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沖積期化石》到《貓城記》，從《財主底兒女們》到《子夜》，選取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剖析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引言】
中國新文學肇始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發端於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反帝反封建的吶喊，使中國新文學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迅速邁向了與世界融合的步伐，中國現代文學也因之翻開了偉大而嶄新的一頁。
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與時代同脈，雖然1922年才開始出現現代文學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但27年的發展實績證明，它毫無愧色地成為20世紀最為顯赫的文學部門之一。不過，談到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卻首先要面臨一個如何界定現代長篇小說的問題。也就是說，什麼樣的小說才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對此，筆者採用目前較為通行的斷定方式予以認定，即：以文體的形式與長度作為判斷長篇小說的核心標準。也就是說，凡作者用現代白話文的形式創作的有一定長度的小說就被認可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而通常人們所說的長篇章回小說與通俗小說就不作為本書的敘述範圍了。
我們知道，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關於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並無明顯的界限，早期的出版者常常將五－六萬字以上的小說均標注為長篇小說出版，如小雪的《超超》（1926）、黎錦明的《蹈海》（1929）等，也有將超過六萬字的小說當作中篇小說來印行的，如芳草的《管他呢》（1928）等。不過，在1927年創造社進行長篇小說徵文時，對長篇小說的合格字數要求是：「六萬字以上」。這一文體長度在今天看來顯然只是一個小中篇，但在當時卻是一部長篇了。而1936年「良友文學獎金徵稿」與1939年「文協」徵文時，對長篇小說的合格字數要求則是：「十萬字以上」。因此，為尊重歷史起見，也充分考慮新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文體長度統一大體為，1920年代以創造社長篇小說徵文的約定字數為限，1940年以後以「文協」長篇小說徵文所約定的字數為據，中間的年份（1930－1939）則取其中，也就是說，從六萬字起，每一個十年增加二萬字。即：1922－1929年：六萬字以上；1930－1939年：八萬字以上；1940－1949年：十萬字以上。當然，這並非絕對的一刀切，如果字數相差不大，或略少於規定字數，但只要具備長篇小說的審美特徵，也認可為長篇小說。這樣，依此標準，自1922年2月15日張資平出版《沖積期化石》至1949年9月30日王林出版《腹地》期間，新文學共出版長篇小說近三百部（三部曲若合名出版則以一部計，如茅盾的《幻滅》、《動搖》、《追求》不作為三部長篇小說，而認作一部《蝕》等）。雖然年均十餘部左右的數量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而它們中的大部還將最終走入歷史的深處，但作為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卻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學價值，其中的經典則彰顯出新文學偉大的歷史功績，矗立起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學豐碑。
文學是時代的晴雨錶。作為時代生活重要載體之一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當然反映著不斷變化的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訴求。從第一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開始將「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的革命主張真切地落實在長篇小說領域以來，表現人生，表現人面對命運與既有秩序的抗爭態度與不屈精神，就成為現代長篇小說家們的自覺追求。有個性的複雜人物的描寫，雙重人性的透示特別是對人的自身弱點所釀成的悲劇的批判，人的多重意識世界的揭示以及在雙重文化的燭照中透視國民的靈魂等藝術特質，使它和舊文學徹底區別開來，並真正邁開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現代化的步伐。《一葉》、《苔莉》、《英蘭的一生》、《罪惡》、《二月》等可視為其中的代表。受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革命加戀愛」小說一度成為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學的創作主潮，我們這裡選擇了《旅途》、《轉變》、《地泉》等作為個案，既可瞭解革命文學的書寫模式，也可瞭解革命文學有待總結的經驗與教訓。這一時期還值得關注的是域外題材的小說創作，它們所呈現出的廣闊的時空背景，無疑擴大了新文學的表現視閾。馬仲殊的《太平洋的暖流》和林參天的《濃煙》，即可作如是觀。當然，30－40年代也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不斷上升的時代，也是革故鼎新、自強新生的時代，《新生代》、《科爾沁旗草原》、《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就是這一時代鏡像的文學再現。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戰火紛飛，戰爭考驗著時代，歷練著人心，也鍛造著文學。從「九‧一八」東北事變到「七‧七」盧溝橋事件，抗戰的烽火點燃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保家衛國的堅強決心，點燃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捍衛民族尊嚴的不屈意志。在血與火的洗禮面前，在靈與肉的搏戰時刻，各民族、各黨派、各武裝力量紛紛集結在抗日的旗幟下，開始了長達十四年艱苦卓絕的團結禦侮、浴火重生的大決戰，也譜寫了中華民族邁向新生、走向自強的偉大篇章。《戰血》、《大上海的毀滅》、《萬寶山》、《鴨嘴澇》、《蘋果山》、《戰果》、《間諜夫人》、《第二年代》等，就是這一輝煌歷史的忠實記錄。當然，由於中國國力的衰落以及其他諸種因素，中國戰區在這場反法西斯戰爭中，形成了東北淪陷區、華北淪陷區和華東淪陷區及以重慶陪都為中心的西南大後方的戰時格局，也因之形成了不同地區獨特的文學風貌。《三年》、《蓉蓉》、《影》、《前程》、《霧都》等就反映了各自戰區不同的文學特徵，也成為那個特殊時代的文學略影。當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戰火還包括震動世界的中國革命戰爭，我們頭尾各選取了一部在現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作品──《蝕》與《女兵自傳》，意在留住那個時代的一側面，也留住那個時代的文學一側影。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開放進取，充滿活力，各種思想紛至遝來，長篇小說家們以西方現代思想與文學觀念為借鏡，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現代化注入了生機。不過，最初一段時間的借鑒往往帶有模仿、橫移的痕跡，如《八月的鄉村》，雖然也不乏《天問》那樣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有所創新者，但畢竟是少數。至於像張資平這樣的作家以改寫代替創作以博文名，如《飛絮》、《愛力圈外》等，更是文學界的敗類。這只能糊弄一時而不能糊弄一世。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作家則在借鑒世界文學大師豐富營養的基礎上吐故納新，創作出屬於他們自己同時也屬於中國甚至屬於世界的傑作。《死水微瀾》、《駱駝祥子》、《寒夜》、《圍城》即是其中的代表。這也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邁向現代化征程的必然之旅。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生態環境複雜多樣，長篇小說的傳播與接受也各顯特點。我們在這裡選取了四種類型：獎掖扶持型、官方查禁型、文藝爭鳴型、《講話》轉軌型予以透視，以使讀者對當時的傳播接受生態有初步的瞭解。我們知道，對於初出茅廬的青年作者而言，由於寫作技巧較為粗淺，藝術水準較為稚嫩，往往容易遭受歧視，他們自然渴望得到文壇名宿的慧眼相識，以邁出走向文壇的第一步甚至脫穎而出。王林、葉永蓁等就是其中的幸運兒與佼佼者，他們的長篇小說創作也因之顯出成色。查禁是歷代統治者鉗制文化的一種官方策略，國民黨也不例外。據統計，27年間，《子夜》、《綠色的穀》等約有四十部長篇小說遭到不同程度的查禁，它們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於被禁毀，《子夜》的刪節版到底是怎樣的，無人知曉，以至於成為現代文學界版本研究中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案。《〈子夜〉的刪節本》一文徹底解決了這一懸案，也算是解決了茅盾研究界的一個重要問題。《駱駝祥子》與《圍城》堪稱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史上重要收穫，對它們的不同解讀本是正常的文學批評，但由於特殊的時代語境與文學生態環境，它們的某種有價值的視野或被遮蔽，或被噤聲，在去魅的時代當然應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工作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以後，延安解放區的文藝工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寫什麼與怎樣寫在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黨的文藝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常的與正常的也就成為創作轉型期一種最為常見的接受樣態。《種穀記》與《腹地》就是這一類型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樣板。不過，它們留給我們的教訓也極為深刻。
現代長篇小說應該如何寫？現代長篇小說究竟有沒有統一的文體樣態？先驅者在努力嘗試著，實踐著。初期的寫作者並沒有明確的長篇小說文體意識，甚至以為一般的日記彙編成長的小說就是日記體長篇小說，有的作者以整體人物對話的方式構建長篇小說新文體，還有的作者嘗試以童話的文體續寫批判性的長篇小說等。30年代後，書信體小說蔚然成風，許多作者將書信有機地彙集在一起，穿插於一定的人物與情節，組構成一部書信體長篇小說，有的還頗有文學意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文體實踐潮。故而有的作者嘗試以文獻體的方式補充長篇小說的文體構成，有的作者以混合體的方式即將全書分為上中下三部，第一部是散文，第二部是書簡，第三部又是日記；或分為上下兩部，上部為書信，下部為敘述文體，拓新長篇小說的文體疆域。只是，這類文體實驗的失遠大於得。那麼，這一時期文體實踐的最大亮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嘗試是什麼呢？是詩體長篇小說的實踐。典型的代表是廢名的《橋》。《橋》詩境，畫意，禪趣，交相輝映，相得益彰，開一代文風，對中國抒情小說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僅就長篇小說而言，蕭紅的《呼蘭河傳》、艾蕪的《豐饒的原野》以及孫犁的《風雲初記》等，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美麗的風景。當然，如何以詩的方式藝術地精湛地構建以敘事為主體的長篇小說，需要長篇小說家不懈的探索。
同樣，在1922－1949年間，不同組織與機構還舉辦了大量的長篇小說徵文活動，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復興與發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從最初創造社的長篇小說徵文到之後的良友、文協徵文以及個人名義舉辦的「朱胡彬夏文學獎金」等，都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當然，30年代後，在東北淪陷區與華北淪陷區，日偽統治者也先後舉辦了多種形式的長篇小說徵文活動，也評選出了幾部獲獎作品。但客觀地說，這些作品除個別小說外，大部分作品均是替日偽統治者塗脂抹粉之作，是典型的漢奸小說，是特定歷史階段即生即滅的藝術泡沫。不過，它們作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應為人們所探討，為歷史所總結。這也是我們專列「文學徵文」為一板塊的重要原因。
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歷史長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反映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演變發展的基本史貌。也因此構想，本書選取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以個案分析的形式，分「文學‧時代」、「戰爭‧歷史」、「借鏡‧融創」、「傳播‧接受」、「文體實踐」及「文學徵文」六個板塊，以圖文並茂、返歸歷史現場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1922至1949這27年間所呈現的歷史樣態，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所彰顯的審美意涵。在介紹過程中，筆者力求點面結合，雅俗共賞，為學界也為收藏界及廣大文學愛好者提供史的印痕，美的啟迪。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具有某一特質的文學作品不獨是該板塊的這幾部作品，只是為了更好地使讀者瞭解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全貌，也為了全書各章節的相對均衡，筆者將其分置於相應的板塊中了。如果讀者朋友們能從中窺一斑而知全貌，那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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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秀威文哲叢書」】
自秦漢以來，與世界接觸最緊密、聯繫最頻繁的中國學術非當下莫屬，這是全球化與現代性語境下的必然選擇，也是學術史界的共識。一批優秀的中國學人不斷在世界學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促進了世界學術的發展與變革。就這些從理論話語、實證研究與歷史典籍出發的學術成果而言，一方面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對於先前中國學術思想與方法的繼承與發展，既是對「五四」以來學術傳統的精神賡續，也是對傳統中國學術的批判吸收；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借鑒、參與世界學術建設的努力。因此，我們既要正視海外學術給當代中國學界的壓力，也必須認可其為當代中國學人所賦予的靈感。
這裡所說的「當代中國學人」，既包括居住於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包括臺灣、香港的學人，更包括客居海外的華裔學者。他們的共同性在於：從未放棄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並致力於提升華人（或漢語）學術研究的層次。他們既有開闊的西學視野，亦有扎實的國學基礎。這種承前啟後的時代共性，為當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動力。
「秀威文哲叢書」反映了一批最優秀的當代中國學人在文化、哲學層面的重要思考與艱辛探索，反映了大變革時期當代中國學人的歷史責任感與文化選擇。其中既有前輩學者的皓首之作，也有學界新人的新銳之筆。作為主編，我熱情地向世界各地關心中國學術尤其是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的人士推薦這些著述。儘管這套書的出版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但我相信，它必然會成為展示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窗口。
韓晗
2013 年秋於中國科學院▍從《沖積期化石》到《貓城記》，從《財主底兒女們》到《子夜》，選取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剖析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
中國新文學肇始於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運動，自一九二二年出現現代文學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張資平《沖積期化石》，至一九四九年王林出版的《腹地》這段期間，共出版了新文學長篇小說三百餘部。
作為時代生活重要載體之一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反映著不斷變化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訴求。《沖積期化石》將「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的革命主張真切地落實在長篇小說，表現人面對命運與既有秩序的抗爭態度與不屈精神。「革命加戀愛」小說一度成為二○年代末三○年代初左翼文學的創作主潮，藉此可瞭解革命文學的書寫模式。《科爾沁旗草原》、《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更反映出三○至四○年代不斷上升的民族及階級矛盾。《戰血》、《大上海的毀滅》、《間諜夫人》等書則忠實記錄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那段戰火紛飛的時代。
本書選取新文學中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以個案分析形式，分「文學‧時代」、「戰爭‧歷史」、「借鏡‧融創」、「傳播‧接受」、「文體實踐」及「文學徵文」六大部分，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這二十七年間所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
中國新文學肇始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發端於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反帝反封建的吶喊，使中國新文學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迅速邁向了與世界融合的步伐，中國現代文學也因之翻開了偉大而嶄新的一頁。
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與時代同脈，雖然1922年才開始出現現代文學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但27年的發展實績證明，它毫無愧色地成為20世紀最為顯赫的文學部門之一。不過，談到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卻首先要面臨一個如何界定現代長篇小說的問題。也就是說，什麼樣的小說才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對此，筆者採用目前較為通行的斷定方式予以認定，即：以文體的形式與長度作為判斷長篇小說的核心標準。也就是說，凡作者用現代白話文的形式創作的有一定長度的小說就被認可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而通常人們所說的長篇章回小說與通俗小說就不作為本書的敘述範圍了。
我們知道，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關於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並無明顯的界限，早期的出版者常常將五－六萬字以上的小說均標注為長篇小說出版，如小雪的《超超》（1926）、黎錦明的《蹈海》（1929）等，也有將超過六萬字的小說當作中篇小說來印行的，如芳草的《管他呢》（1928）等。不過，在1927年創造社進行長篇小說徵文時，對長篇小說的合格字數要求是：「六萬字以上」。這一文體長度在今天看來顯然只是一個小中篇，但在當時卻是一部長篇了。而1936年「良友文學獎金徵稿」與1939年「文協」徵文時，對長篇小說的合格字數要求則是：「十萬字以上」。因此，為尊重歷史起見，也充分考慮新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文體長度統一大體為，1920年代以創造社長篇小說徵文的約定字數為限，1940年以後以「文協」長篇小說徵文所約定的字數為據，中間的年份（1930－1939）則取其中，也就是說，從六萬字起，每一個十年增加二萬字。即：1922－1929年：六萬字以上；1930－1939年：八萬字以上；1940－1949年：十萬字以上。當然，這並非絕對的一刀切，如果字數相差不大，或略少於規定字數，但只要具備長篇小說的審美特徵，也認可為長篇小說。這樣，依此標準，自1922年2月15日張資平出版《沖積期化石》至1949年9月30日王林出版《腹地》期間，新文學共出版長篇小說近三百部（三部曲若合名出版則以一部計，如茅盾的《幻滅》、《動搖》、《追求》不作為三部長篇小說，而認作一部《蝕》等）。雖然年均十餘部左右的數量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而它們中的大部還將最終走入歷史的深處，但作為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卻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學價值，其中的經典則彰顯出新文學偉大的歷史功績，矗立起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學豐碑。
文學是時代的晴雨錶。作為時代生活重要載體之一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當然反映著不斷變化的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訴求。從第一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開始將「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的革命主張真切地落實在長篇小說領域以來，表現人生，表現人面對命運與既有秩序的抗爭態度與不屈精神，就成為現代長篇小說家們的自覺追求。有個性的複雜人物的描寫，雙重人性的透示特別是對人的自身弱點所釀成的悲劇的批判，人的多重意識世界的揭示以及在雙重文化的燭照中透視國民的靈魂等藝術特質，使它和舊文學徹底區別開來，並真正邁開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現代化的步伐。《一葉》、《苔莉》、《英蘭的一生》、《罪惡》、《二月》等可視為其中的代表。受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革命加戀愛」小說一度成為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學的創作主潮，我們這裡選擇了《旅途》、《轉變》、《地泉》等作為個案，既可瞭解革命文學的書寫模式，也可瞭解革命文學有待總結的經驗與教訓。這一時期還值得關注的是域外題材的小說創作，它們所呈現出的廣闊的時空背景，無疑擴大了新文學的表現視閾。馬仲殊的《太平洋的暖流》和林參天的《濃煙》，即可作如是觀。當然，30－40年代也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不斷上升的時代，也是革故鼎新、自強新生的時代，《新生代》、《科爾沁旗草原》、《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就是這一時代鏡像的文學再現。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戰火紛飛，戰爭考驗著時代，歷練著人心，也鍛造著文學。從「九‧一八」東北事變到「七‧七」盧溝橋事件，抗戰的烽火點燃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保家衛國的堅強決心，點燃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捍衛民族尊嚴的不屈意志。在血與火的洗禮面前，在靈與肉的搏戰時刻，各民族、各黨派、各武裝力量紛紛集結在抗日的旗幟下，開始了長達十四年艱苦卓絕的團結禦侮、浴火重生的大決戰，也譜寫了中華民族邁向新生、走向自強的偉大篇章。《戰血》、《大上海的毀滅》、《萬寶山》、《鴨嘴澇》、《蘋果山》、《戰果》、《間諜夫人》、《第二年代》等，就是這一輝煌歷史的忠實記錄。當然，由於中國國力的衰落以及其他諸種因素，中國戰區在這場反法西斯戰爭中，形成了東北淪陷區、華北淪陷區和華東淪陷區及以重慶陪都為中心的西南大後方的戰時格局，也因之形成了不同地區獨特的文學風貌。《三年》、《蓉蓉》、《影》、《前程》、《霧都》等就反映了各自戰區不同的文學特徵，也成為那個特殊時代的文學略影。當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戰火還包括震動世界的中國革命戰爭，我們頭尾各選取了一部在現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作品──《蝕》與《女兵自傳》，意在留住那個時代的一側面，也留住那個時代的文學一側影。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開放進取，充滿活力，各種思想紛至遝來，長篇小說家們以西方現代思想與文學觀念為借鏡，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現代化注入了生機。不過，最初一段時間的借鑒往往帶有模仿、橫移的痕跡，如《八月的鄉村》，雖然也不乏《天問》那樣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有所創新者，但畢竟是少數。至於像張資平這樣的作家以改寫代替創作以博文名，如《飛絮》、《愛力圈外》等，更是文學界的敗類。這只能糊弄一時而不能糊弄一世。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作家則在借鑒世界文學大師豐富營養的基礎上吐故納新，創作出屬於他們自己同時也屬於中國甚至屬於世界的傑作。《死水微瀾》、《駱駝祥子》、《寒夜》、《圍城》即是其中的代表。這也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邁向現代化征程的必然之旅。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生態環境複雜多樣，長篇小說的傳播與接受也各顯特點。我們在這裡選取了四種類型：獎掖扶持型、官方查禁型、文藝爭鳴型、《講話》轉軌型予以透視，以使讀者對當時的傳播接受生態有初步的瞭解。我們知道，對於初出茅廬的青年作者而言，由於寫作技巧較為粗淺，藝術水準較為稚嫩，往往容易遭受歧視，他們自然渴望得到文壇名宿的慧眼相識，以邁出走向文壇的第一步甚至脫穎而出。王林、葉永蓁等就是其中的幸運兒與佼佼者，他們的長篇小說創作也因之顯出成色。查禁是歷代統治者鉗制文化的一種官方策略，國民黨也不例外。據統計，27年間，《子夜》、《綠色的穀》等約有四十部長篇小說遭到不同程度的查禁，它們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於被禁毀，《子夜》的刪節版到底是怎樣的，無人知曉，以至於成為現代文學界版本研究中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案。《〈子夜〉的刪節本》一文徹底解決了這一懸案，也算是解決了茅盾研究界的一個重要問題。《駱駝祥子》與《圍城》堪稱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史上重要收穫，對它們的不同解讀本是正常的文學批評，但由於特殊的時代語境與文學生態環境，它們的某種有價值的視野或被遮蔽，或被噤聲，在去魅的時代當然應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工作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以後，延安解放區的文藝工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寫什麼與怎樣寫在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黨的文藝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常的與正常的也就成為創作轉型期一種最為常見的接受樣態。《種穀記》與《腹地》就是這一類型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樣板。不過，它們留給我們的教訓也極為深刻。
現代長篇小說應該如何寫？現代長篇小說究竟有沒有統一的文體樣態？先驅者在努力嘗試著，實踐著。初期的寫作者並沒有明確的長篇小說文體意識，甚至以為一般的日記彙編成長的小說就是日記體長篇小說，有的作者以整體人物對話的方式構建長篇小說新文體，還有的作者嘗試以童話的文體續寫批判性的長篇小說等。30年代後，書信體小說蔚然成風，許多作者將書信有機地彙集在一起，穿插於一定的人物與情節，組構成一部書信體長篇小說，有的還頗有文學意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文體實踐潮。故而有的作者嘗試以文獻體的方式補充長篇小說的文體構成，有的作者以混合體的方式即將全書分為上中下三部，第一部是散文，第二部是書簡，第三部又是日記；或分為上下兩部，上部為書信，下部為敘述文體，拓新長篇小說的文體疆域。只是，這類文體實驗的失遠大於得。那麼，這一時期文體實踐的最大亮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嘗試是什麼呢？是詩體長篇小說的實踐。典型的代表是廢名的《橋》。《橋》詩境，畫意，禪趣，交相輝映，相得益彰，開一代文風，對中國抒情小說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僅就長篇小說而言，蕭紅的《呼蘭河傳》、艾蕪的《豐饒的原野》以及孫犁的《風雲初記》等，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美麗的風景。當然，如何以詩的方式藝術地精湛地構建以敘事為主體的長篇小說，需要長篇小說家不懈的探索。
同樣，在1922－1949年間，不同組織與機構還舉辦了大量的長篇小說徵文活動，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復興與發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從最初創造社的長篇小說徵文到之後的良友、文協徵文以及個人名義舉辦的「朱胡彬夏文學獎金」等，都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當然，30年代後，在東北淪陷區與華北淪陷區，日偽統治者也先後舉辦了多種形式的長篇小說徵文活動，也評選出了幾部獲獎作品。但客觀地說，這些作品除個別小說外，大部分作品均是替日偽統治者塗脂抹粉之作，是典型的漢奸小說，是特定歷史階段即生即滅的藝術泡沫。不過，它們作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應為人們所探討，為歷史所總結。這也是我們專列「文學徵文」為一板塊的重要原因。
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歷史長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反映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演變發展的基本史貌。也因此構想，本書選取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以個案分析的形式，分「文學‧時代」、「戰爭‧歷史」、「借鏡‧融創」、「傳播‧接受」、「文體實踐」及「文學徵文」六個板塊，以圖文並茂、返歸歷史現場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1922至1949這27年間所呈現的歷史樣態，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所彰顯的審美意涵。在介紹過程中，筆者力求點面結合，雅俗共賞，為學界也為收藏界及廣大文學愛好者提供史的印痕，美的啟迪。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具有某一特質的文學作品不獨是該板塊的這幾部作品，只是為了更好地使讀者瞭解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全貌，也為了全書各章節的相對均衡，筆者將其分置於相應的板塊中了。如果讀者朋友們能從中窺一斑而知全貌，那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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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秀威文哲叢書」】
自秦漢以來，與世界接觸最緊密、聯繫最頻繁的中國學術非當下莫屬，這是全球化與現代性語境下的必然選擇，也是學術史界的共識。一批優秀的中國學人不斷在世界學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促進了世界學術的發展與變革。就這些從理論話語、實證研究與歷史典籍出發的學術成果而言，一方面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對於先前中國學術思想與方法的繼承與發展，既是對「五四」以來學術傳統的精神賡續，也是對傳統中國學術的批判吸收；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借鑒、參與世界學術建設的努力。因此，我們既要正視海外學術給當代中國學界的壓力，也必須認可其為當代中國學人所賦予的靈感。
這裡所說的「當代中國學人」，既包括居住於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包括臺灣、香港的學人，更包括客居海外的華裔學者。他們的共同性在於：從未放棄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並致力於提升華人（或漢語）學術研究的層次。他們既有開闊的西學視野，亦有扎實的國學基礎。這種承前啟後的時代共性，為當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動力。
「秀威文哲叢書」反映了一批最優秀的當代中國學人在文化、哲學層面的重要思考與艱辛探索，反映了大變革時期當代中國學人的歷史責任感與文化選擇。其中既有前輩學者的皓首之作，也有學界新人的新銳之筆。作為主編，我熱情地向世界各地關心中國學術尤其是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的人士推薦這些著述。儘管這套書的出版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但我相信，它必然會成為展示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窗口。
韓晗
2013 年秋於中國科學院▍從《沖積期化石》到《貓城記》，從《財主底兒女們》到《子夜》，選取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剖析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
中國新文學肇始於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運動，自一九二二年出現現代文學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張資平《沖積期化石》，至一九四九年王林出版的《腹地》這段期間，共出版了新文學長篇小說三百餘部。
作為時代生活重要載體之一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反映著不斷變化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訴求。《沖積期化石》將「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的革命主張真切地落實在長篇小說，表現人面對命運與既有秩序的抗爭態度與不屈精神。「革命加戀愛」小說一度成為二○年代末三○年代初左翼文學的創作主潮，藉此可瞭解革命文學的書寫模式。《科爾沁旗草原》、《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更反映出三○至四○年代不斷上升的民族及階級矛盾。《戰血》、《大上海的毀滅》、《間諜夫人》等書則忠實記錄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那段戰火紛飛的時代。
本書選取新文學中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以個案分析形式，分「文學‧時代」、「戰爭‧歷史」、「借鏡‧融創」、「傳播‧接受」、「文體實踐」及「文學徵文」六大部分，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這二十七年間所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