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義雄教授執教以來，作育英才無數。回饋鄉里，不遺餘力。接受徵召，投身民意代表選舉，高票當選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爾後再接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一路走來，其服務熱忱，始終如一，備受讚揚。江教授為人和善低調，關懷學子，熱心公益。其正直熱忱的精神與風範，實為學界與政界之表率！
適逢江義雄教授七秩晉五華誕，本書編輯委員會發起本書之企劃，邀集各位在中正大學法學院所系與江教授結緣的法學俊秀，以精湛的學術研究成果投稿，輯成本書，共同向江老師表達說不盡的感謝之意！
與國立中正大學一起成長──專訪江義雄教授
江義雄教授為嘉義人，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士、日本明治大學法學碩博士畢業後，在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任職（現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回國後蕭萬長先生邀請先生前往經濟部服務，但因不煙不酒的習慣，不擅於交際應酬的個性，使先生認為自己不適合擔任公務員。
先生之後接受母校中國文化大學的禮聘回校任職，期間擔任法律系所教授、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教務長、反主任秘書等職。民國70年代，台灣東部地區尚無大學，因此文化大學曾受教育部委託辨理花蓮地區的大學聯招試務，先生時任考區主任。數次聯招辦理得十分順利，深受教育部的讚賞。
一、榮歸故里為杏壇
先生與林清江校長亦無任何交情，在加入籌備處之前，也只是知曉林校長是個工作非常有效率的人。因此，先生認為自己若能加入籌備團隊，一求是為故鄉服務，協助發展嘉南地區的高等教育；二來這可以加強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民國77年（1983），先生跟林校長商討一番，亦深獲林校長認同；先生向籌備處投遞履歷，經過審查後，獲得聘用而擔任行政組長。
中正大學在民國78年7月1日（1989）正式成立，但是校舍都還在興建當中。於是，林校長先借用了嘉義師範學院民雄校區的校舍，所以第一屆的研究生都是在那邊上課。先生提到當時師院隔壁是中學，每天都可以聽到教官的哨子聲和「訓誡聲」，因為中學生跟大學生的作息不同，先生覺得那時的上課辦法環境很受到影響。
先生身為總務長，需要掌握校舍建設的進度。不過，決定要設立中正大學的時候，正逢全台經濟欣欣向榮之時，幾次招標都流標，完全沒有建商願意接手學校的建案。這時林校長說商請退輔會的榮工處（現改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來進行校舍的建築工程。於是，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裡，就完成了中正大學的第一期建築。而全校的教職員生不必再寄人籬下，終於可以在自己的校區裡教學、上課和辦公。
二、身先士卒為中正
先生身為中正大學首任的總務長，初期校園建設階段是最忙碌的時期。他回憶道：「我們在建校的時候，那個橋樑，七月的時候遇到大雨，每天都擔憂的要命。」
先生當時不管風吹、月曬、還是雨淋的天氣，都要隨時監工，關心工程是否能如期完成。雖然「建校」的進程，環境狀態是很惡劣的，但是先生感性地說：「講一句話，就是跟學校同步成長，這是我一生最感到安慰的事情！」
先生雖為學校一級主管，但凡事身先士卒，當時他一手創辦的法學院，就連建築物修繕監工也是他自己身體力行。在監督工程時，先生總是親自爬上鷹架，逐層巡視檢查。這樣親力親為的工作態度，經常還忙到忘記吃飯，總務的職員也都得跟著到處跑，因此也會抱怨：「這個總務長自己不吃飯，然後我們餓得要命，怎麼會爬到那麼高的地方？我們不吃飯的話走不動阿！他每次都是這種情形，我們怎麼跟他做事呢！」先生說著也笑了。想來先生也不是不通情達理的人，只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尤其先生是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訓練，對於工作的熱忱和負責的態度，確實令後生敬佩。
民國82年（1999）先生正在法學院五、六層樓高的鷹架巡視外牆修繕工程，突然天搖地動了起來，整個大地都發出了聲音，而在高處的先生正好就看見了理學院的化學實驗室失火。這一天正好是九二一大地震後的一個月又一天，就在嘉義市發生芮氏規模6.4的地震，波及雲嘉南地區，造成數百間房舍倒塌，這就是令嘉南人難以忘記的1022大地震。這段來自先生親身體驗的採訪，聽來有身歷其境的驚險恐懼。（按：筆者大學經歷過九二一，至今唯一一次宿舍疏散逃難的經驗）
先生繼續談到，校內一期工程建設的建築物，耐震係數遠高於國內建築法的規定。先生自己是法學博士，對於這些規定自然是嚴格遵守，當然這也是建校時期傳出梅山斷層經過中正大學校區的報導，因此林校長在規劃時，就十分重視建築物的耐震程度。先生宏亮的聲音說道：「假如行政大樓倒下來的話，我們嘉義縣市沒有一間可以倖免，大概就全部倒，因為我們當時耐震大概可以達到八、九級以上。」記得當年入學時，也經常聽到：「地震時要是我們中正倒了，民雄大概全部都塌了。」今年75歲的先生，道地嘉義人，分享的親身經歷，為今天我們聽到的話語，掛上了百分百的保證。
先生又細細道來，當年學校設計寧靜湖，不光是為了校園景觀，也不是為了純粹養天鵝和水鴨，而是具有儲水和防洪的功能。先生說後來聘請了工友養天鵝，能夠當作與其他學校往來的交換禮物，也是相當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而為了能讓遊湖的人都能感到安心，不但有禁止戲水的標語，也設有救生圈，以策安全。此外，學校還規劃了污水處理廠和垃圾焚化廠。其中污水處理廠與寧靜湖構成一個水循環，使學校可以自己蓄水，供應校內部分用水；垃圾焚化廠也是為了處理校內產生的垃圾。這些規劃不僅是節省資源，還免除了學校可能會帶給鄰里的困擾，真的是具有前瞻性又周全的構想。
三、催生中正法學院及台灣綜合大學系統
先生除了是行政主管之外，還有自己的本業─教學的責任。
先生首先是在社會福利所任教。先生學術第一專攻是行政法，第二是勞工法。因此，先生積極推動設立勞工研究所、法律研究所，到後來成立法學院。先生回憶當年推動成立法學院的時候，曾經遭到校內很多人的反對，因為只有法律研究所構成不了一個學院。後來，在民國82年（1993）增設了法律系，而在民國87年（1998）成立法學院。
先生擔任首任的法律系、所、院主管，雖然他極力爭取，還是無法單獨成立法制系，最後只能變成法學院下設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系，法律系下設法學組和法制組。對於先生而言，法制就是公法，也就是行政法，著重在政府機關的層面，不僅是先生的專長，亦是先生希望能夠培育行政法專才與改革我國公法的理念實踐。先生很遺憾地表示，當時校內的主管不支持，上級教育部的審查委員也沒有認同，終究到現在還是只有法制組。
先生提到林校長的設校理念，是理工跟文法並重，但初期並未設立法律跟教育院所。前述也談到先生在社會科學院創辦了勞工研究所，並且擔任所長，也是基於他對勞工法的研究，看重勞工研究的重要性。同樣的，推動法學院是先生認為當時的台灣社會法治並未普及化，在南部地方更是如此。在學術資源方面，北部有台大、中興法商（現台北大學前身）、東吳等著名又歷史悠久的法律學系，所以很希望能在南部的中正大學設立法律系所。
先生談到自己當系主任時，希望能使法律普及化，使台灣能夠變成法治社會，因為並不認為學生畢業後一定要通過國家考試。但這個理想還是被現實機制給打敗了，畢竟能夠通過國考，取得律師或司法官的資格，才能夠有相對應的身分去服務社會。先生為了教學品質，也延攬了來自各國的師資，但仍然以大陸法系為主，直到商事法和財經法逐漸受到重視後，英美法系才融入進來。
對於教學方面，先生認為應該要注重理論和實務的配合。先生分享自己的上課方式：「我上課的重點是先做一個深度的解析，再下來就要請學生報告，報告的時候請同學相互交流及解惑。」教學就是怎麼去帶動學生的過程，不是只有講理論，還要舉例與分析各種情況，才能夠使學生面對社會的變化，遇到事情時可以有自我解決的能力，譬如當法官的時候，也才能夠去做好份內的工作。先生也強調老師教書要嚴謹，對於本身所學的領域一定要深入，還要瞭解社會環境的變動。
先生期望中正大學邁向國際一流大學，配合前任校長吳志揚教授，積極推動中南部地區四所著名大學，即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及中正大學，成立「台灣綜合大學系統。」並聘請著名學者朱經武教授擔任首任總校長，相信在朱總校長策劃下，「台灣綜合大學系統」進行跨校領域結合，產生強大動力，帶領四校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屆時中正大學也實踐了創校林校長「世界第一」之願望。
四、回饋社會
先生不只期待教育出對社會有用的學生，更希望能夠用自己的專長來改變社會的狀態，以及幫助有需要的人。譬如現在能夠建立起家庭醫師的醫病制度，那麼也可以普及家庭律師。先生覺得一般民眾的法律素養和法律知識是很匱乏的，因此遇到有關的問題時，就會感到非常恐慌。因此，如果有家庭律師，就可以很快得到諮詢和幫助。現在台灣已有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組織在做這樣的事情。先生再度強調，即使到了現在，法律還是沒辦法深入社會的每個角落，所以他還是希望政府機關和教育界可以持續推動法治落實社會。
先生曾任國大代表、主法委員、及總統府國策顧問，經常需要南北往返，深刻地體會到交通的不便。而中正大學當時也已經增設學院，來自各地的學生和教職員都持續增加，為了能夠改善交通情況，先生爭取到公路局國光號停靠民雄，直到國光客運改組為民營公司後才停駛。在鐵路方面，爭取到自強號停靠民雄站；公路方面，促成了民雄交流道的設置，更加便利使用中山高速公路及搭乘高鐵。在機場方面，促成水上機場成為簡易國際包機機場。這些是身為民意代表的先生，替鄉里爭取的福利，交通便利更能活絡鄉鎮的發展。
先生在中正大學退休後，被延攬至台灣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在短期間內就使該公司轉虧為盈。現任嘉義市社區大學校長，戮力以赴，使校務業務昌隆。同時，也擔任中正大學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及中正育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全力為中正大學校務發在付出心力。
綜上，先生在學術界、政治界及商業界，均有卓越貢獻，誠是中正大學之光。
本文為國立中正大學對江義雄教授之專訪
採訪／文字 吳憶雯
適逢江義雄教授七秩晉五華誕，本書編輯委員會發起本書之企劃，邀集各位在中正大學法學院所系與江教授結緣的法學俊秀，以精湛的學術研究成果投稿，輯成本書，共同向江老師表達說不盡的感謝之意！
與國立中正大學一起成長──專訪江義雄教授
江義雄教授為嘉義人，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士、日本明治大學法學碩博士畢業後，在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任職（現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回國後蕭萬長先生邀請先生前往經濟部服務，但因不煙不酒的習慣，不擅於交際應酬的個性，使先生認為自己不適合擔任公務員。
先生之後接受母校中國文化大學的禮聘回校任職，期間擔任法律系所教授、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教務長、反主任秘書等職。民國70年代，台灣東部地區尚無大學，因此文化大學曾受教育部委託辨理花蓮地區的大學聯招試務，先生時任考區主任。數次聯招辦理得十分順利，深受教育部的讚賞。
一、榮歸故里為杏壇
先生與林清江校長亦無任何交情，在加入籌備處之前，也只是知曉林校長是個工作非常有效率的人。因此，先生認為自己若能加入籌備團隊，一求是為故鄉服務，協助發展嘉南地區的高等教育；二來這可以加強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民國77年（1983），先生跟林校長商討一番，亦深獲林校長認同；先生向籌備處投遞履歷，經過審查後，獲得聘用而擔任行政組長。
中正大學在民國78年7月1日（1989）正式成立，但是校舍都還在興建當中。於是，林校長先借用了嘉義師範學院民雄校區的校舍，所以第一屆的研究生都是在那邊上課。先生提到當時師院隔壁是中學，每天都可以聽到教官的哨子聲和「訓誡聲」，因為中學生跟大學生的作息不同，先生覺得那時的上課辦法環境很受到影響。
先生身為總務長，需要掌握校舍建設的進度。不過，決定要設立中正大學的時候，正逢全台經濟欣欣向榮之時，幾次招標都流標，完全沒有建商願意接手學校的建案。這時林校長說商請退輔會的榮工處（現改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來進行校舍的建築工程。於是，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裡，就完成了中正大學的第一期建築。而全校的教職員生不必再寄人籬下，終於可以在自己的校區裡教學、上課和辦公。
二、身先士卒為中正
先生身為中正大學首任的總務長，初期校園建設階段是最忙碌的時期。他回憶道：「我們在建校的時候，那個橋樑，七月的時候遇到大雨，每天都擔憂的要命。」
先生當時不管風吹、月曬、還是雨淋的天氣，都要隨時監工，關心工程是否能如期完成。雖然「建校」的進程，環境狀態是很惡劣的，但是先生感性地說：「講一句話，就是跟學校同步成長，這是我一生最感到安慰的事情！」
先生雖為學校一級主管，但凡事身先士卒，當時他一手創辦的法學院，就連建築物修繕監工也是他自己身體力行。在監督工程時，先生總是親自爬上鷹架，逐層巡視檢查。這樣親力親為的工作態度，經常還忙到忘記吃飯，總務的職員也都得跟著到處跑，因此也會抱怨：「這個總務長自己不吃飯，然後我們餓得要命，怎麼會爬到那麼高的地方？我們不吃飯的話走不動阿！他每次都是這種情形，我們怎麼跟他做事呢！」先生說著也笑了。想來先生也不是不通情達理的人，只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尤其先生是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訓練，對於工作的熱忱和負責的態度，確實令後生敬佩。
民國82年（1999）先生正在法學院五、六層樓高的鷹架巡視外牆修繕工程，突然天搖地動了起來，整個大地都發出了聲音，而在高處的先生正好就看見了理學院的化學實驗室失火。這一天正好是九二一大地震後的一個月又一天，就在嘉義市發生芮氏規模6.4的地震，波及雲嘉南地區，造成數百間房舍倒塌，這就是令嘉南人難以忘記的1022大地震。這段來自先生親身體驗的採訪，聽來有身歷其境的驚險恐懼。（按：筆者大學經歷過九二一，至今唯一一次宿舍疏散逃難的經驗）
先生繼續談到，校內一期工程建設的建築物，耐震係數遠高於國內建築法的規定。先生自己是法學博士，對於這些規定自然是嚴格遵守，當然這也是建校時期傳出梅山斷層經過中正大學校區的報導，因此林校長在規劃時，就十分重視建築物的耐震程度。先生宏亮的聲音說道：「假如行政大樓倒下來的話，我們嘉義縣市沒有一間可以倖免，大概就全部倒，因為我們當時耐震大概可以達到八、九級以上。」記得當年入學時，也經常聽到：「地震時要是我們中正倒了，民雄大概全部都塌了。」今年75歲的先生，道地嘉義人，分享的親身經歷，為今天我們聽到的話語，掛上了百分百的保證。
先生又細細道來，當年學校設計寧靜湖，不光是為了校園景觀，也不是為了純粹養天鵝和水鴨，而是具有儲水和防洪的功能。先生說後來聘請了工友養天鵝，能夠當作與其他學校往來的交換禮物，也是相當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而為了能讓遊湖的人都能感到安心，不但有禁止戲水的標語，也設有救生圈，以策安全。此外，學校還規劃了污水處理廠和垃圾焚化廠。其中污水處理廠與寧靜湖構成一個水循環，使學校可以自己蓄水，供應校內部分用水；垃圾焚化廠也是為了處理校內產生的垃圾。這些規劃不僅是節省資源，還免除了學校可能會帶給鄰里的困擾，真的是具有前瞻性又周全的構想。
三、催生中正法學院及台灣綜合大學系統
先生除了是行政主管之外，還有自己的本業─教學的責任。
先生首先是在社會福利所任教。先生學術第一專攻是行政法，第二是勞工法。因此，先生積極推動設立勞工研究所、法律研究所，到後來成立法學院。先生回憶當年推動成立法學院的時候，曾經遭到校內很多人的反對，因為只有法律研究所構成不了一個學院。後來，在民國82年（1993）增設了法律系，而在民國87年（1998）成立法學院。
先生擔任首任的法律系、所、院主管，雖然他極力爭取，還是無法單獨成立法制系，最後只能變成法學院下設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系，法律系下設法學組和法制組。對於先生而言，法制就是公法，也就是行政法，著重在政府機關的層面，不僅是先生的專長，亦是先生希望能夠培育行政法專才與改革我國公法的理念實踐。先生很遺憾地表示，當時校內的主管不支持，上級教育部的審查委員也沒有認同，終究到現在還是只有法制組。
先生提到林校長的設校理念，是理工跟文法並重，但初期並未設立法律跟教育院所。前述也談到先生在社會科學院創辦了勞工研究所，並且擔任所長，也是基於他對勞工法的研究，看重勞工研究的重要性。同樣的，推動法學院是先生認為當時的台灣社會法治並未普及化，在南部地方更是如此。在學術資源方面，北部有台大、中興法商（現台北大學前身）、東吳等著名又歷史悠久的法律學系，所以很希望能在南部的中正大學設立法律系所。
先生談到自己當系主任時，希望能使法律普及化，使台灣能夠變成法治社會，因為並不認為學生畢業後一定要通過國家考試。但這個理想還是被現實機制給打敗了，畢竟能夠通過國考，取得律師或司法官的資格，才能夠有相對應的身分去服務社會。先生為了教學品質，也延攬了來自各國的師資，但仍然以大陸法系為主，直到商事法和財經法逐漸受到重視後，英美法系才融入進來。
對於教學方面，先生認為應該要注重理論和實務的配合。先生分享自己的上課方式：「我上課的重點是先做一個深度的解析，再下來就要請學生報告，報告的時候請同學相互交流及解惑。」教學就是怎麼去帶動學生的過程，不是只有講理論，還要舉例與分析各種情況，才能夠使學生面對社會的變化，遇到事情時可以有自我解決的能力，譬如當法官的時候，也才能夠去做好份內的工作。先生也強調老師教書要嚴謹，對於本身所學的領域一定要深入，還要瞭解社會環境的變動。
先生期望中正大學邁向國際一流大學，配合前任校長吳志揚教授，積極推動中南部地區四所著名大學，即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及中正大學，成立「台灣綜合大學系統。」並聘請著名學者朱經武教授擔任首任總校長，相信在朱總校長策劃下，「台灣綜合大學系統」進行跨校領域結合，產生強大動力，帶領四校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屆時中正大學也實踐了創校林校長「世界第一」之願望。
四、回饋社會
先生不只期待教育出對社會有用的學生，更希望能夠用自己的專長來改變社會的狀態，以及幫助有需要的人。譬如現在能夠建立起家庭醫師的醫病制度，那麼也可以普及家庭律師。先生覺得一般民眾的法律素養和法律知識是很匱乏的，因此遇到有關的問題時，就會感到非常恐慌。因此，如果有家庭律師，就可以很快得到諮詢和幫助。現在台灣已有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組織在做這樣的事情。先生再度強調，即使到了現在，法律還是沒辦法深入社會的每個角落，所以他還是希望政府機關和教育界可以持續推動法治落實社會。
先生曾任國大代表、主法委員、及總統府國策顧問，經常需要南北往返，深刻地體會到交通的不便。而中正大學當時也已經增設學院，來自各地的學生和教職員都持續增加，為了能夠改善交通情況，先生爭取到公路局國光號停靠民雄，直到國光客運改組為民營公司後才停駛。在鐵路方面，爭取到自強號停靠民雄站；公路方面，促成了民雄交流道的設置，更加便利使用中山高速公路及搭乘高鐵。在機場方面，促成水上機場成為簡易國際包機機場。這些是身為民意代表的先生，替鄉里爭取的福利，交通便利更能活絡鄉鎮的發展。
先生在中正大學退休後，被延攬至台灣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在短期間內就使該公司轉虧為盈。現任嘉義市社區大學校長，戮力以赴，使校務業務昌隆。同時，也擔任中正大學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及中正育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全力為中正大學校務發在付出心力。
綜上，先生在學術界、政治界及商業界，均有卓越貢獻，誠是中正大學之光。
本文為國立中正大學對江義雄教授之專訪
採訪／文字 吳憶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