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特色
◎ 本書收錄由劉維開教授指導學生所撰寫之九篇與抗戰史相關主題之學術論文，以及關於劉維開教授相關學術活動照片影像與著作目錄。序
◎ 序言
這本論文集是一份珍貴的禮物，由劉維開教授的門生弟子精心策劃。他們各自撰寫論文一篇，經過學術審查，以嚴謹的態度將之集為一冊，呈獻給維開教授，作為他自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屆齡退休的一種紀念。我受邀為此書作序，深感榮幸。
維開於1978 年自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畢業，考入政大歷史研究所第三屆。當時我是首屆碩士生，正準備畢業論文的撰寫，和第三屆的學弟妹少有來往。有一天我們竟在校園裡坐在草地上閒聊，大概是本班辦的迎新小聚吧。我記得維開談到一些他近日閱讀《傳記文學》的內容，旁徵博引，這個許多人認為老派的雜誌經過他的敘述與解讀，突然鮮活許多。維開詳讀《傳記文學》和一些人物傳記，加上有機會認識不少曾是民國歷史積極參與者的父輩，因此熟知民國人物與事件的來龍去脈，就歷史知識的累積而言，維開實已「超前部署」了。
政大歷史所雖是新創，卻聘請到幾位近現代中國史的名師，如李定一、蔣永敬、李雲漢、胡春惠，同學向之學習，各有不同的收穫。維開的收穫之一是完成一本優秀的碩士論文。幾年後李定一老師曾和我們第一屆的畢業同學聚會時，提到維開的論文，他說︰「趕快出版吧！再不出版，就要被人偷光了。」當時維開不在現場。後來，他的《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一書，就在1989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對我個人研究民國軍事史，有很大的幫助。
維開取得碩士學位，服完預官役後，曾在中正紀念堂服務；一年多之後，就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的一員，同時也在學校兼課。1987年維開考入剛設立的政大歷史系博士班就讀，多重身分令他倍加辛苦。1992年李雲漢老師真除黨史會主任委員後，維開頗受倚重。是年12月3日他給我的信（當時我在美國波士頓）中提到，他從暑假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卻因為工作滿檔而影響了進度：「會內工作自從雲漢師真除之後，逐漸上軌道，且以建黨百年為目標，擬訂多項工作計劃，其中多數係編輯方面的範圍，可想見未來的壓力甚大。我尚負責編一本黨的職名錄，一本黨史相關著作的介紹，而現在正常工作的編書仍要進行，去年編了一本《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重要文獻》，是以特種外交委員會會議紀錄為主的一本資料選輯，今年要編一本《廬山談話會會議資料選輯》，係以會議記錄為主的資料集，大概明年初出版。」
忙碌的維開在如此繁重的任務中，總能有條不紊地逐項處理，終於在1993年7月8日的來信中告訴我：「現總算於上月二十六日順利通過口試，完成了此一『大事』。」維開受命編輯史料，也讓他更瞭解每份歷史文件，更能掌握事件的前因後果，有助於博士論文完成。兩年之後，國史館將之出版為專書《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維開繼續在黨史會承擔重任，到了2000年，黨史會改組為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後，還擔任了約兩年的黨史館副主任，才功成身退。
2002年8月維開獲聘為政大歷史系副教授，總計在政大任教十八年，方於今（2020）年退休。過去十八年間，維開以其多年累積的民國史知識與研究能力，作育英才，受惠者除政大歷史系外，還有不少外系、外校學生。此外，維開活躍於學術界，參與政大的多項民國史研究計畫，以及兩岸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而在蔣中正研究成為顯學之時，維開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可或缺，曾於2009年完成《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一書。這段期間，維開還常常出現在螢幕上，應兩岸多家媒體邀請，以精闢的見解，為觀眾講述民國歷史。
收於本書的九篇論文，其作者或已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或仍在攻讀學位。屬抗戰前中國之研究，共有四篇。蕭李居蒐集了大量的中、日文資料，針對戰前德日密約簽訂過程中，國民政府亦步亦趨地探查，作了細膩的分析。本論文也為作者關於國府因應德日「防共協定」之文，再作補充。胡學丞讀維開老師論文時，注意到蔣中正欲使中華民國成為基督教國，乃參閱蔣氏日記、言論及他人著作，探其根源。袁經緯對於戰前翁文灝的研究，展現了其所受到民國史研究的紮實訓練，史料與檔案應用甚廣。論文聚焦於翁氏人才培育和行政改革的思想，配合其早期從政經歷，逐步探討。范育誠的情報機構史研究，有別於過去數年所重視的戰時軍統局研究，而能透過檔案爬梳，從組織的角度出發，再論國民政府情報機構的誕生與分化。
另外五篇論文則探討不同的抗戰時期議題。楊善堯接續其本身關於抗戰時期軍醫的研究，把焦點放在國軍的戰場衛勤運送與支援上面，考察軍政後勤工作的運作與成效。曾冠傑以楊敬遠1941-1945年的《讓廬日記》為依據，聚焦於楊女士之政治態度、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並討論微觀的個人史，及其與宏觀的時代背景之間的關係。陳世局在國史館典藏的《內政部檔案》中，注意到社會部勞動局的卷宗，以此配合其他相關史料，集中探討流動調查登記站的人力調查工作。羅國儲透過英方人士的日記和回憶錄，針對太平洋戰爭時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東南亞指揮部的職權問題，發現史迪威在戰時即已飽受英方批評；而英方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許惠文從三次的全國財政會議切入，探討地方自治政策中鄉鎮造產的財政背景。因戰時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重新劃分，加上「新縣制」地方自治制度的執行，使得地方財政短絀嚴重。遂以鄉鎮造產方式，解決地方財政不足的問題，促進地方財政的自給自足。
維開對人熱心，對事用心；不但嘉惠後學，同時也惠我良多。我在研究上若是遇到有關民國史的疑難雜症，維開往往是我第一個想到要請教的對象，而他總是有問必答，想盡辦法幫我排難解惑。學術研究之路漫漫長長，能與維開同行，是美事，也是幸事！
張力
2020年6月1日
於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序言
時光真的猶如白駒過隙，一去不回！每憶起上世紀90 年代第一次見到劉維開教授時，大家都不過是三十出頭，自奉還年輕，總覺得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揮霍，人生的計畫中排滿了各種各樣要做的事，而且都覺得這些事非我莫屬，應該做成也能夠做成，再多的事也不算事。然轉瞬三十年過去，不曾想我們也都到了退休之齡，「退休生活」倏然如在眼前，而不再是遙不可及的「願景」了。所以，當維開兄的學生集議，為他的榮退編輯論文集，並邀我作為維開兄之友為序時，我即欣然允諾，因為這也是我們共同的面對，故有以發抒心懷，兼以自勉也。
第一次見到維開兄是在北京，大約是在上世紀90 年代初吧，不過確切的時間和地點已然模糊（應該是在當時我所供職的近代史研究所）。雖然我們都是所謂歷史研究者，而歷史記述中最在意的就是時間和空間，但即便如此，生活中的時空其實並不都那麼歷歷難忘，而記憶往往又是很不靠譜的「玩意」。所以，只能說與維開兄的初識在1990 年代的北京大體還是靠譜的（不知維開兄的記憶為何）。那時兩岸交流的大門剛打開不久，臺灣人士來大陸較為便利，而大陸人士去臺灣則仍有一些不便。及至後來，隨著兩岸交流的管道越拓越寬，雙方人員的交流往來也日漸便利，從2000 年的千禧之交我初次訪臺後，與維開兄的相見便成了「家常便飯」，可謂年年得見，甚而一年可以見上好幾次了，見面的地點也多了起來，從北京、上海到臺北、花蓮，就在這樣的相見中，我們由初識到熟知，再到成為可以自在交談來往的朋友，所以也才有本序之作。
與維開兄初識的印象，是他的爽朗健談，說著帶有些許臺灣音調的標準京腔，不那麼「嗲」（臺式發音的標配，呵呵），倒有些「脆」，對非常喜愛北京話的我來說，只覺毫無言談的隔閡（慚愧，已居京城四十年的我，直到現在，京腔也還不如維開兄地道），說話的方式和腔調本就是人與人交往的基本面相，言語相通很容易拉近陌生人之間的距離。
當然，說話只是形式，說些什麼更重要。那時我還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研究論題與維開兄的研究多有聯繫，話語間對維開兄最為豔羨之處是，他當時在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工作，那裡保存著國民黨歷史上形成的大量檔案文獻資料，歷史研究者都視之為「寶山」。維開兄最初的學術研究，也是從利用檔案文獻起步的，而且因為他身在此山中，職業又是搜集、整理、編輯史料，對史料極為熟悉，信手拈來，侃侃而談，使那些原本是「死」的歷史變得「活」了起來，更令當時還沒有機緣去查考這些史料的我，羡慕不已！
不過，維開兄對史料的熟悉掌握，並非全為自己個人的研究。後來，維開兄擔任國民黨黨史會和黨史館的負責人，著力推動開放這些檔案文獻供學界利用，包括去臺灣訪問的大陸學者，凡從事相關研究的，大概無人不知黨史館，也無人沒去過黨史館，而凡去過黨史館者，對維開兄的熱心熱情，傾力相助，無不交口稱讚，可見維開兄在任時，於推動相關學術研究和兩岸學術交流，頗有貢獻！
治史者都重視史料，尤其是檔案文獻史料，那確實是研究無盡之寶藏，不過也因而難免對史料因愛而寵，心生獨家所用之念，不無據為己有之心，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維開兄卻不以此為念。在他心目中，史料當為治史者所共用，歷史當為研究者所共解，研究水準的高下，恰恰不能來自於對史料的壟斷（他本來最具有這樣的條件），而在於研究者對史料的不同解讀。所以，在他的任上，極力推動史料的開放，並為查閱者提供盡可能多的方便，而且以他對史料的熟悉，無論何人向他諮詢請教，他都不厭其詳地介紹指點，藏在該館的固不論，該館不藏的史料，也都本著知無不言的態度，提示查找的可循之道，研究者尤其是入道不久的年輕研究者都從中受益良多。
維開兄對史料非常熟悉，編輯整理過多種史料史著，但這不是為了賣弄，不是為了對歷史作淺薄的獵奇，將歷史變成那些為了「吃瓜」而刻意而為的趣聞軼事甚而是無聊八卦，而是為了踏實的研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為此，維開兄在研究上沒少下功夫。他專精國民黨史研究，著述豐碩，見解獨到，能夠跳出史料看歷史，將歷史的過程置於更廣闊的背景下觀察，得出平實而不扭曲的結論，顯現出治史者應有的素質和責任。
研究和教學本為一體兩面，紮實的教育可為研究打下良好之基，深入的研究也可為教育提供言說的更廣大空間。維開兄於繁忙的行政和研究工作之餘，與學校教育始終保持著聯繫，在學校兼職授課。世紀之交，他的事業重心逐漸轉向學校，直至離開黨史館的工作，去了他的母校之一的政治大學，專事教學與研究。從此之後，他更如魚得水，教學研究兩不誤，不僅研究做得風生水起，論著迭出，對教學亦頗為上心，不辭辛勞，為學生釋疑解惑，培養了不少年輕的後進研究者。這本論文集就是曾經受教過維開兄的弟子們對老師發自內心的感念感懷之作，也是他們對老師一片真摯的情感寫照！
隨著兩岸學術往來的日漸增多，維開兄與大陸學界的往還不斷，在大陸各處的學術討論會、圖書發布會、媒體訪談等場合，總能見到他的身影。他的諸多研究論著，或在大陸出版社出版，或在大陸學術期刊發表，並有了不少讀者知音，顯現出兩岸學術交流的積極趨向。尤憶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後，北京的一家書店在某個夏日舉辦學術沙龍，邀維開兄就其著作發表高見，我忝為主持，席間維開兄就歷史娓娓道來，並不諱言當年國民黨諸般作為之失策，聽眾踴躍發問，也能肯定國民黨在北伐抗戰期間的貢獻，言者與聽者都能秉持平實之論，討論歷史走過的路程。作為主持人，我也頗為欣慰，與兩岸交流初開時的景象相比，這已是莫大的進步了，而這也與維開兄所致力推動的兩岸學術交流有很大的關聯吧！
我在近代史所工作時，曾與維開兄合作策劃過一些學術活動，並都收到良好的成效。自四年前調至世界歷史研究所工作，雖然個人多年的研究興趣未必那麼能夠輕易轉移，惟職責所在，畢竟工作重心轉向世界史，也期望在這方面，能與臺灣學界有更多的合作。例如，臺灣各書局出版的不少通俗易懂、簡明扼要的世界史著作便很有特色，值得介紹給大陸讀者。或許，維開兄於此亦可助一臂之力，為兩岸學術交流和我們的個人交往打開新天地。
話說回來，榮退從來不是學術的終點，以維開兄的才情學問，榮退後當是一番新的天地，寄望維開兄能夠寫出更多更好的論著，為學界和讀者也帶來更多的佳作。當然，更得關注健康，自在生活，身體第一。於今年至今未全熄之疫情下，說這些似乎套話中的套話，其實還是有些現實意義的。
說來有意思，我認識的臺灣學界同仁中，好飲、能飲者不在少數，政治大學更被認為是其中「重鎮」，但維開兄未染此「惡習」，每見餐敘時都不飲酒，而且總是那麼溫和儒雅，習習君子之風可見，使得飲後偶露醉意的「我們」顯得似乎有些「粗鄙」。但望維開兄也能適度開禁，今後相見時與諸位同好把酒言歡，不亦樂乎！更望今後能與維開兄多見多聊，共話學術，不虛人生！
拉拉雜雜寫來，只是我與維開兄三十年交往中的一些片斷和感想，因為維開兄的學生們要給老師一個意外的驚喜，所以事先囑我不向維開兄透露寫作內容之一二。因此，這篇小序不能事先請維開兄讀之徵求意見，成了我的自說自話，不知其中有無訛誤之處可由維開兄正之。但學術本是百花齊放之事，這篇小序亦權為我的一家之言，供讀者諸君一哂吧。
汪朝光
2020年5月30日
於北京「鳥巢」隔鄰之中國歷史研究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新處所
書籍簡介
劉維開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歷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政大人文中心主任、政大出版社總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總幹事、黨史館副主任等職。著有《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蔣介石與國共和戰：1945-1949》（與蔣永敬合著）、《中國國民黨職名錄（1894―1994）》、《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等專書，主編與發表之學術專論及相關文章超過百篇。
本書收錄九篇與抗戰史相關主題之學術專文，分別為：蕭李居〈國民政府對德日密約傳聞的探查（1934-1936）〉、羅國儲〈從英國史料看史迪威在東南亞指揮部的職權問題（1942-1944）〉、袁經緯〈知識分子從政的理念實踐及其困境：以翁文灝為例（1931-1937）〉、范育誠〈國民政府情報組織的誕生與分化(1928-1938)〉、楊善堯〈抗戰時期國軍的戰場衛勤運送與支援〉、陳世局〈抗戰時期社會部勞動局流動調查登記站的人力調查工作（1942-1945）〉、胡學丞〈蔣中正建民國為基督教國之誓初探〉、許惠文〈鄉鎮造產之財政緣起―以抗戰時期地方各級財政體制為中心探討〉、曾冠傑〈抗戰時期的女大學生：以楊靜遠《讓廬日記》（1941-1945）為主的討論〉。書內亦附有劉維開教授相關學術活動照片影像、著作目錄以及指導學生給劉維開教授的感謝語等內容，呈現劉維開教授門下弟子在老師榮退之際的祝賀之意與其學生的學術研究成果。
◎ 本書收錄由劉維開教授指導學生所撰寫之九篇與抗戰史相關主題之學術論文，以及關於劉維開教授相關學術活動照片影像與著作目錄。序
◎ 序言
這本論文集是一份珍貴的禮物，由劉維開教授的門生弟子精心策劃。他們各自撰寫論文一篇，經過學術審查，以嚴謹的態度將之集為一冊，呈獻給維開教授，作為他自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屆齡退休的一種紀念。我受邀為此書作序，深感榮幸。
維開於1978 年自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畢業，考入政大歷史研究所第三屆。當時我是首屆碩士生，正準備畢業論文的撰寫，和第三屆的學弟妹少有來往。有一天我們竟在校園裡坐在草地上閒聊，大概是本班辦的迎新小聚吧。我記得維開談到一些他近日閱讀《傳記文學》的內容，旁徵博引，這個許多人認為老派的雜誌經過他的敘述與解讀，突然鮮活許多。維開詳讀《傳記文學》和一些人物傳記，加上有機會認識不少曾是民國歷史積極參與者的父輩，因此熟知民國人物與事件的來龍去脈，就歷史知識的累積而言，維開實已「超前部署」了。
政大歷史所雖是新創，卻聘請到幾位近現代中國史的名師，如李定一、蔣永敬、李雲漢、胡春惠，同學向之學習，各有不同的收穫。維開的收穫之一是完成一本優秀的碩士論文。幾年後李定一老師曾和我們第一屆的畢業同學聚會時，提到維開的論文，他說︰「趕快出版吧！再不出版，就要被人偷光了。」當時維開不在現場。後來，他的《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一書，就在1989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對我個人研究民國軍事史，有很大的幫助。
維開取得碩士學位，服完預官役後，曾在中正紀念堂服務；一年多之後，就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的一員，同時也在學校兼課。1987年維開考入剛設立的政大歷史系博士班就讀，多重身分令他倍加辛苦。1992年李雲漢老師真除黨史會主任委員後，維開頗受倚重。是年12月3日他給我的信（當時我在美國波士頓）中提到，他從暑假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卻因為工作滿檔而影響了進度：「會內工作自從雲漢師真除之後，逐漸上軌道，且以建黨百年為目標，擬訂多項工作計劃，其中多數係編輯方面的範圍，可想見未來的壓力甚大。我尚負責編一本黨的職名錄，一本黨史相關著作的介紹，而現在正常工作的編書仍要進行，去年編了一本《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重要文獻》，是以特種外交委員會會議紀錄為主的一本資料選輯，今年要編一本《廬山談話會會議資料選輯》，係以會議記錄為主的資料集，大概明年初出版。」
忙碌的維開在如此繁重的任務中，總能有條不紊地逐項處理，終於在1993年7月8日的來信中告訴我：「現總算於上月二十六日順利通過口試，完成了此一『大事』。」維開受命編輯史料，也讓他更瞭解每份歷史文件，更能掌握事件的前因後果，有助於博士論文完成。兩年之後，國史館將之出版為專書《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維開繼續在黨史會承擔重任，到了2000年，黨史會改組為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後，還擔任了約兩年的黨史館副主任，才功成身退。
2002年8月維開獲聘為政大歷史系副教授，總計在政大任教十八年，方於今（2020）年退休。過去十八年間，維開以其多年累積的民國史知識與研究能力，作育英才，受惠者除政大歷史系外，還有不少外系、外校學生。此外，維開活躍於學術界，參與政大的多項民國史研究計畫，以及兩岸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而在蔣中正研究成為顯學之時，維開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可或缺，曾於2009年完成《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一書。這段期間，維開還常常出現在螢幕上，應兩岸多家媒體邀請，以精闢的見解，為觀眾講述民國歷史。
收於本書的九篇論文，其作者或已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或仍在攻讀學位。屬抗戰前中國之研究，共有四篇。蕭李居蒐集了大量的中、日文資料，針對戰前德日密約簽訂過程中，國民政府亦步亦趨地探查，作了細膩的分析。本論文也為作者關於國府因應德日「防共協定」之文，再作補充。胡學丞讀維開老師論文時，注意到蔣中正欲使中華民國成為基督教國，乃參閱蔣氏日記、言論及他人著作，探其根源。袁經緯對於戰前翁文灝的研究，展現了其所受到民國史研究的紮實訓練，史料與檔案應用甚廣。論文聚焦於翁氏人才培育和行政改革的思想，配合其早期從政經歷，逐步探討。范育誠的情報機構史研究，有別於過去數年所重視的戰時軍統局研究，而能透過檔案爬梳，從組織的角度出發，再論國民政府情報機構的誕生與分化。
另外五篇論文則探討不同的抗戰時期議題。楊善堯接續其本身關於抗戰時期軍醫的研究，把焦點放在國軍的戰場衛勤運送與支援上面，考察軍政後勤工作的運作與成效。曾冠傑以楊敬遠1941-1945年的《讓廬日記》為依據，聚焦於楊女士之政治態度、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並討論微觀的個人史，及其與宏觀的時代背景之間的關係。陳世局在國史館典藏的《內政部檔案》中，注意到社會部勞動局的卷宗，以此配合其他相關史料，集中探討流動調查登記站的人力調查工作。羅國儲透過英方人士的日記和回憶錄，針對太平洋戰爭時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東南亞指揮部的職權問題，發現史迪威在戰時即已飽受英方批評；而英方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許惠文從三次的全國財政會議切入，探討地方自治政策中鄉鎮造產的財政背景。因戰時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重新劃分，加上「新縣制」地方自治制度的執行，使得地方財政短絀嚴重。遂以鄉鎮造產方式，解決地方財政不足的問題，促進地方財政的自給自足。
維開對人熱心，對事用心；不但嘉惠後學，同時也惠我良多。我在研究上若是遇到有關民國史的疑難雜症，維開往往是我第一個想到要請教的對象，而他總是有問必答，想盡辦法幫我排難解惑。學術研究之路漫漫長長，能與維開同行，是美事，也是幸事！
張力
2020年6月1日
於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序言
時光真的猶如白駒過隙，一去不回！每憶起上世紀90 年代第一次見到劉維開教授時，大家都不過是三十出頭，自奉還年輕，總覺得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揮霍，人生的計畫中排滿了各種各樣要做的事，而且都覺得這些事非我莫屬，應該做成也能夠做成，再多的事也不算事。然轉瞬三十年過去，不曾想我們也都到了退休之齡，「退休生活」倏然如在眼前，而不再是遙不可及的「願景」了。所以，當維開兄的學生集議，為他的榮退編輯論文集，並邀我作為維開兄之友為序時，我即欣然允諾，因為這也是我們共同的面對，故有以發抒心懷，兼以自勉也。
第一次見到維開兄是在北京，大約是在上世紀90 年代初吧，不過確切的時間和地點已然模糊（應該是在當時我所供職的近代史研究所）。雖然我們都是所謂歷史研究者，而歷史記述中最在意的就是時間和空間，但即便如此，生活中的時空其實並不都那麼歷歷難忘，而記憶往往又是很不靠譜的「玩意」。所以，只能說與維開兄的初識在1990 年代的北京大體還是靠譜的（不知維開兄的記憶為何）。那時兩岸交流的大門剛打開不久，臺灣人士來大陸較為便利，而大陸人士去臺灣則仍有一些不便。及至後來，隨著兩岸交流的管道越拓越寬，雙方人員的交流往來也日漸便利，從2000 年的千禧之交我初次訪臺後，與維開兄的相見便成了「家常便飯」，可謂年年得見，甚而一年可以見上好幾次了，見面的地點也多了起來，從北京、上海到臺北、花蓮，就在這樣的相見中，我們由初識到熟知，再到成為可以自在交談來往的朋友，所以也才有本序之作。
與維開兄初識的印象，是他的爽朗健談，說著帶有些許臺灣音調的標準京腔，不那麼「嗲」（臺式發音的標配，呵呵），倒有些「脆」，對非常喜愛北京話的我來說，只覺毫無言談的隔閡（慚愧，已居京城四十年的我，直到現在，京腔也還不如維開兄地道），說話的方式和腔調本就是人與人交往的基本面相，言語相通很容易拉近陌生人之間的距離。
當然，說話只是形式，說些什麼更重要。那時我還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研究論題與維開兄的研究多有聯繫，話語間對維開兄最為豔羨之處是，他當時在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工作，那裡保存著國民黨歷史上形成的大量檔案文獻資料，歷史研究者都視之為「寶山」。維開兄最初的學術研究，也是從利用檔案文獻起步的，而且因為他身在此山中，職業又是搜集、整理、編輯史料，對史料極為熟悉，信手拈來，侃侃而談，使那些原本是「死」的歷史變得「活」了起來，更令當時還沒有機緣去查考這些史料的我，羡慕不已！
不過，維開兄對史料的熟悉掌握，並非全為自己個人的研究。後來，維開兄擔任國民黨黨史會和黨史館的負責人，著力推動開放這些檔案文獻供學界利用，包括去臺灣訪問的大陸學者，凡從事相關研究的，大概無人不知黨史館，也無人沒去過黨史館，而凡去過黨史館者，對維開兄的熱心熱情，傾力相助，無不交口稱讚，可見維開兄在任時，於推動相關學術研究和兩岸學術交流，頗有貢獻！
治史者都重視史料，尤其是檔案文獻史料，那確實是研究無盡之寶藏，不過也因而難免對史料因愛而寵，心生獨家所用之念，不無據為己有之心，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維開兄卻不以此為念。在他心目中，史料當為治史者所共用，歷史當為研究者所共解，研究水準的高下，恰恰不能來自於對史料的壟斷（他本來最具有這樣的條件），而在於研究者對史料的不同解讀。所以，在他的任上，極力推動史料的開放，並為查閱者提供盡可能多的方便，而且以他對史料的熟悉，無論何人向他諮詢請教，他都不厭其詳地介紹指點，藏在該館的固不論，該館不藏的史料，也都本著知無不言的態度，提示查找的可循之道，研究者尤其是入道不久的年輕研究者都從中受益良多。
維開兄對史料非常熟悉，編輯整理過多種史料史著，但這不是為了賣弄，不是為了對歷史作淺薄的獵奇，將歷史變成那些為了「吃瓜」而刻意而為的趣聞軼事甚而是無聊八卦，而是為了踏實的研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為此，維開兄在研究上沒少下功夫。他專精國民黨史研究，著述豐碩，見解獨到，能夠跳出史料看歷史，將歷史的過程置於更廣闊的背景下觀察，得出平實而不扭曲的結論，顯現出治史者應有的素質和責任。
研究和教學本為一體兩面，紮實的教育可為研究打下良好之基，深入的研究也可為教育提供言說的更廣大空間。維開兄於繁忙的行政和研究工作之餘，與學校教育始終保持著聯繫，在學校兼職授課。世紀之交，他的事業重心逐漸轉向學校，直至離開黨史館的工作，去了他的母校之一的政治大學，專事教學與研究。從此之後，他更如魚得水，教學研究兩不誤，不僅研究做得風生水起，論著迭出，對教學亦頗為上心，不辭辛勞，為學生釋疑解惑，培養了不少年輕的後進研究者。這本論文集就是曾經受教過維開兄的弟子們對老師發自內心的感念感懷之作，也是他們對老師一片真摯的情感寫照！
隨著兩岸學術往來的日漸增多，維開兄與大陸學界的往還不斷，在大陸各處的學術討論會、圖書發布會、媒體訪談等場合，總能見到他的身影。他的諸多研究論著，或在大陸出版社出版，或在大陸學術期刊發表，並有了不少讀者知音，顯現出兩岸學術交流的積極趨向。尤憶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後，北京的一家書店在某個夏日舉辦學術沙龍，邀維開兄就其著作發表高見，我忝為主持，席間維開兄就歷史娓娓道來，並不諱言當年國民黨諸般作為之失策，聽眾踴躍發問，也能肯定國民黨在北伐抗戰期間的貢獻，言者與聽者都能秉持平實之論，討論歷史走過的路程。作為主持人，我也頗為欣慰，與兩岸交流初開時的景象相比，這已是莫大的進步了，而這也與維開兄所致力推動的兩岸學術交流有很大的關聯吧！
我在近代史所工作時，曾與維開兄合作策劃過一些學術活動，並都收到良好的成效。自四年前調至世界歷史研究所工作，雖然個人多年的研究興趣未必那麼能夠輕易轉移，惟職責所在，畢竟工作重心轉向世界史，也期望在這方面，能與臺灣學界有更多的合作。例如，臺灣各書局出版的不少通俗易懂、簡明扼要的世界史著作便很有特色，值得介紹給大陸讀者。或許，維開兄於此亦可助一臂之力，為兩岸學術交流和我們的個人交往打開新天地。
話說回來，榮退從來不是學術的終點，以維開兄的才情學問，榮退後當是一番新的天地，寄望維開兄能夠寫出更多更好的論著，為學界和讀者也帶來更多的佳作。當然，更得關注健康，自在生活，身體第一。於今年至今未全熄之疫情下，說這些似乎套話中的套話，其實還是有些現實意義的。
說來有意思，我認識的臺灣學界同仁中，好飲、能飲者不在少數，政治大學更被認為是其中「重鎮」，但維開兄未染此「惡習」，每見餐敘時都不飲酒，而且總是那麼溫和儒雅，習習君子之風可見，使得飲後偶露醉意的「我們」顯得似乎有些「粗鄙」。但望維開兄也能適度開禁，今後相見時與諸位同好把酒言歡，不亦樂乎！更望今後能與維開兄多見多聊，共話學術，不虛人生！
拉拉雜雜寫來，只是我與維開兄三十年交往中的一些片斷和感想，因為維開兄的學生們要給老師一個意外的驚喜，所以事先囑我不向維開兄透露寫作內容之一二。因此，這篇小序不能事先請維開兄讀之徵求意見，成了我的自說自話，不知其中有無訛誤之處可由維開兄正之。但學術本是百花齊放之事，這篇小序亦權為我的一家之言，供讀者諸君一哂吧。
汪朝光
2020年5月30日
於北京「鳥巢」隔鄰之中國歷史研究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新處所
書籍簡介
劉維開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歷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政大人文中心主任、政大出版社總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總幹事、黨史館副主任等職。著有《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蔣介石與國共和戰：1945-1949》（與蔣永敬合著）、《中國國民黨職名錄（1894―1994）》、《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等專書，主編與發表之學術專論及相關文章超過百篇。
本書收錄九篇與抗戰史相關主題之學術專文，分別為：蕭李居〈國民政府對德日密約傳聞的探查（1934-1936）〉、羅國儲〈從英國史料看史迪威在東南亞指揮部的職權問題（1942-1944）〉、袁經緯〈知識分子從政的理念實踐及其困境：以翁文灝為例（1931-1937）〉、范育誠〈國民政府情報組織的誕生與分化(1928-1938)〉、楊善堯〈抗戰時期國軍的戰場衛勤運送與支援〉、陳世局〈抗戰時期社會部勞動局流動調查登記站的人力調查工作（1942-1945）〉、胡學丞〈蔣中正建民國為基督教國之誓初探〉、許惠文〈鄉鎮造產之財政緣起―以抗戰時期地方各級財政體制為中心探討〉、曾冠傑〈抗戰時期的女大學生：以楊靜遠《讓廬日記》（1941-1945）為主的討論〉。書內亦附有劉維開教授相關學術活動照片影像、著作目錄以及指導學生給劉維開教授的感謝語等內容，呈現劉維開教授門下弟子在老師榮退之際的祝賀之意與其學生的學術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