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P.2141號《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行草殘卷，為唐朝代宗時期敦煌沙州龍興寺寫經僧所書寫。由於該卷尾部殘去，沒有留下題記，所以不知道書寫者的自述究竟如何。不過，由於敦煌寫經中還有其他卷號的《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寫本，尤其是英國所藏S.2436號，首尾完整，最末寫有一行題記：『寶應貳載玖月初於沙州龍興寺寫記。』『寶應』為唐代宗年號，『寶應貳載』即公元763年，沙州龍興寺即敦煌莫高窟附近之著名寺院，『寫記』是寫經生寫完某經後的題記，通常都會寫明時間、地點、書寫者名號和寫經原由。由此題記，可知S.2436號草書寫本出於敦煌僧人之手。那麼S.2436號寫經與P.2141號有什麼聯係嗎？有的。我仔細比較二卷的筆跡，注意其草法上的特徵，發現這兩個寫本其實出於一人之手。試看S.2436號的下面兩個片段：雖然由於所得真跡清晰度較低，與所比較的寫本縮放比例也不同，但是其相似性卻仍然不容置疑。再說，同一書寫者由於所處的情境不同，書寫的速度、草化的程度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因此略有差異總是難免。不過讀者的慧眼，自能識破其異中之同。這兩個寫本既然應該是一人所寫，卻並非同一寫本撕裂而成的兩個碎片，那麼就是說同一書寫者寫了兩遍《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這是否可能呢？我認為完全可能。因為在當時的敦煌寺院中，有一些職業的寫經生，他們一生都以抄寫佛經以及其他文獻為日常工作，因此同一經卷抄寫兩遍完全屬於正常情況。
P.2141號寫卷所寫《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作者為釋曇曠。在本卷的開頭，原有一篇沙門澄漪所述的《序》，對作者有簡要的評介：『有建康沙門曇曠者，幼而好學，長而成德，妙閑製述，善能清詞，先造《廣釋》，後學賴焉！包含事理，網羅邪正。無執而不改，有疑而皆遣。恐初心者仰崇崖而起退，望渤澥而迷神，迺複撮其旨歸，為之略述。可謂尋其源而知其流，折其擀(檊)而得其技(枝)。至如開發題端，該談教藏；傍探異說，委闢義門；引經證成，會《論》宗趣；法喻周舉，問答折(析)疑，略而不明，具如《廣釋》。好博聞者，尋而究之，且欲指陳，綰攝綱要。澄漪不才，喜承餘論，揚攉(榷)深旨，以示方來。冀法鏡高懸、真風不墜耳！』稱讚曇曠天賦出眾，擅長著述，曾經寫過《大乘起信論廣釋》這樣一部重典，闡述佛理，深奧周全，為後人所仰賴。然而由於該《廣釋》普通讀者難以讀懂，所以曇曠就又寫了這部《略述》，更加精練簡明，更加容易流傳。曇曠是唐朝時期的建康人，也就是現在的南京人，是南方的大德名僧；然而，曇曠卻不遠千里來到敦煌，在敦煌及其武威等佛教勝地度過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動時期，在那沙漠的綠洲中撰寫宏篇巨帙。根據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文獻，曇曠還曾於唐代大曆九年(公元774年)在敦煌完成了一部《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的重要著作(有S.985、S.2732等多卷)，在當時的敦煌地區也極有影響。一個南京僧人，遠赴敦煌，並且在斯樂斯，成就輝煌，而且其主要著作被收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在經歷了一千年滄桑之後，於1900年6月22日為王道士偶然發現，1908年為法國探險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低價購至歐洲，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然後重現於我們的眼前。這是多麼富有詩意的奇跡，值得大書特書！我為之深受感動、深受激勵。因為我就是身在南京而一心嚮往敦煌的人，我就是研究佛教與佛教文化的人。
《大乘起信論》是佛教的重要典籍，《大乘起信論略述》是以訓詁的方式對它作的闡釋，因此在結構上不像一般的佛本生故事那樣有情節、好通讀。為此，我對全卷文字作了校勘和標點，尤其是關於引用經典的地方，盡可能用引號、省略號標示出來，使讀者比較容易理解一些。在校勘過程中，我參照了《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五卷的錄文，並將校勘所得記錄在校勘記中，希望能夠給讀者帶來方便。我原擬加上注釋，但由於本書目的不是解經，所以對於內容的解釋我就從略了。將來我攷慮放在別的地方來完成這項工作。
本卷是個行草書長卷，其書寫的特徵是：剛開始的時候運筆較慢，書寫者就用行書寫，例如開頭釋澄漪所作的序言就是行書；到了中間的時候運筆較快，書寫者就用草書寫，而且越寫越流暢。行書部分我們姑且不論，其草書字，流轉練達，章法謹嚴，字字獨立，璣珠碎金。比孫過庭之《書譜》為渾厚，較釋懷素之《自敘》而整飭。洋洋灑灑三萬餘言，前後貫通而無折挫，蓋非列位書法名家之能敵也。我們如果細心尋繹全卷各字草法，綜合排比，編為字典，相信可以為現版《草書大字典》增加不少篇幅。至於書寫者的名號，相信將來經過更細密的攷證，會逐步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