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最重要的「知的巨人」
世界史理論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

從地理環境的生態結構出發
運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放大來研究與解釋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觀點
奠基獨特發想基礎
給予迄今為止的世界史理論強大衝擊

「對戰後諸歷史觀的總批判。」――日本思想史學者 鷲田小彌太

早在明治維新提出文明開化的國策之時，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史學就傳到了日本。後來，帶有強烈現實批判性的文明論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而風靡全日本。福澤諭吉提出了「文明」、「半開化」、「野蠻」的分析結構，認為西方列強是文明國家，日本是半開化國家，而蝦夷、朝鮮等就是野蠻之地。「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這種文明論在反映日本被「他者化」的同時又給日本製造了一個「他者」，為日本自身脫殖民化和對其他地區進行殖民化提供了理論基礎。戰敗後日本的處境從文明論視角看大體上沒有變化，但是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及高速增長，日本學術界掀起了重新給日本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定位的熱潮。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梅棹忠夫提出了「文明的生態史觀」。他認為，日本文明並不是西洋文明的一個變種，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也不是因為模仿了西洋文明。他從生態學理論出發把歐亞大陸的文明分為第一地區(邊緣的溫帶森林地區，包括日本和西歐各國）和第二地區(中心的乾旱地帶，包括舊大陸除日本和西歐之外的地區），認為與第二地區在古代的輝煌和現在的專制不同，第一地區是當今世界最為發達和民主的地區。同屬第一地區的日本與西歐文明也是在不同的生態條件下「平行並進」的。在梅棹看來，「歷史就是人與土地相互作用的結果，亦即主體環境系統自我運動的結果。在決定這種運動形式的各種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的分佈，並不是雜亂無章的，它表現出幾何學的特徵。」梅棹作為一個生態學家，並沒有受日本歷史學界一些傳統成說的束縛，提出了世界文明演替模式之不同關鍵在於各地生態之不同的觀點，為後來環境史研究的興起開闢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