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特色
《金庸的江湖師友――明教精英篇》（蔣連根「金庸學研究」系列香港繁體增訂足本版），精采內容：
● 金庸的「海寧小老鄉」蔣連根，運用社會科學的「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和「滾雪球抽樣調查」（snow ball sampling method），將幾十年所獲的紮實資料厚積薄發，深入瞭解金庸的不為人知的另一面真實人生。
● 金庸由創作《神鵰俠侶》開始，一邊寫小說、一邊辦《明報》，歷時三十多年。有《明報》資深員工以《倚天屠龍記》的「明教」比喻《明報》之英材濟濟。
● 「明教精英」計有：《明報》另一個老闆──老同學沈寶新。
● 《明報》首任總編輯潘粵生；舞劍的「項莊」董千里；「五日校對」超擢編輯的鬼才王世瑜，《信報》創辦人、號稱「健筆」的林山木（林行止）。
● 金庸以外的第一位《明報月刊》總編胡菊人，另一位《明報月刊》總編、散文名家董橋，常被視為金庸「助手」的又一位《明報月刊》總編潘耀明。
● 旗下著名作家：敢愛敢恨的才女作家亦舒（倪匡之妹）；電影業後輩、美食作家蔡瀾；金庸譽為「雜家」的著名專欄作家、跨媒體工作者陶傑。
序
《詩經》寫道：「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鳥兒呼叫也是在尋找友誼，何況人呢！何為「朋友」？就是「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
莊子講過一則寓言：有兩條魚生活在大海裡，某日，被海水沖到一個淺淺的水溝，只能相互把自己嘴裡的泡沫餵到對方嘴裡生存，這就是成語「相濡以沫」的由來，指的是「少年夫妻老來伴」的夫妻。但是，莊子說，這樣的生活並不是最正常最真實也最無奈的，真實的情況是，海水終於要漫上來，兩條魚也終於要回到屬於它們自己的天地，最後，他們要相忘於江湖。
相忘於江湖，江湖之遠之大，何處是歸處和依靠？人在江湖，總會有許多的無奈、寂寞、冷清。金庸說：「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種重要之極的寶貴感情。」人生在世，總要或多或少地依靠來自自身以外的各種幫助――父母的養育、師長的教誨、朋友的關愛、社會的鼓勵……所「依」甚廣，所「靠」甚多。
在金庸生命的各個時期，他的身邊總是圍繞着一群人，一群愛他敬他，願意為他無私奉獻，助他一臂之力，在他需要時挺身而出，替他掃平障礙或是進行善後工作的朋友。若是沒有這樣一群鐵桿朋友在身邊，恐怕這個大俠必定當得十分吃力。所以說，金庸的生命離不開他的朋友圈，是一群朋友在背後默默支持他，才讓他成為大俠，在人前光鮮亮麗受人尊重，令人敬仰。也正是這樣一種深厚的情義，才襯托出了大俠的光輝形象。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受殖民統治的香港，金庸虛實相間的新派武俠小說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閱讀的想像空間，縱深了歷史記憶。武俠行蹤在江南、中原、塞外、大理國、帝都之間舖展游移；小說裡的人物與思想，在朝與野、涉政與隱退、向心與離心、順從與背叛、大義與私情之間尋求着平衡，思考着普遍的人性和古代歷史的規律。種種時局的因緣際會，在向來被視為「文化沙漠」的香港，開出了一朵絢爛的花。挾一腔豪情，聚千古江山。金庸創造的武俠世界氣勢恢宏、波瀾壯闊，布衣英雄熱血肝膽，重情重義，為國為民，震撼人心！他用豐富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化修養，宏大的氣魄和嫻熟的筆法，融歷史傳奇故事，寫華語文化傳奇！讀過金庸作品的人，肯定會在其刀光劍影中體會到友情的濃烈。金庸以生花妙筆描寫了人與人的形形色色的友情，那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打不相識、點頭之交、生死相許、忘年之交、超越性別的知己之交、危難之中的莫逆之交……無一不讓我們深深感動並心嚮往之。那些真情，在關鍵時刻經受住了考驗，變得更加堅不可摧，固若金湯，在經歷了劫難的洗禮後煥發出了人性高潔的光芒。
金庸的武俠小說為什麼能在華人中流行這麼廣泛，影響這麼深遠？究其根本，情節和歷史圖景是一回事，更深層的原因是金庸的武俠小說突出了一個乃至中華民族最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友誼的最核心問題――義氣！ 從生死相依到共創江山，從書劍恩仇到武林劍嘯時的惺惺相惜、傾囊相授，這種坦蕩和崇高，讓人看了熱血沸騰，這就是友情加上重義。金庸採取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他把負面化為正面，他寫神州大地的萬里河山，英雄人物任意馳騁其間，與天下豪傑互相結交，氣味相投，便成莫逆，一同出生入死，共謀大事。生活多麼自由，人生多麼豐富，只要朋友之間有情有義，世上的艱難險詐又有什麼可怕之處？
金庸說：「現在中國最缺乏的就是俠義精神。每個人，都是作為歷史長河中的一名過客，有個小朋友問我，來生願意做男人還是做女人，做郭靖還是做黃蓉？我說，不論做男人也好，做女人也好，都要做一個好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宣揚俠義精神的，本意基本與打打殺殺的『武』無關……我主張現代人學俠義二字，是補課，是主張勇於承擔責任，擁有快意人生。俠義真的是個很遠大很美麗的世界。」「我喜歡那些英雄，不僅僅在口頭上講俠義，而且在遇到困難、危險的時候能夠挺身而出，而不是遇到危險就往後跑，我自己正是這樣努力去做的。遠離危險、躲在後面，這樣卑鄙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卻有很多。」
金庸在台北參加遠流三十周年的演講時說：「台灣流行崇拜關公，關公的武藝高強沒有話說，但他真正受人崇拜，還在於他講義氣，所以民間社會稱他關公，他的地位和帝王爺同高。義氣在中國社會中是相當重要的品德，外國人和親朋好友講LOVE，中國人講情之外，還講義，所以要有情有義，單單有情是不行的。做生意談不成，沒關係，彼此之間的『義』還是在的，所謂『買賣不成仁義在』。武俠小說不管任何情況，這個『義』是始終維持的，歷史人物或武俠人物，『義』都是很重要的批評標準。」
很多看過金庸小說的人都喜歡去猜測，金庸最像他眾多小說主角的哪一個，是憨厚木訥的郭靖，是飛揚跳脫的楊過，是豪情萬丈的蕭峰，是優柔寡斷的張無忌，還是乖覺油滑的韋小寶……其實，任何一位小說主人公都只是金庸性格的一部分。知遇而知己，是金庸性格的體現。金庸雖然多次老實坦白自己與書中男主角並不相像，「我肯定不是喬峰，也不是陳家洛，更不是韋小寶」，但愛交朋友這一點，倒是毫無二致的。金庸大名滿天下，金庸朋友也是滿天下。
每個人背後都有他的故事，金庸寫的故事已家喻戶曉，而他自己和朋友們的故事，跟他的武俠小說一樣引人入勝。
這就是金庸自個兒的江湖：老師和朋友。
書籍簡介
辦報可以說是金庸的正職，寫武俠小說反而是副業。金庸領導的《明報》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都有深遠的影響力，由上世紀五十年代到金庸退休的九十年代，他在自己的周圍凝聚了一大批報業精英，常有人以《倚天屠龍記》的明教比擬，於是有《明教精英篇》。
一九四八年四月，《大公報》香港版復刊，金庸被派往香港。才到香港，金庸時時有一種「溫暖人情」的感覺：「初到香港，最鮮明的感覺是天氣炎熱，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廣東話，想不到在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凡達五十年，大半個人生都在這裡度過。我在香港結婚、生兒育女、撰寫小說、創辦報紙，家庭和事業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在《明報》的朋友就更加多了……」、
相繼與金庸合作過的《明報》同仁中有老同學沈寶新，和潘粵生同畫文人辦報時代的同心圓，歷任總編輯中還有王世瑜、董橋、胡菊人、潘耀明……個個堪稱香港新聞出版業的大將。後來創辦「香港財經風向標」《信報》的林行止曾在《明報》資料室做資料員，受金庸賞識。長期以來，《明報》副刊的作者大多是金庸的朋友，如董千里、董橋、亦舒、蔡瀾、陶傑等。陶傑是金庸的忘年交，邀請他在《明報》當副總編輯，兼寫專欄……
《明報》有什麼魔法使得這樣精英輩出呢？
金庸自己作了回答，他說：「人和人之間的同舟共濟、榮辱與共在極端的環境和落難時刻變得分外重要。人生總是漂浮不定的，我們為什麼能夠穩住呢？好像船上有一個錨，我們有最傳統的信條，就是很簡單的，孝順父母、守時、對朋友好。」
《金庸的江湖師友――明教精英篇》（蔣連根「金庸學研究」系列香港繁體增訂足本版），精采內容：
● 金庸的「海寧小老鄉」蔣連根，運用社會科學的「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和「滾雪球抽樣調查」（snow ball sampling method），將幾十年所獲的紮實資料厚積薄發，深入瞭解金庸的不為人知的另一面真實人生。
● 金庸由創作《神鵰俠侶》開始，一邊寫小說、一邊辦《明報》，歷時三十多年。有《明報》資深員工以《倚天屠龍記》的「明教」比喻《明報》之英材濟濟。
● 「明教精英」計有：《明報》另一個老闆──老同學沈寶新。
● 《明報》首任總編輯潘粵生；舞劍的「項莊」董千里；「五日校對」超擢編輯的鬼才王世瑜，《信報》創辦人、號稱「健筆」的林山木（林行止）。
● 金庸以外的第一位《明報月刊》總編胡菊人，另一位《明報月刊》總編、散文名家董橋，常被視為金庸「助手」的又一位《明報月刊》總編潘耀明。
● 旗下著名作家：敢愛敢恨的才女作家亦舒（倪匡之妹）；電影業後輩、美食作家蔡瀾；金庸譽為「雜家」的著名專欄作家、跨媒體工作者陶傑。
序
《詩經》寫道：「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鳥兒呼叫也是在尋找友誼，何況人呢！何為「朋友」？就是「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
莊子講過一則寓言：有兩條魚生活在大海裡，某日，被海水沖到一個淺淺的水溝，只能相互把自己嘴裡的泡沫餵到對方嘴裡生存，這就是成語「相濡以沫」的由來，指的是「少年夫妻老來伴」的夫妻。但是，莊子說，這樣的生活並不是最正常最真實也最無奈的，真實的情況是，海水終於要漫上來，兩條魚也終於要回到屬於它們自己的天地，最後，他們要相忘於江湖。
相忘於江湖，江湖之遠之大，何處是歸處和依靠？人在江湖，總會有許多的無奈、寂寞、冷清。金庸說：「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種重要之極的寶貴感情。」人生在世，總要或多或少地依靠來自自身以外的各種幫助――父母的養育、師長的教誨、朋友的關愛、社會的鼓勵……所「依」甚廣，所「靠」甚多。
在金庸生命的各個時期，他的身邊總是圍繞着一群人，一群愛他敬他，願意為他無私奉獻，助他一臂之力，在他需要時挺身而出，替他掃平障礙或是進行善後工作的朋友。若是沒有這樣一群鐵桿朋友在身邊，恐怕這個大俠必定當得十分吃力。所以說，金庸的生命離不開他的朋友圈，是一群朋友在背後默默支持他，才讓他成為大俠，在人前光鮮亮麗受人尊重，令人敬仰。也正是這樣一種深厚的情義，才襯托出了大俠的光輝形象。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受殖民統治的香港，金庸虛實相間的新派武俠小說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閱讀的想像空間，縱深了歷史記憶。武俠行蹤在江南、中原、塞外、大理國、帝都之間舖展游移；小說裡的人物與思想，在朝與野、涉政與隱退、向心與離心、順從與背叛、大義與私情之間尋求着平衡，思考着普遍的人性和古代歷史的規律。種種時局的因緣際會，在向來被視為「文化沙漠」的香港，開出了一朵絢爛的花。挾一腔豪情，聚千古江山。金庸創造的武俠世界氣勢恢宏、波瀾壯闊，布衣英雄熱血肝膽，重情重義，為國為民，震撼人心！他用豐富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化修養，宏大的氣魄和嫻熟的筆法，融歷史傳奇故事，寫華語文化傳奇！讀過金庸作品的人，肯定會在其刀光劍影中體會到友情的濃烈。金庸以生花妙筆描寫了人與人的形形色色的友情，那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打不相識、點頭之交、生死相許、忘年之交、超越性別的知己之交、危難之中的莫逆之交……無一不讓我們深深感動並心嚮往之。那些真情，在關鍵時刻經受住了考驗，變得更加堅不可摧，固若金湯，在經歷了劫難的洗禮後煥發出了人性高潔的光芒。
金庸的武俠小說為什麼能在華人中流行這麼廣泛，影響這麼深遠？究其根本，情節和歷史圖景是一回事，更深層的原因是金庸的武俠小說突出了一個乃至中華民族最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友誼的最核心問題――義氣！ 從生死相依到共創江山，從書劍恩仇到武林劍嘯時的惺惺相惜、傾囊相授，這種坦蕩和崇高，讓人看了熱血沸騰，這就是友情加上重義。金庸採取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他把負面化為正面，他寫神州大地的萬里河山，英雄人物任意馳騁其間，與天下豪傑互相結交，氣味相投，便成莫逆，一同出生入死，共謀大事。生活多麼自由，人生多麼豐富，只要朋友之間有情有義，世上的艱難險詐又有什麼可怕之處？
金庸說：「現在中國最缺乏的就是俠義精神。每個人，都是作為歷史長河中的一名過客，有個小朋友問我，來生願意做男人還是做女人，做郭靖還是做黃蓉？我說，不論做男人也好，做女人也好，都要做一個好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宣揚俠義精神的，本意基本與打打殺殺的『武』無關……我主張現代人學俠義二字，是補課，是主張勇於承擔責任，擁有快意人生。俠義真的是個很遠大很美麗的世界。」「我喜歡那些英雄，不僅僅在口頭上講俠義，而且在遇到困難、危險的時候能夠挺身而出，而不是遇到危險就往後跑，我自己正是這樣努力去做的。遠離危險、躲在後面，這樣卑鄙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卻有很多。」
金庸在台北參加遠流三十周年的演講時說：「台灣流行崇拜關公，關公的武藝高強沒有話說，但他真正受人崇拜，還在於他講義氣，所以民間社會稱他關公，他的地位和帝王爺同高。義氣在中國社會中是相當重要的品德，外國人和親朋好友講LOVE，中國人講情之外，還講義，所以要有情有義，單單有情是不行的。做生意談不成，沒關係，彼此之間的『義』還是在的，所謂『買賣不成仁義在』。武俠小說不管任何情況，這個『義』是始終維持的，歷史人物或武俠人物，『義』都是很重要的批評標準。」
很多看過金庸小說的人都喜歡去猜測，金庸最像他眾多小說主角的哪一個，是憨厚木訥的郭靖，是飛揚跳脫的楊過，是豪情萬丈的蕭峰，是優柔寡斷的張無忌，還是乖覺油滑的韋小寶……其實，任何一位小說主人公都只是金庸性格的一部分。知遇而知己，是金庸性格的體現。金庸雖然多次老實坦白自己與書中男主角並不相像，「我肯定不是喬峰，也不是陳家洛，更不是韋小寶」，但愛交朋友這一點，倒是毫無二致的。金庸大名滿天下，金庸朋友也是滿天下。
每個人背後都有他的故事，金庸寫的故事已家喻戶曉，而他自己和朋友們的故事，跟他的武俠小說一樣引人入勝。
這就是金庸自個兒的江湖：老師和朋友。
書籍簡介
辦報可以說是金庸的正職，寫武俠小說反而是副業。金庸領導的《明報》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都有深遠的影響力，由上世紀五十年代到金庸退休的九十年代，他在自己的周圍凝聚了一大批報業精英，常有人以《倚天屠龍記》的明教比擬，於是有《明教精英篇》。
一九四八年四月，《大公報》香港版復刊，金庸被派往香港。才到香港，金庸時時有一種「溫暖人情」的感覺：「初到香港，最鮮明的感覺是天氣炎熱，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廣東話，想不到在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凡達五十年，大半個人生都在這裡度過。我在香港結婚、生兒育女、撰寫小說、創辦報紙，家庭和事業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在《明報》的朋友就更加多了……」、
相繼與金庸合作過的《明報》同仁中有老同學沈寶新，和潘粵生同畫文人辦報時代的同心圓，歷任總編輯中還有王世瑜、董橋、胡菊人、潘耀明……個個堪稱香港新聞出版業的大將。後來創辦「香港財經風向標」《信報》的林行止曾在《明報》資料室做資料員，受金庸賞識。長期以來，《明報》副刊的作者大多是金庸的朋友，如董千里、董橋、亦舒、蔡瀾、陶傑等。陶傑是金庸的忘年交，邀請他在《明報》當副總編輯，兼寫專欄……
《明報》有什麼魔法使得這樣精英輩出呢？
金庸自己作了回答，他說：「人和人之間的同舟共濟、榮辱與共在極端的環境和落難時刻變得分外重要。人生總是漂浮不定的，我們為什麼能夠穩住呢？好像船上有一個錨，我們有最傳統的信條，就是很簡單的，孝順父母、守時、對朋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