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夢工場:看電影學國際關係vol.IV | 拾書所

國際政治夢工場:看電影學國際關係vol.IV

$ 324 元 原價 360
本書特色
知名國際關係學者、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客席副教授沈旭暉,從近200部電影探討古今中外國際關係的重磅力作──
★電影不只是娛樂!拓展視野的世界局勢全解讀!
★電影不只是聲光!故事背景的歷史脈絡全掌握!
★電影不只是流行!歷久彌新的國際視野全收藏!序
〈自序〉

在知識細碎化的全球化時代,象牙塔的遊戲愈見小圈子,非學術文章一天比一天即食,文字的價值,彷彿越來越低。講求獨立思考的科制整合,成了活化硬知識、深化軟知識的僅有出路。國際關係和電影的互動,源自這樣的背景。
分析兩者的互動方法眾多,簡化而言,可包括六類,它們又可歸納為三種視角。第一種是以電影為第一人稱,包括解構電影作者(包括導演、編劇或老闆)的政治意識,或分析電影時代背景和真實歷史的差異,這多少屬於八十年代興起的「影像史學」(historiophoty)的文本演繹方法論。例如研究美國娛樂大亨霍華‧休斯(Howard Hughes)在五十年代開拍爛片《成吉思汗》(The Conqueror)是否為了製造本土危機感、從而突出蘇聯威脅論,又或分析內地愛國電影如何在歷史原型上加工、自我陶醉,都屬於這流派。
第二種是以電影為第二人稱、作為社會現象的次要角色,即研究電影的上映和流行變成獨立的社會現象後,如何直接影響各國政治和國際關係,與及追蹤政治角力的各方如何反過來利用電影傳訊。在這範疇,電影的導演、編劇和演員,就退居到不由自主的角色,主角變成了那些影評人、推銷員和政客。伊朗政府和美國右翼份子如何分別回應被指為醜化波斯祖先的《300壯士:斯巴達的逆襲》(300),人權份子如何主動通過《殺戮戰場》(The Killing Field)向國際社會控訴赤柬的大屠殺,都在此列。
第三種是以電影為第三人稱,即讓作為觀眾的我們反客為主,通過電影旁徵博引其相關時代背景,或借電影激發個人相干或不相干的思考。近年好萊塢電影興起非洲熱,讓美國人大大加強了對非洲局勢的興趣,屬於前者;《達賴的一生》(Kundun)一類電影,讓不少西方人被東方宗教吸引,從而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和世界觀,屬於後者。
本系列提及的電影按劇情時序排列,前後跨越二千年,當然近代的要集中些;收錄的電影相關文章則分別採用了上述三種視角,作為筆者的個人筆記,它們自然並非上述範疇的學術文章。畢竟,再艱深的文章也有人認為是顯淺,反之亦然,這裡只希望拋磚引玉而已。原本希望將文章按上述類型學作出細分,但為免出版社承受經濟壓力,也為免友好誤會筆者誤闖其他學術領域,相信維持目前的形式,還是較適合。結集的意念有了很久,主要源自多年前看過美國史家學會策劃的《幻影與真實》,以及Marc Ferro的《電影與歷史》。部份原文曾刊登於《茶杯雜誌》、《號外雜誌》、《明報》、《信報》、《AM730》、《藝訊》、《瞭望東方雜誌》等;由於媒體篇幅有限,刊登的多是字數濃縮了一半的精讀。現在重寫的版本補充了基本框架,也理順了相關資料。編輯過程中,刻意加強文章之間的援引,集中論證國際體系的整體性和跨學科意象。
香港人和臺灣人,我相信都需要五點對國際視野的認識:
一、國際視野是一門進階的、複合的知識,涉及基礎政治及經濟等知識;
二、國際視野是可將國際知識與自身環境融會貫通的能力;
三、國際視野是具備不同地方的在地工作和適應能力;
四、國際視野應衍生一定的人本關懷;
五、國際視野不會與其他民族及社會身分有所牴觸,涉及一般人的生活。
而電影研究,明顯不是我的本科。只是電影作為折射國際政治的中介,同時也是直接參與國際政治的配角,讓大家通過它們釋放個人思想、乃至借題發揮,是值得的,也是一種廣義的學習交流,而且不用承受通識教育的形式主義。
笑笑說說想想,獨立思考,是毋須什麼光環的。



〈書前語:從法國大師伏爾泰的《中國孤兒》談起──中國電影‧國際關係‧比較政治〉

這是《國際政治夢工場:看電影學國際關係》的第四冊,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次選擇的電影,或是在大中華地區拍攝,或是西方拍攝的中國題材,總之全都與中國有關,但主軸依然是國際關係。本書依然以「國際政治夢工場」牽引,並非單是為了品牌,而是希望拓展兩個在華人社會相對被忽視的課題:(1)中國形象和國際關係的互動;(2)如何通過比較政治學,分析中國當代政治和歷史。理論上,這些技巧並不難掌握,但當局者迷,我們經常批評西方雙重標準,卻不習慣以單一標準衡量中國國情和國外情況,因為這是我們從國情班學到的,什麼都可以以一句標準答案概括:「中國很大,很複雜,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
結果,我們觀賞任何與中國相關的電影,習慣了在中國政治、中國歷史的範圍內兜轉,這樣只會越看越狹隘,越想越鑽牛角尖。這本《國際政治夢工場:看電影學國際關係vol.Ⅳ》刻意減少了理論部份,加強了比較政治的基礎分析,以及和前數集談過的電影的交叉指引,除了嘗試帶來新思維,也希望讀者習慣從外回看中國,這才是我們研究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目的。筆者以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為研究方向,但也曾讀歷史學位,論文批改老師是耶魯大學的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一直希望在業餘層面多推廣歷史研究,這書也帶來一個機會。當然,這本書並非學術著作,雖然不敢說是遊戲人間,但的確更多是帶著自娛心態寫下的思考隨筆,不少觀點和枝節在自己重看時,也認為是可以商榷的。為了讀者不要過份被文章的任何思維束綁。假如連寫這些文章也要把自己變成學術論文機器,那倒不如把我殺掉算了。
閱讀本書前,我們應先了解西方一直都以比較政治角度閱讀中國。談以下的中國電影和各方建構的中國形象前,我們可以法國哲學巨人伏爾泰(Voltaire)為引子,因為他早在二百多年前的1755能,就炮製了一齣以中國為背景的戲劇《中國孤兒》(The Orphan of China),改編自中國元代作家紀君祥的戲劇《趙氏孤兒》。

從《趙氏孤兒》到《中國孤兒》:「Chinoiserie」的西洋傳銷

伏爾泰雖然是哲學家,但和我們心目中的哲學人不同,是很入世、很懂得和人相處的。他三歲開始背誦名著,長大後,幾乎擁有所有人文和社會科學能擁有的身分,影響了整個啟蒙時代和法國大革命,曾因為批判法國王室而坐牢,又輾轉擔任過多國國師,以捍衛言論自由和推廣現代公民權利為我們熟悉。18世紀歐洲人才輩出,無論是凱撒琳大帝(Catherine II)、路易十四(Louis XIV)還是莫札特(Wolfgang Mozart)都是一流人物,歷史學家卻稱之為「伏爾泰的世紀」,可見他的影響力無庸置疑。哲學以外,伏爾泰的另一身分卻往往被我們按下不表,就是作為浪漫化中國為烏托邦的「拜中國教」教主,帶領一系列啟蒙時代的歐洲哲學家,掀起近代中國熱的先驅。
究竟伏爾泰對中國的認知從何而來?他畢生沒有到過東方,和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同期以「反華」著稱的法國哲學家一樣,依靠原始資料想像中國,當中主要都是傳教士的轉載和翻譯,例如《中國賢哲孔子》、《耶穌會士書簡集》等大作。這樣的文獻,受時代所限,除了陽春白雪霧裡看花,自然還夾雜大量東方主義傾向的內容。歐洲在17世紀開始,所謂中國時尚的「chinoiserie」風(編按:中國風、東洋風情)就成為時髦的代名詞,歐洲王室將中國作為浪漫化的對象,由中式花瓶、中式園林建築、中式皮影戲到中式化妝舞會,都成為上流社會的寵兒。時人的中國澡堂、中國迷宮、中國咖啡室,都是最高貴最典雅的檔次,不同今日唐人街的唐人形象,可謂「凡中必不反」。

昔日的比較政治學:中式專政的影射價值

在這氛圍下,伏爾泰本人創作了大量與中國相關的藝術作品,最著名的就是《中國孤兒》(The Orphan of China)。根據原著《趙氏孤兒》,這是春秋時代封建公候大臣恩怨情仇的故事,談不上什麼新意,在18世紀初被翻譯成法文,大師看了劇本卻靈感如泉湧,把故事時代背景改了在元朝,關鍵人物變成了當時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國名字成吉思汗,結局是成吉思汗請充滿文化素養的漢人教化蒙古人,就像他的時代那些「開明專政君主」(Enlightened Despot)請他這樣的大儒治國一樣感人。幸好當時沒有錄影設備,否則大師這樣的影像作品傳世,必令成龍和張藝謀引為知己。
我們說過所謂「拜中國教」,這並非單純的修辭手法,而是確實反映了伏爾泰對中國的敘述,含有宗教成份的移情。終他一生,都希望解放西方教會對人類思想的束綁,有了這理想,令他成為對《聖經》歷史逐句質疑的大師,對猶太人歷史特別富批判性。不過,他始終不敢徹底挑戰宗教思想的霸權,又不敢像後世尼采那樣呼喚「上帝已死」,曾依賴佛教和伊斯蘭教借題發揮來批基督教,即我們所說的「抽水」(編按:指桑罵槐)行為典型,連這也做了,對受眾卻還是搔不著癢處。結果,大師在學習中國哲學後決定投向孔子,認為儒家思想這種只有道德、沒有教義,但又能被統治當局當作實質宗教維繫人心的「哲學」,才是歐洲的出路,也是他在高壓環境下追求自由的實用工具。

當大師化身第一代歐洲孔子

在半真半假的資訊包圍下,伏爾泰一廂情願認定中國缺乏神話,不像《聖經》,令他覺得中國歷史更可信、更值得參考。中國歷史充斥仁義道德的詞彙,單看表面,又令伏爾泰覺得很驚歎。所以,他曾發表文章《論孔子》,認為「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佈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超過基督教義的最純粹的道德」,又在家掛上孔子肖像,對自己進行「身教」,又到處宣傳這位東方聖人的故事,因而被半尊敬、半戲謔地稱為「歐洲孔子」,這在當時自然也是很時髦的稱號。《中國孤兒》的漢人甚有孔子風範,明顯是這位「歐洲孔子」的夫子自道,假如當時有電影工業,伏爾泰早就粉墨登場當周潤發,主導當時的國際政治夢工場了。
當然,伏爾泰一代宗師,對中國的深厚感情,並不是建基於一個孔子,而是對整個「東方帝國」的「優良管治」的肯定。他相信基於中國社會的家庭觀念和儒家倫理,東方君主的管治,比西方更符合人本思想,乃至早就出現類似社會契約的理論,由堯舜到康熙,一律都是夢幻新君王。他又認定「中國是一個大家庭」,相信家庭道德得到維繫,就會達到「家庭好,國家好」的大同境界,連中國法律符合國情的人治特色,也被他羨慕為「富有彈性又符合人性道德的社會法」。這樣的觀感,當然有實用價值:伏爾泰主張的歐洲政治制度,就是由所謂開明專政君主管理,國王應該是「哲學家國王」,他曾服務的普魯士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就是典型。他對大帝最尊崇的奉承話語是這樣的:「陛下的詩寫得和中國的乾隆皇帝一樣好」―幸好大帝不會知道乾隆在中國「詩壇」的歷史地位,不過和顏福偉先生在香港樂壇的「地位」相若,否則伏爾泰能否善終,也成疑問。

中國熱後遺症:「捧殺」之謎

一代法國哲學大師以中國作為借古/借外諷今的「代言國」,對真正的中國究竟是禍是福,實在難料。隨著歐洲人對中國越來越仰慕,他們自然希望親自朝聖,只是說來而來不了就算了,問題是當時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真的足以讓他們可以比較輕易的到達真正中國。於是,極度龐大的期許落差出現了。1748年,英國貴族安遜(George Anson)出版《環球航行記》(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1744),把中國落後軍事裝備記載得證據確鑿,連伏爾泰也不懂得美化;伏爾泰死後,百孔千瘡的大清帝國和老而不彌堅的乾隆被英國馬戞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在1793年弄得原形畢露,要在歐洲繼續維持對中國的迷幻藥式單戀,更不可能的任務。歷史的演化結局,我們心中有數:由熱而冷、由情人而東施,無論對人對國,都是殘酷的悲劇。不久,根據中共官方歷史語言,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也可以說,中國被「捧殺」(編按:過份吹捧,使被吹捧者驕矜自滿乃至覆滅)了。史景遷老師的名作《大汗的國度》(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描寫了一段又一段的西方演化中的中國印象,是上述議題的經典,值得閱讀。
鮮為人知的是伏爾泰對中國的迷情,臨終前似有一定覺醒:他最後的興趣,忽然換成研究古印度哲學和婆羅門風俗,也許都是移情作用而已;若他活過法國大革命,說不定還會寫出一部《阿星孤兒》,教化另一代人。「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我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這是伏爾泰流傳至今、並為不少電郵選擇作簽名的名言;而他建構幻想中的中國的自由,亦確實得到誓死貫徹。伏爾泰是真正的大師,真正的碩德楷模,但還是會通過建構中國來說自己的故事;其他人炮製的中國電影、中國電影熱,究竟熱的是什麼,背後的計算又怎樣的冷酷到底,應是無數過來人感興趣的新故事。書籍簡介
香港的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將「電影」視為具備娛樂性又可啟發思考、引人認識國際政治的優良中介。在《國際政治夢工場》系列,他選取了劇情時間跨度兩千年、以電影為主的影劇作品,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為讀者分析劇情、補充歷史脈絡,希望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方式,以流行文化為主軸來講解及討論。第四冊的選片主題為「中華影樓」,特別選取在大中華地區拍攝,或者西方拍攝的大中華題材,包含兩岸三地、從上古至現代的時空背景,希望可以帶讀者從外回看所謂「中國」,培養新的思維。
目前五冊基本上在2014年左右完成,折射出一個尚未遭逢巨變的「香江國際視野」,是經歷了傘運和反修例抗爭的我們,回顧世界局勢與時空脈絡的重要參考。

本冊探討的作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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