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過庭的兼通思想與尚法本質＋米芾抑唐崇晉的批評意識＋趙孟頫的古法精神＋董其昌求淡的尚意書學＋王文治的帖學史觀＋沈尹默對帖學文化的重構＋王靜芝抑碑崇帖的審美取向
──無論尚法或尚意，他們都體現了以王羲之為典範的帖學傳統中，「意」的共性與「變」的特質──以王羲之書法美學為核心，建構自唐代到近現代的典範系譜！*以下節錄自本書第一章第三節〈「典範書學」的界定〉
「帖學傳統」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審美指標，就是王羲之書風。然而歷史上以王羲之為書藝典範的書法家何其多？在論述上該如何取捨？筆者在理論上試圖提出一個書學體系，體系中的書法家無論在作品與觀點的陳述上，都具備鮮明的「時代性」與「典範性」。所謂的「時代性」，就是其創作與理論都足以成為當時代重要的審美風尚；所謂的「典範性」，就是其創作與理論都明顯尊崇王羲之，並對後世造成深遠的影響，成為「帖學傳統」崇王的穩定力量。本書中，筆者要探討八位書法家書學觀點的典範性，除了王羲之以外，分別是唐代孫過庭（約六三八－六八八）、宋代米芾（一○五一－一一○七）、元代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明代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清代王文治（一七三○－一八○二）、現代的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與王靜芝（一九一六－二○○二）。這些書法家有幾個共通點：第一，他們都有造詣非凡的書法墨跡傳世，是歷史上各時期深具代表性的書法家；第二，他們都有重要的書法理論傳世，並有許多獨到的論點，影響後世的審美思維；第三，他們所提出的論點，都是為了矯正當時已僵化、不合宜或他們所不認同的書學觀念。綜上所言，筆者將這幾位書法家的書學論述視為「帖學傳統」中具有鮮明典範性的著作，並將他們視為同一體系。
至於「書學」一詞，在古代已大量引用，根據陳志平《書學史料學》的歸納，共有七種涵義：第一，是指讀書學文，包括書寫；第二，是指《尚書》之學；第三，是指官方設置的機構；第四，是指學書有成，精通八法，略同於書法；第五，是指六書之學、字學、刻符摹印；第六，是指對書家和書法作品及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第七，對書寫實踐及相關理論的總概括。基本上，現代所謂的「書學」，大概就是最後兩種涵義，可以包含創作實踐、理論研究與書法相關論題，範圍廣泛。本書所論述的八位書家，他們在書法上的成就包括了「書藝」與「書論」，因此筆者以「書學」指稱，才不致有所偏頗。只是本書的重點並非在書法作品線條的分析，因此不會聚焦於書家們的書法藝術上，但會針對後世對他們在書法造詣上的評論來加以闡述。換言之，本書所探究的文獻，除了書家自己的「書論」之外，還有他人對其「書藝」所作的評論，因此筆者認為以「書學」來指涉最為恰當，也才有所謂「典範書學」的名稱與範疇。然而，這並不代表其他書學家的論點不重要，像是唐代張懷瓘（生卒不詳，約開元年間七一三－七四一人）、宋代朱長文（一○三九－一○九八）、姜夔（約一一六三－一二○三）、明代豐坊（一四九二－一五六三）、項穆（約一五五○－一六○○）、清代劉熙載（一八一三－一八八一）……等，都是非常出色的書論家，然而他們在書法藝術上的造詣與影響力卻遠不如理論著作，因此不符合本書所謂的「典範書學」。
除了對「典範書學」的界定之外，筆者要特別說明的是：在「典範書學」各家的論述中，往往充斥著「法」與「意」的辯證與互涉。明代董其昌曾說：「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後來清人梁巘（一七一○－一七八八）在《評書帖》中也依此論，提出：「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基本上，一個時代的書風走向是難以用單一面向來蓋括的，更何況是一個字？但是董其昌的論調，確實以最簡明的觀念，試圖去勾勒書法史的輪廓，這也讓後世（包括現代）不少書論家用後設的視角去探討何為「韻」、「法」、「意」，甚至是「態」？根據朱惠良的研究，真正環繞在書法史上的辯證，其實是「法」與「意」：「歷來臨古必以『神』與『形』或『意』與『法』為討論重心，『神』與『意』是書跡抽象之內在，難以掌握，且超越言語文字所能描述之範疇；『形』與『法』是書跡具象之外在，易於模仿，可用言語文字敘述其形象結構並歸納成種種法則。」「法」指得是外在客體的規範、形質，「意」指得是內在主體的精神、情性。董其昌和梁巘所提出的是一個相當概略的輪廓，但事實上，每個書法家在書學觀念上，對「法」與「意」的取向或內容是明顯不同的。在筆者所指涉的「典範書學」中，從王羲之開始，一直到王靜芝，他們的書學思想往往涵蓋了「法」、「意」的辯證，筆者也都將提出來討論。
首先，筆者論述王羲之的典範性。歷史上有許多題名王羲之所撰的書論文章，例如〈自論書〉、〈筆陣圖〉、〈題筆陣圖後〉、〈筆勢論〉、〈書論〉、〈用筆賦〉、〈記白雲先生書訣〉等，〈自論書〉收入《全晉文》，其中部分文字被南朝宋虞龢〈論書表〉和唐代孫過庭〈書譜〉所引用，只是文字略有不同，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與清代《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均有收入。此篇是相傳王羲之書論中見於《全晉文》的，因此較為可信。另外在《全晉文》中，亦收有若干條王羲之書法相關言論，雖然片面瑣碎，卻有助於理解王羲之書學的基本思維。此外，關於這些舊題王羲之撰的書論，是觀察六朝到唐初書學觀點的重要文獻，對於後世書論有不少啟發，對王羲之典範地位的確立也有一定影響力。本章從王羲之相關書論中的「意」談起，輔以「韻」和「神」的闡述，接著說明「意」在不同語境下求「變」的共性，無論是「字字意別」、「意在筆前」，或是「點畫之間皆有意」，都是為了體現一種「變」的創作模式或態度。最後，筆者說明王羲之書法作為書學傳統中的主要脈絡，其「變」與「不變」的範式與經典性。
第二位要探討的是孫過庭，他留下了一篇文書並茂的〈書譜〉，通篇以精湛的草書撰寫，唐人呂總（生卒年不詳）〈續書評〉列唐人草書十二家，將孫氏列於其中，並稱其「丹崖絕壑，筆勢堅勁」，道出孫氏草書的線條風格與力度；而宋代米芾更說：「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腳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這段話將〈書譜〉的藝術成就提升至直承二王的地位。這三千多言所承載的內容不僅總結、拓寬了漢魏到唐初諸多書學觀點，其所論述的發展論、書體論、風格論……等，亦皆為後世書論家不斷探討與吸收。
第三位要探討的是米芾，他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寶晉齋」，並認為「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可見晉人書風成為米芾後來最主要的審美指標，表現出與前期學唐人書時，所不曾感知的美學經驗。因此，米芾在書法史上的地位與評價，往往體現於其對晉人書風的傳承，《宣和書譜》說他「書學羲之」；元代趙孟頫說他「力欲追晉人絕軌」；董其昌則說他「直奪晉人之神」，看來歷代書評多將其書視為二王、晉人之傳。米芾書學相關見聞與評述多收錄於《寶章待訪錄》、《海嶽名言》、《書史》。《寶章待訪錄》約八十則札記，記述其所見當時士大夫所藏之晉、唐墨跡；《海嶽名言》共二十六則札記，該書篇幅不長，卻有許多驚人之語，讓後世書學家充滿反思。至於《書史》，其內容十分豐富，該書所記墨跡大致涵括了《寶章待訪錄》所載，並且解說較為全面，充分體現出米芾在書法方面的鑑賞、收藏、考證、理論等種種知識。雖然米芾的書法理論並不是系統性著作，然其書學論點與臨摹、創作等觀念，往往成為後世論書的評價準則與典範。
第四位要探討的是趙孟頫，他的書學淵源十分廣博，但終究是以二王書風為主流，或者嚴格說來，是以王羲之書法為最終極的理想。趙孟頫身處「尚意」書風末流的時代，在復古思潮逐漸普及的過程中，他力振王羲之書學，清代王澍云：「書至蘇、米四家，晉、唐遺法抉破盡矣。趙王孫子昂始為振其墜緒，而於蘭亭得之尤深。」又說：「書法由唐入宋，魏晉風流漸就澌薄，至趙子昂始力振之。」馬宗霍也說：「元之有趙吳興，亦猶晉之右軍，唐之魯公，皆所謂主盟壇坫者。」透過對王羲之典範性的重構，成功扭轉普世書風的方向，這正是他的特殊性所在。趙孟頫的書學觀點，可以從〈閣帖跋〉、〈臨右軍樂毅論帖跋〉、〈定武蘭亭跋〉、〈劉孟質文集序〉、〈論書〉、〈題東坡書醉翁亭記〉……等題跋、雜文歸納出來。
第五位要探討的是董其昌，他的書風常被史家認為是碑學興起之前，帖學傳統中的最後一位集大成者，其書學歷程早期不離傳統二王，中期博覽諸家，以懷素、顏真卿、楊凝式、米芾為依歸，個人風格逐漸形成，晚年融諸家為一體，質任自然、生秀雅淡。其書學理念卻又充斥著許多別於傳統的論述，無論是創作、筆法、史觀各方面都有嶄新觀點，這些創新思維被後世書家不斷討論著。董其昌的書學論點往往會有一個「負面」的對照樣本―趙孟頫，無論是闡述創作觀念、臨摹方法，乃至於對書法史觀演嬗的思維，董其昌都將趙孟頫作為失敗的例子（而自己則是成功的例子）。董其昌在「淡」的指導原則下，以「離形」來要求自己，而「離形」卻非「無形」，就是希望能在形的「離」、「合」之間尋求自我之「神」。其書論見於《容臺集》，該書為董氏長孫董庭所編，前有陳繼儒作序，分為《容臺詩集》、《容臺文集》與《容臺別集》，董其昌的書法觀點，多數集中於《別集》裡。
第六位要探討的是王文治，他在清代碑學逐漸興起與普及時，仍然堅持對帖學書風的創作路數，其書法論述集中於《快雨堂題跋》。王文治以晉人為宗，晉人之中又以王羲之為尊，他將王羲之以下分為兩派，一派為王獻之，一派為智永。王獻之一派包括歐陽詢、褚遂良、李邕、顏真卿、蘇軾、米芾等；而智永一派則包括虞世南、蔡襄等，而這兩派以董其昌為集大成者，理由在於董其昌體現了一種「變」的特質。此外，他以「如來禪」、「菩薩禪」、「祖師禪」來比喻晉人（或王羲之）、唐人、宋人的三種書法境界，觀念特殊。最後，王文治的論述中常常提到「品韻」，「品」與「韻」可以分開解釋，代表等級與格調的兩種範疇，體現王文治獨到的品鑑思維。
第七位要探討的是沈尹默，他在一片崇尚碑學的風氣中，致力於帖學書風的推動，與馬公愚、潘伯鷹、白蕉等書家，相繼聚集上海，他們一致推崇二王書風（尤其是王羲之）為書法創作的美感指標，形成一股帖學復興的風潮。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書學家陳振濂發表了《新帖學論綱》，論綱中肯定了沈尹默在當時提倡帖學有「撥亂反正」的功業，但也在闡述歷代刻帖籠罩下的諸多問題與誤解時，對沈尹默提出了許多批判。筆者透過沈尹默書論的比對與分析，一方面回應陳振濂在《新帖學論綱》中對沈氏的批判，還原沈尹默的論點，另一方面也藉此闡發沈氏書論對當代書學的啟示。沈尹默的書學著作後來集結為《論書叢稿》，內容包含四大部分，第一是「專論」，有〈書法論〉、〈歷代名家書學經驗談輯要釋義〉、〈二王法書管窺〉三篇書法論述；第二是「雜說」，有〈談書法〉、〈書法漫談〉、〈學書叢話〉……等十八篇漫談式的論書散文；第三是「序跋」，共有二十八篇對歷代碑帖的序跋文；第四是「論書詩詞」，收錄了作者多首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絕、長短句等論書詩詞。此外，《論書叢稿》中部分篇章，亦散見於《書法論叢》、《學書有法：沈尹默講書法》、《書法論》……等著作。
第八位要探討的是王靜芝，他不僅是知名書法家，也是藝文界、學術界少有的通才，詩畫、戲劇、國學……造詣精深，不但著作豐富，也多次獲得國家級藝文獎項。書法方面，王靜芝宗法王羲之，曾以啟功（一九一二―二○○五）為師，向他學習書法、繪畫；抗戰時期到了重慶，又拜識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書風與書學觀念受其影響更多。王靜芝的書學著作以《書法漫談》為主，此作內容共分十五章，都是王靜芝闡述書法學習與審美的觀念。自清代以來，書家們不斷對「碑派」和「帖派」書風之間進行討論與辯證，立場也不斷在對立與融合間尋找不同於傳統的創作路線。甚至到後來加入了更多視覺效果走出了所謂「現代書法」、「前衛書法」等創作方式，相較之下，恪守帖學的創作路子，往往被視為傳統派、守舊派。但王靜芝卻仍然致力於「帖派書風」的創作理念，包括其崇尚帖學的觀念、對晉人書風的實踐、對行草書的審美、臨帖的取材以及對帖學傳統的繼承等，都與他的書風全面契合。
綜上所言，筆者提出的「典範書學」體系，打破了古代書家與現代書家的界線，因為「帖學傳統」的延續並沒有因時間的斷代而中止，反而在清末碑學普及後，更引起了書學家的反思，在一片求新求創變的創作氛圍下，成為矯正末流的指標。沈尹默、王靜芝正是在如此意識下提倡「帖學傳統」，沈尹默所面對的是碑學思潮下帖學的沉寂；而王靜芝所面對的是現代書法求新求變的氛圍下，傳統書風所面臨的挑戰。兩人都為帖學傳統盡了最大的努力，無論是書法藝術或書法理論，都是今日古典帖學的重要指標。自唐宋到清代前期的書法史，幾乎是以學習王羲之為主的帖學史，進而形成難以動搖的傳統，此即本書所謂的「帖學傳統」，承襲王羲之系統的代表性書家，也就自有其書史上難以動搖的典範意義。本書深入探析孫過庭、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王文治、沈尹默與王靜芝等人的書學觀，據此建構出一套以特定觀念為主軸的書學體系，試圖提出一個有別於無所不包的書學史論著。
──無論尚法或尚意，他們都體現了以王羲之為典範的帖學傳統中，「意」的共性與「變」的特質──以王羲之書法美學為核心，建構自唐代到近現代的典範系譜！*以下節錄自本書第一章第三節〈「典範書學」的界定〉
「帖學傳統」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審美指標，就是王羲之書風。然而歷史上以王羲之為書藝典範的書法家何其多？在論述上該如何取捨？筆者在理論上試圖提出一個書學體系，體系中的書法家無論在作品與觀點的陳述上，都具備鮮明的「時代性」與「典範性」。所謂的「時代性」，就是其創作與理論都足以成為當時代重要的審美風尚；所謂的「典範性」，就是其創作與理論都明顯尊崇王羲之，並對後世造成深遠的影響，成為「帖學傳統」崇王的穩定力量。本書中，筆者要探討八位書法家書學觀點的典範性，除了王羲之以外，分別是唐代孫過庭（約六三八－六八八）、宋代米芾（一○五一－一一○七）、元代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明代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清代王文治（一七三○－一八○二）、現代的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與王靜芝（一九一六－二○○二）。這些書法家有幾個共通點：第一，他們都有造詣非凡的書法墨跡傳世，是歷史上各時期深具代表性的書法家；第二，他們都有重要的書法理論傳世，並有許多獨到的論點，影響後世的審美思維；第三，他們所提出的論點，都是為了矯正當時已僵化、不合宜或他們所不認同的書學觀念。綜上所言，筆者將這幾位書法家的書學論述視為「帖學傳統」中具有鮮明典範性的著作，並將他們視為同一體系。
至於「書學」一詞，在古代已大量引用，根據陳志平《書學史料學》的歸納，共有七種涵義：第一，是指讀書學文，包括書寫；第二，是指《尚書》之學；第三，是指官方設置的機構；第四，是指學書有成，精通八法，略同於書法；第五，是指六書之學、字學、刻符摹印；第六，是指對書家和書法作品及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第七，對書寫實踐及相關理論的總概括。基本上，現代所謂的「書學」，大概就是最後兩種涵義，可以包含創作實踐、理論研究與書法相關論題，範圍廣泛。本書所論述的八位書家，他們在書法上的成就包括了「書藝」與「書論」，因此筆者以「書學」指稱，才不致有所偏頗。只是本書的重點並非在書法作品線條的分析，因此不會聚焦於書家們的書法藝術上，但會針對後世對他們在書法造詣上的評論來加以闡述。換言之，本書所探究的文獻，除了書家自己的「書論」之外，還有他人對其「書藝」所作的評論，因此筆者認為以「書學」來指涉最為恰當，也才有所謂「典範書學」的名稱與範疇。然而，這並不代表其他書學家的論點不重要，像是唐代張懷瓘（生卒不詳，約開元年間七一三－七四一人）、宋代朱長文（一○三九－一○九八）、姜夔（約一一六三－一二○三）、明代豐坊（一四九二－一五六三）、項穆（約一五五○－一六○○）、清代劉熙載（一八一三－一八八一）……等，都是非常出色的書論家，然而他們在書法藝術上的造詣與影響力卻遠不如理論著作，因此不符合本書所謂的「典範書學」。
除了對「典範書學」的界定之外，筆者要特別說明的是：在「典範書學」各家的論述中，往往充斥著「法」與「意」的辯證與互涉。明代董其昌曾說：「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後來清人梁巘（一七一○－一七八八）在《評書帖》中也依此論，提出：「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基本上，一個時代的書風走向是難以用單一面向來蓋括的，更何況是一個字？但是董其昌的論調，確實以最簡明的觀念，試圖去勾勒書法史的輪廓，這也讓後世（包括現代）不少書論家用後設的視角去探討何為「韻」、「法」、「意」，甚至是「態」？根據朱惠良的研究，真正環繞在書法史上的辯證，其實是「法」與「意」：「歷來臨古必以『神』與『形』或『意』與『法』為討論重心，『神』與『意』是書跡抽象之內在，難以掌握，且超越言語文字所能描述之範疇；『形』與『法』是書跡具象之外在，易於模仿，可用言語文字敘述其形象結構並歸納成種種法則。」「法」指得是外在客體的規範、形質，「意」指得是內在主體的精神、情性。董其昌和梁巘所提出的是一個相當概略的輪廓，但事實上，每個書法家在書學觀念上，對「法」與「意」的取向或內容是明顯不同的。在筆者所指涉的「典範書學」中，從王羲之開始，一直到王靜芝，他們的書學思想往往涵蓋了「法」、「意」的辯證，筆者也都將提出來討論。
首先，筆者論述王羲之的典範性。歷史上有許多題名王羲之所撰的書論文章，例如〈自論書〉、〈筆陣圖〉、〈題筆陣圖後〉、〈筆勢論〉、〈書論〉、〈用筆賦〉、〈記白雲先生書訣〉等，〈自論書〉收入《全晉文》，其中部分文字被南朝宋虞龢〈論書表〉和唐代孫過庭〈書譜〉所引用，只是文字略有不同，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與清代《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均有收入。此篇是相傳王羲之書論中見於《全晉文》的，因此較為可信。另外在《全晉文》中，亦收有若干條王羲之書法相關言論，雖然片面瑣碎，卻有助於理解王羲之書學的基本思維。此外，關於這些舊題王羲之撰的書論，是觀察六朝到唐初書學觀點的重要文獻，對於後世書論有不少啟發，對王羲之典範地位的確立也有一定影響力。本章從王羲之相關書論中的「意」談起，輔以「韻」和「神」的闡述，接著說明「意」在不同語境下求「變」的共性，無論是「字字意別」、「意在筆前」，或是「點畫之間皆有意」，都是為了體現一種「變」的創作模式或態度。最後，筆者說明王羲之書法作為書學傳統中的主要脈絡，其「變」與「不變」的範式與經典性。
第二位要探討的是孫過庭，他留下了一篇文書並茂的〈書譜〉，通篇以精湛的草書撰寫，唐人呂總（生卒年不詳）〈續書評〉列唐人草書十二家，將孫氏列於其中，並稱其「丹崖絕壑，筆勢堅勁」，道出孫氏草書的線條風格與力度；而宋代米芾更說：「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腳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這段話將〈書譜〉的藝術成就提升至直承二王的地位。這三千多言所承載的內容不僅總結、拓寬了漢魏到唐初諸多書學觀點，其所論述的發展論、書體論、風格論……等，亦皆為後世書論家不斷探討與吸收。
第三位要探討的是米芾，他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寶晉齋」，並認為「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可見晉人書風成為米芾後來最主要的審美指標，表現出與前期學唐人書時，所不曾感知的美學經驗。因此，米芾在書法史上的地位與評價，往往體現於其對晉人書風的傳承，《宣和書譜》說他「書學羲之」；元代趙孟頫說他「力欲追晉人絕軌」；董其昌則說他「直奪晉人之神」，看來歷代書評多將其書視為二王、晉人之傳。米芾書學相關見聞與評述多收錄於《寶章待訪錄》、《海嶽名言》、《書史》。《寶章待訪錄》約八十則札記，記述其所見當時士大夫所藏之晉、唐墨跡；《海嶽名言》共二十六則札記，該書篇幅不長，卻有許多驚人之語，讓後世書學家充滿反思。至於《書史》，其內容十分豐富，該書所記墨跡大致涵括了《寶章待訪錄》所載，並且解說較為全面，充分體現出米芾在書法方面的鑑賞、收藏、考證、理論等種種知識。雖然米芾的書法理論並不是系統性著作，然其書學論點與臨摹、創作等觀念，往往成為後世論書的評價準則與典範。
第四位要探討的是趙孟頫，他的書學淵源十分廣博，但終究是以二王書風為主流，或者嚴格說來，是以王羲之書法為最終極的理想。趙孟頫身處「尚意」書風末流的時代，在復古思潮逐漸普及的過程中，他力振王羲之書學，清代王澍云：「書至蘇、米四家，晉、唐遺法抉破盡矣。趙王孫子昂始為振其墜緒，而於蘭亭得之尤深。」又說：「書法由唐入宋，魏晉風流漸就澌薄，至趙子昂始力振之。」馬宗霍也說：「元之有趙吳興，亦猶晉之右軍，唐之魯公，皆所謂主盟壇坫者。」透過對王羲之典範性的重構，成功扭轉普世書風的方向，這正是他的特殊性所在。趙孟頫的書學觀點，可以從〈閣帖跋〉、〈臨右軍樂毅論帖跋〉、〈定武蘭亭跋〉、〈劉孟質文集序〉、〈論書〉、〈題東坡書醉翁亭記〉……等題跋、雜文歸納出來。
第五位要探討的是董其昌，他的書風常被史家認為是碑學興起之前，帖學傳統中的最後一位集大成者，其書學歷程早期不離傳統二王，中期博覽諸家，以懷素、顏真卿、楊凝式、米芾為依歸，個人風格逐漸形成，晚年融諸家為一體，質任自然、生秀雅淡。其書學理念卻又充斥著許多別於傳統的論述，無論是創作、筆法、史觀各方面都有嶄新觀點，這些創新思維被後世書家不斷討論著。董其昌的書學論點往往會有一個「負面」的對照樣本―趙孟頫，無論是闡述創作觀念、臨摹方法，乃至於對書法史觀演嬗的思維，董其昌都將趙孟頫作為失敗的例子（而自己則是成功的例子）。董其昌在「淡」的指導原則下，以「離形」來要求自己，而「離形」卻非「無形」，就是希望能在形的「離」、「合」之間尋求自我之「神」。其書論見於《容臺集》，該書為董氏長孫董庭所編，前有陳繼儒作序，分為《容臺詩集》、《容臺文集》與《容臺別集》，董其昌的書法觀點，多數集中於《別集》裡。
第六位要探討的是王文治，他在清代碑學逐漸興起與普及時，仍然堅持對帖學書風的創作路數，其書法論述集中於《快雨堂題跋》。王文治以晉人為宗，晉人之中又以王羲之為尊，他將王羲之以下分為兩派，一派為王獻之，一派為智永。王獻之一派包括歐陽詢、褚遂良、李邕、顏真卿、蘇軾、米芾等；而智永一派則包括虞世南、蔡襄等，而這兩派以董其昌為集大成者，理由在於董其昌體現了一種「變」的特質。此外，他以「如來禪」、「菩薩禪」、「祖師禪」來比喻晉人（或王羲之）、唐人、宋人的三種書法境界，觀念特殊。最後，王文治的論述中常常提到「品韻」，「品」與「韻」可以分開解釋，代表等級與格調的兩種範疇，體現王文治獨到的品鑑思維。
第七位要探討的是沈尹默，他在一片崇尚碑學的風氣中，致力於帖學書風的推動，與馬公愚、潘伯鷹、白蕉等書家，相繼聚集上海，他們一致推崇二王書風（尤其是王羲之）為書法創作的美感指標，形成一股帖學復興的風潮。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書學家陳振濂發表了《新帖學論綱》，論綱中肯定了沈尹默在當時提倡帖學有「撥亂反正」的功業，但也在闡述歷代刻帖籠罩下的諸多問題與誤解時，對沈尹默提出了許多批判。筆者透過沈尹默書論的比對與分析，一方面回應陳振濂在《新帖學論綱》中對沈氏的批判，還原沈尹默的論點，另一方面也藉此闡發沈氏書論對當代書學的啟示。沈尹默的書學著作後來集結為《論書叢稿》，內容包含四大部分，第一是「專論」，有〈書法論〉、〈歷代名家書學經驗談輯要釋義〉、〈二王法書管窺〉三篇書法論述；第二是「雜說」，有〈談書法〉、〈書法漫談〉、〈學書叢話〉……等十八篇漫談式的論書散文；第三是「序跋」，共有二十八篇對歷代碑帖的序跋文；第四是「論書詩詞」，收錄了作者多首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絕、長短句等論書詩詞。此外，《論書叢稿》中部分篇章，亦散見於《書法論叢》、《學書有法：沈尹默講書法》、《書法論》……等著作。
第八位要探討的是王靜芝，他不僅是知名書法家，也是藝文界、學術界少有的通才，詩畫、戲劇、國學……造詣精深，不但著作豐富，也多次獲得國家級藝文獎項。書法方面，王靜芝宗法王羲之，曾以啟功（一九一二―二○○五）為師，向他學習書法、繪畫；抗戰時期到了重慶，又拜識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書風與書學觀念受其影響更多。王靜芝的書學著作以《書法漫談》為主，此作內容共分十五章，都是王靜芝闡述書法學習與審美的觀念。自清代以來，書家們不斷對「碑派」和「帖派」書風之間進行討論與辯證，立場也不斷在對立與融合間尋找不同於傳統的創作路線。甚至到後來加入了更多視覺效果走出了所謂「現代書法」、「前衛書法」等創作方式，相較之下，恪守帖學的創作路子，往往被視為傳統派、守舊派。但王靜芝卻仍然致力於「帖派書風」的創作理念，包括其崇尚帖學的觀念、對晉人書風的實踐、對行草書的審美、臨帖的取材以及對帖學傳統的繼承等，都與他的書風全面契合。
綜上所言，筆者提出的「典範書學」體系，打破了古代書家與現代書家的界線，因為「帖學傳統」的延續並沒有因時間的斷代而中止，反而在清末碑學普及後，更引起了書學家的反思，在一片求新求創變的創作氛圍下，成為矯正末流的指標。沈尹默、王靜芝正是在如此意識下提倡「帖學傳統」，沈尹默所面對的是碑學思潮下帖學的沉寂；而王靜芝所面對的是現代書法求新求變的氛圍下，傳統書風所面臨的挑戰。兩人都為帖學傳統盡了最大的努力，無論是書法藝術或書法理論，都是今日古典帖學的重要指標。自唐宋到清代前期的書法史，幾乎是以學習王羲之為主的帖學史，進而形成難以動搖的傳統，此即本書所謂的「帖學傳統」，承襲王羲之系統的代表性書家，也就自有其書史上難以動搖的典範意義。本書深入探析孫過庭、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王文治、沈尹默與王靜芝等人的書學觀，據此建構出一套以特定觀念為主軸的書學體系，試圖提出一個有別於無所不包的書學史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