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為歷代學者視為艱深難讀的《尚書》，漢儒多作訓詁而少為文章大義作詮，清代學者釋尚書時又以漢學為主，甚至對史記之說不以為然。清代桐城派學者吳汝倫(摰父)認為不妥，因此廣採史記之說與孔孟之說成《尚書故》一書。摰父之子吳闓生(北江先生)又承其說編纂《尚書大義》，參考鐘鼎彝器及出土之甲骨文字疏通證明，並取諸先哲微言奧旨，成此一部既能闡述尚書旨義又不失考證的尚書義疏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