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踏上新征程，但我們仍需清醒地看到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新時代的大背景下，經濟領域也凸顯出一些問題。民間投資大幅下降，債務水平整體高起，企業轉型升級動力不足，外需提振仍然嚴峻，產能過剩依舊嚴重，資產價格巨幅波動，環境改善進展緩慢，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經濟領域的問題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在這些問題的背後，金融的影子時隱時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新時期我國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在金融領域存在著諸多表現，例如剛性兌付難以打破，利潤的信號作用嚴重失真，金融歧視普遍存在，民營企業的融資愈加困難，金融開放力度不夠，金融改革和創新的動力稍顯不足。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已不能完全適應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大型金融機構為主的金融體系難以實現對中小微企業的全覆蓋。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制度的建設滯後，致使科技企業、綠色產業中的小微企業、“三農”以及城市弱勢群體難以獲得有效融資。金融領域的這些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正是導致上述問題的重要根源。
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而要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就需要重塑金融服務體系，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想要達到這一目標，就需要平衡好正規金融和民間金融、傳統金融和普惠金融、線下金融和線上金融、商業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頂層資本市場和底層資本市場、大型金融和小微金融之間的關係，並處理好銀證保等運用影子銀行進行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的貨幣政策以及宏觀審慎金融開放和金融安全之間的平衡。這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實務，需要集眾人之智慧，取各家之所長。2017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提出了四個全面、三個支撐、兩個走在前列的總體要求。之後，李克強總理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的深度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的優勢，提升其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國家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既是對廣東和港澳合作的各項前期工作的肯定，也標誌著粵港澳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縱觀世界三大灣區的發展歷程，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紐約灣區都依託特色優勢，通過增長極的集聚，不斷拓展區域邊界，最終實現灣區的形成。
在粵港澳灣區內，內地與港澳地區特色明顯，香港擁有金融服務的傳統優勢，深圳與廣州擁有科技創新的集聚優勢。珠三角其他七個地市擁有完整產業體系的配套優勢，都處在工業經濟、港口經濟、服務經濟向創新經濟的轉型階段，如何凝聚共識實現體制、機制的創新，整合三地要素稟賦優勢，觸發兩種制度互補的“化學反應”，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第四大灣區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巨大的理論課題和實踐挑戰。世界三大灣區建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灣區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有效支撐。一方面，我們要緊緊把握住國家宏觀金融政策的戰略機遇期，深化粵港澳金融合作內涵，提高粵港澳大灣區的外資金融機構准入的便捷程度，拓展業務範圍，提高外資的業務參與度，增強投資粵港澳大灣區的信心，加速內地與港澳金融市場要素雙向開放和聯通，強化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樞紐功能，從而形成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另一方面，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金融創新實踐，特別是在三個自貿區內試點，加快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強化國內金融市場競爭，增強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的韌性和穩健性，提高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為中國金融業改革探索出可複製推廣的“底層經驗”，為實現現代金融體系建設目標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目標的良性互動創造有競爭力的集成優勢。
金融創新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現代金融體系的下，粵港澳大灣區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