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特色
1.以抗日戰爭為背景，詳實描述今四川省樂山市在當時戰爭的艱難困苦環境中，如何從小縣城一步一步成為戰時的文化中心。
2.重現戰爭時期，工商界人士為搶救工業物資和設備免遭破壞殆盡；以及知識份子為保存文化教育和保護珍貴文物，其歷經過程。
3.書中参閱相關史料，旁徵博引，敘述詳盡，真實呈現四川樂山做為戰時後方基地的動盪歷史。【前言】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司馬相如在《諭巴蜀檄》一文中就寫道：「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這可說是對四川人民「急國家之難」的真實寫照。自民初以來，四川儘管一直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態，但四川軍民對國家民族的愛護與關切，絕不遜於其他任何地區。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時任四川省主席的劉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國通電請纓抗戰：「和平果已絕望，除全民抗戰外，別無自存之道，要求當局早決大計，甫澄願率川軍供驅遣抗敵！」1937年8月7日，劉湘飛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當會上各方為戰還是和而猶豫不決時，劉湘慷慨陳詞，再次聲明：「四川為國家後防要地，今後長期抗戰，四川即應負長期支撐之巨責。四川竭力抗戰，所有人力、物力，無一不可貢獻國家……」此舉堅定了國民政府當局抗戰的決心。劉湘回到成都後，於8月25日發布《告川康軍民書》，對全省作出動員：「……中華民族為鞏固自己之生存，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積極抵抗！凡我國人，必須歷盡艱辛，從屍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後之勝利！……四川為國人期望之復興民族根據地與戰時後防重地，山川之險要，人口之眾多，物產之豐富，四川7,000萬人民所應負擔之責任，較其他各省尤為重大！」
不妨再看一組數據：350萬川軍出川抗戰，陣亡、負傷、失蹤約64萬人，居全國之首；承擔國家總支出的30%；徵收占全國1/3的穀物；300至500萬民工擔起了公路、機場修建和交通、糧食運輸等任務；鼎力留存中華文脈，接受48所高校遷川，接納和安置了大批機關、700餘家工礦企業內遷和上千萬人入川避難。1944年6月，蔣介石對四川人民在抗戰中的貢獻給予了全面評價：「抗戰軍興以來，中央本既定之策，而以四川為抗戰重要根據地。我川省同胞，遵奉國家至上、軍事第一之要旨，忠誠奮發，同心戮力，以收動員人力財力之功。每年糧政兵役所負擔之數量均屬甲於各省。輸將慷慨，繳納必先，丁壯從戎，踴躍恐後。推而至於增產、運輸、募債、獻金等一切有關抗戰之工作，莫不有優良之表現。軍實資以供應，兵源賴以補充。」
為了銘記歷史、珍視和平，在中國人民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前夕，四川省政府有關部門舉辦了一次很有創意的採訪活動──海峽兩岸記者「重走四川抗戰大後方」。2015年5月中旬，來自海峽兩岸的記者（包括中央電視臺、中新社、中國臺灣網、臺灣TVBS電視臺、臺灣旺報、臺灣導報等）一行二十餘人分別前往成都、雅安、樂山、自貢、宜賓等地，採訪建川博物館川軍抗戰館、成都人民公園「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新津機場、華西壩內遷「五校」舊址、自貢鹽業博物館、江安國立劇專及李莊古鎮抗戰文化等。兩岸媒體在採訪中深切的感受到四川在抗戰時期如何成為「軍事大後方」、「工業大後方」、「文化大後方」。
「之前我認為『大後方』就是沒有戰爭，最舒服、最安逸的地方。以為抗戰期間四川是最幸福的地方，人民過得很悠閒。但現在看，四川的貢獻比我們想像的都大，可以說沒有四川人民的貢獻，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宣傳四川抗戰，不僅是四川的事情，更是四川人民的驕傲！」臺灣旺報助理副總編宋秉忠如此感慨。
5月12日至13日，海峽兩岸記者聯合採訪組走進三江匯聚處的樂山市，對樂西公路、戰時故宮等地進行了採訪拍攝。記者深入樂西公路岩窩溝、蓑衣嶺、五洞橋、峨嵋河大橋、陳列室進行採訪拍攝，採訪當年築路民工及民工後代，多角度拍攝取景，力求還原當時搶通這條抗戰交通生命線時的情景。採訪團被築路的難度艱辛、民眾用生命和鮮血築成的「長城」所震撼，為樂山民眾抗戰護寶「眾志成城」的精神所感動。在安谷鎮故宮內遷文物存放地「戰時故宮」，聯合採訪組採訪了建館人王聯春老先生，瞭解他自費建設「戰時故宮」的初衷和意義，挖掘當地民眾廣泛參與保護故宮文物的鮮活故事。
樂山，古稱嘉州、嘉定，清屬上川南道，抗戰時期稱四川省第五行政督察區（1935年1月，國民政府在全川劃置18個行政督察區），簡稱四川第五區。下轄樂山、犍為、峨嵋、屏山、雷波、馬邊、峨邊七縣。樂山是行政專員公署所在地，故第五區也稱樂山專區。1941年析屏山縣之第三區和第四區，成立沐川設治局，等同縣級行政區；1942年正式設立沐川縣，也屬樂山專區，為第八縣。今之樂山市，轄原樂山縣（含今市中區、沙灣區）、犍為縣（含今五通橋區）、峨嵋縣（今峨嵋山市）、夾江縣（戰時屬四川第四區，即眉山專區）、井研縣（戰時屬四川第二區，即資中專區）、沐川縣、馬邊彞族自治縣和峨邊彞族自治縣（含今金口河區）。
抗戰之前，樂山地區沒有專科以上的高等院校，樂山的高校都是抗戰時期內遷和新建的。其中內遷高校有：國立武漢大學、國立四川大學、江蘇省立蠶絲專科學校；新建一所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抗戰期間，故宮文物有三批南遷，除了少量一批遷往貴州安順外，其餘兩批國寶級文物遷往樂山、峨嵋兩地存放。樂山還有全國獨一無二的「復性書院」，由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創立，不少弟子後來也成為國學教授。樂山「文化區」由小到大，一個小小的縣城因為抗戰時期高校、文化團體、工廠的內遷匯聚，一時大師雲集、群賢備至，為川西平原南端的文化中心，時有「小重慶」之美稱。抗戰勝利之後，大量內遷單位開始復員，使得地方經濟由大輸血變成了大抽血，樂山戰時的繁榮成為「曇花一現」的景象。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沒幾個人會記得樂山，還有其他後方城市，它們變得無足輕重。雖然它們也曾輝煌耀眼，但那不過是歷史長河的一段插曲而已。
參與「重走四川抗戰大後方」採訪的臺灣旺報記者張國威表示，抗戰這段歷史在臺灣正被漸漸遺忘，以前人們甚至看不起川軍，通過這次走訪報道，可以看到全國都在抗戰，每一個點都在抗戰，每一個中國人都在抗戰。四川在大後方做出這樣的貢獻，應該廣為人知，這是兩岸甚至華人都應該知道的血肉史。
誠哉此言。這也是筆者撰寫此書的初衷。
2018年8月15日書籍簡介
中日戰爭時期，隨著戰事越來越激烈，中國沿海各城市先後淪陷。為能讓工商業繼續發展，以利支援抗戰與提供民間所需，政府和民間紛紛計議，將沿海城市之重要工廠舉廠內遷。同時，為了搶救文物和保存文化教育的命脈，故宮文物與各地高校也進行了一段大遷移。
當時的樂山從一個小小縣城，因為抗戰時期工廠、高校和文化團體的內遷匯聚，成為川西平原南端的工商業聚集之地和文化中心，也加速了地方的現代化啟動與發展。
本書以中日戰爭時期的工業和教育文化為主軸，分別敘述當時的國民政府鹽務總局、近代中國化工───永利與黃海、中外合資煤礦企業的嘉陽煤礦、四川的第一家機器造紙廠的嘉樂紙廠、戰時唯一的空軍降落傘生產廠、國貨絲綢時裝面料主要提供───商美亞織綢廠等重要工業，以及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江蘇省立蠶絲專科學校、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復性書院等教育機構。
1.以抗日戰爭為背景，詳實描述今四川省樂山市在當時戰爭的艱難困苦環境中，如何從小縣城一步一步成為戰時的文化中心。
2.重現戰爭時期，工商界人士為搶救工業物資和設備免遭破壞殆盡；以及知識份子為保存文化教育和保護珍貴文物，其歷經過程。
3.書中参閱相關史料，旁徵博引，敘述詳盡，真實呈現四川樂山做為戰時後方基地的動盪歷史。【前言】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司馬相如在《諭巴蜀檄》一文中就寫道：「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這可說是對四川人民「急國家之難」的真實寫照。自民初以來，四川儘管一直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態，但四川軍民對國家民族的愛護與關切，絕不遜於其他任何地區。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時任四川省主席的劉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國通電請纓抗戰：「和平果已絕望，除全民抗戰外，別無自存之道，要求當局早決大計，甫澄願率川軍供驅遣抗敵！」1937年8月7日，劉湘飛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當會上各方為戰還是和而猶豫不決時，劉湘慷慨陳詞，再次聲明：「四川為國家後防要地，今後長期抗戰，四川即應負長期支撐之巨責。四川竭力抗戰，所有人力、物力，無一不可貢獻國家……」此舉堅定了國民政府當局抗戰的決心。劉湘回到成都後，於8月25日發布《告川康軍民書》，對全省作出動員：「……中華民族為鞏固自己之生存，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積極抵抗！凡我國人，必須歷盡艱辛，從屍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後之勝利！……四川為國人期望之復興民族根據地與戰時後防重地，山川之險要，人口之眾多，物產之豐富，四川7,000萬人民所應負擔之責任，較其他各省尤為重大！」
不妨再看一組數據：350萬川軍出川抗戰，陣亡、負傷、失蹤約64萬人，居全國之首；承擔國家總支出的30%；徵收占全國1/3的穀物；300至500萬民工擔起了公路、機場修建和交通、糧食運輸等任務；鼎力留存中華文脈，接受48所高校遷川，接納和安置了大批機關、700餘家工礦企業內遷和上千萬人入川避難。1944年6月，蔣介石對四川人民在抗戰中的貢獻給予了全面評價：「抗戰軍興以來，中央本既定之策，而以四川為抗戰重要根據地。我川省同胞，遵奉國家至上、軍事第一之要旨，忠誠奮發，同心戮力，以收動員人力財力之功。每年糧政兵役所負擔之數量均屬甲於各省。輸將慷慨，繳納必先，丁壯從戎，踴躍恐後。推而至於增產、運輸、募債、獻金等一切有關抗戰之工作，莫不有優良之表現。軍實資以供應，兵源賴以補充。」
為了銘記歷史、珍視和平，在中國人民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前夕，四川省政府有關部門舉辦了一次很有創意的採訪活動──海峽兩岸記者「重走四川抗戰大後方」。2015年5月中旬，來自海峽兩岸的記者（包括中央電視臺、中新社、中國臺灣網、臺灣TVBS電視臺、臺灣旺報、臺灣導報等）一行二十餘人分別前往成都、雅安、樂山、自貢、宜賓等地，採訪建川博物館川軍抗戰館、成都人民公園「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新津機場、華西壩內遷「五校」舊址、自貢鹽業博物館、江安國立劇專及李莊古鎮抗戰文化等。兩岸媒體在採訪中深切的感受到四川在抗戰時期如何成為「軍事大後方」、「工業大後方」、「文化大後方」。
「之前我認為『大後方』就是沒有戰爭，最舒服、最安逸的地方。以為抗戰期間四川是最幸福的地方，人民過得很悠閒。但現在看，四川的貢獻比我們想像的都大，可以說沒有四川人民的貢獻，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宣傳四川抗戰，不僅是四川的事情，更是四川人民的驕傲！」臺灣旺報助理副總編宋秉忠如此感慨。
5月12日至13日，海峽兩岸記者聯合採訪組走進三江匯聚處的樂山市，對樂西公路、戰時故宮等地進行了採訪拍攝。記者深入樂西公路岩窩溝、蓑衣嶺、五洞橋、峨嵋河大橋、陳列室進行採訪拍攝，採訪當年築路民工及民工後代，多角度拍攝取景，力求還原當時搶通這條抗戰交通生命線時的情景。採訪團被築路的難度艱辛、民眾用生命和鮮血築成的「長城」所震撼，為樂山民眾抗戰護寶「眾志成城」的精神所感動。在安谷鎮故宮內遷文物存放地「戰時故宮」，聯合採訪組採訪了建館人王聯春老先生，瞭解他自費建設「戰時故宮」的初衷和意義，挖掘當地民眾廣泛參與保護故宮文物的鮮活故事。
樂山，古稱嘉州、嘉定，清屬上川南道，抗戰時期稱四川省第五行政督察區（1935年1月，國民政府在全川劃置18個行政督察區），簡稱四川第五區。下轄樂山、犍為、峨嵋、屏山、雷波、馬邊、峨邊七縣。樂山是行政專員公署所在地，故第五區也稱樂山專區。1941年析屏山縣之第三區和第四區，成立沐川設治局，等同縣級行政區；1942年正式設立沐川縣，也屬樂山專區，為第八縣。今之樂山市，轄原樂山縣（含今市中區、沙灣區）、犍為縣（含今五通橋區）、峨嵋縣（今峨嵋山市）、夾江縣（戰時屬四川第四區，即眉山專區）、井研縣（戰時屬四川第二區，即資中專區）、沐川縣、馬邊彞族自治縣和峨邊彞族自治縣（含今金口河區）。
抗戰之前，樂山地區沒有專科以上的高等院校，樂山的高校都是抗戰時期內遷和新建的。其中內遷高校有：國立武漢大學、國立四川大學、江蘇省立蠶絲專科學校；新建一所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抗戰期間，故宮文物有三批南遷，除了少量一批遷往貴州安順外，其餘兩批國寶級文物遷往樂山、峨嵋兩地存放。樂山還有全國獨一無二的「復性書院」，由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創立，不少弟子後來也成為國學教授。樂山「文化區」由小到大，一個小小的縣城因為抗戰時期高校、文化團體、工廠的內遷匯聚，一時大師雲集、群賢備至，為川西平原南端的文化中心，時有「小重慶」之美稱。抗戰勝利之後，大量內遷單位開始復員，使得地方經濟由大輸血變成了大抽血，樂山戰時的繁榮成為「曇花一現」的景象。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沒幾個人會記得樂山，還有其他後方城市，它們變得無足輕重。雖然它們也曾輝煌耀眼，但那不過是歷史長河的一段插曲而已。
參與「重走四川抗戰大後方」採訪的臺灣旺報記者張國威表示，抗戰這段歷史在臺灣正被漸漸遺忘，以前人們甚至看不起川軍，通過這次走訪報道，可以看到全國都在抗戰，每一個點都在抗戰，每一個中國人都在抗戰。四川在大後方做出這樣的貢獻，應該廣為人知，這是兩岸甚至華人都應該知道的血肉史。
誠哉此言。這也是筆者撰寫此書的初衷。
2018年8月15日書籍簡介
中日戰爭時期，隨著戰事越來越激烈，中國沿海各城市先後淪陷。為能讓工商業繼續發展，以利支援抗戰與提供民間所需，政府和民間紛紛計議，將沿海城市之重要工廠舉廠內遷。同時，為了搶救文物和保存文化教育的命脈，故宮文物與各地高校也進行了一段大遷移。
當時的樂山從一個小小縣城，因為抗戰時期工廠、高校和文化團體的內遷匯聚，成為川西平原南端的工商業聚集之地和文化中心，也加速了地方的現代化啟動與發展。
本書以中日戰爭時期的工業和教育文化為主軸，分別敘述當時的國民政府鹽務總局、近代中國化工───永利與黃海、中外合資煤礦企業的嘉陽煤礦、四川的第一家機器造紙廠的嘉樂紙廠、戰時唯一的空軍降落傘生產廠、國貨絲綢時裝面料主要提供───商美亞織綢廠等重要工業，以及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江蘇省立蠶絲專科學校、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復性書院等教育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