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 | 拾書所

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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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有盜臣,而無聚歛之臣」是傳統輕賤理財的文化論述,
當低稅理想遇上國家財政告急,
創造稅收是富有創意的財稅政策,還是擾民的橫徵暴斂?

當「通才型官僚」碰上「財經專才官」,
大唐帝國財稅體系的糾葛,也如火如荼的展開。

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自秦、漢以來就是通才型,直到唐代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而轉往局部專業進行。那些始自戰國時期的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的財經典籍,此時早已不管用,也因此產生創新空間,同時也遭遇「低稅理想」這種傳統文化價值的阻力。
低稅理想就像兩面刃,無限上綱的結果,固然可遏抑財經官橫徵暴斂式的胡作非為,但也可能使任何有創意的理財手段不得提出。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以此名義禁止開拓徵收商稅。
可是當國家遭逢戰爭、天災,或因皇家工程所導致的巨大人禍時,財經官或理財家總要從事一番彌補財政赤字或缺口的作為,這些作為會被士大夫集團的輿論視同干犯文化價值的財政手段,造成財經技術官僚終究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弄得內部烈火焚天,一百多年仍紛擾不定。皇權、官僚,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等因素盤根錯節,因而譜出了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型的出現,以及文化政治衝突這幕歷史大戲。

◎封面圖片:「乾元重寶」,理財家第五琦賴以解決戰時財政的利器,想以低價換回開元通寶,形同政府運用財務槓桿大套民間財利。這種政府搶民間錢政策收到一時解決財務赤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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