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文案
明清之際，天崩地解，中國儒家思想發展至此，已產生諸多經世濟民理論，尤以清初遺民在其《易》學論著中，抒發頗多經世與處世之道。本書特色
本書針對清初遺民，在學術界上較為重要人物，如：孫奇逢、刁包、黃宗羲、方以智、張爾岐、錢澄之、顧炎武、王夫之八位學者，其《易》學中經世濟民的理念、內聖外王之道，作一分析整理、闡述詮釋。簡介
明清之際至清末民初，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多少救亡圖強、經世濟民學說產生。不論是否受到西方文化衝擊的影響，中國儒家思想發展至明末清初時，已產生諸多經世濟民、實學致用等理論。尤其清初遺民在其著作中，以註釋《易經》為多，以釋《易》作為抒發經世、處世，乃至身心安頓之作。
本書針對當時較為重要人物，如：孫奇逢、刁包、黃宗羲、方以智、張爾岐、錢澄之、顧炎武、王夫之八位學者，其《易》學中經世致用、內聖外王之道，作一披露與闡述。【邵序】
在《易經》形成之後，對於《易經》的研究，隨著社會的發展，歷史文化的嬗變，使《易經》逐漸滲入人們的生活，成為人們觀察事物和理解問題的指南，最終規範了人們的言行思想，蘊育出了中華文化獨特的思維方式。逮至戰國時期而有《易傳》的形成，為易學哲學奠定了理論基礎。易學哲學作為一種高度專門特殊的意識形態，其展現出的形式和內容，都不自主的受到所處的社會歷史的設限，而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性。因此在疏理易學哲學史上，首先就必須超越傳統經學史家的桎梏，而窮首皓經在史料文獻上，去釐清其間邏輯和歷史的演變過程，才能在浩瀚如海的古典文獻中，作出正確的選擇，而為當代易學哲學研究，增添嶄新的風貌。
學會 曉芬理事在博士畢業後，仍致學不輟，經年的嘔心爬疏，終於釐清了清初遺民在時代的巨變下，所呈現出易學哲學研究的特色，同時也將每位遺民豐富的易學中，內聖外王的哲學內涵，予以彰明闡述。而完成「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王」之大作，因而受其感召使作者的內心得以轉折成長，實屬不易。今囑余能為其作序，明清易學哲學實非余之所長，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但職任學會推擴易學之責，既然因緣軸湊，唯有不揣鄙陋，竭力勉而為之。
作者在自序中，述及近年的成長過程，曾糾結在傳統的善惡對錯的價值觀中，飽受煎熬與痛苦，因而著力去探究善惡的問題。誠然在人性問題上，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只不過是各據其理的理論假定而已，終非是終極的結論。因此無法確定「人性」，究竟是善還是惡，如果把力氣花在這方面，總是吃力不討好的。《繫辭上傳》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由是而知，任何事物都有陰陽的兩重性。其實孟子與荀子的思想重點，都在「心」的上面。而孟子所主張的「性善」，強調「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順著「性」走，非常通達。以俗觀之，如果自以為自己的「惻隱之心」才是「善」，而別人的「惻隱之心」則是「偽善」，此時的為「善」，則已有「惡因」，實則無「反身而誠」的「自覺」。而荀子所主張的「性惡」，強調「化性起偽」，是逆著「性」轉，故而較為吃力而已。如我們能真誠的去面對自己的「惡」，而去努力「化性起偽」，何嘗不在「惡」中而見「善因」。如終日糾結在世俗傳統的善惡的價值觀中，不如從二元對錯的主觀困囿中蛻變而出，而去探究「本性」的真假問題。「本性」的真假問題，它不是一個理論的假設，而是修證的工夫。因為它的真假，也不是我們能用理論而來證實的；唯能用個人的修證而去體悟。
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這種國破的悲憤，親人流離失所的痛苦，唯有處在亂世時的人，才會生出深刻的感受。而清初遺民不正也是處於外族入侵的時代，自然也會有這種悲憤與痛苦，再加上所承傳的文化也面臨著既將的殞落，於此之時，所受的挫折無助，是何其不幸的煎熬。然有遺民卻沒有懷憂喪志，而不去追問誰對？誰錯？而是用那顆清淨的「心」，去尋覓「本性」的真假問題，去關心家事，關心國事，關心天下事。因為「關心」，使他們淡化了悲憤，忘卻了痛苦，使受挫的「心」漸漸清淨平衡，而能「明心見性」，體會出「享受挫折」的可貴，才使他們證悟到宇宙全知的真知，而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條最真善美聖的出路，最終成為一代大哲，仍能為傳統文化開出新的篇章，這又是何等的幸事。
今作者在遺民的內聖外王的胸懷中，證悟到多數人終身陷入對錯的「造宅築室」的困囿中，而不自知。自己往昔不也只在乎「關心自己」，將自己困於室中，終日以「仰觀」的視域，期盼能得到別人的認同，別人的關懷，反使自己不斷的傷害自己而已。從前人的睿智中得到「自覺」的人，才能在挫折中去學習到反觀，進由逆覺體證不斷內化自己的「心」。再用這顆止住的「心」去外觀人間世，這一超昇，就能將「仰觀」的視域，逆轉而為「俯觀」，去「關心別人」，「事事關心」，實踐這種對天下的「關心」，那麼人生又有何惑事？作者如能不斷通過心性的修養，去體悟遺民個人的修證工夫，順著遺民修證工夫的理路，一直下工夫，當證到「人生就是面對學習挫折的歷程」時，就會開始懂得「享受挫折」，而對有「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有所感悟，處此之時，天命自然就能得知，就會以「無我融入」的心境，去實踐自己當為之事，以為此生負責。
作者在完成《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王》的著作的同時，也對自己思想的反觀，重新自我的定位。因此，非常高興在作者心境的蛻變的過程中，有學會的參與，能見證其成長。同時，也要感謝第十一屆理事長倪淑娟博士，力邀如此有才性思想的青年作者，在2016年進入第十二屆理事會擔任理事。相信作者在「觀物」上的工夫，與做學問、做事的用力，必能使學會在未來的兩岸與國際學術活動上，引領風騷而為典範。更能將「易學」深耕到軍事院校，去教化新一代的革命軍人，使其對中華文化有所深度的認識，而養成為有哲學辨證能力的軍事領袖。更堅信作者能以此紮實的學術內容，繼續啃硬骨頭，必能如朝霞般的光溢四射，如同遺民一般，為後人照亮出一條研究易學哲學的新途，能為當代的易學哲學史上，留下應有的地位與評價。
邵崇齡
2017年8月10日於臺北正先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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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有人問我：為何會從「清代揚州學派情理思想」轉作「《易》學研究」？我一時答不出來，但我心就是按捺不住那股一直想追求「真理」與身心安頓之「理」的欲求。
就讀博士班期間，「天理」、「禮制」、「心性」、「氣欲」、「情才」等，一直是我迫切想要了解與追本溯源的問題。原來先秦孔孟思想，並未教人要「存天理，去人欲」的，相反的，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克己復禮為仁」，乃至曾子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都強調忠恕之道。且並未反對人們正當謀生，只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要「見利思義」，以義制利。孟子更是強調「人性本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荀子雖謂「人性本惡」，故主張「化性起偽」；實則二者之立足點不同，是各就一端論之。因為人性有二：承自天性，是善，是以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與是非之心；然也有身為萬物之一所具有的生性，此生性就是動物性。因此，荀子主張要用教化與禮制以規範人心、人欲，如此，方能維持社會和諧發展。至宋明理學，對此作更深入探究與論析。程朱理學強調：人性自天理是至善，存在心中，所以心具性理，然未發之性理，形而上言是純然至善的，已發至形而下者，則是（才）情、氣（欲），會因氣之清濁厚薄之異，而有才情氣欲不同。所以朱熹主張「心統性情」，要靠修行、修心管好自身言行；甚至「格物致知」，以求聖賢境界。至陸王心學產生後，直指「心即是理」，萬理在吾心中，不必向外求，心是理，是良知，所以王陽明倡「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所謂「格物致知」是指格去心中私念、私慾、雜念等，而得致心中之理，以此理事父母就是孝、事兄長就是悌、事君王就是忠等等。由此發展出：「道問學」與「尊德性」兩條路來。然「無人欲，便是天理」（〈伊川先生語〉，《二程語錄》卷15）、「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答陳同甫〉八，《朱子語類》卷13）與「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王陽明《傳習錄》上）均是強調「存天理，去人欲」。在此，據我個人研究，發現孔孟思想發展至宋明理學，可謂至巔峰，有一股「尊性黜情」發展，甚至發展出「性善情惡」之「善惡二元論」。然不論如何，發展至宋明理學，都是要人趨向於成聖成賢功夫邁進。
原來理論本身並無對錯，但是落於有心人士操控，就變成殺人工具。宋元明清政治愈趨於封建專制，人權問題也愈被壓抑。尤其對弱勢者、卑微者、婦女者等不平等待遇也愈是變本加厲。然天理自在人心，幸巧也有一些學者看出「理欲對立」不合人性之端倪。明末李贄（1527-1602）云：「趨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謂天成」（〈答鄭明府〉，《焚書》卷1）；清初王船山（1619-1692）：「聲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廢。俱可謂之性」（〈誠明〉《張子正蒙注》），乃至陳確（1604-677）主張「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從此生」（〈無欲作聖辨〉）或「人欲即天理」（〈近言集〉），以至清乾嘉學者，如戴震（1723-1777）、凌廷堪（1755-1809）、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等，「從故訓進求理義」方式，提出所謂「通情遂欲」、「情性學」理論。將理學長期以來「存理滅欲」主張作一合理性扭轉。這些，在清乾嘉學者回歸原典考證求實下，一一得到解答。為此，我完成了《天理與人欲之爭―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多年來我心對傳統禮教諸多困惑與不解，在此，幾乎一一得到解答與釋放，內心的喜悅真是不可言喻。
當我懂得愈多道理，愈能思考分析人情之是非善惡、事物之理時，彷彿有一種衝破傳統禮教藩籬的快樂，奔上心頭，感到愈能自主。《易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的，之後的我，比以前更加打拼。或許生命本來就鮮有完美的，人生一角落的挫折，並不代表人生全部都失敗，不是嗎？且人總是在不斷掙扎中懂得「捨得」；有些事，讓我學會「放棄」；原來「放下」，也是人生中身心安頓的方法之一。生命中的擁有，真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今日還是感謝：上帝為我關一扇門，卻為我打開許多扇窗。若沒有當時的「捨」，可能就不會有今日的擁有。雖然辛苦，但踏實安穩，心安理得。且重要的是：今日之「我」，已非昔日那個頭腦簡單，只會人云亦云、唯唯諾諾的小媳婦了。還是感謝上天，讓我可以不斷接受學術研究的磨練與洗禮，遇到事情時，懂得思考、分析與判斷，而不會跟著一窩蜂地聞聲起舞。還有，我可以自由自在參與諸多學術研討會，乃至海外的研討會，開拓遼闊的視野，結識好多四面八方的同道，這都是以前所難以想像的。
在此，只有感謝！感謝博班畢業後，不斷幫助我、鼓舞我的老師們。謝謝趙中偉師與林勝鐘先生，謝謝您們的幫助！畢業後，我無法再像就學期間可以大量借閱圖書館書籍與資料。謝謝您們的竭力相助，使我還能徜徉於圖書館八年多，還能沉浸在大學的書海中，在學術上不斷精進，年年都有些許的成果發表。
感謝中偉師、洪國樑師與楊晉龍師的鼓舞、關照與激勵！記得某一晚，或許是身心疲憊不堪，或許在一個容許諸多「萬年講師」環境下，人人都準時下班，顧家庭、顧小孩；獨我，總是最後一位熄燈、關門、下班，不為什麼，只為下班後，想繼續留在學校做研究，寫論文。然日日如此，真是有股「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濁，我獨清」之感，諸多莫名的聲音，總在耳邊響起；如有人笑我：「你每天總是這麼認真、這麼辛苦，這麼晚回家，錢也沒有比較多啊？」甚者，有的朋友視我為「瘋子」、「傻子」等等，然我似乎在為一個不知能不能達成的目標而努力著，我不知有沒有未來，只是日日「寂寞總含在眼裡」，所以那晚情緒泉湧而上，我哭了！哭得無法自拔，傳「賴」給國樑師說：「我想放棄。」不敢相信，幾分鐘後，國樑師傳來訊息告知我：
曉芬啊！人生就是有很多必須走的路，必須衝過的關卡。如果妳放棄了，以後會後悔。妳想想：寫博論的時候，是不是也很痛苦？遭遇婚姻的變化，是不是更痛苦？這些，妳都撐過去了，還有甚麼不能撐的？寫論文，升等，我都是過來人，沒有人輕輕鬆鬆就把論文寫出來，然後輕輕鬆鬆就升等了，成功的果實沒那麼容易得來的，否則就不足珍貴了。我已退休，還在寫書，滿腦子都是寫書的事，何況是年輕的妳呢！
我看過之後，好感動。是啊！我本來也可以擺爛、糊弄點，凡事不要這麼認真、堅持，或許日子可以過得輕鬆點、快樂些！但我曾想過：我會不會後悔？畢業後這些年來，我天天早出晚歸（配合接女兒晚輔放學時間21：30），年年拿全勤，年年發表論文，乃至年年獲得陸總部或國防部「優良教師」的鼓勵與肯定。雖總是踽踽獨行，任憑多少冷嘲熱諷，仍然安之若素，如今，豈可半途而廢，以致全功盡棄！以前的苦，都撐過來了，還有什麼撐不下去的事！看了國樑師的話後，給我好大鼓舞，記得從那晚起，我重新振作奮發，一週內就完成了一篇三萬多字的論文〈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清初明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展之探究〉，就是本書第二章。很感謝以前在台大讀書時教導我的國樑師，從我讀大學以至碩士班、博士班，乃至於博士後，一直都關照我、鼓舞我，給我莫大力量得以繼續在學術路上努力邁進。
還有感謝莊雅州師，指導我碩論，乃至博論。畢業後，又常不斷告知諸多學術研討會消息，鼓舞我參與。至今，仍不厭其繁地幫我修改論文，為了一個不成材的學生居然勞累若此！好令學生慚愧不已！還有中偉師，除了鼎力支援我借書外，並常關照、鼓勵我生活各方面，叮嚀學術上的訊息，耳提面命應注意事項，在在讓我奮發圖強，謝謝您們。
當然，還有「《易經》學會」，提供我一個學術研究的平台，可以不斷發表《易》學的研究成果，並與諸多專家學者切磋琢磨，使我在很難懂的《易》學研究上，能有所成長。更重要是：讓我思考、解決了這些年來一直困擾的問題，找到身心安頓之理。而在與專家學者請教或交談後，無形中心中正能量就提升好多，深深感染到他們身上所流露的一股凜然正氣。
觀晚清歷史，鴉片戰爭（1840）之後，清廷之衰敗腐化，內憂外患接連而來，學術上，亦是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或許受到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在此有所轉折；當然，各種救亡圖強的學說、見解紛湧而出。有「中學西源說」、「西學中源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乃至「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甚者，有學者提倡「自由」、「平等」、「博愛」與「民主」思想。如譚嗣同（1865-1898）認為：有平等方有「仁愛」，二義相通；中國自古以來之所以不平等，在於「名教」標榜一套封建倫理綱常制度，因此，欲衝決「名教」的網羅，使人人均獲平等、自由生活。在此，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反思：除了受西方文化影響外，中國思想內在理路難道就沒有學者發現到此，而提出反省與改革？據我個人的研究，清乾嘉新義理學產生，亦是前有所承的。追溯至明末清初，可發現清初遺民，如：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等等，即已提出諸多經世致用想法，乃至民主、平等、自由等啟蒙；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明夷取自《易經》第三十六卦，卦象為「坤上、離下」，卦辭曰：「明夷，利艱貞。」）〈原君〉將君權的弊端指向「公私之辨」―君權之起本是「有仁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避免以天下財富以供一家之私的君主，強調必須限制君權，要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務使「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
進一步研究，可發現到清初遺民恥於異族統治，頗多不仕清廷，紛紛閉門著書課子授徒。在其著作中，又以註解《易經》與《易》理詮釋為多。這就引起我的好奇：為何清初遺民多以註解或詮釋《易經》為多？是否藉由註解《易經》以抒發內心救國經世理念？或身處憂患時，亦是讀《易經》好時機？因《易》乃憂患之書也。莫非彼等以註《易》、釋《易》作為抒發憂患乃至身心安頓之作？個人自畢業後至今，多關注明末清初遺民的《易》學思想，想探討這階段遺民的經世思想，是否有一承上啟下、承先啟後的影響與意義？因為學術總有其本源，唯有溯其根源，才能充分掌握下流支脈之發展與趨勢。
然觀清初遺民們《易》學論述，可發現其中的「經世」與「處世」思想，尤足珍貴，扮演著學術上一承上啟下的關鍵，承襲著漢宋以來《易》學體系與理論，將之作一反思與批判，是為「宋明理學」與「清代樸學」承先啟後的重要橋樑。義理思想上，上承宋明《易》學，論天地性命修身之道，下啟清乾嘉實事求是的經世實學。如：孫奇逢《易》論以「成聖」為宗，亂世中「盡持變化持守之道」（《讀易大旨》卷3）；刁包主「心也，身也，《易》也」（〈讀易法〉，《易酌》卷1），以《易》反省自心；方以智主《易》：「貴時用也。」（《易餘》）強調「儒釋道三教歸《易》」，以獨特的會通思想，體悟生命，超越人生，安時處逆；張爾岐強調《易》理中「義」以「安命」，並與「禮」（履之意）作為人們安身立命之心法；錢澄之「以史論《易》」，主「一陽來復」分析「治亂之因」，期「復明之世」來臨；黃宗羲論《易》主「實用」，反穿鑿附會，其《易學象數論》為清代第一部抨擊《易》學異端之作。究其《易》之初旨，旨在以《易》運用在生活各方面作解釋，如：結合古代農牧生活、天文、曆法，乃至周代的禮樂制度釋《易》，藉此達到濟世救民、經世致用目的。開啟了現代《易》學古史治《易》的先河。顧炎武亦反圖書象數之《易》，強調：「推天道以明人事。」主張：「以德修身而求治世」；當「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艮其限〉，《日知錄》卷1），主「存心正行於物」重視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以為每個人生均有「正行」其事的使命在，不論是身處在吉凶、禍福、利害的關係中，有道德者都會矢志不渝的去實踐他的使命。並以「行己有恥」作為人人須遵守的道德底線。然治世上更需「去私慾」，所謂「忠恕，君子之道也。」（〈忠恕〉，《日知錄》卷7），強調「培德」與「增智」為君子治《易》的功夫。王夫之更是主張：「以自強不息為修己之綱，以厚德載物為治人之本。」（《周易大象解•乾卦•大象》）又：「惟為人上者……養欲給求，乃以固結人心。」（《周易大象解•剝卦》），論修己治人之道。他們均藉論《易》抒發自身用世之心，充分顯示其當時時代的意義與需求，深具有《易》教經世的學術意義與
明清之際，天崩地解，中國儒家思想發展至此，已產生諸多經世濟民理論，尤以清初遺民在其《易》學論著中，抒發頗多經世與處世之道。本書特色
本書針對清初遺民，在學術界上較為重要人物，如：孫奇逢、刁包、黃宗羲、方以智、張爾岐、錢澄之、顧炎武、王夫之八位學者，其《易》學中經世濟民的理念、內聖外王之道，作一分析整理、闡述詮釋。簡介
明清之際至清末民初，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多少救亡圖強、經世濟民學說產生。不論是否受到西方文化衝擊的影響，中國儒家思想發展至明末清初時，已產生諸多經世濟民、實學致用等理論。尤其清初遺民在其著作中，以註釋《易經》為多，以釋《易》作為抒發經世、處世，乃至身心安頓之作。
本書針對當時較為重要人物，如：孫奇逢、刁包、黃宗羲、方以智、張爾岐、錢澄之、顧炎武、王夫之八位學者，其《易》學中經世致用、內聖外王之道，作一披露與闡述。【邵序】
在《易經》形成之後，對於《易經》的研究，隨著社會的發展，歷史文化的嬗變，使《易經》逐漸滲入人們的生活，成為人們觀察事物和理解問題的指南，最終規範了人們的言行思想，蘊育出了中華文化獨特的思維方式。逮至戰國時期而有《易傳》的形成，為易學哲學奠定了理論基礎。易學哲學作為一種高度專門特殊的意識形態，其展現出的形式和內容，都不自主的受到所處的社會歷史的設限，而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性。因此在疏理易學哲學史上，首先就必須超越傳統經學史家的桎梏，而窮首皓經在史料文獻上，去釐清其間邏輯和歷史的演變過程，才能在浩瀚如海的古典文獻中，作出正確的選擇，而為當代易學哲學研究，增添嶄新的風貌。
學會 曉芬理事在博士畢業後，仍致學不輟，經年的嘔心爬疏，終於釐清了清初遺民在時代的巨變下，所呈現出易學哲學研究的特色，同時也將每位遺民豐富的易學中，內聖外王的哲學內涵，予以彰明闡述。而完成「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王」之大作，因而受其感召使作者的內心得以轉折成長，實屬不易。今囑余能為其作序，明清易學哲學實非余之所長，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但職任學會推擴易學之責，既然因緣軸湊，唯有不揣鄙陋，竭力勉而為之。
作者在自序中，述及近年的成長過程，曾糾結在傳統的善惡對錯的價值觀中，飽受煎熬與痛苦，因而著力去探究善惡的問題。誠然在人性問題上，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只不過是各據其理的理論假定而已，終非是終極的結論。因此無法確定「人性」，究竟是善還是惡，如果把力氣花在這方面，總是吃力不討好的。《繫辭上傳》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由是而知，任何事物都有陰陽的兩重性。其實孟子與荀子的思想重點，都在「心」的上面。而孟子所主張的「性善」，強調「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順著「性」走，非常通達。以俗觀之，如果自以為自己的「惻隱之心」才是「善」，而別人的「惻隱之心」則是「偽善」，此時的為「善」，則已有「惡因」，實則無「反身而誠」的「自覺」。而荀子所主張的「性惡」，強調「化性起偽」，是逆著「性」轉，故而較為吃力而已。如我們能真誠的去面對自己的「惡」，而去努力「化性起偽」，何嘗不在「惡」中而見「善因」。如終日糾結在世俗傳統的善惡的價值觀中，不如從二元對錯的主觀困囿中蛻變而出，而去探究「本性」的真假問題。「本性」的真假問題，它不是一個理論的假設，而是修證的工夫。因為它的真假，也不是我們能用理論而來證實的；唯能用個人的修證而去體悟。
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這種國破的悲憤，親人流離失所的痛苦，唯有處在亂世時的人，才會生出深刻的感受。而清初遺民不正也是處於外族入侵的時代，自然也會有這種悲憤與痛苦，再加上所承傳的文化也面臨著既將的殞落，於此之時，所受的挫折無助，是何其不幸的煎熬。然有遺民卻沒有懷憂喪志，而不去追問誰對？誰錯？而是用那顆清淨的「心」，去尋覓「本性」的真假問題，去關心家事，關心國事，關心天下事。因為「關心」，使他們淡化了悲憤，忘卻了痛苦，使受挫的「心」漸漸清淨平衡，而能「明心見性」，體會出「享受挫折」的可貴，才使他們證悟到宇宙全知的真知，而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條最真善美聖的出路，最終成為一代大哲，仍能為傳統文化開出新的篇章，這又是何等的幸事。
今作者在遺民的內聖外王的胸懷中，證悟到多數人終身陷入對錯的「造宅築室」的困囿中，而不自知。自己往昔不也只在乎「關心自己」，將自己困於室中，終日以「仰觀」的視域，期盼能得到別人的認同，別人的關懷，反使自己不斷的傷害自己而已。從前人的睿智中得到「自覺」的人，才能在挫折中去學習到反觀，進由逆覺體證不斷內化自己的「心」。再用這顆止住的「心」去外觀人間世，這一超昇，就能將「仰觀」的視域，逆轉而為「俯觀」，去「關心別人」，「事事關心」，實踐這種對天下的「關心」，那麼人生又有何惑事？作者如能不斷通過心性的修養，去體悟遺民個人的修證工夫，順著遺民修證工夫的理路，一直下工夫，當證到「人生就是面對學習挫折的歷程」時，就會開始懂得「享受挫折」，而對有「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有所感悟，處此之時，天命自然就能得知，就會以「無我融入」的心境，去實踐自己當為之事，以為此生負責。
作者在完成《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王》的著作的同時，也對自己思想的反觀，重新自我的定位。因此，非常高興在作者心境的蛻變的過程中，有學會的參與，能見證其成長。同時，也要感謝第十一屆理事長倪淑娟博士，力邀如此有才性思想的青年作者，在2016年進入第十二屆理事會擔任理事。相信作者在「觀物」上的工夫，與做學問、做事的用力，必能使學會在未來的兩岸與國際學術活動上，引領風騷而為典範。更能將「易學」深耕到軍事院校，去教化新一代的革命軍人，使其對中華文化有所深度的認識，而養成為有哲學辨證能力的軍事領袖。更堅信作者能以此紮實的學術內容，繼續啃硬骨頭，必能如朝霞般的光溢四射，如同遺民一般，為後人照亮出一條研究易學哲學的新途，能為當代的易學哲學史上，留下應有的地位與評價。
邵崇齡
2017年8月10日於臺北正先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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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有人問我：為何會從「清代揚州學派情理思想」轉作「《易》學研究」？我一時答不出來，但我心就是按捺不住那股一直想追求「真理」與身心安頓之「理」的欲求。
就讀博士班期間，「天理」、「禮制」、「心性」、「氣欲」、「情才」等，一直是我迫切想要了解與追本溯源的問題。原來先秦孔孟思想，並未教人要「存天理，去人欲」的，相反的，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克己復禮為仁」，乃至曾子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都強調忠恕之道。且並未反對人們正當謀生，只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要「見利思義」，以義制利。孟子更是強調「人性本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荀子雖謂「人性本惡」，故主張「化性起偽」；實則二者之立足點不同，是各就一端論之。因為人性有二：承自天性，是善，是以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與是非之心；然也有身為萬物之一所具有的生性，此生性就是動物性。因此，荀子主張要用教化與禮制以規範人心、人欲，如此，方能維持社會和諧發展。至宋明理學，對此作更深入探究與論析。程朱理學強調：人性自天理是至善，存在心中，所以心具性理，然未發之性理，形而上言是純然至善的，已發至形而下者，則是（才）情、氣（欲），會因氣之清濁厚薄之異，而有才情氣欲不同。所以朱熹主張「心統性情」，要靠修行、修心管好自身言行；甚至「格物致知」，以求聖賢境界。至陸王心學產生後，直指「心即是理」，萬理在吾心中，不必向外求，心是理，是良知，所以王陽明倡「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所謂「格物致知」是指格去心中私念、私慾、雜念等，而得致心中之理，以此理事父母就是孝、事兄長就是悌、事君王就是忠等等。由此發展出：「道問學」與「尊德性」兩條路來。然「無人欲，便是天理」（〈伊川先生語〉，《二程語錄》卷15）、「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答陳同甫〉八，《朱子語類》卷13）與「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王陽明《傳習錄》上）均是強調「存天理，去人欲」。在此，據我個人研究，發現孔孟思想發展至宋明理學，可謂至巔峰，有一股「尊性黜情」發展，甚至發展出「性善情惡」之「善惡二元論」。然不論如何，發展至宋明理學，都是要人趨向於成聖成賢功夫邁進。
原來理論本身並無對錯，但是落於有心人士操控，就變成殺人工具。宋元明清政治愈趨於封建專制，人權問題也愈被壓抑。尤其對弱勢者、卑微者、婦女者等不平等待遇也愈是變本加厲。然天理自在人心，幸巧也有一些學者看出「理欲對立」不合人性之端倪。明末李贄（1527-1602）云：「趨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謂天成」（〈答鄭明府〉，《焚書》卷1）；清初王船山（1619-1692）：「聲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廢。俱可謂之性」（〈誠明〉《張子正蒙注》），乃至陳確（1604-677）主張「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從此生」（〈無欲作聖辨〉）或「人欲即天理」（〈近言集〉），以至清乾嘉學者，如戴震（1723-1777）、凌廷堪（1755-1809）、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等，「從故訓進求理義」方式，提出所謂「通情遂欲」、「情性學」理論。將理學長期以來「存理滅欲」主張作一合理性扭轉。這些，在清乾嘉學者回歸原典考證求實下，一一得到解答。為此，我完成了《天理與人欲之爭―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多年來我心對傳統禮教諸多困惑與不解，在此，幾乎一一得到解答與釋放，內心的喜悅真是不可言喻。
當我懂得愈多道理，愈能思考分析人情之是非善惡、事物之理時，彷彿有一種衝破傳統禮教藩籬的快樂，奔上心頭，感到愈能自主。《易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的，之後的我，比以前更加打拼。或許生命本來就鮮有完美的，人生一角落的挫折，並不代表人生全部都失敗，不是嗎？且人總是在不斷掙扎中懂得「捨得」；有些事，讓我學會「放棄」；原來「放下」，也是人生中身心安頓的方法之一。生命中的擁有，真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今日還是感謝：上帝為我關一扇門，卻為我打開許多扇窗。若沒有當時的「捨」，可能就不會有今日的擁有。雖然辛苦，但踏實安穩，心安理得。且重要的是：今日之「我」，已非昔日那個頭腦簡單，只會人云亦云、唯唯諾諾的小媳婦了。還是感謝上天，讓我可以不斷接受學術研究的磨練與洗禮，遇到事情時，懂得思考、分析與判斷，而不會跟著一窩蜂地聞聲起舞。還有，我可以自由自在參與諸多學術研討會，乃至海外的研討會，開拓遼闊的視野，結識好多四面八方的同道，這都是以前所難以想像的。
在此，只有感謝！感謝博班畢業後，不斷幫助我、鼓舞我的老師們。謝謝趙中偉師與林勝鐘先生，謝謝您們的幫助！畢業後，我無法再像就學期間可以大量借閱圖書館書籍與資料。謝謝您們的竭力相助，使我還能徜徉於圖書館八年多，還能沉浸在大學的書海中，在學術上不斷精進，年年都有些許的成果發表。
感謝中偉師、洪國樑師與楊晉龍師的鼓舞、關照與激勵！記得某一晚，或許是身心疲憊不堪，或許在一個容許諸多「萬年講師」環境下，人人都準時下班，顧家庭、顧小孩；獨我，總是最後一位熄燈、關門、下班，不為什麼，只為下班後，想繼續留在學校做研究，寫論文。然日日如此，真是有股「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濁，我獨清」之感，諸多莫名的聲音，總在耳邊響起；如有人笑我：「你每天總是這麼認真、這麼辛苦，這麼晚回家，錢也沒有比較多啊？」甚者，有的朋友視我為「瘋子」、「傻子」等等，然我似乎在為一個不知能不能達成的目標而努力著，我不知有沒有未來，只是日日「寂寞總含在眼裡」，所以那晚情緒泉湧而上，我哭了！哭得無法自拔，傳「賴」給國樑師說：「我想放棄。」不敢相信，幾分鐘後，國樑師傳來訊息告知我：
曉芬啊！人生就是有很多必須走的路，必須衝過的關卡。如果妳放棄了，以後會後悔。妳想想：寫博論的時候，是不是也很痛苦？遭遇婚姻的變化，是不是更痛苦？這些，妳都撐過去了，還有甚麼不能撐的？寫論文，升等，我都是過來人，沒有人輕輕鬆鬆就把論文寫出來，然後輕輕鬆鬆就升等了，成功的果實沒那麼容易得來的，否則就不足珍貴了。我已退休，還在寫書，滿腦子都是寫書的事，何況是年輕的妳呢！
我看過之後，好感動。是啊！我本來也可以擺爛、糊弄點，凡事不要這麼認真、堅持，或許日子可以過得輕鬆點、快樂些！但我曾想過：我會不會後悔？畢業後這些年來，我天天早出晚歸（配合接女兒晚輔放學時間21：30），年年拿全勤，年年發表論文，乃至年年獲得陸總部或國防部「優良教師」的鼓勵與肯定。雖總是踽踽獨行，任憑多少冷嘲熱諷，仍然安之若素，如今，豈可半途而廢，以致全功盡棄！以前的苦，都撐過來了，還有什麼撐不下去的事！看了國樑師的話後，給我好大鼓舞，記得從那晚起，我重新振作奮發，一週內就完成了一篇三萬多字的論文〈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清初明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展之探究〉，就是本書第二章。很感謝以前在台大讀書時教導我的國樑師，從我讀大學以至碩士班、博士班，乃至於博士後，一直都關照我、鼓舞我，給我莫大力量得以繼續在學術路上努力邁進。
還有感謝莊雅州師，指導我碩論，乃至博論。畢業後，又常不斷告知諸多學術研討會消息，鼓舞我參與。至今，仍不厭其繁地幫我修改論文，為了一個不成材的學生居然勞累若此！好令學生慚愧不已！還有中偉師，除了鼎力支援我借書外，並常關照、鼓勵我生活各方面，叮嚀學術上的訊息，耳提面命應注意事項，在在讓我奮發圖強，謝謝您們。
當然，還有「《易經》學會」，提供我一個學術研究的平台，可以不斷發表《易》學的研究成果，並與諸多專家學者切磋琢磨，使我在很難懂的《易》學研究上，能有所成長。更重要是：讓我思考、解決了這些年來一直困擾的問題，找到身心安頓之理。而在與專家學者請教或交談後，無形中心中正能量就提升好多，深深感染到他們身上所流露的一股凜然正氣。
觀晚清歷史，鴉片戰爭（1840）之後，清廷之衰敗腐化，內憂外患接連而來，學術上，亦是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或許受到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在此有所轉折；當然，各種救亡圖強的學說、見解紛湧而出。有「中學西源說」、「西學中源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乃至「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甚者，有學者提倡「自由」、「平等」、「博愛」與「民主」思想。如譚嗣同（1865-1898）認為：有平等方有「仁愛」，二義相通；中國自古以來之所以不平等，在於「名教」標榜一套封建倫理綱常制度，因此，欲衝決「名教」的網羅，使人人均獲平等、自由生活。在此，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反思：除了受西方文化影響外，中國思想內在理路難道就沒有學者發現到此，而提出反省與改革？據我個人的研究，清乾嘉新義理學產生，亦是前有所承的。追溯至明末清初，可發現清初遺民，如：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等等，即已提出諸多經世致用想法，乃至民主、平等、自由等啟蒙；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明夷取自《易經》第三十六卦，卦象為「坤上、離下」，卦辭曰：「明夷，利艱貞。」）〈原君〉將君權的弊端指向「公私之辨」―君權之起本是「有仁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避免以天下財富以供一家之私的君主，強調必須限制君權，要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務使「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
進一步研究，可發現到清初遺民恥於異族統治，頗多不仕清廷，紛紛閉門著書課子授徒。在其著作中，又以註解《易經》與《易》理詮釋為多。這就引起我的好奇：為何清初遺民多以註解或詮釋《易經》為多？是否藉由註解《易經》以抒發內心救國經世理念？或身處憂患時，亦是讀《易經》好時機？因《易》乃憂患之書也。莫非彼等以註《易》、釋《易》作為抒發憂患乃至身心安頓之作？個人自畢業後至今，多關注明末清初遺民的《易》學思想，想探討這階段遺民的經世思想，是否有一承上啟下、承先啟後的影響與意義？因為學術總有其本源，唯有溯其根源，才能充分掌握下流支脈之發展與趨勢。
然觀清初遺民們《易》學論述，可發現其中的「經世」與「處世」思想，尤足珍貴，扮演著學術上一承上啟下的關鍵，承襲著漢宋以來《易》學體系與理論，將之作一反思與批判，是為「宋明理學」與「清代樸學」承先啟後的重要橋樑。義理思想上，上承宋明《易》學，論天地性命修身之道，下啟清乾嘉實事求是的經世實學。如：孫奇逢《易》論以「成聖」為宗，亂世中「盡持變化持守之道」（《讀易大旨》卷3）；刁包主「心也，身也，《易》也」（〈讀易法〉，《易酌》卷1），以《易》反省自心；方以智主《易》：「貴時用也。」（《易餘》）強調「儒釋道三教歸《易》」，以獨特的會通思想，體悟生命，超越人生，安時處逆；張爾岐強調《易》理中「義」以「安命」，並與「禮」（履之意）作為人們安身立命之心法；錢澄之「以史論《易》」，主「一陽來復」分析「治亂之因」，期「復明之世」來臨；黃宗羲論《易》主「實用」，反穿鑿附會，其《易學象數論》為清代第一部抨擊《易》學異端之作。究其《易》之初旨，旨在以《易》運用在生活各方面作解釋，如：結合古代農牧生活、天文、曆法，乃至周代的禮樂制度釋《易》，藉此達到濟世救民、經世致用目的。開啟了現代《易》學古史治《易》的先河。顧炎武亦反圖書象數之《易》，強調：「推天道以明人事。」主張：「以德修身而求治世」；當「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艮其限〉，《日知錄》卷1），主「存心正行於物」重視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以為每個人生均有「正行」其事的使命在，不論是身處在吉凶、禍福、利害的關係中，有道德者都會矢志不渝的去實踐他的使命。並以「行己有恥」作為人人須遵守的道德底線。然治世上更需「去私慾」，所謂「忠恕，君子之道也。」（〈忠恕〉，《日知錄》卷7），強調「培德」與「增智」為君子治《易》的功夫。王夫之更是主張：「以自強不息為修己之綱，以厚德載物為治人之本。」（《周易大象解•乾卦•大象》）又：「惟為人上者……養欲給求，乃以固結人心。」（《周易大象解•剝卦》），論修己治人之道。他們均藉論《易》抒發自身用世之心，充分顯示其當時時代的意義與需求，深具有《易》教經世的學術意義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