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特色
1.深入史料，以清儒姚瑩、魏源、梁廷枏為例，援引當代思想論述，呈現19世紀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2.港台學者邢福增、沈旭暉、鄭睦群專序推薦序
【推薦序】／邢福增
清季基督新教在華傳播史雖始於1807年（嘉慶十二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惟其得以在沿海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及內陸各地開展傳教工作，卻要晚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及1860年（咸豐十年）以後。關於基督新教傳播史，中外學者多較重視馬禮遜等先鋒人物的開荒工作及北京條約開放後的情況。相對而言，1842至1860年間這段居間狀態，則較受到忽視。
查1842至1860年間這段歷史的意義，在於基督教首次在五口取得合法地位，成為中國社會既成事實。這也是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開始全面接觸的時期，對來華傳教士而言，經過了「等待中國」的時代，中國之門終於打開，他們滿懷期望地部署傳教工作。據統計，1858年（咸豐八年），來華傳教士的數目為81人，分屬20個不同的歐美宣教組織。就中國社會的反應而言，學者較關注民間對西教的回應。那麼，草創期國人對西洋宗教的反應如何？1855年（咸豐五年），每週參與主日禮拜的平均人數為304人，街頭佈道的聽眾平均人數則為1840至1965人。毋庸置疑，西教早期流佈，也引起民間各種反教言行。西力東漸既是中國無法迴避的千年變局，清國朝野有識之士如何思考及應對西教傳播，誠然是饒具意義卻仍處空白的研究課題。
孔德維博士的《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一書，可說是針對上述研究空白而作的嘗試與努力。本書的研究範圍，正是以鴉片戰爭以降清季儒者對基督教的思考為中心。作者選取了梁廷枏、姚瑩及魏源三人作個案，探討這些非奉教的儒者，如何以儒學傳統為本位，並因應客觀時局而作寬容基督教的主張。置於中國傳統的政教脈絡下，這種宗教寬容論到底有何特色？這不僅是清史研究值得關注的課題，也對當下二十一世紀延繼清帝國遺緒的新帝國政教關係，帶來新的視野及思考。
德維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的本科畢業生。雖然宗教在華人社會及生活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但宗教研究卻依然難以擺脫其「非主流」的位置，位處大學人文學科中較冷門的末流。記得德維在本科時修讀本人開設的科目時，已表現出對宗教研究較濃厚的興趣。畢業後他繼續深造哲學碩士，由於選擇了清季儒者的基督教觀為範圍，本人奉學部指派擔任其指導老師。回顧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以晚清中國基督徒為研究方向；惟近二十年間的研究旨趣，早已轉至1949年後的中國基督教與政教關係。因著指導德維關係，讓我再次觸及早年曾廣泛涉獵的領域，勾起三十多年前進入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時的不少回憶。
德維完成碩士論文後，更堅定底走上宗教研究的學術道路，並在碩士論文基礎上，一方面將研究時段上延至雍正年間，另方面擴展至探討儒者對伊斯蘭教的看法，修畢香港大學的哲學博士課程。今得悉其碩士論文在修訂後有機會出版，這不僅是作為論文指導老師的喜悅，更重要的，是見證到一位香港本土年輕學者呈獻初熟之果時的激動與興奮。
回想本人三十年前的碩士論文，正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完成，處理的雖是晚清基督徒的身份問題，但卻牽引了我往後的思考與實踐。德維這篇文章，也是孕育在2014後的香港，二百多年前儒者提出對異己的「寬容」，在今天又有何迴響？其實，歷史研究不僅有助於疏理過去，也是在各種拉扯與張力之中，與當下處境的對話。
學術研究從來就是孤單之路，在當下愈趨扭曲的高等教育環境下的香港尤甚……祝願德維莫忘初衷，為本土華人宗教研究作出更多貢獻。
是為序。
邢福增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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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沈旭暉
記得當年大學讀書時，有一位老師名叫 Jonathan Spence，中文名字在漢學界享負盛名，即史景遷教授。他的專長是近代明清中國史，獨特之處是擅長說故事，特別是平民百姓、基層官僚等小人物的故事，由下而上、以小見大，去講述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和傳統中國史家的筆觸、重點、方法論，可謂完全相反。這種治學風格，和筆者熟悉的國際關係也是背道而馳，我們一般講求框架、結構，然後再用實例舉證，但史景遷的框架往往在最後關頭才圖窮匕現，而且有一定模糊性，讓讀者始終保留一絲解讀的懸念。某程度上，史景遷也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頗懂得吸眼球，在海峽兩岸也有不少粉絲，但他不會公開評論當代中國，以維持歷史學家的身份；然而與此同時，遇到任何當代社會議題，幾乎任何立場的讀者，都可以從史景遷的故事找到對號入座的訊號。一代大師橫空出世，自非偶然。
閱讀孔德維的文章，無論是這本由碩士論文改編的著作，還是平常他在臉書的點滴分享，乃至和他的日常對話，一直都有一種感覺，就像在讀史景遷的déjà vu。對清末民初的一切、種種冷僻史料，他知之甚詳，然而從不會像一般學究那樣談甚麼學派、典籍、師承，乃至種種自欺欺人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只會把一個個小故事用最落地、入世的語言娓娓道來，弦外之音讓人自行領會。宗教研究哪怕是歷史，在今天也可以觸及種種雷區，他卻能巧妙地利用宗教研究為分析中國社會深層結構、官僚上下層級互動、民間各自表述智慧的切入點，不但不會被現實政治污染，反而製成一把別出心裁的保護傘。一般在圖書館度過無數寒暑的學者，往往都有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礙，但德維有異常入世的一面，沒有學術研究的醬缸酸味，也不刻意成為學術明星，卻已經在九十後圈子大放異彩，成為同齡最有個人風格的博士。偶或遇上個人困惑，似乎他的移情中介也和我一樣，名叫叮噹，不是多啦A夢。
面向未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極速變幻的大時代。Uberization的去中介化趨勢，令傳統大學首當其衝，從前種種學習、研究模式，有了大數據、人工智能、機械學習，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在網絡世界以decontextualized方式閱讀歷史的風潮，也顛覆了從前對歷史研究的定義。當政府以120歲為未來的壽命基準，各行各業的保障越來越小，slasher生活已成王道，無論在大學工作的職級如何，即使是真‧史景遷回到25歲，在今天的香港大學拿到教席，或德維的先祖孔丘復生來當一個院長，也不可能以收入確保退休。昔日香港在國際關係有獨特角色，在中西文化之間，有近乎獨一無二的學術傳承，但日子有功，這些優勢今天所剩有無幾，賢愚共知。喜見年輕學界有德維這樣的新生代勇於探索自己的路，令人發現只要有慧根，讀史比讀報確能知我輩之未來，否則即使在研究當下最熱門的話題，下一刻就會淪為無人願意研究的歷史。
沈旭暉
香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客座副教授／Glocal Learning Offices 創辦人
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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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鄭睦群
基督宗教的宣教史充滿著衝突與融合的精彩交錯，但如此細膩的過程卻往往呈現簡要的化約論述，且多半套用著無比單調卻實在方便的二元對立論，許多關於十九世紀的東亞敘事亦是如此。以單調形容或許重了些，畢竟宣教士在異域中宣揚基督信仰的故事，倘若化約為「救世福音」衝撞民智未開的「黑暗枷鎖」，這樣的角度是比較容易理解的。許多如少年漫畫般的熱血見證，除了激勵信徒投身或支持宣教行列之外，也確有不少人因此感動而受洗成為耶穌的門徒。
但人生畢竟不是少年漫畫，如果一個人不能簡單分成「好人」與「壞人」，那麼對基督信仰的接受與否亦非僅有「封閉」與「開放」兩種視角。孔德維博士的大著《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即著眼於此，將所謂「接納」、「包容」「拒絕」或「排斥」置於更立體的處境與脈絡，以多重向度的討論跳脫二元對立的面向。例如經過史料與文本的爬梳、分析與比較，同樣身為「儒者」的姚瑩、魏源和梁廷枏，其對基督教論述的差異實反映了世界觀或個人經歷之不同，亦展現了他們身處的政治環境、個人好惡與價值觀。一如孔博士在文末所言，十九世紀中葉的儒者並不是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批判基督宗教，亦非純粹站在帝國官員的角度，從管制與外交原則來應對異國的宗教，因為每位發言者都有其獨特的思想背景與發言目的。而這些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又可以逆向投射出其認為何謂「國家」？什麼又是「國家」其應負之「道德責任」？這不僅呼應了本書在開頭即拋出的問題，也提醒我們應當思考「道德」與「公權力」之間的從屬關係，因為這個社會已經有太多高舉公義大旗，卻往往是以己身抽象規尺丈量他人的無謂壓迫，這些問題都能在孔博士的大作中有更深層次的思索。
我與孔博士相識於第八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並有幸與其同台發表論文，那是在2016年末的香港中文大學，當時他還是香港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會議上的男性學者若不是全套西裝，起碼身上也是件襯衫，唯有孔君穿著一件正面印有「小叮噹」（後來知道港譯為叮噹）圖案的T-shirt登台，與其精彩論文共同驚豔全場，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會議後彼此依舊保持聯絡，儘管我年紀稍長，但每每與孔博士交流皆感佩其深厚的學術功力，把酒言歡之餘亦見賢思齊。榮幸在其大作出版前搶先拜讀，略舒所感，並誠摯為之推薦，是為序。
鄭睦群
臺灣／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望教會執事
2019年1月15日於三芝拾翠山莊書籍簡介
爬梳史料，以清儒姚瑩、梁廷枏、魏源為例，看19世紀中葉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傳統儒教菁英的思維中，「教化」是國家與儒者的當然責任，不過19世紀初，卻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主張包容非儒教的族群。道光帝便曾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河南的清真寺；而1840年代的戰爭以後，這樣的「包容」仍然遍及於基督宗教，更有一些儒者系統地解釋了「包容」異教的必要性。
相較於16-17世紀的明國和日本，這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16-17世紀，江南的明儒和佛教徒因強烈的危機意識，銳意排斥基督宗教，不惜以武力相抗；同一時期，江戶幕府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禁絕以十萬計的基督徒，徹底「鎖國」、「禁教」。
在本書中，我們則會看到19世紀中葉，曾接觸許多歐洲國家的官員姚瑩（1785-1853），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種，主張包容不同的宗教風俗；痛恨「異端」的魏源（1794-1857），也認為世界各族「秉氣」各異，不能以一教統覆天下；為了維持國際貿易而提議接納基督教的梁廷枏（1796-1861），則深信只要儒教與基督宗教充分交流，外國的異教徒終必師從周、孔。這些儒者並非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或官員管治的立場面對基督宗教，而是在「經世」的終極目的下，消化新知，考量現實，不斷修正他們的世界觀，維繫帝國的繁榮穩定。對他們而言，理解基督宗教的過程就是世界觀、新資訊與現實考慮三者互動的結果。
1.深入史料，以清儒姚瑩、魏源、梁廷枏為例，援引當代思想論述，呈現19世紀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2.港台學者邢福增、沈旭暉、鄭睦群專序推薦序
【推薦序】／邢福增
清季基督新教在華傳播史雖始於1807年（嘉慶十二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惟其得以在沿海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及內陸各地開展傳教工作，卻要晚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及1860年（咸豐十年）以後。關於基督新教傳播史，中外學者多較重視馬禮遜等先鋒人物的開荒工作及北京條約開放後的情況。相對而言，1842至1860年間這段居間狀態，則較受到忽視。
查1842至1860年間這段歷史的意義，在於基督教首次在五口取得合法地位，成為中國社會既成事實。這也是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開始全面接觸的時期，對來華傳教士而言，經過了「等待中國」的時代，中國之門終於打開，他們滿懷期望地部署傳教工作。據統計，1858年（咸豐八年），來華傳教士的數目為81人，分屬20個不同的歐美宣教組織。就中國社會的反應而言，學者較關注民間對西教的回應。那麼，草創期國人對西洋宗教的反應如何？1855年（咸豐五年），每週參與主日禮拜的平均人數為304人，街頭佈道的聽眾平均人數則為1840至1965人。毋庸置疑，西教早期流佈，也引起民間各種反教言行。西力東漸既是中國無法迴避的千年變局，清國朝野有識之士如何思考及應對西教傳播，誠然是饒具意義卻仍處空白的研究課題。
孔德維博士的《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一書，可說是針對上述研究空白而作的嘗試與努力。本書的研究範圍，正是以鴉片戰爭以降清季儒者對基督教的思考為中心。作者選取了梁廷枏、姚瑩及魏源三人作個案，探討這些非奉教的儒者，如何以儒學傳統為本位，並因應客觀時局而作寬容基督教的主張。置於中國傳統的政教脈絡下，這種宗教寬容論到底有何特色？這不僅是清史研究值得關注的課題，也對當下二十一世紀延繼清帝國遺緒的新帝國政教關係，帶來新的視野及思考。
德維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的本科畢業生。雖然宗教在華人社會及生活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但宗教研究卻依然難以擺脫其「非主流」的位置，位處大學人文學科中較冷門的末流。記得德維在本科時修讀本人開設的科目時，已表現出對宗教研究較濃厚的興趣。畢業後他繼續深造哲學碩士，由於選擇了清季儒者的基督教觀為範圍，本人奉學部指派擔任其指導老師。回顧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以晚清中國基督徒為研究方向；惟近二十年間的研究旨趣，早已轉至1949年後的中國基督教與政教關係。因著指導德維關係，讓我再次觸及早年曾廣泛涉獵的領域，勾起三十多年前進入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時的不少回憶。
德維完成碩士論文後，更堅定底走上宗教研究的學術道路，並在碩士論文基礎上，一方面將研究時段上延至雍正年間，另方面擴展至探討儒者對伊斯蘭教的看法，修畢香港大學的哲學博士課程。今得悉其碩士論文在修訂後有機會出版，這不僅是作為論文指導老師的喜悅，更重要的，是見證到一位香港本土年輕學者呈獻初熟之果時的激動與興奮。
回想本人三十年前的碩士論文，正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完成，處理的雖是晚清基督徒的身份問題，但卻牽引了我往後的思考與實踐。德維這篇文章，也是孕育在2014後的香港，二百多年前儒者提出對異己的「寬容」，在今天又有何迴響？其實，歷史研究不僅有助於疏理過去，也是在各種拉扯與張力之中，與當下處境的對話。
學術研究從來就是孤單之路，在當下愈趨扭曲的高等教育環境下的香港尤甚……祝願德維莫忘初衷，為本土華人宗教研究作出更多貢獻。
是為序。
邢福增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2019年2月1日
================================
【推薦序】／沈旭暉
記得當年大學讀書時，有一位老師名叫 Jonathan Spence，中文名字在漢學界享負盛名，即史景遷教授。他的專長是近代明清中國史，獨特之處是擅長說故事，特別是平民百姓、基層官僚等小人物的故事，由下而上、以小見大，去講述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和傳統中國史家的筆觸、重點、方法論，可謂完全相反。這種治學風格，和筆者熟悉的國際關係也是背道而馳，我們一般講求框架、結構，然後再用實例舉證，但史景遷的框架往往在最後關頭才圖窮匕現，而且有一定模糊性，讓讀者始終保留一絲解讀的懸念。某程度上，史景遷也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頗懂得吸眼球，在海峽兩岸也有不少粉絲，但他不會公開評論當代中國，以維持歷史學家的身份；然而與此同時，遇到任何當代社會議題，幾乎任何立場的讀者，都可以從史景遷的故事找到對號入座的訊號。一代大師橫空出世，自非偶然。
閱讀孔德維的文章，無論是這本由碩士論文改編的著作，還是平常他在臉書的點滴分享，乃至和他的日常對話，一直都有一種感覺，就像在讀史景遷的déjà vu。對清末民初的一切、種種冷僻史料，他知之甚詳，然而從不會像一般學究那樣談甚麼學派、典籍、師承，乃至種種自欺欺人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只會把一個個小故事用最落地、入世的語言娓娓道來，弦外之音讓人自行領會。宗教研究哪怕是歷史，在今天也可以觸及種種雷區，他卻能巧妙地利用宗教研究為分析中國社會深層結構、官僚上下層級互動、民間各自表述智慧的切入點，不但不會被現實政治污染，反而製成一把別出心裁的保護傘。一般在圖書館度過無數寒暑的學者，往往都有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礙，但德維有異常入世的一面，沒有學術研究的醬缸酸味，也不刻意成為學術明星，卻已經在九十後圈子大放異彩，成為同齡最有個人風格的博士。偶或遇上個人困惑，似乎他的移情中介也和我一樣，名叫叮噹，不是多啦A夢。
面向未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極速變幻的大時代。Uberization的去中介化趨勢，令傳統大學首當其衝，從前種種學習、研究模式，有了大數據、人工智能、機械學習，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在網絡世界以decontextualized方式閱讀歷史的風潮，也顛覆了從前對歷史研究的定義。當政府以120歲為未來的壽命基準，各行各業的保障越來越小，slasher生活已成王道，無論在大學工作的職級如何，即使是真‧史景遷回到25歲，在今天的香港大學拿到教席，或德維的先祖孔丘復生來當一個院長，也不可能以收入確保退休。昔日香港在國際關係有獨特角色，在中西文化之間，有近乎獨一無二的學術傳承，但日子有功，這些優勢今天所剩有無幾，賢愚共知。喜見年輕學界有德維這樣的新生代勇於探索自己的路，令人發現只要有慧根，讀史比讀報確能知我輩之未來，否則即使在研究當下最熱門的話題，下一刻就會淪為無人願意研究的歷史。
沈旭暉
香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客座副教授／Glocal Learning Offices 創辦人
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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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鄭睦群
基督宗教的宣教史充滿著衝突與融合的精彩交錯，但如此細膩的過程卻往往呈現簡要的化約論述，且多半套用著無比單調卻實在方便的二元對立論，許多關於十九世紀的東亞敘事亦是如此。以單調形容或許重了些，畢竟宣教士在異域中宣揚基督信仰的故事，倘若化約為「救世福音」衝撞民智未開的「黑暗枷鎖」，這樣的角度是比較容易理解的。許多如少年漫畫般的熱血見證，除了激勵信徒投身或支持宣教行列之外，也確有不少人因此感動而受洗成為耶穌的門徒。
但人生畢竟不是少年漫畫，如果一個人不能簡單分成「好人」與「壞人」，那麼對基督信仰的接受與否亦非僅有「封閉」與「開放」兩種視角。孔德維博士的大著《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即著眼於此，將所謂「接納」、「包容」「拒絕」或「排斥」置於更立體的處境與脈絡，以多重向度的討論跳脫二元對立的面向。例如經過史料與文本的爬梳、分析與比較，同樣身為「儒者」的姚瑩、魏源和梁廷枏，其對基督教論述的差異實反映了世界觀或個人經歷之不同，亦展現了他們身處的政治環境、個人好惡與價值觀。一如孔博士在文末所言，十九世紀中葉的儒者並不是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批判基督宗教，亦非純粹站在帝國官員的角度，從管制與外交原則來應對異國的宗教，因為每位發言者都有其獨特的思想背景與發言目的。而這些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又可以逆向投射出其認為何謂「國家」？什麼又是「國家」其應負之「道德責任」？這不僅呼應了本書在開頭即拋出的問題，也提醒我們應當思考「道德」與「公權力」之間的從屬關係，因為這個社會已經有太多高舉公義大旗，卻往往是以己身抽象規尺丈量他人的無謂壓迫，這些問題都能在孔博士的大作中有更深層次的思索。
我與孔博士相識於第八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並有幸與其同台發表論文，那是在2016年末的香港中文大學，當時他還是香港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會議上的男性學者若不是全套西裝，起碼身上也是件襯衫，唯有孔君穿著一件正面印有「小叮噹」（後來知道港譯為叮噹）圖案的T-shirt登台，與其精彩論文共同驚豔全場，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會議後彼此依舊保持聯絡，儘管我年紀稍長，但每每與孔博士交流皆感佩其深厚的學術功力，把酒言歡之餘亦見賢思齊。榮幸在其大作出版前搶先拜讀，略舒所感，並誠摯為之推薦，是為序。
鄭睦群
臺灣／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望教會執事
2019年1月15日於三芝拾翠山莊書籍簡介
爬梳史料，以清儒姚瑩、梁廷枏、魏源為例，看19世紀中葉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傳統儒教菁英的思維中，「教化」是國家與儒者的當然責任，不過19世紀初，卻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主張包容非儒教的族群。道光帝便曾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河南的清真寺；而1840年代的戰爭以後，這樣的「包容」仍然遍及於基督宗教，更有一些儒者系統地解釋了「包容」異教的必要性。
相較於16-17世紀的明國和日本，這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16-17世紀，江南的明儒和佛教徒因強烈的危機意識，銳意排斥基督宗教，不惜以武力相抗；同一時期，江戶幕府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禁絕以十萬計的基督徒，徹底「鎖國」、「禁教」。
在本書中，我們則會看到19世紀中葉，曾接觸許多歐洲國家的官員姚瑩（1785-1853），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種，主張包容不同的宗教風俗；痛恨「異端」的魏源（1794-1857），也認為世界各族「秉氣」各異，不能以一教統覆天下；為了維持國際貿易而提議接納基督教的梁廷枏（1796-1861），則深信只要儒教與基督宗教充分交流，外國的異教徒終必師從周、孔。這些儒者並非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或官員管治的立場面對基督宗教，而是在「經世」的終極目的下，消化新知，考量現實，不斷修正他們的世界觀，維繫帝國的繁榮穩定。對他們而言，理解基督宗教的過程就是世界觀、新資訊與現實考慮三者互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