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嚮導週報》共二〇一期，本套書係依日本大安株式會社於一九六三年三月發行之《嚮導》（影印）第一集至第五集進行全套復刻，穿線精裝，絕版五十年後重新集結出版。另附二〇一期總目錄，當中有刊登的期數、文章名、作者名等，檢索極為省時便利。
2.《嚮導》主要發表政治、時事評論文章，以宣傳中共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並以指導群眾鬥爭為主要任務。該刊主要作者群為：陳獨秀、李達、瞿秋白、彭述之、伍豪（周恩來）、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等，時事評論皆為第一手見證，見解獨到，深具史料價值。【導讀】領航者──陳獨秀與《嚮導》／陳正茂
一、前言：《嚮導》發刊前的革命背景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學校召開，在決議中決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積極組織工人，發動罷工鬥爭，想依靠無產階級力量來完成社會革命，然由於客觀環境尚未成熟而失敗。戰略的失敗，使中共在隔年的「二大」召開時，決定改弦易轍轉變戰略，先是勾結軍閥（吳佩孚），想在軍閥的保護下開展職工運動；及至勾結軍閥失敗，乃發動罷工欲打倒軍閥，並開始以「援助民主主義革命」為名，求助於國民黨。所以，中共在聯合國民黨的同時，以打倒軍閥為主要目標，積極地開展職工運動以擴大黨的群眾基礎，自然是中共黨組織發展的另一策略。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中共在上海召開「二大」，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包惠僧、施存統、鄧中夏、譚平山等九人。會上決議了「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政策」，並推舉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三人組一「宣言起草委員會」，由陳獨秀執筆，正式提出「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建立「民主革命聯合戰線」，這是中共與國民黨進行黨外合作的一個深具時代意義的重要宣言。「二大」後不久，八月二十二日，中共在西湖舉行二屆二中全會，此會議地點因在杭州，故又稱「杭州會議」或「西湖會議」。參加此會議者除「二大」選出的五個中央委員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李大釗、高君宇外，另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G.Maring）及其翻譯張太雷。在「杭州會議」上，原本中共欲與國民黨結成聯合陣線的政策，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二大」的決議是以「黨外合作」的方式實行聯合陣線，「杭州會議」則決定是以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來定調，而其最終目的，當然是希望用「黨內合作」方式的聯合戰線來滲透操控國民黨。
中共之所以採取退卻策略，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主要原因是先前的黨外聯合戰線為孫中山所嚴拒而失敗。故在「杭州會議」上，馬林堅決主張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是實現關於國共建立聯合戰線唯一可行的具體步驟，其理由如下：第一、中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只能有一個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決不能有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且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還很小。第二、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是中國現在一個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黨，不能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各階層革命份子的聯盟。第三、孫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不會與中共建立一個平行的聯合戰線。第四、中共必須學習西歐工會運動中，共產國際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聯合戰線的經驗；中共必須尊重共產國際的意向。第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四年，頁二四三。）於此國共聯合對抗帝國主義及打倒軍閥的大革命背景下，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根據中共「二大」決議，以肩負宣傳打倒帝國主義和推翻軍閥為訴求的《嚮導》（THE GUIDE WEEKLY），終於在上海祕密創刊問世，它是中共創黨後的第一份正式刊物，也是闡述中共在二○年代大革命初期，黨的理論、決議之總喉舌。
二、《嚮導》之創刊及其內容簡述
《嚮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創辦的第一個公開的機關刊物，它是一份偏重於政治理論的週刊。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創刊於上海，後因受軍閥取締，遂遷至北京；其後又繼遷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出版發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停刊，共出版二○一期。《嚮導》始於中共草創之初，終於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之際，在問世的五年間，正值中國現代史上驚濤駭浪風雲詭譎時刻。期間歷經軍閥混戰、陳炯明叛變、國民黨改組、黃埔建軍、孫中山決定「聯俄容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孫中山逝世、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黨內左右派之爭、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崛起、國民革命軍北伐、寧漢分裂與合作等一連串影響現代中國政局與命運甚鉅之事件。
《嚮導》主編為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蔡為湖南湘鄉人，曾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與高等師範學校，為毛澤東早年摯友，一九一八年與毛等組織「新民學會」，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儉學，曾與毛澤東、陳獨秀等通信，討論組織中國共產黨等問題。一九二一年底於法回國後，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二年七月，參加中共「二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同年九月任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主編。一九二五年，蔡曾參加領導「五卅運動」，十月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一九二七年三月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後又負責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一九二八年六月，再度赴蘇聯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共第二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蔡均當選為中央委員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中共早期中央的領導人物之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在《嚮導》的發刊詞中，以〈本報宣言〉提出四個標語於國人之前，此四標語乃統一、和平、自由、獨立四大訴求。《嚮導》認為中國人民彼時最需要的是什麼？是統一與和平。然民國肇造後，因連年戰亂，民不聊生，百業蕭條，百姓流離失所，所以大家渴望和平，問題是，在軍閥割據下的中國，互爭地盤互爭雄長的情況下，戰亂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將軍閥打倒，將軍權統一政權統一，構成一個力量能夠統一全國的中央政府，然後國內和平才能夠實現。所以《嚮導》說：為了要和平要統一而推倒為和平統一障礙的軍閥，乃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設在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沒有不崩壞的。接著，《嚮導》對所謂近代政治有所解釋，該刊認為近代政治的核心價值，即為民主政治與立憲政治，而此民主立憲政治之精髓，簡單說來，只是市民對於國家所要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權利而已，所以有人說，憲法就是國家給予人民權利的證書。為了這幾項自由，《嚮導》強調「在共和名義之下，國家若不給人民以這幾項自由，人民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為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可是現在的狀況，我們的自由，事實上為軍閥剝奪淨盡，所以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斷然要有誓死必爭的決心。」
另外，現今的中國，軍閥的內亂固然是和平統一與自由之最大障礙，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經濟上，更是箝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在這樣國際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之下的中國，在名義上雖然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實質上幾乎是列強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華民族為被壓迫的民族自衛計，勢不得不起來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努力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的真正獨立的國家。」基於全國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經濟的事實所要求，《嚮導》乃義正辭嚴的提出統一、和平、自由、獨立為創辦該刊立論的主要宗旨。清楚闡明該刊以指導國民革命運動為宗旨，並系統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另該刊也著重於報導全國各地的工人運動與農民活動的情況，且對國民黨右派勢力展開口誅筆伐的批判與鬥爭。
至於如〈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第三十期）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對於時局宣言〉（第八十二期）、〈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第九十二期）、〈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宣言〉（第一○○期）、〈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宣言〉（第一二一期）、〈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告全國民眾〉（第一三八期）、〈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問題〉（第一五七期）、〈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第一六三期）、〈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宣言〉（第一八六期）、〈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為肅清軍閥勢力及團結革命勢力問題〉（第一九二期）、〈第三國際代表團為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蔣介石背叛宣言〉（第一九四期）、〈中國共產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第一九四期）、〈中國共產黨告全國農民群眾〉（第一九七期）、〈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關於政局的公開的信〉（第一九七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時局宣言〉（第二○一期）、〈國民革命的目前行動政綱草案〉（第二○一期）等等中共早期的重要文件，也都發表於該刊。又當時適值「聯俄容共」時期，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期間，該刊也大量刊布國民黨的〈改組宣言〉、黨章草案、章程草案、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之演說、〈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等之歷史文獻（第四十八─五十四期）。
該刊主要作者群為：蔡和森、陳獨秀、高君宇、張國燾、李達、瞿秋白、劉仁靜、彭述之、彭湃、鄭超麟、向警予、高語罕、張太雷、李立三、羅亦農、羅章龍、蕭楚女、伍豪（周恩來）、任卓宣、毛澤東、羅易（第三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高一涵、林育南、袁子貞、王若飛、王若愚、韓麟符、柯仲平、馮菊坡、蔣光慈、沈雁冰、周佛海、李之龍、施存統、蘇兆徵、譚平山、陳此生等。
期刊重要文章有：獨秀，〈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第一期）、和森，〈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第二期）、和森，〈目下時局與國際帝國主義〉（第六期）、國燾，〈國民黨應否復建革命政府〉（第十期）、國燾，〈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第十二期）、獨秀，〈革命與反革命〉（第十六期）、和森，〈四派勢力與和平統一〉（第十八期）、秋白，〈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第十八期）、和森，〈外國帝國主義與軍閥協同壓迫革命的真勢力〉（第二十一期）、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第二十二期）。
和森，〈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係〉（第二十三期）、獨秀，〈帝國主義的列強與軍閥〉（第二十七期）、春木，〈國民黨目前之兩種責任〉（第三十期）、獨秀，〈我們要何種勢力管理中國〉（第三十三期）、獨秀，〈賄選後國民所能取的態度〉（第四十三期）、獨秀，〈陳炯明與政局〉（第四十七期）、巨椽，〈國民黨改造與中國革命運動〉（第四十九期）、獨秀，〈國民黨之模範的改造〉（第五十六期）、獨秀，〈中國工人運動之轉機〉（第五十八期）、獨秀，〈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第六十二期）、獨秀，〈國民黨與勞動運動〉（第七十一期）、述之，〈國民黨右派反革命的經濟背景〉（第八十二期）、獨秀，〈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第八十五期）、和森，〈警告國民黨中派諸領袖〉（第八十五期）、述之，〈我們為什麼反對國民黨之軍事行動〉（第八十五期）、和森，〈北京政變與國民黨〉（第八十九期）、述之，〈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第九十期）、獨秀，〈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第九十一期）、述之，〈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主張的解釋〉（第九十三期）。
獨秀，〈孫段合作與國民黨之運命〉（第九十四期）、魏琴，〈國民會議、軍閥和帝國主義〉（第九十七期）、和森，〈孫中山病後帝國主義與軍閥之陰謀〉（第一○一期）、獨秀，〈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對付中國國民運動之總策略〉（第一○五期）、和森，〈廣東反革命勢力的覆滅〉（第一○六期）、和森，〈何謂國民黨左派？〉（第一一三期）、超麟，〈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在世界革命上的意義〉（第一二八期）、秋白，〈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第一二九期）、任卓宣，〈旅法華人反帝國主義運動與留法青年黨的告密〉（第一三三─一三四期）、獨秀，〈十月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第一三五期）、獨秀，〈中國民族運動中之資產階級〉（第一三六期）、獨秀，〈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第一三七期）、述之，〈國民黨中之左右派鬥爭與共產黨〉（第一三八期）、獨秀，〈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第一三九期）、國燾，〈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教訓〉（第一四五期）、獨秀，〈反赤運動與中國民族運動〉（第一四六期）、獨秀，〈國民黨右派之過去現在及將來〉（第一四八期）、秋白，〈中國革命的五月與馬克思主義〉（第一五一期）、獨秀，〈南方形勢與國民黨〉（第一五三期）、獨秀，〈給蔣介石的一封信〉（第一五七期）、高語罕，〈一封公開的信致蔣介石先生〉（第一五八期）、獨秀，〈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第一六一期）、述之，〈中國政局大變動之前日與民眾之責任〉（第一六七期）、述之，〈我們的北伐觀〉（第一七○期）、獨秀，〈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第一七二期）、獨秀，〈我們現在怎樣鬥爭？〉（第一七五期）、獨秀，〈對於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希望〉（第一七六期）。
獨秀，〈十月革命與東方〉（第一七八期）、獨秀，〈革命與武力〉（第一七九期）、述之，〈帝國主義對國民政府之態度與國民政府的外交問題〉（第一八○期）、獨秀，〈各國承認國民政府問題〉（第一八二期）、述之，〈目前革命中的聯合戰線問題〉（第一八五期）、獨秀，〈革命與民眾〉（第一八六期）、獨秀，〈赤的運動與中國外交〉（第一八七期）、獨秀，〈無產階級與民族運動〉（第一八八期）、獨秀，〈我們目前的奮鬥〉（第一九○期）、述之，〈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第一九○期）、獨秀，〈國民黨黨內糾紛與中國革命〉（第一九○期）、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長沙通信〉（第一九一期）、羅易，〈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第一九五期）、秋白，〈農民政權與土地革命〉（第一九五期）、尹寬，〈資產階級叛逆後的中國時局〉（第一九五期）、羅易，〈革命與反革命〉（第一九七期）、獨秀，〈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第一九八期）、秋白，〈革命的國民政府之危機〉（第一九八期）、紹禹，〈中國革命前途與革命領導權問題〉（第一九八期）、高一涵，〈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第一九八期）、獨秀，〈中國國民黨之危機及其出路〉（第二○○期）、國燾，〈革命勢力聯合與時局〉（第二○○期）、秋白，〈革命失敗之責任問題〉（第二○○期）、和森，〈國家統一與革命勢力的聯合〉（第二○○期）等。
《嚮導》於每周三出版，總發行所在上海老西門肇濱路蘭發里三號。另外，廣州、北京、長沙等地都有分售處。該刊編輯體例有：「中國一周」、「世界一周」、專論、專欄（寸鐵：應是陳獨秀，署名「實」，為陳獨秀「實庵」之縮寫）、讀者之聲、全國各地通信（如廣州通信、漢口通信、重慶通信等）、餘錄、特刊等；如「北京政變特刊號」（第三十一、三十二期）、「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特載」（第五十三、五十四期）、「九七特刊」（第八十一期──辛丑條約二十三周年紀念日）、「雙十特刊」（第八十六期）、兩次「十月革命特刊」（第九十期及一三五期）、兩次「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特載」（第九十二期及一六三期）、「列寧逝世一週年紀念特刊」（第九十九期）、悼念「孫中山特刊」（一○六─一○七期）；內有獨秀的〈悼孫中山先生〉、和森，〈孫中山逝世與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為孫中山先生之死告中國民眾〉、〈中國共產黨致唁中國國民黨〉、「五一特刊」（第一一二期）、兩次「五卅事件特刊」（第一一七期及一五五期）、「九七特刊及嚮導第三週年特刊」（第一二八期）、「上海市民紀念五卅運動特刊」（第一五六期）、「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特刊」（第一八四期）等。其他重大事件如：五七國恥、五四運動、廣州商團事變、「二．七罷工事件」、江浙戰爭、列強共管、收回教育權、國民會議、善後會議、五卅慘案、關稅會議、金佛郎案、廖案（廖仲愷被刺案）、反奉戰爭、中東路事件、郭松齡倒戈失敗之事、廣州事變、中山艦事件（陳獨秀還特別在《嚮導》上發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駁斥共產黨有介入倒蔣之陰謀──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反國家主義派、國民政府之北伐、列寧主義、「三．一八慘案」、長沙許克祥發動的「馬日事變」等，該刊也都有詳實的記載或評論。
《嚮導》在上海、北京等地一直是祕密發行的，所以發行量較小；兼以常被沒收，一直是入不敷出。國共合作後，該刊在武漢、廣州，基本上是可以公開發行的，因此發行量也從初期的一千多份，增加成長到四萬多份，最高峰時更達十萬份之多，此數量在當時全國的報刊雜誌中，算是非常罕見的，可以說，《嚮導》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影響最大的中共黨刊。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後，該刊改由蔡和森與瞿秋白共同主編；未幾又由當時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兼任主編，日常編務由鄭超麟負責。該刊先後在上海、北京、廣州、杭州等地編印、發行，一九二七年四月編輯部由上海遷漢口，瞿秋白再任主編，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到二○一期後，因汪精衛武漢政權「分共」而被迫停刊。作為中共中央的正式機關刊物，《嚮導》比較系統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在號召人民打倒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和與國民黨右派作鬥爭方面，發表了大量有影響力的文章。
由於陳獨秀是該刊論述的主力，後期的《嚮導》言論受陳的右傾思想影響頗大，曾一度被中共視為是「托派」的代表刊物。陶希聖在〈記獨秀〉一文中提到：「中共也分為兩派，其一是幹部派，其二是反對派。幹部派跟隨史達林，大喊其「帝國主義第三期」和「革命高潮」。反之，獨秀的一派卻承認了「革命退潮」。幹部派與反對派遂告決裂，陳獨秀、李季、彭述之、高語罕等百餘人被幹部派開除黨籍。反對派的內部雖不能統一，但在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上卻佔優勢。可以說《嚮導》時期的中共知識份子最大多數都歸入反對派之列。」（陳獨秀著，《實庵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初版，頁三─五。）總之，《嚮導》是當日中共對群眾最有影響力的機關刊物，曾被譽為是四萬萬苦難群眾思想上的「嚮導」，在二○年代的中國期刊界影響甚大。
三、陳獨秀與《嚮導》
陳獨秀身為中共第一任總書記又是《嚮導》的一支健筆，在該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舉凡當時國內外所發生之各重大事件，陳以《嚮導》為平台，撰述甚多的評論之文，由這些為數頗多的文章中，不僅可窺見陳對這些事件的看法，也可清楚了解到以陳為代表之中共中央的立場。值得一提的是，後期《嚮導》中陳的文章，隱然與中共黨內其他看法有異，從中也讓我們預知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及陳被鬥離開的下場。茲就當時發生之重大事件，探究陳在《嚮導》上對這些事件之看法與批判。
一、廣州商團事件與國民會議：一九
2.《嚮導》主要發表政治、時事評論文章，以宣傳中共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並以指導群眾鬥爭為主要任務。該刊主要作者群為：陳獨秀、李達、瞿秋白、彭述之、伍豪（周恩來）、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等，時事評論皆為第一手見證，見解獨到，深具史料價值。【導讀】領航者──陳獨秀與《嚮導》／陳正茂
一、前言：《嚮導》發刊前的革命背景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學校召開，在決議中決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積極組織工人，發動罷工鬥爭，想依靠無產階級力量來完成社會革命，然由於客觀環境尚未成熟而失敗。戰略的失敗，使中共在隔年的「二大」召開時，決定改弦易轍轉變戰略，先是勾結軍閥（吳佩孚），想在軍閥的保護下開展職工運動；及至勾結軍閥失敗，乃發動罷工欲打倒軍閥，並開始以「援助民主主義革命」為名，求助於國民黨。所以，中共在聯合國民黨的同時，以打倒軍閥為主要目標，積極地開展職工運動以擴大黨的群眾基礎，自然是中共黨組織發展的另一策略。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中共在上海召開「二大」，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包惠僧、施存統、鄧中夏、譚平山等九人。會上決議了「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政策」，並推舉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三人組一「宣言起草委員會」，由陳獨秀執筆，正式提出「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建立「民主革命聯合戰線」，這是中共與國民黨進行黨外合作的一個深具時代意義的重要宣言。「二大」後不久，八月二十二日，中共在西湖舉行二屆二中全會，此會議地點因在杭州，故又稱「杭州會議」或「西湖會議」。參加此會議者除「二大」選出的五個中央委員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李大釗、高君宇外，另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G.Maring）及其翻譯張太雷。在「杭州會議」上，原本中共欲與國民黨結成聯合陣線的政策，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二大」的決議是以「黨外合作」的方式實行聯合陣線，「杭州會議」則決定是以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來定調，而其最終目的，當然是希望用「黨內合作」方式的聯合戰線來滲透操控國民黨。
中共之所以採取退卻策略，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主要原因是先前的黨外聯合戰線為孫中山所嚴拒而失敗。故在「杭州會議」上，馬林堅決主張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是實現關於國共建立聯合戰線唯一可行的具體步驟，其理由如下：第一、中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只能有一個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決不能有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且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還很小。第二、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是中國現在一個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黨，不能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各階層革命份子的聯盟。第三、孫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不會與中共建立一個平行的聯合戰線。第四、中共必須學習西歐工會運動中，共產國際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聯合戰線的經驗；中共必須尊重共產國際的意向。第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四年，頁二四三。）於此國共聯合對抗帝國主義及打倒軍閥的大革命背景下，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根據中共「二大」決議，以肩負宣傳打倒帝國主義和推翻軍閥為訴求的《嚮導》（THE GUIDE WEEKLY），終於在上海祕密創刊問世，它是中共創黨後的第一份正式刊物，也是闡述中共在二○年代大革命初期，黨的理論、決議之總喉舌。
二、《嚮導》之創刊及其內容簡述
《嚮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創辦的第一個公開的機關刊物，它是一份偏重於政治理論的週刊。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創刊於上海，後因受軍閥取締，遂遷至北京；其後又繼遷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出版發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停刊，共出版二○一期。《嚮導》始於中共草創之初，終於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之際，在問世的五年間，正值中國現代史上驚濤駭浪風雲詭譎時刻。期間歷經軍閥混戰、陳炯明叛變、國民黨改組、黃埔建軍、孫中山決定「聯俄容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孫中山逝世、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黨內左右派之爭、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崛起、國民革命軍北伐、寧漢分裂與合作等一連串影響現代中國政局與命運甚鉅之事件。
《嚮導》主編為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蔡為湖南湘鄉人，曾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與高等師範學校，為毛澤東早年摯友，一九一八年與毛等組織「新民學會」，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儉學，曾與毛澤東、陳獨秀等通信，討論組織中國共產黨等問題。一九二一年底於法回國後，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二年七月，參加中共「二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同年九月任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主編。一九二五年，蔡曾參加領導「五卅運動」，十月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一九二七年三月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後又負責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一九二八年六月，再度赴蘇聯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共第二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蔡均當選為中央委員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中共早期中央的領導人物之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在《嚮導》的發刊詞中，以〈本報宣言〉提出四個標語於國人之前，此四標語乃統一、和平、自由、獨立四大訴求。《嚮導》認為中國人民彼時最需要的是什麼？是統一與和平。然民國肇造後，因連年戰亂，民不聊生，百業蕭條，百姓流離失所，所以大家渴望和平，問題是，在軍閥割據下的中國，互爭地盤互爭雄長的情況下，戰亂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將軍閥打倒，將軍權統一政權統一，構成一個力量能夠統一全國的中央政府，然後國內和平才能夠實現。所以《嚮導》說：為了要和平要統一而推倒為和平統一障礙的軍閥，乃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設在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沒有不崩壞的。接著，《嚮導》對所謂近代政治有所解釋，該刊認為近代政治的核心價值，即為民主政治與立憲政治，而此民主立憲政治之精髓，簡單說來，只是市民對於國家所要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權利而已，所以有人說，憲法就是國家給予人民權利的證書。為了這幾項自由，《嚮導》強調「在共和名義之下，國家若不給人民以這幾項自由，人民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為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可是現在的狀況，我們的自由，事實上為軍閥剝奪淨盡，所以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斷然要有誓死必爭的決心。」
另外，現今的中國，軍閥的內亂固然是和平統一與自由之最大障礙，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經濟上，更是箝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在這樣國際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之下的中國，在名義上雖然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實質上幾乎是列強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華民族為被壓迫的民族自衛計，勢不得不起來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努力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的真正獨立的國家。」基於全國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經濟的事實所要求，《嚮導》乃義正辭嚴的提出統一、和平、自由、獨立為創辦該刊立論的主要宗旨。清楚闡明該刊以指導國民革命運動為宗旨，並系統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另該刊也著重於報導全國各地的工人運動與農民活動的情況，且對國民黨右派勢力展開口誅筆伐的批判與鬥爭。
至於如〈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第三十期）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對於時局宣言〉（第八十二期）、〈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第九十二期）、〈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宣言〉（第一○○期）、〈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宣言〉（第一二一期）、〈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告全國民眾〉（第一三八期）、〈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問題〉（第一五七期）、〈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第一六三期）、〈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宣言〉（第一八六期）、〈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為肅清軍閥勢力及團結革命勢力問題〉（第一九二期）、〈第三國際代表團為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蔣介石背叛宣言〉（第一九四期）、〈中國共產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第一九四期）、〈中國共產黨告全國農民群眾〉（第一九七期）、〈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關於政局的公開的信〉（第一九七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時局宣言〉（第二○一期）、〈國民革命的目前行動政綱草案〉（第二○一期）等等中共早期的重要文件，也都發表於該刊。又當時適值「聯俄容共」時期，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期間，該刊也大量刊布國民黨的〈改組宣言〉、黨章草案、章程草案、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之演說、〈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等之歷史文獻（第四十八─五十四期）。
該刊主要作者群為：蔡和森、陳獨秀、高君宇、張國燾、李達、瞿秋白、劉仁靜、彭述之、彭湃、鄭超麟、向警予、高語罕、張太雷、李立三、羅亦農、羅章龍、蕭楚女、伍豪（周恩來）、任卓宣、毛澤東、羅易（第三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高一涵、林育南、袁子貞、王若飛、王若愚、韓麟符、柯仲平、馮菊坡、蔣光慈、沈雁冰、周佛海、李之龍、施存統、蘇兆徵、譚平山、陳此生等。
期刊重要文章有：獨秀，〈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第一期）、和森，〈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第二期）、和森，〈目下時局與國際帝國主義〉（第六期）、國燾，〈國民黨應否復建革命政府〉（第十期）、國燾，〈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第十二期）、獨秀，〈革命與反革命〉（第十六期）、和森，〈四派勢力與和平統一〉（第十八期）、秋白，〈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第十八期）、和森，〈外國帝國主義與軍閥協同壓迫革命的真勢力〉（第二十一期）、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第二十二期）。
和森，〈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係〉（第二十三期）、獨秀，〈帝國主義的列強與軍閥〉（第二十七期）、春木，〈國民黨目前之兩種責任〉（第三十期）、獨秀，〈我們要何種勢力管理中國〉（第三十三期）、獨秀，〈賄選後國民所能取的態度〉（第四十三期）、獨秀，〈陳炯明與政局〉（第四十七期）、巨椽，〈國民黨改造與中國革命運動〉（第四十九期）、獨秀，〈國民黨之模範的改造〉（第五十六期）、獨秀，〈中國工人運動之轉機〉（第五十八期）、獨秀，〈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第六十二期）、獨秀，〈國民黨與勞動運動〉（第七十一期）、述之，〈國民黨右派反革命的經濟背景〉（第八十二期）、獨秀，〈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第八十五期）、和森，〈警告國民黨中派諸領袖〉（第八十五期）、述之，〈我們為什麼反對國民黨之軍事行動〉（第八十五期）、和森，〈北京政變與國民黨〉（第八十九期）、述之，〈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第九十期）、獨秀，〈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第九十一期）、述之，〈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主張的解釋〉（第九十三期）。
獨秀，〈孫段合作與國民黨之運命〉（第九十四期）、魏琴，〈國民會議、軍閥和帝國主義〉（第九十七期）、和森，〈孫中山病後帝國主義與軍閥之陰謀〉（第一○一期）、獨秀，〈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對付中國國民運動之總策略〉（第一○五期）、和森，〈廣東反革命勢力的覆滅〉（第一○六期）、和森，〈何謂國民黨左派？〉（第一一三期）、超麟，〈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在世界革命上的意義〉（第一二八期）、秋白，〈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第一二九期）、任卓宣，〈旅法華人反帝國主義運動與留法青年黨的告密〉（第一三三─一三四期）、獨秀，〈十月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第一三五期）、獨秀，〈中國民族運動中之資產階級〉（第一三六期）、獨秀，〈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第一三七期）、述之，〈國民黨中之左右派鬥爭與共產黨〉（第一三八期）、獨秀，〈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第一三九期）、國燾，〈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教訓〉（第一四五期）、獨秀，〈反赤運動與中國民族運動〉（第一四六期）、獨秀，〈國民黨右派之過去現在及將來〉（第一四八期）、秋白，〈中國革命的五月與馬克思主義〉（第一五一期）、獨秀，〈南方形勢與國民黨〉（第一五三期）、獨秀，〈給蔣介石的一封信〉（第一五七期）、高語罕，〈一封公開的信致蔣介石先生〉（第一五八期）、獨秀，〈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第一六一期）、述之，〈中國政局大變動之前日與民眾之責任〉（第一六七期）、述之，〈我們的北伐觀〉（第一七○期）、獨秀，〈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第一七二期）、獨秀，〈我們現在怎樣鬥爭？〉（第一七五期）、獨秀，〈對於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希望〉（第一七六期）。
獨秀，〈十月革命與東方〉（第一七八期）、獨秀，〈革命與武力〉（第一七九期）、述之，〈帝國主義對國民政府之態度與國民政府的外交問題〉（第一八○期）、獨秀，〈各國承認國民政府問題〉（第一八二期）、述之，〈目前革命中的聯合戰線問題〉（第一八五期）、獨秀，〈革命與民眾〉（第一八六期）、獨秀，〈赤的運動與中國外交〉（第一八七期）、獨秀，〈無產階級與民族運動〉（第一八八期）、獨秀，〈我們目前的奮鬥〉（第一九○期）、述之，〈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第一九○期）、獨秀，〈國民黨黨內糾紛與中國革命〉（第一九○期）、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長沙通信〉（第一九一期）、羅易，〈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第一九五期）、秋白，〈農民政權與土地革命〉（第一九五期）、尹寬，〈資產階級叛逆後的中國時局〉（第一九五期）、羅易，〈革命與反革命〉（第一九七期）、獨秀，〈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第一九八期）、秋白，〈革命的國民政府之危機〉（第一九八期）、紹禹，〈中國革命前途與革命領導權問題〉（第一九八期）、高一涵，〈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第一九八期）、獨秀，〈中國國民黨之危機及其出路〉（第二○○期）、國燾，〈革命勢力聯合與時局〉（第二○○期）、秋白，〈革命失敗之責任問題〉（第二○○期）、和森，〈國家統一與革命勢力的聯合〉（第二○○期）等。
《嚮導》於每周三出版，總發行所在上海老西門肇濱路蘭發里三號。另外，廣州、北京、長沙等地都有分售處。該刊編輯體例有：「中國一周」、「世界一周」、專論、專欄（寸鐵：應是陳獨秀，署名「實」，為陳獨秀「實庵」之縮寫）、讀者之聲、全國各地通信（如廣州通信、漢口通信、重慶通信等）、餘錄、特刊等；如「北京政變特刊號」（第三十一、三十二期）、「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特載」（第五十三、五十四期）、「九七特刊」（第八十一期──辛丑條約二十三周年紀念日）、「雙十特刊」（第八十六期）、兩次「十月革命特刊」（第九十期及一三五期）、兩次「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特載」（第九十二期及一六三期）、「列寧逝世一週年紀念特刊」（第九十九期）、悼念「孫中山特刊」（一○六─一○七期）；內有獨秀的〈悼孫中山先生〉、和森，〈孫中山逝世與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為孫中山先生之死告中國民眾〉、〈中國共產黨致唁中國國民黨〉、「五一特刊」（第一一二期）、兩次「五卅事件特刊」（第一一七期及一五五期）、「九七特刊及嚮導第三週年特刊」（第一二八期）、「上海市民紀念五卅運動特刊」（第一五六期）、「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特刊」（第一八四期）等。其他重大事件如：五七國恥、五四運動、廣州商團事變、「二．七罷工事件」、江浙戰爭、列強共管、收回教育權、國民會議、善後會議、五卅慘案、關稅會議、金佛郎案、廖案（廖仲愷被刺案）、反奉戰爭、中東路事件、郭松齡倒戈失敗之事、廣州事變、中山艦事件（陳獨秀還特別在《嚮導》上發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駁斥共產黨有介入倒蔣之陰謀──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反國家主義派、國民政府之北伐、列寧主義、「三．一八慘案」、長沙許克祥發動的「馬日事變」等，該刊也都有詳實的記載或評論。
《嚮導》在上海、北京等地一直是祕密發行的，所以發行量較小；兼以常被沒收，一直是入不敷出。國共合作後，該刊在武漢、廣州，基本上是可以公開發行的，因此發行量也從初期的一千多份，增加成長到四萬多份，最高峰時更達十萬份之多，此數量在當時全國的報刊雜誌中，算是非常罕見的，可以說，《嚮導》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影響最大的中共黨刊。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後，該刊改由蔡和森與瞿秋白共同主編；未幾又由當時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兼任主編，日常編務由鄭超麟負責。該刊先後在上海、北京、廣州、杭州等地編印、發行，一九二七年四月編輯部由上海遷漢口，瞿秋白再任主編，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到二○一期後，因汪精衛武漢政權「分共」而被迫停刊。作為中共中央的正式機關刊物，《嚮導》比較系統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在號召人民打倒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和與國民黨右派作鬥爭方面，發表了大量有影響力的文章。
由於陳獨秀是該刊論述的主力，後期的《嚮導》言論受陳的右傾思想影響頗大，曾一度被中共視為是「托派」的代表刊物。陶希聖在〈記獨秀〉一文中提到：「中共也分為兩派，其一是幹部派，其二是反對派。幹部派跟隨史達林，大喊其「帝國主義第三期」和「革命高潮」。反之，獨秀的一派卻承認了「革命退潮」。幹部派與反對派遂告決裂，陳獨秀、李季、彭述之、高語罕等百餘人被幹部派開除黨籍。反對派的內部雖不能統一，但在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上卻佔優勢。可以說《嚮導》時期的中共知識份子最大多數都歸入反對派之列。」（陳獨秀著，《實庵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初版，頁三─五。）總之，《嚮導》是當日中共對群眾最有影響力的機關刊物，曾被譽為是四萬萬苦難群眾思想上的「嚮導」，在二○年代的中國期刊界影響甚大。
三、陳獨秀與《嚮導》
陳獨秀身為中共第一任總書記又是《嚮導》的一支健筆，在該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舉凡當時國內外所發生之各重大事件，陳以《嚮導》為平台，撰述甚多的評論之文，由這些為數頗多的文章中，不僅可窺見陳對這些事件的看法，也可清楚了解到以陳為代表之中共中央的立場。值得一提的是，後期《嚮導》中陳的文章，隱然與中共黨內其他看法有異，從中也讓我們預知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及陳被鬥離開的下場。茲就當時發生之重大事件，探究陳在《嚮導》上對這些事件之看法與批判。
一、廣州商團事件與國民會議：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