後，並沒有悲觀失望，又有機會回到熟悉的講臺和實驗室，直接為國家培養人才和發展事業貢獻力量，而使他異常興奮。」五十年過去，時至今日，仍用如此輕描淡寫的筆調，記錄迫害了數十萬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用如此歌頌化的輕薄語氣，紀錄曾昭掄先生那樣偉大科學家的悲慘命運，真乃世間最為惡劣的舌頭，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有些人的嘴裡或者筆下，沒有任何約束和標準，根據一時的政治需要，或者一時功利需要，可以隨意編造歷史，隨意刪除或節選歷史。我查過許多中共官方公佈的史料，對胡風先生的記載，都是始於一九三一年而終於一九五五年，似乎他總共只有二十五年生命，也就是從他擔任左聯的領導，為中共革命做出貢獻開始，到他被打成反黨集團之間的一段。之前之後，都被略去不提，好像那些歷史紀錄沒有任何價值。而中國大陸的民眾，特別是一些青年，沒有機會接觸真實的歷史紀錄，只能把謊言當做事實，再以謊言為依據，義正言辭地反對真理。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曾經宣告：「生於謊言是我們的不幸，死於謊言是我們的恥辱，結束謊言是我們的責任。」我比同齡青年稍許幸運，因為幼承庭訓，對真實歷史的了解稍多一些，深為兩三代中國大陸人的無知和狂妄感到悲哀，很想把結束謊言作為自己的責任。
因為父母兩系的家庭背景，前輩友朋也都是讀書人，而且有很多名人。查閱他們的身世，凡一九四九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似乎都有一處相同，就是在各種中共官方簡介記錄中，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二十年到四十年的短缺，好像那些年根本不存在。我們都曾經歷過那個時代，自然曉得其中的原因，但太過刻意的文過飾非，就算不是對歷史犯罪，至少是對歷史的不尊重。而我所聽到過的許多故事，經常就發生在那些不被他人記憶的年代。所以我紀錄下來這些故事，只想填補一些歷史的空白，或者糾正一些歪曲和編造。但我知道，以一人之力，無法同完整而強大的中共國家文化機器抗衡。我只做我該做的，能做的。
我小時候，祖母講過她的祖先褚遂良，在唐朝任起居郎中一職，職責是記錄皇帝的言行。唐太宗自己規定，起居郎對皇帝的言行記錄，只為真實記史，不允許給皇帝過目。後來唐太宗忍不住，問褚遂良：「真的不可以給皇帝看看《起居注》麼？」褚遂良回答：「本朝所以設起居之職，就如古時的史官，善惡都記，使得皇帝檢點言行，不犯過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記錄。」唐太宗又問：「如果我真有錯處，你一定要記錄下來麼？」褚遂良回答：「那是我的職務，皇上一言一行，我都是必記的。」真可惜那種時代，那種皇帝，那種史官，在大唐以後至今的中國社會及朝廷，再也沒有存在過。
春秋時代，齊國有個大夫，名叫崔抒，擅權亂政，殺了齊莊公。齊國的太史伯，便刻竹簡紀錄：崔抒弒其君。古時稱上級殺下屬為殺，下屬殺上級為弒。崔抒為掩蓋歷史，把伯殺了，也把他刻的竹簡燒了。太史伯的大弟弟仲，又刻了一塊竹簡：崔抒弒其君。崔抒獲知，把仲也殺了，把第二塊竹簡又燒了。太史伯的二弟叔，不屈不撓，再次刻下一塊竹簡：崔抒弒其君。崔抒氣急敗壞，把叔又殺了。太史伯的三弟季仍不停止，第四次刻竹簡：崔抒弒其君。這下子，崔抒終於害怕了，沒有殺死季。於是崔抒弒其君的歷史便留存下來，而且因為崔抒連殺太史兄弟三人，更使那亂臣賊子遺臭萬年，而且也為中國後來幾千年設下一個如何記史的悲壯標準。
我自認沒有齊太史兄弟那麼大的勇氣，不過我想，如果齊太史兄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怕也不敢公開對抗中共朝廷。我們都知道一個著名的猜想：如果魯迅先生活到一九四九年之後，他要麼什麼都不寫，坐享榮華富貴，要麼關在監獄裡，繼續寫作，直到殺頭。我們的時代，連魯迅先生那樣的人物，尚且仍然不保，如果齊太史的三弟膽敢繼續刻竹簡，也將被毫不遲疑地殺死，而且恐怕砍頭之前還要先割斷喉管，不許發聲，終使暴行不被歷史紀錄。所以今天的大眾，特別是青年人，除了背誦幾句經典謊言，幾乎已經對真實歷史毫無了解。
家父生前，在北京，有過一次，中央電視臺派了一個編導組，到家裡來採訪他，計畫就父親一生經歷，拍攝一部電視記錄片。我在美國，跟家父通電話時得知，非常高興，請求家父在採訪中多講講母親的事情。過了幾天，再打電話回家，父親說，他已經婉言謝絕了中央電視臺的邀請，節目計畫作廢了。我很驚訝，不知父親何以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父親告訴我，那幾位中央電視臺的記者編輯，年紀很輕，也都很熱心，但是對中國歷史所知甚微。父親講幾句話，他們提一個問題，父親解釋一番。然後再講幾句，他們又提一個問題，又解釋一番。父親說，那麼要我講完我們家的經歷，不是得把中國通史全部講一遍，把我累死了嗎？我聽了，無言以對。我想，能到央視做記者編輯，至少必須大學畢業吧，或者研究生畢業，怎麼會這樣？他們在大學或者研究院讀書嗎？讀的都是什麼書呢？央視記者編輯尚且如此淺薄，普通大眾會怎樣的無知，不難想像。
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歷史記憶。強權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肆意編造歷史，報紙、電視、教材、史書、微博、網文，冠冕堂皇、義正言辭、謊言轟炸，意圖消滅歷史的記憶。多少人記得七十年前中國大陸發生過什麼？多少人記得五十年前中國大陸發生過什麼？多少人記得三十年前中國大陸發生過什麼？而中國大陸民眾在喪失瞭解真實歷史途徑的同時，集體保持沉默，將歷史從自己的個人記憶中刪除，並且逐漸地從被迫沉默演變為自覺沉默，這是最恐怖的現實。很少人懂得，沉默就是承認謊言，沉默就是維護謊言，沉默就是製造謊言。或許你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行，但是你對謊言保持沉默，你就是謊言製造者的同謀，你就是真實歷史的屠殺者。當一個民族集體沉默而失憶的時候，這個民族就將沉淪。而集體的失憶，或者集體的沉默，由每一個人的意志組織而成。記得魯迅先生那句話嗎？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中國近代歷史上，有過一位周予同先生，其國學特別是經學學問，領袖群倫數十年。中國曾經有過一位曾昭掄先生，其化學學識和創造，令國際科學界嘆為觀止。中國曾經有過一位趙敏恆先生，抗戰時期發七國電訊，領先全球，讓世界新聞界目瞪口呆。中國曾經有過一位葉企孫先生，可謂中國現代物理學的鼻祖，幾乎所有為中國製造原子彈的專家都曾是他的學生。中國曾經擁有許多極富智慧，極具學識，極有創造力，極大成就的知識分子，中國文化本來是應該能夠得到長足發展，自豪地立於世界之林的。可是不幸，中國文化在其能夠得以騰飛的時刻，失去了機會，二十世紀初中國內戰不斷，繼而日寇侵略，然後連年烽火，經年冤案。前面提到的幾位大師，全部被迫害，被屠殺。全體中國知識分子都被擱置，被封口，被消滅，被禁止思想。中國文化停頓了，倒退了，沉淪了，消失了，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我出版《百世門風》之後，送呈一冊請范敬宜先生指教。范先生是早年無錫國專的學生，是我姑父王蘧常先生的弟子，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國學家。范先生曾經做過《人民日報》總編輯，外文出版局局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在清華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任內去世。我向他請安時，范先生長嘆道：「現在中國到處都是大師，阿貓阿狗都可以做大師，他們知道什麼樣的人才配稱作大師麼？他們見過幾個大師，曉得大師是什麼樣子的麼？」范先生當年讀書，聽過錢穆先生，周予同先生，王蘧常先生的課。那些先生滿腹經論，學富五車，當時仍不敢居大師之位。近百年間，全中國只有章太炎先生和唐文治先生，才當得起國學大師的稱號。
聽了范先生的話，我肅然起敬，更懂得學問和學問家的尊嚴。現在中國大陸，哪個國學「大師」有膽量跟周予同先生談談經學，哪個化學「大師」有資格與曾昭掄先生比比專業，哪個新聞「大師」有本事同趙敏恆先生論論世界時事，哪個物理「大師」有能力與葉企孫先生說說力熱聲光電。雖然眼下中國大陸，「大師」滿天飛，「狀元」遍地走，可中國文化卻已經沉入歷史的最低點，若周予同先生、曾昭掄先生、趙敏恆先生、葉企孫先生地下有知，恐怕要以自己頭上中國知識分子的名號而感到羞恥了。
我不知道，中國文化還有沒有振興的可能。我但願自己不存懷疑，我但願自己充滿信心。我只是想，如果中國文化還有一次振興的機會，那麼中國大陸人首先必須先了解到，我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成就，又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命運。懂得回首歷史的人，才會懂得怎麼走向未來。缺乏歷史感的民族，沒有前途。我多麼渴望，能夠在前輩大師們的光芒照耀之下，牢記歷史，成為一個真正有文化的人。我更渴望，更多中國大陸同輩或後輩，能夠有相同的願望，使中華民族再次成為一個有歷史有文化的民族。「英國史家托馬斯•卡萊爾曾說：『生於謊言是我們的不幸，死於謊言是我們的恥辱，結束謊言是我們的責任。』沉默就是承認謊言，沉默就是維護謊言，沉默就是製造謊言。或許你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行，但是你對謊言保持沉默，你就是謊言製造者的同謀，你就是真實歷史的屠殺者。」──沈寧
本書作者係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的外孫，亦是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沈鈞儒的堂侄。自幼受淵源家學之熏陶，使他得以親聞、親見、親歷許多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名人掌故，無論是家族前輩們的故事，還是世交師友們的故事，皆知之甚詳、如數家珍。
作者拒絕隨意刪除或節選歷史，更反對強權意圖消滅歷史記憶的行徑。透過本書，作者回憶了其所認知的于右任、王雲五、沈雁冰、周予同、金仲華、胡風、胡適、馬寅初、陳布雷、陳立夫、陳獨秀、陳麟瑞、曾昭掄、葉企孫、董寅初、趙敏恆、蔡元培、蔣百里、蔣夢麟、豐子愷等數十位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經歷。
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的外孫、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沈鈞儒的堂侄，家學淵源使他不敢忘記歷史真相，提筆記下親聞‧親見‧親歷的點點滴滴。＊記憶一個不被許多人記憶的年代，在歷史的空白上尋找沈雁冰、胡風、胡適、陳立夫、陳獨秀、蔡元培、蔣夢麟、豐子愷等數十位知識分子的真實故事。
＊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的外孫、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沈鈞儒的堂侄，提筆記下親聞‧親見‧親歷的點點滴滴。【題解】
歲月之沙，社會之沙，政治之沙，功利之沙。愚蠢之沙，自私之沙，淺薄之沙，謊言之沙，卑鄙之沙。一粒沙作為個體，沒有靈魂，沒有個性，沒有思想，沒有色彩，沒有力量，顆粒細微，幾乎很難被意識到其存在，但當無數沙粒聚集到一起，就變得野蠻，粗暴，瘋狂，無理性，強大無比。當聚集起來的沙粒構成鋪天蓋地的迷霧潮流，一次次，一層層，經年不止，就會吞沒一切，掩埋所有的貝。
而珍貴的貝，有的是真誠，有的是純潔，有的是人性，有的是生命，有的是正直，有的是友情，有的是歷史，有的是生活，有的是人格，有的是思想。貝是光亮的，彩色的，美麗的，真實的，但是貝也很脆弱，沒有能力同漫天遍野的沙暴抗爭，於是就被一次次，一層層，埋沒到沉重的沙堆下面，幾千年過去，幾百年過去，幾十年過去，甚至幾年過去，便似乎已經不復存在。
要做一粒沙，隨同著千千萬萬同樣的沙，覆蓋大地上善良的生命，輕而易舉。那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意志，不需要人格，不需要知識，只要冷酷無情，泯滅靈魂，就足夠了，也許還能成為一粒大沙，或者沙中的領袖。
但要做一粒貝，那就太難，至少得準備著，隨時被沙暴埋沒，甚至毀滅成粉末。但是即使被壓沒在沙底，即使被碾成粉末，貝也仍然能夠以其生命之光，戰勝沙粒，得以永恆。古往今來，每一顆貝，只要是貝，就是不滅的。
當世界被覆蓋在荒涼而厚重的沙堆底下的時候，要想尋找並且挖掘出一顆顆美麗的貝，非常艱難，需要無畏的勇氣，需要獨立的思維，需要充分的自信，需要足夠的愛。但是不論多麼難，這個世上必定有人，立志要從沙底尋找到一片又一片閃光的貝。
被挖掘出來之後，最微小的一片貝，也比最巨大的沙，更加偉大，更加光輝，更加耀眼。
【自序】
因為家庭出身極黑，上個世紀在中國大陸的三十年間，我在學習和工作以及生活等各方面，都不能如意。年到二十，沒有大學可進，也沒有工作單位敢接受我，似乎只能終日游手好閒。那種狀況，對於我，特別難以忍受。我的父母兩系，祖祖輩輩都是讀書人，都做事業，都獲得成功。我的祖父是滿清最後一代秀才，我的伯父沈鈞儒先生是光緒年最後一批進士，我的外祖父陶希聖先生北京大學畢業又做北京大學教授，我的父親母親都是重慶中央大學畢業，文史兼備，中英俱佳。偏偏到了我這一輩，無學可上，無書可讀，無職可就，無事可做，上不能承祖宗的傳統，下不能傳家族的文化，那是何等的悲哀。
正是在那種痛苦而孤獨的環境裡，我更加渴望了解和牢記家族的文化傳統，將之視為不容遺失的珍寶。經常在無所事事的白天，或者無所事事的夜晚，望著灰矇矇的天，灰矇矇的夜，我默默地回想自小在家裡聽到過的各種故事，家族前輩們的故事，以及世交師友們的故事。記得某位作家講過：當一個人絕對孤獨的時候，他所剩下的，就只是不斷反覆溫習的記憶。那些留在腦中的印象，每個點滴都會清晰而生動地鮮活著，幾十年不淡忘。我想這個作家講得太對了，在我一無所有的時候，記憶成了最後的財富。所幸者，強權能夠剝奪我的所有身外之物，卻無法消滅我腦中的記憶，而我的記憶力自小就強，於是許多家族歷史就這樣留存下來，在我的腦中，我的心裡。
我的外祖父是個史學家，曾對後輩人講，他小時候上學做史論，拿《三國演義》做根據寫了一篇，被老師狠罵，從此再不敢把小說當歷史來讀，只以《三國志》為據。但事實上，《三國志》也已經有了演義的筆法，特別是裴松之的小註，紀錄了許多演義故事。而《三國演義》則也是七分實三分虛，用了許多裴松之的小註故事，把《三國演義》稱為史傳，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想，古人做史都並不能絕對避免演義筆法，現今史家也沒有理由，動輒以雜有演義而否定記史的文字。雖然這樣的想法，給我自己許多安慰，對記史不再那般的誠惶誠恐，但我寫作，到底並不重在記史。我既無司馬遷寫《史記》「通古今之變」的雄心，更無范曄著《後漢書》「正一代得失」的壯志。我記錄的都是中國歷史上曾經著名的人和事，官方民間都有許許多多的記載或傳說，既已人所共知，何必再費筆墨，我只寫我親耳聽到，親眼見到，親身經歷的點點滴滴，為的是補充一些被遺失的史料，只要讀者們看到了，相信了，點點頭，我就很滿足。
不少人喜歡引用格言警句，給歷史下負面的定義。有人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說歷史是個人盡可夫的娼妓，也有人說歷史是強權者的奴仆等等。照我看，那都並不是歷史之過，沒有理由去指責歷史本身。歷史就是歷史，一切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歷史，再也無法改變。應該受到指責的，是那些記錄歷史的人和他們的紀錄。只是一些不負責任的人，或者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歷史當作隨他們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把歷史當作任他們姦淫的娼妓，把歷史當作任他們恣意使喚的奴仆。
記得幼時母親給我講過一個伊索寓言，某國王問伊索，天下什麼東西最好？伊索回答：是舌頭。國王點頭，又問：那麼天下什麼東西最壞？伊索回答：是舌頭。國王聽了，不解其意。伊索那個時代，文字不夠發達，天下大事主要依靠口傳，所以舌頭成為記錄和傳播歷史的主要工具，因此舌頭成為天下最好和最壞的東西。現在記錄和傳播天下大事，除了舌頭，又多了紙筆和電腦影視等工具，所以伊索所說的舌頭，就是指一切紀錄和傳播歷史的工具，包括紙筆，電腦，以及影視。
人講話，毫不費力，舌頭一轉，好事可以說壞，壞事可以說好。人寫作，也可以毫不費力，筆頭一轉，好事可以寫壞，壞事可以寫好。蔣介石先生領導中國軍民英勇抗戰，做出巨大的犧牲，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到有些人的嘴裡或筆下，蔣介石先生卻成了最大的賣國賊，也還有不少人真的會相信。我在中共官方媒體上讀到過這樣的文字，「曾昭掄被劃為右派後，並沒有悲觀失望，又有機會回到熟悉的講臺和實驗室，直接為國家培養人才和發展事業貢獻力量，而使他異常興奮。」五十年過去，時至今日，仍用如此輕描淡寫的筆調，記錄迫害了數十萬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用如此歌頌化的輕薄語氣，紀錄曾昭掄先生那樣偉大科學家的悲慘命運，真乃世間最為惡劣的舌頭，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有些人的嘴裡或者筆下，沒有任何約束和標準，根據一時的政治需要，或者一時功利需要，可以隨意編造歷史，隨意刪除或節選歷史。我查過許多中共官方公佈的史料，對胡風先生的記載，都是始於一九三一年而終於一九五五年，似乎他總共只有二十五年生命，也就是從他擔任左聯的領導，為中共革命做出貢獻開始，到他被打成反黨集團之間的一段。之前之後，都被略去不提，好像那些歷史紀錄沒有任何價值。而中國大陸的民眾，特別是一些青年，沒有機會接觸真實的歷史紀錄，只能把謊言當做事實，再以謊言為依據，義正言辭地反對真理。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曾經宣告：「生於謊言是我們的不幸，死於謊言是我們的恥辱，結束謊言是我們的責任。」我比同齡青年稍許幸運，因為幼承庭訓，對真實歷史的了解稍多一些，深為兩三代中國大陸人的無知和狂妄感到悲哀，很想把結束謊言作為自己的責任。
因為父母兩系的家庭背景，前輩友朋也都是讀書人，而且有很多名人。查閱他們的身世，凡一九四九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似乎都有一處相同，就是在各種中共官方簡介記錄中，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二十年到四十年的短缺，好像那些年根本不存在。我們都曾經歷過那個時代，自然曉得其中的原因，但太過刻意的文過飾非，就算不是對歷史犯罪，至少是對歷史的不尊重。而我所聽到過的許多故事，經常就發生在那些不被他人記憶的年代。所以我紀錄下來這些故事，只想填補一些歷史的空白，或者糾正一些歪曲和編造。但我知道，以一人之力，無法同完整而強大的中共國家文化機器抗衡。我只做我該做的，能做的。
我小時候，祖母講過她的祖先褚遂良，在唐朝任起居郎中一職，職責是記錄皇帝的言行。唐太宗自己規定，起居郎對皇帝的言行記錄，只為真實記史，不允許給皇帝過目。後來唐太宗忍不住，問褚遂良：「真的不可以給皇帝看看《起居注》麼？」褚遂良回答：「本朝所以設起居之職，就如古時的史官，善惡都記，使得皇帝檢點言行，不犯過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記錄。」唐太宗又問：「如果我真有錯處，你一定要記錄下來麼？」褚遂良回答：「那是我的職務，皇上一言一行，我都是必記的。」真可惜那種時代，那種皇帝，那種史官，在大唐以後至今的中國社會及朝廷，再也沒有存在過。
春秋時代，齊國有個大夫，名叫崔抒，擅權亂政，殺了齊莊公。齊國的太史伯，便刻竹簡紀錄：崔抒弒其君。古時稱上級殺下屬為殺，下屬殺上級為弒。崔抒為掩蓋歷史，把伯殺了，也把他刻的竹簡燒了。太史伯的大弟弟仲，又刻了一塊竹簡：崔抒弒其君。崔抒獲知，把仲也殺了，把第二塊竹簡又燒了。太史伯的二弟叔，不屈不撓，再次刻下一塊竹簡：崔抒弒其君。崔抒氣急敗壞，把叔又殺了。太史伯的三弟季仍不停止，第四次刻竹簡：崔抒弒其君。這下子，崔抒終於害怕了，沒有殺死季。於是崔抒弒其君的歷史便留存下來，而且因為崔抒連殺太史兄弟三人，更使那亂臣賊子遺臭萬年，而且也為中國後來幾千年設下一個如何記史的悲壯標準。
我自認沒有齊太史兄弟那麼大的勇氣，不過我想，如果齊太史兄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怕也不敢公開對抗中共朝廷。我們都知道一個著名的猜想：如果魯迅先生活到一九四九年之後，他要麼什麼都不寫，坐享榮華富貴，要麼關在監獄裡，繼續寫作，直到殺頭。我們的時代，連魯迅先生那樣的人物，尚且仍然不保，如果齊太史的三弟膽敢繼續刻竹簡，也將被毫不遲疑地殺死，而且恐怕砍頭之前還要先割斷喉管，不許發聲，終使暴行不被歷史紀錄。所以今天的大眾，特別是青年人，除了背誦幾句經典謊言，幾乎已經對真實歷史毫無了解。
家父生前，在北京，有過一次，中央電視臺派了一個編導組，到家裡來採訪他，計畫就父親一生經歷，拍攝一部電視記錄片。我在美國，跟家父通電話時得知，非常高興，請求家父在採訪中多講講母親的事情。過了幾天，再打電話回家，父親說，他已經婉言謝絕了中央電視臺的邀請，節目計畫作廢了。我很驚訝，不知父親何以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父親告訴我，那幾位中央電視臺的記者編輯，年紀很輕，也都很熱心，但是對中國歷史所知甚微。父親講幾句話，他們提一個問題，父親解釋一番。然後再講幾句，他們又提一個問題，又解釋一番。父親說，那麼要我講完我們家的經歷，不是得把中國通史全部講一遍，把我累死了嗎？我聽了，無言以對。我想，能到央視做記者編輯，至少必須大學畢業吧，或者研究生畢業，怎麼會這樣？他們在大學或者研究院讀書嗎？讀的都是什麼書呢？央視記者編輯尚且如此淺薄，普通大眾會怎樣的無知，不難想像。
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歷史記憶。強權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肆意編造歷史，報紙、電視、教材、史書、微博、網文，冠冕堂皇、義正言辭、謊言轟炸，意圖消滅歷史的記憶。多少人記得七十年前中國大陸發生過什麼？多少人記得五十年前中國大陸發生過什麼？多少人記得三十年前中國大陸發生過什麼？而中國大陸民眾在喪失瞭解真實歷史途徑的同時，集體保持沉默，將歷史從自己的個人記憶中刪除，並且逐漸地從被迫沉默演變為自覺沉默，這是最恐怖的現實。很少人懂得，沉默就是承認謊言，沉默就是維護謊言，沉默就是製造謊言。或許你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行，但是你對謊言保持沉默，你就是謊言製造者的同謀，你就是真實歷史的屠殺者。當一個民族集體沉默而失憶的時候，這個民族就將沉淪。而集體的失憶，或者集體的沉默，由每一個人的意志組織而成。記得魯迅先生那句話嗎？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中國近代歷史上，有過一位周予同先生，其國學特別是經學學問，領袖群倫數十年。中國曾經有過一位曾昭掄先生，其化學學識和創造，令國際科學界嘆為觀止。中國曾經有過一位趙敏恆先生，抗戰時期發七國電訊，領先全球，讓世界新聞界目瞪口呆。中國曾經有過一位葉企孫先生，可謂中國現代物理學的鼻祖，幾乎所有為中國製造原子彈的專家都曾是他的學生。中國曾經擁有許多極富智慧，極具學識，極有創造力，極大成就的知識分子，中國文化本來是應該能夠得到長足發展，自豪地立於世界之林的。可是不幸，中國文化在其能夠得以騰飛的時刻，失去了機會，二十世紀初中國內戰不斷，繼而日寇侵略，然後連年烽火，經年冤案。前面提到的幾位大師，全部被迫害，被屠殺。全體中國知識分子都被擱置，被封口，被消滅，被禁止思想。中國文化停頓了，倒退了，沉淪了，消失了，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我出版《百世門風》之後，送呈一冊請范敬宜先生指教。范先生是早年無錫國專的學生，是我姑父王蘧常先生的弟子，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國學家。范先生曾經做過《人民日報》總編輯，外文出版局局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在清華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任內去世。我向他請安時，范先生長嘆道：「現在中國到處都是大師，阿貓阿狗都可以做大師，他們知道什麼樣的人才配稱作大師麼？他們見過幾個大師，曉得大師是什麼樣子的麼？」范先生當年讀書，聽過錢穆先生，周予同先生，王蘧常先生的課。那些先生滿腹經論，學富五車，當時仍不敢居大師之位。近百年間，全中國只有章太炎先生和唐文治先生，才當得起國學大師的稱號。
聽了范先生的話，我肅然起敬，更懂得學問和學問家的尊嚴。現在中國大陸，哪個國學「大師」有膽量跟周予同先生談談經學，哪個化學「大師」有資格與曾昭掄先生比比專業，哪個新聞「大師」有本事同趙敏恆先生論論世界時事，哪個物理「大師」有能力與葉企孫先生說說力熱聲光電。雖然眼下中國大陸，「大師」滿天飛，「狀元」遍地走，可中國文化卻已經沉入歷史的最低點，若周予同先生、曾昭掄先生、趙敏恆先生、葉企孫先生地下有知，恐怕要以自己頭上中國知識分子的名號而感到羞恥了。
我不知道，中國文化還有沒有振興的可能。我但願自己不存懷疑，我但願自己充滿信心。我只是想，如果中國文化還有一次振興的機會，那麼中國大陸人首先必須先了解到，我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成就，又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命運。懂得回首歷史的人，才會懂得怎麼走向未來。缺乏歷史感的民族，沒有前途。我多麼渴望，能夠在前輩大師們的光芒照耀之下，牢記歷史，成為一個真正有文化的人。我更渴望，更多中國大陸同輩或後輩，能夠有相同的願望，使中華民族再次成為一個有歷史有文化的民族。「英國史家托馬斯•卡萊爾曾說：『生於謊言是我們的不幸，死於謊言是我們的恥辱，結束謊言是我們的責任。』沉默就是承認謊言，沉默就是維護謊言，沉默就是製造謊言。或許你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行，但是你對謊言保持沉默，你就是謊言製造者的同謀，你就是真實歷史的屠殺者。」──沈寧
本書作者係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的外孫，亦是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沈鈞儒的堂侄。自幼受淵源家學之熏陶，使他得以親聞、親見、親歷許多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名人掌故，無論是家族前輩們的故事，還是世交師友們的故事，皆知之甚詳、如數家珍。
作者拒絕隨意刪除或節選歷史，更反對強權意圖消滅歷史記憶的行徑。透過本書，作者回憶了其所認知的于右任、王雲五、沈雁冰、周予同、金仲華、胡風、胡適、馬寅初、陳布雷、陳立夫、陳獨秀、陳麟瑞、曾昭掄、葉企孫、董寅初、趙敏恆、蔡元培、蔣百里、蔣夢麟、豐子愷等數十位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