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台灣媒體生態的起源、複製與再生。

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歷四十多年（一九四五〜一九八七）的政治高壓管制，與三十多年（一九八七〜二○一九）的自由市場競逐，台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之所以發展成當前樣貌，跟這個社會的許多其他面向一樣，都具有歷史獨特性。

本書以吳濁流、李萬居分別代表台灣本地報人及半山報人群體，而在外省報人方面，則以曾虛白、雷震分別作為依附國民政府政策與批判國民政府政策的代表，觀察這些不同的報人群體，如何代表其背後不同的知識階層，在戰後台灣報業的舞台上各自、同時也是共同的展現意志，在經歷交會與分歧、激盪與磨合之後，如何在台灣的媒體生態上持續發揮強大的影響力。


【本書重點】

為理解台灣新聞媒體提供線索

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歷四十多年（一九四五～一九八七）政治高壓管制，與三十多年（一九八七～二○二○）的自由市場競逐，台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之所以發展成當前樣貌，跟這個社會的許多其他面向一樣，都具有歷史獨特性。如今，當新聞媒體在政治、社會，甚至文化議題立場上各自選邊，並以「藍媒」、「綠媒」、「統媒」相互指稱，彼此壁壘分明，因而經常被指為製造對立的「社會亂源」時，「商業媒體基於市場考量」的簡單論斷，似乎並不足以解釋這些現象。由於新聞媒體本身就是各類社會論述的集散、加工與產製中心，其議題設定必然相當程度反映該社會明顯的或潛在的關切，尤其是那些歷久不衰的議題。

一九八八年台灣解除報禁，過去公開壓制或扶植媒體的政治力逐漸後退，既有或新興的新聞媒體，透過事業資本與市場的互動，容納了更廣大的社會光譜。消費者取向的市場法則，在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中，都造就了大量五光十色的名人八卦、商品消費訊息等內容，顯示出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一致的「去政治性」傾向。但每逢選舉，或遇台海兩岸互動等重大政治事件，台灣的新聞媒體就又都顯現出高度的政治性，但這個「政治性」並非對應於前述「去政治性」的一般政治性，而是經過立場選擇的政治性。這些在政治立場上的異質性，無法完全歸因於市場計算，亦無法簡單的用各自服務於政治鬥爭來解釋。觀察其與各式社會動員間的相互呼應，可以看到這些異質性原本即深植於台灣社會各個層面。如果我們假設，台灣錯綜複雜的近世歷史軌跡，是造就這些異質性的歷史淵源，那麼作為整體社會的一部分，繼承了不同歷史遺產的報人（新聞工作者），在擔負社會論述再生產工作時，會各自出現政治立場的偏好，似乎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究竟是哪些異質性？何以異質？本書透過對個別報人生命史的掌握，嘗試以「原生結構主義」式的「類型」，對戰後台灣社會中幾個不同屬性的報人群體做類型建構。從個體出發，類推至特定報人群體，再以此報人群體映照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群體。以「原生結構主義」式的「類型」，作為從理解個體生命史推向理解社會群體歷史的中介樞紐：透過對四種不同類型代表性報人之個人生命史的考察，及其彼此間的交光互影，我們將勾勒其所代表的某種「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並進行比較，再進一步追索此些不同「感知結構」的轉進與發展，以探究這些異質性的根源與演變，希望能為理解當時與後來的台灣新聞媒體，甚或整體台灣社會，提供有意義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