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由兩書組成：一是《人論二十五種》，一是《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前者寫於海外，後者則於1989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論二十五種》的文體屬雜文與論文之間，因為寫於出國初期，所以鋒芒畢露，如果現在寫就會緩和一點。《人論二十五種》很像論文，例如《論傀儡人》就引用了梁啟超、孫楷第先生的文章。梁啟超說「國為傀儡國、君為傀儡君、人為傀儡人」，就是傀儡化了；孫楷第先生是從木偶傀儡人談起，學術性也很強。
《人論二十五種》一方面針對社會現實，另一方面也鞭撻自己，例如《論分裂人》、《論隙縫人》都是尖銳的自我嘲弄。當時普遍認為知識分子是邊緣人，我則認為是分裂人和隙縫人。所謂分裂人就是在兩極文化中分裂的人，所謂隙縫人就是在兩極文化隙縫之間求生存的人。我認為，自己正是這樣的人，所以也進行了反省。
《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實際上是對中國文化和對自我的反思。這本書是《傳統與中國人》的先聲，規模沒有《傳統與中國人》那麼大就是了。五四新思潮運動的批判理性聚焦於國民性格的反省，這是中華民族經過長久的挫折與危難，終於使自己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臻至成熟的標誌。本書將新思潮時期對國民性的反省和批判歸納為四個主題：國民的主奴根性、阿Q 的解脫之道、私人本位性格和面子問題，進一步追溯這種被揭示的國民性與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例如，主奴根性與被扭曲的禮治秩序；阿Q 精神與老莊思想倡導的解脫之道；私人本位性格和傳統的倫理教誨；面子原則與教化政治的傳統，均存在深刻的相關。文化傳統對人格的期望雖然本質上是正面的、積極的，但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同樣可以成為負面而消極的負擔。這就是文化必須加以時常反省、檢討和批判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