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1937年，抗日戰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梅貽琦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翌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戰勝利。《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即收錄了梅貽琦先生從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校務時期的日記（其中有間斷和不少缺失）。
日記所記錄的時間正是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八年的關鍵時期，真實記錄了梅貽琦先生的思考活動、經歷見聞。第一，物價飛漲，生活緊張，不少教工兼職增加收入，而學校領導到處籌款，設法增加教職員工補助。第二，經常跑警報，生命財產沒有保障，當時敵機經常來轟炸昆明，日記中有炸毀聯大財產，炸死聯大職工的記錄。第三，校務繁重，梅貽琦先生同時掌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事務繁重可想而知。第四，應酬頻繁。為了維持聯大，爭取科研、教學經費，提高聯大的聲譽，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銀行界打交道，三十要和軍界打交道，四是進行國際聯繫，接待外國使團、學者，等等。
可以說《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和《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一樣，是瞭解、研究西南聯大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很高的價值。
日記所記錄的時間正是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八年的關鍵時期，真實記錄了梅貽琦先生的思考活動、經歷見聞。第一，物價飛漲，生活緊張，不少教工兼職增加收入，而學校領導到處籌款，設法增加教職員工補助。第二，經常跑警報，生命財產沒有保障，當時敵機經常來轟炸昆明，日記中有炸毀聯大財產，炸死聯大職工的記錄。第三，校務繁重，梅貽琦先生同時掌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事務繁重可想而知。第四，應酬頻繁。為了維持聯大，爭取科研、教學經費，提高聯大的聲譽，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銀行界打交道，三十要和軍界打交道，四是進行國際聯繫，接待外國使團、學者，等等。
可以說《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和《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一樣，是瞭解、研究西南聯大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很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