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推薦序】我看理論世代 ⓪劉毓秀
我跟廖朝陽教授是大學同班同學，我們於1972進入台大外文系，那是47年前，半個世紀以前。今天，外表上，朝陽不再年輕，但他的笑容、神情、說話的語氣、跟人的關係、關照，卻是跟我記憶中大學時代的他沒有什麼不同。我只能說他是一個很純、不變初心、不改初衷的人。但我要到相當晚了才了解到他的這一面。
對在座的大部分人而言，有廖老師何其幸運，而我有他這一位同學、同事，有另一種幸運。剛剛劉亮雅教授提到1999年，這讓我想起我是在這一年升等教授的。話說大學時代，我們的同學廖朝陽就是土氣土氣的，不太說話，卻很厲害。我們那時候英國文學史是顏元叔老師教的，非常嚴格，但在他的班上，朝陽卻得了95分，很可能是破天荒的。你們知道我得幾分？我得65分。後來進入外文系教書以後，升等這件事很折磨人，我就盯緊朝陽，想說等他升等我再來著急就可以了。然後就很easy地等，一直等到世紀末，他都沒有動靜，我只好打個電話問他：你怎麼到現在都還不升等？沒有想到電話那頭回答：還沒準備好。
朝陽還沒準備好，那誰準備好了？一些比我們年輕的同仁，已經超前升教授了，他卻不為所動。因此我就去進行升等。大家去查一查外文系的教授年資，會發現我排在朝陽前面。對，65分的跑在95分的前面。剛剛亮雅提到那幾年間朝陽跟他們在忙什麼，總之跟升等無關。由此我看到了朝陽的本質是什麼：他根本不在乎這種事情。我們這些學院人往往承受著升等的壓力，覺得遲遲不升等代表你的能力不佳，但朝陽似乎有他自己的步驟，他自己的方向，不會迷惑於其他的東西。我發現這就是他的本質。
但這是不是說朝陽有某種內在的固執？好像也不是。我有幾年擔任外文研究所課程召集人，我是一個改革狂，改革很多事情，但我跟學院很疏離，因此每次想要進行改革時就把這些了不起的同事們找來，問他們：「欸，你們認為要怎樣？」他們就會提出建議，然後我據此弄出一份改革的藍本，請同仁們來討論。其中有一次，是要針對外研所的定位、方向、未來發展進行檢視與調整。前置作業做好以後，就把同仁們請來開會，大家一起討論。廖老師被邀請先說話，沒有想到年輕同仁們一個一個表示不同意。廖老師長年做為文化研究領域的一位領航者，他在那一刻面對年輕同仁們一一提出跟預定的東西很不一樣的主張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的U-turn。我的感覺是，他在那個過程中，轉過去站在他們的位置上，看到不一樣的可能，於是他讓步。會後一位新來的同仁跟我說，wow，他們都以為廖老師對他長久以來主導的外文研究所，會強烈地認定應該怎麼樣，但他發現原來他很好溝通。
朝陽就是這樣，所以剛剛鴻瓊說，當他去思考這位老師的內涵是什麼，到後來發現他就是「空空如也」。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他對知識的追求是孜孜矻矻的，但是內涵是什麼？他就像是摸著石頭過河，帶領著大家―應該說是「任大家」，而沒有在「帶」。他說這是「臺灣式的」方法―我們不是像歐陸或中國那樣有一個很大一統的東西。我覺得這真是太可貴了。
這又讓我想到，我在擔任外文研究所課程召集人的幾年間，改革的重點之一，是修改章程、課程、論文寫作程序、師生互動模式等等，以便讓碩博士生的學涯減少阻礙，讓學生提早完成學業，不要總是拖得很久。但在這類會議中，朝陽往往獨持異議，反對把修習學業期間拖久視為錯誤的、務必改正的。今天在這場研討會上，我眼前再次閃過朝陽在那些會議中的眼神。是的，欠缺明確的目標，不固定於一個理論，沒有大一統的東西，不急功近利，可能就是形塑今天研討會中呈現的多樣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今天是被動員來的，為的是以朝陽的同學、同事身份，在這場歡送「理論世代」領航者廖老師榮退的研討會結尾講幾句話。我一直在搞婦運，是一個革命份子，一直在衝撞東、衝撞西，窮忙瞎忙，絕少參加學術界活動。彥彬打了電話給我，所以今天我乖乖一大早就來坐著聆聽，然後覺得，喔，我錯過了好多東西，這些東西非常的entertaining！我覺得朝陽跟大家一起發展出來的這些，真的是非常具有多樣性。我這個婦運者，革命份子，或社會改革者，想到的是：這些東西我可以用來進行改革。以前我做過這樣的事。在我擔任《中外文學》總編輯的幾年間，跟執行編輯宗慧合作為每一期出刊的論文安排一場座談會，讓這些論文和作者跟社會接觸、碰撞。結果被一位前輩大罵一頓，說我們是在廉價叫賣，把學術庸俗化。今天我再次想到，嘿，我可以把這些東西拿去庸俗化，將它化為社會改革的觸媒。
這使我想起朝陽對我傳達過的一個訊息。現在想來，覺得這是一個missed opportunity。我在很多年前寫了一篇論文，叫做〈賴皮的國族神話學〉，講《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部電影裡面有許多外省掛、本省掛流氓、混混，小流氓、小混混。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嘛，我的論文裡面說的就是，好，你們這些男性，不管是什麼掛的，弄出來的這部國族神話，或是國族神話學，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就是在對立面。我記得朝陽對我說過，你為什麼不去思考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或運動的層面上，聯合兄弟進行國族認同論述的可能性？我覺得朝陽一定忘了他講過這個話。但是也不見得，因為那正是他跟廖咸浩進行了激烈的國族論述爭辯之後的時間。後來我做女性主義，都不去碰觸國族、國族認同、國族認同論述問題。我現在想到，這可能是一個missed opportunity。
事實上在今天，對臺灣而言，國族論述也好，女性主義也好，都是一個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嚴重的問題。譬如你們剛剛在講人文工業，講到教育。現在我們的人文工業，我們的教育，碰到了一個大麻煩：沒有人可教。民國85年到105年的二十年間，我們的國小在學人數少了40%。這40%就不見了，先是小學，然後中學、大學，無限往上、往前延伸。所以，我們為什麼沒有空間？就是因為人文學界的人很大的就業市場，就如剛剛建亨講的，是從事教育―但就是沒人可教了。所以我們的學生就沒有job market了。
這背後當然很重要的因素是女性的角色。女性作為身體的生育者，處境就是明澤剛剛引用的廖老師的「受難的身體」、「自然的身體的受難」等等。其實這背後跟女性的身體息息相關。女性的身體如何被擺在政治、制度、國族的大架構裡面？事實上這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為什麼臺灣，或是儒家文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文化涵蓋的地區，今天生育率都徘徊在1的邊緣？這是會亡國滅種的生育率。過去二十年間國小學生人數少掉40%，現在眼看著將會持續少掉更多。像這類的事情，其實有必要做更大的討論。所以朝陽以前對我的提示，意思是不是說我應該回過頭來，把這一方面的論述跟各位所講的結合起來，這樣對整個社會、文化的影響力會更大、更深？這讓我想到，以後我應該多多跟各位交流。
我非常為我有朝陽這位同學、同事而感到幸福。也為這個領域長年來有朝陽這位領航者，而為各位感到幸福。書籍簡介
理論──尤其是不專為文學批評而生的批判理論──於文學研究有何「用處」？文學研究除了鑽研文本，是否可能積極回應現實的變化乃至引領思想的突破？曾任教臺大外文系三十餘年的廖朝陽，是臺灣比較文學、外國文學領域的理論領頭人物，對東西方思想涉獵深廣，見解獨到，多次帶動外文學門的思潮更迭。本書集結他與十位中生代理論學者的最新研究，題材包括後人類理論如何帶來大破大立的倫理行動、「空」如何織造關係連結、在記憶短路的二十一世紀如何執行知識傳遞、同志愛如何做為共群政治的範式、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與哲思辯論、臺灣定位的再思、記憶的救贖可能、聲音技術的後人類面向、數位時代的分割性美學等。文集所呈現的理論，並不抽象飄渺，反而透露深切的「務實」感，在災難已成生活日常的當代，企圖改造思維形式，實踐廖朝陽所言的「對思維本身進行思維」，以此介入現實。
【推薦序】我看理論世代 ⓪劉毓秀
我跟廖朝陽教授是大學同班同學，我們於1972進入台大外文系，那是47年前，半個世紀以前。今天，外表上，朝陽不再年輕，但他的笑容、神情、說話的語氣、跟人的關係、關照，卻是跟我記憶中大學時代的他沒有什麼不同。我只能說他是一個很純、不變初心、不改初衷的人。但我要到相當晚了才了解到他的這一面。
對在座的大部分人而言，有廖老師何其幸運，而我有他這一位同學、同事，有另一種幸運。剛剛劉亮雅教授提到1999年，這讓我想起我是在這一年升等教授的。話說大學時代，我們的同學廖朝陽就是土氣土氣的，不太說話，卻很厲害。我們那時候英國文學史是顏元叔老師教的，非常嚴格，但在他的班上，朝陽卻得了95分，很可能是破天荒的。你們知道我得幾分？我得65分。後來進入外文系教書以後，升等這件事很折磨人，我就盯緊朝陽，想說等他升等我再來著急就可以了。然後就很easy地等，一直等到世紀末，他都沒有動靜，我只好打個電話問他：你怎麼到現在都還不升等？沒有想到電話那頭回答：還沒準備好。
朝陽還沒準備好，那誰準備好了？一些比我們年輕的同仁，已經超前升教授了，他卻不為所動。因此我就去進行升等。大家去查一查外文系的教授年資，會發現我排在朝陽前面。對，65分的跑在95分的前面。剛剛亮雅提到那幾年間朝陽跟他們在忙什麼，總之跟升等無關。由此我看到了朝陽的本質是什麼：他根本不在乎這種事情。我們這些學院人往往承受著升等的壓力，覺得遲遲不升等代表你的能力不佳，但朝陽似乎有他自己的步驟，他自己的方向，不會迷惑於其他的東西。我發現這就是他的本質。
但這是不是說朝陽有某種內在的固執？好像也不是。我有幾年擔任外文研究所課程召集人，我是一個改革狂，改革很多事情，但我跟學院很疏離，因此每次想要進行改革時就把這些了不起的同事們找來，問他們：「欸，你們認為要怎樣？」他們就會提出建議，然後我據此弄出一份改革的藍本，請同仁們來討論。其中有一次，是要針對外研所的定位、方向、未來發展進行檢視與調整。前置作業做好以後，就把同仁們請來開會，大家一起討論。廖老師被邀請先說話，沒有想到年輕同仁們一個一個表示不同意。廖老師長年做為文化研究領域的一位領航者，他在那一刻面對年輕同仁們一一提出跟預定的東西很不一樣的主張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的U-turn。我的感覺是，他在那個過程中，轉過去站在他們的位置上，看到不一樣的可能，於是他讓步。會後一位新來的同仁跟我說，wow，他們都以為廖老師對他長久以來主導的外文研究所，會強烈地認定應該怎麼樣，但他發現原來他很好溝通。
朝陽就是這樣，所以剛剛鴻瓊說，當他去思考這位老師的內涵是什麼，到後來發現他就是「空空如也」。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他對知識的追求是孜孜矻矻的，但是內涵是什麼？他就像是摸著石頭過河，帶領著大家―應該說是「任大家」，而沒有在「帶」。他說這是「臺灣式的」方法―我們不是像歐陸或中國那樣有一個很大一統的東西。我覺得這真是太可貴了。
這又讓我想到，我在擔任外文研究所課程召集人的幾年間，改革的重點之一，是修改章程、課程、論文寫作程序、師生互動模式等等，以便讓碩博士生的學涯減少阻礙，讓學生提早完成學業，不要總是拖得很久。但在這類會議中，朝陽往往獨持異議，反對把修習學業期間拖久視為錯誤的、務必改正的。今天在這場研討會上，我眼前再次閃過朝陽在那些會議中的眼神。是的，欠缺明確的目標，不固定於一個理論，沒有大一統的東西，不急功近利，可能就是形塑今天研討會中呈現的多樣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今天是被動員來的，為的是以朝陽的同學、同事身份，在這場歡送「理論世代」領航者廖老師榮退的研討會結尾講幾句話。我一直在搞婦運，是一個革命份子，一直在衝撞東、衝撞西，窮忙瞎忙，絕少參加學術界活動。彥彬打了電話給我，所以今天我乖乖一大早就來坐著聆聽，然後覺得，喔，我錯過了好多東西，這些東西非常的entertaining！我覺得朝陽跟大家一起發展出來的這些，真的是非常具有多樣性。我這個婦運者，革命份子，或社會改革者，想到的是：這些東西我可以用來進行改革。以前我做過這樣的事。在我擔任《中外文學》總編輯的幾年間，跟執行編輯宗慧合作為每一期出刊的論文安排一場座談會，讓這些論文和作者跟社會接觸、碰撞。結果被一位前輩大罵一頓，說我們是在廉價叫賣，把學術庸俗化。今天我再次想到，嘿，我可以把這些東西拿去庸俗化，將它化為社會改革的觸媒。
這使我想起朝陽對我傳達過的一個訊息。現在想來，覺得這是一個missed opportunity。我在很多年前寫了一篇論文，叫做〈賴皮的國族神話學〉，講《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部電影裡面有許多外省掛、本省掛流氓、混混，小流氓、小混混。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嘛，我的論文裡面說的就是，好，你們這些男性，不管是什麼掛的，弄出來的這部國族神話，或是國族神話學，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就是在對立面。我記得朝陽對我說過，你為什麼不去思考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或運動的層面上，聯合兄弟進行國族認同論述的可能性？我覺得朝陽一定忘了他講過這個話。但是也不見得，因為那正是他跟廖咸浩進行了激烈的國族論述爭辯之後的時間。後來我做女性主義，都不去碰觸國族、國族認同、國族認同論述問題。我現在想到，這可能是一個missed opportunity。
事實上在今天，對臺灣而言，國族論述也好，女性主義也好，都是一個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嚴重的問題。譬如你們剛剛在講人文工業，講到教育。現在我們的人文工業，我們的教育，碰到了一個大麻煩：沒有人可教。民國85年到105年的二十年間，我們的國小在學人數少了40%。這40%就不見了，先是小學，然後中學、大學，無限往上、往前延伸。所以，我們為什麼沒有空間？就是因為人文學界的人很大的就業市場，就如剛剛建亨講的，是從事教育―但就是沒人可教了。所以我們的學生就沒有job market了。
這背後當然很重要的因素是女性的角色。女性作為身體的生育者，處境就是明澤剛剛引用的廖老師的「受難的身體」、「自然的身體的受難」等等。其實這背後跟女性的身體息息相關。女性的身體如何被擺在政治、制度、國族的大架構裡面？事實上這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為什麼臺灣，或是儒家文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文化涵蓋的地區，今天生育率都徘徊在1的邊緣？這是會亡國滅種的生育率。過去二十年間國小學生人數少掉40%，現在眼看著將會持續少掉更多。像這類的事情，其實有必要做更大的討論。所以朝陽以前對我的提示，意思是不是說我應該回過頭來，把這一方面的論述跟各位所講的結合起來，這樣對整個社會、文化的影響力會更大、更深？這讓我想到，以後我應該多多跟各位交流。
我非常為我有朝陽這位同學、同事而感到幸福。也為這個領域長年來有朝陽這位領航者，而為各位感到幸福。書籍簡介
理論──尤其是不專為文學批評而生的批判理論──於文學研究有何「用處」？文學研究除了鑽研文本，是否可能積極回應現實的變化乃至引領思想的突破？曾任教臺大外文系三十餘年的廖朝陽，是臺灣比較文學、外國文學領域的理論領頭人物，對東西方思想涉獵深廣，見解獨到，多次帶動外文學門的思潮更迭。本書集結他與十位中生代理論學者的最新研究，題材包括後人類理論如何帶來大破大立的倫理行動、「空」如何織造關係連結、在記憶短路的二十一世紀如何執行知識傳遞、同志愛如何做為共群政治的範式、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與哲思辯論、臺灣定位的再思、記憶的救贖可能、聲音技術的後人類面向、數位時代的分割性美學等。文集所呈現的理論，並不抽象飄渺，反而透露深切的「務實」感，在災難已成生活日常的當代，企圖改造思維形式，實踐廖朝陽所言的「對思維本身進行思維」，以此介入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