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明同時空1：春秋戰國VS希臘——古文明的昇起
本冊涉及的時間縱深極長，遠溯300萬年前茹毛飲血的人類遠祖，對浩瀚的考古資料做了一番整理介紹。近論中國的春秋戰國與西方的古希臘時期（也包括古埃及），從政權遞嬗、制度興革入手，再敘及經濟發展過程，由此可看出古人是如何在極其有限的科技條件下，在艱困的物質環境中，努力謀求生存之道的。
接著是論述了中外在文學、宗教、哲學、學說、文字、藝術、科技等方面的各自發展，並加以比較。更特別的是，本書還做了日常生活層面的梳理，不但探討了衣食住行育樂之類，甚至還提到了化妝術，這在一般的歷史書籍中，是絕無僅有的。

中外文明同時空2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對當時的世界而言，各帝國之間已經有了初步的接觸，而這種接觸往往是以戰爭的形勢為開端的。絲綢之路的開通，正是秦漢以來經過無數漢匈對戰而形成的。出自對宗教的熱衷，在歐亞大陸上一直不乏取經者與傳教士的身影。
而帝國的形成是人類政治發展的重要一步，雖然各帝國政體和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但在國家管理上的機制和文化上的積累，都成為後世各國文明發展的重要資產。

中外文明同時空3
中國的唐帝國、伊斯蘭帝國、拜占庭帝國在北方民族衝擊下，都同化了這些外來民族，文明的本質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西歐則不然，他們在完全摧毁羅馬帝國的基礎上發展起了封建制度，這種政治經濟結構，未見於羅馬帝國，也未曾出現在其他區。
隨著時代的推移，使西歐從此走向了一種完全新型的發展道路，最後成為世界文明發展的領頭者。

中外文明同時空4
在這4個世紀中，蒙古人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這一時期起主導作用的還是伊斯蘭教，雖然在蒙古鐵蹄下，阿拉伯帝國灰飛煙滅，但伊斯蘭教傳播卻沒有停下腳步。伊斯蘭教傳播改變了整個亞非大陸的文明格局。
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更加緊密。宋朝經濟重心已經完全南移，商業在江南一帶發展迅速，這也成為南宋王朝還能苟安一個半世紀，歌舞昇平醉生夢死的原因。
西歐的政治正出現另一種景象，這裡的政治一開始呈現出三股力量錯綜複雜的鬥爭景象：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以及大的封建領主。最後的結果是，整個西歐的事務教皇無不染指，最後皇帝和國王都任由他任免。
城市的興起，成為舊有權力鬥爭之外的新勢力。
這種新的城市成為新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撬開了西歐封建制度的第一絲縫隙，是西歐資本主義發軔的初始力量。
城市的經濟力量也使西歐的國王紛紛與之結盟或相互支持，得以擴充實力，西歐民族國家開始由之興起。

中外文明同時空5
西元14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是世界文明大變局的500年，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這500年，全世界第一次成為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已經變得息息相關，從此再也不會分離。
歐洲特別是西歐成為全世界聯繫的動力和大變局的根源。
這一時期是中國的明朝和清朝前中期，基本來說，中國的皇朝對於世界的變化懵懂無知，仍然在專制制度上添磚加瓦，中央集權制度更趨完善。鴉片戰爭之前，清朝已無盛世之氣了。
中亞和中東有三個顯赫一時的穆斯林帝國，將整個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變成了伊斯蘭世界。在武功上三個帝國也名震一時，這三個帝國在軍事上、行政上、經濟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但在與其前朝或該區域前期政權相比，並沒有根本上的改變。這和中國明清的政權相似，都是前期的延續。
歐亞大陸的西端在這500年裡，沿著一個今天被稱為「現代化」的目標突飛猛進。
其發展軌跡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經濟擴張、政治啟蒙、海外殖民、海外企業興起、工業革命。文藝復興掙脫了中世紀的宗教束縛，解放了人性；宗教改革開啟了基督教世俗化的過程，直接後果是政教分離；新航路開闢和新大陸的發現肇始了西方經濟的全球性擴張；民主政治的啟蒙思想傳遍了整個歐洲；殖民浪潮洶湧朝向新大陸進發；為商業利益而生的海外特許企業紛紛誕生；工業革命生產出供應全球的產品，全世界遍布了商業網點。
明清之際，隨著生氣勃勃的西方的崛起，國際關係和經濟地理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轉折。西方憑借武器和船舶以及機械化生產的優良商品占取了世界力量的制高點，西歐人以海洋代替了游牧民族曾經在草原上的威風和所向披靡的勢頭。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歐亞大陸已經被兩隻巨大的鉗臂所包抄，北面是新興的俄羅斯橫越西伯利亞直至太平洋的一隻鉗臂，從西向東是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只鉗臂，它繞過非洲囊括印度及至東南亞和中國。在大西洋，則是繁忙的船舶載運著歐洲的殖民者或黑奴駛往新大陸，而美洲的印地安文明在殖民者的槍炮下凋零了。
世界的變化，好像不影響亞洲政治經濟處於停滯狀態並仍處於自我滿足狀態的亞洲大國。乾隆在答覆西元1793年英王喬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要求的信中寫道：「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其實天朝⋯⋯種種貴重之物⋯⋯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這也基本上代表了亞洲國家對西方文明的態度。

中外文明同時空6：晚清民初VS工業革命：西力東漸的滄桑
從英國革命開始的西方政治革命，解放了宗教和專制統治對人的約束，人的身心獲得了自由，主權在民和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等得到了法律保證，這通常被稱之為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伴同新大陸的發現、全球化的商業革命以及科技的發展，帶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機械化生產的到來引發資本主義全球性擴張和席卷世界的殖民運動。以電氣化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在西方造成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產生了社會主義思想，在20世紀初，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西方的全球性擴張中，引發了民族主義逐漸高漲，世界民族國家獨立的浪潮勢不可擋。這三種主義成為推動這一時期文明進程的最重要的思想力量。
在非西方世界的眼中，西方的這些文化精神往往並不是以天使形象出現的，特別是在亞洲傳統大國中，一開始是將其妖魔化的，因為西方是以船堅炮利的力量來叩開這些國家的大門或者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前來的。

對於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和日本，西方不惜以武力來迫使它們門戶開放。西元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五口通商，到西元1857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諸國又在中國獲得了領事裁判、關稅協定、內地通商遊歷、傳教、外國派遣使臣等一系列權利。日本在西元1854年美國海軍准將培理率領的炮艦威脅下，打開了門戶。日本為了紀念培理打開日本的門戶，特地將當年培理前往日美談判地點的靜岡縣了仙寺所走過的街道，命名為「Perry Road」（培理路），並立碑表示感謝。占有東南歐一部分的鄂圖曼帝國也為歐洲所肢解，被迫打開了門戶。
除了當時被英國征服的印度，西方國家打開亞洲的鄂圖曼帝國、中國和日本的門戶後，這些國家的政治走向從此踏上了通往西方自由主義道路，盡管道路曲折，但已不可能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