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特色
一段白色恐怖時期的泰雅族口述史！
日本學者菊池一隆自1976年起，十餘次走訪角板山，以日語直接訪談，
透過七則證言，大量照片，呈現戒嚴時期臺灣北部泰雅族人的生活樣貌。序
後記／菊池一隆
筆者一直對臺灣史頗為關注，雖也曾發表過四、五篇相關論文，但沒有專著問世。
本書是我首部有關臺灣史的專著，是與《由臺灣北部泰雅族看近現代史――日本殖民地時代至國民黨政權時代「白色恐怖」》（集廣社，2017年）以姊妹篇的形式同時出版的。本書的出版實現了我對和夫夫婦多年的承諾，內心感到十分欣慰。
不僅是臺灣原住民研究，在其他研究上我也一直對口述歷史十分重視。如拙著《中国工業合作運動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中，有對工業合作社構想的推動者紐西蘭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及其領導者盧廣綿的個人訪談。當時除了中國農村調查，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重視口述歷史，進行實地採訪的研究學者還很少見。在另一部拙著《日本人反戦兵士と日中戦争―重慶国民政府地域の捕虜収容所と關連させ》（御茶の水書房，2003年）中，對反戰無產階級作家鹿地亘及許多日本反戰士兵進行了個人訪談。其目的是為了弄清史料中未被記載，或記載不夠全面的生動歷史事實，同時也意識到年事已高的歷史見證者面臨即將離世的現實，重要的歷史事實亟待記錄保存。儘管如此，應該承認在個人訪談上存在著記憶錯誤、忘卻和受到現實價值觀束縛等局限。因此，以史料加以考證是不可或缺的。本書在史料方面並非十分充分，偏重於口述記錄，但以往積累的研究經驗和方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書第一部分所聚焦的不僅僅是泰雅族的歷史與傳統，還有和夫與綠夫婦的個人生活史，他們的愛情、婚姻生活及異文化摩擦等。和夫講述了泰雅族的歷史與傳統概況，所尊敬的父親的早逝，作為長子含辛茹苦考上自來水公司的公務員、過上安定生活的自豪，年輕時身處閉塞的臺灣和許多青年人一樣對海外充滿嚮往與關注，以及現在的幸福生活。綠則講述了自己在故鄉岡山縣的少女時代，作為日本女性，她帶著來臺灣――而且還是角板山――生活的勇氣毅然離開故鄉，儘管時而也會發生一些矛盾摩擦，但她與和夫相互信任，並和當地人融洽地在一起愉快的生活下來。正如綠所坦率講述的，當時絕不是一個「和平的臺灣」。在越南戰爭中臺灣成為美軍的兵站基地，而且角板山是普通臺灣人無法隨意進出的特別防衛區，作為外國人的日本人是很難進入該地區的。綠所講述的是當時臺灣角板山狀況的真實寫照。同時對於在日本過著平凡日常生活的日本人來說，這就某種意義而言也是頗令人感興趣的，可以引發關於何為夫妻、何為愛、何為父子母女的思考。另外，和夫還騎機車帶我參觀了泰雅族與日本討伐隊戰鬥過的溪谷和泰雅族的「大石」（傳說泰雅族是從石頭縫裡生出來的）。
本書第二部分以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白色恐怖」為中心。我應邀參加了林昭光、林昭明母親的九十五歲壽宴。此行是和我的律師朋友黃德財開車前往角板山。據說林母是角板山最後一個紋面的女性。此行使我對泰雅族的民族傳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是過著怎樣的傳統生活到現在的呢？不僅是傳統生活，我還開始以林昭明根據自己受打壓的親身經歷所寫的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回憶為基礎，進行採訪。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但對於「白色恐怖」卻知道甚少，對於其實際狀況可以說是完全不知，只是簡單認為它只不過是二二八事件的延續。角板山泰雅族雖然極力躲避二二八事件風暴，但還是未能逃脫「白色恐怖」的打擊。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失去地盤，極為恐慌，對於日語蔓延的臺灣疑神疑鬼，統治十分凶暴（據說有很多國民黨員、外省人曾做好一旦中共佔領台灣就逃亡到哥斯大黎加的準備）。林昭明、林昭光、林茂成都是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臺灣歷史的陰暗面。
本書中除第一部第一章（〈現地調查：台湾桃園県復興郷角板山のタイヤル族―《和夫》さんと日本人妻緑さん〉（刊於《愛知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8號，2009年3月）和第二部【證言】（林昭明〈一九五○年代台湾白色テロ受難の回憶〉〔解說‧翻譯‧採訪‧譯注〕（刊於東洋文庫《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21號，1999年3月）曾公開發表以外，其他各部分內容都是首次公開發表。
我的一些日本研究同仁和朋友時常問及「你是用何種語言採訪臺灣原住民的？」「是用中文還是用英語？」「有翻譯嗎？」等問題。訪談除了極少部分，絕大部分都是用日語進行的。受訪者都會說一口流利的日本標準語（東京話），就跟與日本人交談沒有什麼太大區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在表述自己的心情和講述歷史事實時，相較於「國語」或「閩南話」，用日語表達更為準確和生動。林昭明的回憶文章是用中文寫的，但他現在還能說一口極為標準流利的日本話，訪談時基本上都是講日語。對於其他泰雅族人的訪談也是如此。因為從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的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的日語教育被強制和徹底實行，到戰爭末期會說會寫、用日語進行思維的人口大量增加。特別是臺灣原住民，因各族群之間語言各異，日語成為其共通語言。除了日本戰敗不久的一段時期，原住民之間、各族群之間以及家庭親戚之間都主要使用日語進行語言交流。結果許多原住民除單詞外，基本上把原住民自己的語言都忘卻了。即使到現在原住民對外省人、本省人使用國語和閩南話，而原住民之間卻仍舊經常使用日語。因此，特別是一些上了年紀的原住民至今還保留著用日語生活交流的習慣，能夠說一口標準的日本話。對他們來說，與國語和閩南話相比，在感情表達和事實敘述上使用日語更為得心應手。在對日本殖民地時期至今的原住民研究上，作為日本歷史研究學者，我原則上是以日語為交流溝通手段的，這樣既可以聆聽到他們的真實情況，也可以使他們較為容易地吐露自己的真實感情。換言之，可以觸及到臺灣本省人或外省人研究學者用閩南話或國語進行訪談的不同側面，透過語言上的微妙變化能夠聆聽到他們的心聲。日本殖民地時期強行普及日語的功過姑且不論，但對於日本研究學者來說，其訪談極為便利，內容也更為正確。
我從和夫與綠夫婦的講述中得到很多研究啟發。不僅如此，我每年利用春假前去採訪時，他們都十分熱情地接待我，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我住在他們家裡，有時一直談到深夜，十分難忘。林昭光因當時在角板鄉（現在的復興鄉）社會地位較高，十分詳細而切實地講述了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複雜情況。林昭明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多次採訪。對他來說「白色恐怖」是一段不願去回憶的痛苦經歷，隨著有關「白色恐怖」提問的展開，臉上逐漸浮現出痛苦的表情。從回憶時顫慄的身體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深深恐懼與悲傷。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慘遭殺害的林瑞昌的長子林茂成性格溫厚，在談及父親被處決和其後家庭生活時，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做法無比氣憤，渾身顫抖。林茂成現在也已經離開人世了。曾參加過高砂義勇隊的黃新輝雖然身體欠佳，但還是乘公車前來與我會面接受訪談。他十分期待本書能夠得以出版，但遺憾的是他現在已經辭世了。我參加了他的基督教長老會儀式的葬禮，但未能在他有生之年獻上本書感到十分內疚。另外，基督教傳教士黃榮良雖然身體也不是很好，但還是誠心誠意地接受了訪談。
我在大阪教育大學工作時，一九九九年九月作為日臺交流中心「歷史學者派遣事業」計劃的「長期派遣學者」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福慶研究員處）進行了為期六個月的訪臺研究。此次訪臺研究也為本研究訪臺之際前往民族研究所和臺灣史研究所查閱和收集相關史料提供了極大便利，了解到「白色恐怖」及二二八事件相關資料的保存狀況及其研究狀況。在臺灣還得到友人魏榮吉（原名古屋外國語大學教授）、已故黃德財（律師）、鍾錦祥（東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的熱情幫助。張修慎（靜宜大學教授）、張書聰（中華文物學會永久會員）、吳米淑（時為愛知學院大學博士生，現為致理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為本書出版提供了寶貴的原住民資料。愛知學院大學大學院研究員南谷真為本書書稿電腦製版給予了極大幫助。愛知學院大學畢業研究生、博士生後呂貴子、大野絢也、和田太君在採訪錄音的整理上給予了大力協助。愛知學院大學在讀研究生、博士生水町誠司、北原加織等在本書書稿整理階段給予了大力協助。學生們也在書稿內容的整理過程中學習到研究方法，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實力。總之，在本書的完成和出版上得到了包括愛知學院大學學生們在內的多方支持與協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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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張新民
本書編譯與原著作者菊池一隆教授既是師生關係，也是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在翻譯過程中曾兩次在大阪與菊池教授會面，就書中一些翻譯細節問題進行商討。邊吃燒烤，邊談論泰雅族的傳統狩獵生活，各種山珍野味，別有一番情趣，同時也為本書翻譯提供了許多靈感。菊池教授不僅精於研究，還喜好作詩。不僅把自己的原著和詩集分贈給本書譯者，還在書上簽名留念。剛勁中略帶張揚的簽名寄語，為本書翻譯給予了不少鼓勵。在此，向菊池一隆教授對本書翻譯所給予的鼓勵與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原著為方便日本讀者的理解，在文中加註了一些有關臺灣用語的日語解釋和說明。為避免重複，本書在翻譯時刪除了原著中部份針對日本讀者的解釋說明。此外，原著中存在部分誤植現象，經原著作者本人確認和同意，本書在翻譯上直接進行了修改，未特別註明。
（…中略…）
本書第二部「對角板山泰雅族的訪談――以『白色恐怖』等為中心」證言一「瓦旦‧達拉（林昭明）的回憶」，曾於一九九九年以〈一九五○年代臺湾白色テロ受難の回憶〉為題，發表在日本學術雜誌《近代中国研究彙報》上。其證言如書中所述，是根據林昭明本人所提供的文字處理機繕打中文版翻譯成日語的。同年，在臺灣出版的《回歸歷史真相：臺灣原住民族百年口述歷史》一書中，也收錄了林昭明相同內容的回憶文章。從發表和出版時間來看，兩篇文章或許出於同一原稿。在本書證言二「林昭明訪談錄」中，作者針對該回憶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細節問題又進行了進一步訪談，二者結合在一起來讀，可以更為清楚地還原林昭明的回憶與觀點。
本書譯者邱昱翔、謝川子是編譯者所執教的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在讀博士生。同處一校，交流便利，為翻譯工作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本書儘管在翻譯內容上各有分工，但各部分的翻譯校對則不分彼此，共同承擔，從而使翻譯質量得到極大保障。在翻譯過程中先後召集了四次翻譯問題探討會，就翻譯中所出現的問題進行共同討論。有關泰雅族人名、地名、專有名詞等翻譯，邱昱翔做了大量的查閱核實工作，為保證翻譯質量做出了極大貢獻。總之，本書翻譯既體現了大阪市立大學嚴謹的學術風氣，也是學術平等，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精神表現。
本書能夠在臺灣得以順利出版，與致理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吳米淑老師、宋政坤先生、鄭伊庭女士、黃莉珊女士及秀威出版團隊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二○二二年二月定稿於日本大阪杉本町
書籍簡介
1969年，在當時還是「特別管制區」的桃園復興鄉角板山，一場泰雅族青年和夫與日本女子綠的婚禮，震動了臺灣社會！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感到有些不寒而慄的。剛結婚的時候，真是一個恐怖的時代啊。」──綠
來自日本的綠不顧反對，毅然嫁入桃園角板山，當時那裡是一般平地人沒有「入山證」也不准進山的特別管制區。綠來到戒嚴狀態下的臺灣，過著隔牆有耳的生活，凡事都要小心翼翼。
戒嚴時期的臺灣與北部泰雅族人的生活是什麼樣貌？
在那個年代，「高砂族」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坐牢者不在少數，更有樂信‧瓦旦等人被處決。瓦旦‧達拉（林昭明）在學校產生了「我們也要創造自己的文字，書寫自己文字的文章」的想法，他參加「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卻因此被控「叛亂」，入獄十五年；兄弟林昭光則被誣告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聯而入獄。
日本學者菊池一隆自1976年起，十餘次走訪角板山，以日語親自訪談：和夫&綠、樂信‧瓦旦的親族林昭明、林茂成與林昭光；以及二戰時期的高砂義勇隊黃新輝與泰雅族傳教士黃榮泉。
本書分為兩輯：輯一是和夫與綠的訪談紀錄。兩人口述從跨國通信、戀愛、結婚到山地生活的細節；第二部分則以「白色恐怖」為中心，對角板山泰雅族進行訪談，包括當時入獄的林昭明、林昭光，受難者家屬林茂成；也兼及參加高砂義勇隊出征的黃新輝與泰雅族傳教士黃榮泉等人。
七則證言、大量照片，這是一段白色恐怖時期的泰雅族口述史，這是關於那個年代，我們還不知道的事。
一段白色恐怖時期的泰雅族口述史！
日本學者菊池一隆自1976年起，十餘次走訪角板山，以日語直接訪談，
透過七則證言，大量照片，呈現戒嚴時期臺灣北部泰雅族人的生活樣貌。序
後記／菊池一隆
筆者一直對臺灣史頗為關注，雖也曾發表過四、五篇相關論文，但沒有專著問世。
本書是我首部有關臺灣史的專著，是與《由臺灣北部泰雅族看近現代史――日本殖民地時代至國民黨政權時代「白色恐怖」》（集廣社，2017年）以姊妹篇的形式同時出版的。本書的出版實現了我對和夫夫婦多年的承諾，內心感到十分欣慰。
不僅是臺灣原住民研究，在其他研究上我也一直對口述歷史十分重視。如拙著《中国工業合作運動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中，有對工業合作社構想的推動者紐西蘭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及其領導者盧廣綿的個人訪談。當時除了中國農村調查，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重視口述歷史，進行實地採訪的研究學者還很少見。在另一部拙著《日本人反戦兵士と日中戦争―重慶国民政府地域の捕虜収容所と關連させ》（御茶の水書房，2003年）中，對反戰無產階級作家鹿地亘及許多日本反戰士兵進行了個人訪談。其目的是為了弄清史料中未被記載，或記載不夠全面的生動歷史事實，同時也意識到年事已高的歷史見證者面臨即將離世的現實，重要的歷史事實亟待記錄保存。儘管如此，應該承認在個人訪談上存在著記憶錯誤、忘卻和受到現實價值觀束縛等局限。因此，以史料加以考證是不可或缺的。本書在史料方面並非十分充分，偏重於口述記錄，但以往積累的研究經驗和方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書第一部分所聚焦的不僅僅是泰雅族的歷史與傳統，還有和夫與綠夫婦的個人生活史，他們的愛情、婚姻生活及異文化摩擦等。和夫講述了泰雅族的歷史與傳統概況，所尊敬的父親的早逝，作為長子含辛茹苦考上自來水公司的公務員、過上安定生活的自豪，年輕時身處閉塞的臺灣和許多青年人一樣對海外充滿嚮往與關注，以及現在的幸福生活。綠則講述了自己在故鄉岡山縣的少女時代，作為日本女性，她帶著來臺灣――而且還是角板山――生活的勇氣毅然離開故鄉，儘管時而也會發生一些矛盾摩擦，但她與和夫相互信任，並和當地人融洽地在一起愉快的生活下來。正如綠所坦率講述的，當時絕不是一個「和平的臺灣」。在越南戰爭中臺灣成為美軍的兵站基地，而且角板山是普通臺灣人無法隨意進出的特別防衛區，作為外國人的日本人是很難進入該地區的。綠所講述的是當時臺灣角板山狀況的真實寫照。同時對於在日本過著平凡日常生活的日本人來說，這就某種意義而言也是頗令人感興趣的，可以引發關於何為夫妻、何為愛、何為父子母女的思考。另外，和夫還騎機車帶我參觀了泰雅族與日本討伐隊戰鬥過的溪谷和泰雅族的「大石」（傳說泰雅族是從石頭縫裡生出來的）。
本書第二部分以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白色恐怖」為中心。我應邀參加了林昭光、林昭明母親的九十五歲壽宴。此行是和我的律師朋友黃德財開車前往角板山。據說林母是角板山最後一個紋面的女性。此行使我對泰雅族的民族傳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是過著怎樣的傳統生活到現在的呢？不僅是傳統生活，我還開始以林昭明根據自己受打壓的親身經歷所寫的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回憶為基礎，進行採訪。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但對於「白色恐怖」卻知道甚少，對於其實際狀況可以說是完全不知，只是簡單認為它只不過是二二八事件的延續。角板山泰雅族雖然極力躲避二二八事件風暴，但還是未能逃脫「白色恐怖」的打擊。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失去地盤，極為恐慌，對於日語蔓延的臺灣疑神疑鬼，統治十分凶暴（據說有很多國民黨員、外省人曾做好一旦中共佔領台灣就逃亡到哥斯大黎加的準備）。林昭明、林昭光、林茂成都是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臺灣歷史的陰暗面。
本書中除第一部第一章（〈現地調查：台湾桃園県復興郷角板山のタイヤル族―《和夫》さんと日本人妻緑さん〉（刊於《愛知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8號，2009年3月）和第二部【證言】（林昭明〈一九五○年代台湾白色テロ受難の回憶〉〔解說‧翻譯‧採訪‧譯注〕（刊於東洋文庫《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21號，1999年3月）曾公開發表以外，其他各部分內容都是首次公開發表。
我的一些日本研究同仁和朋友時常問及「你是用何種語言採訪臺灣原住民的？」「是用中文還是用英語？」「有翻譯嗎？」等問題。訪談除了極少部分，絕大部分都是用日語進行的。受訪者都會說一口流利的日本標準語（東京話），就跟與日本人交談沒有什麼太大區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在表述自己的心情和講述歷史事實時，相較於「國語」或「閩南話」，用日語表達更為準確和生動。林昭明的回憶文章是用中文寫的，但他現在還能說一口極為標準流利的日本話，訪談時基本上都是講日語。對於其他泰雅族人的訪談也是如此。因為從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的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的日語教育被強制和徹底實行，到戰爭末期會說會寫、用日語進行思維的人口大量增加。特別是臺灣原住民，因各族群之間語言各異，日語成為其共通語言。除了日本戰敗不久的一段時期，原住民之間、各族群之間以及家庭親戚之間都主要使用日語進行語言交流。結果許多原住民除單詞外，基本上把原住民自己的語言都忘卻了。即使到現在原住民對外省人、本省人使用國語和閩南話，而原住民之間卻仍舊經常使用日語。因此，特別是一些上了年紀的原住民至今還保留著用日語生活交流的習慣，能夠說一口標準的日本話。對他們來說，與國語和閩南話相比，在感情表達和事實敘述上使用日語更為得心應手。在對日本殖民地時期至今的原住民研究上，作為日本歷史研究學者，我原則上是以日語為交流溝通手段的，這樣既可以聆聽到他們的真實情況，也可以使他們較為容易地吐露自己的真實感情。換言之，可以觸及到臺灣本省人或外省人研究學者用閩南話或國語進行訪談的不同側面，透過語言上的微妙變化能夠聆聽到他們的心聲。日本殖民地時期強行普及日語的功過姑且不論，但對於日本研究學者來說，其訪談極為便利，內容也更為正確。
我從和夫與綠夫婦的講述中得到很多研究啟發。不僅如此，我每年利用春假前去採訪時，他們都十分熱情地接待我，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我住在他們家裡，有時一直談到深夜，十分難忘。林昭光因當時在角板鄉（現在的復興鄉）社會地位較高，十分詳細而切實地講述了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複雜情況。林昭明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多次採訪。對他來說「白色恐怖」是一段不願去回憶的痛苦經歷，隨著有關「白色恐怖」提問的展開，臉上逐漸浮現出痛苦的表情。從回憶時顫慄的身體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深深恐懼與悲傷。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慘遭殺害的林瑞昌的長子林茂成性格溫厚，在談及父親被處決和其後家庭生活時，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做法無比氣憤，渾身顫抖。林茂成現在也已經離開人世了。曾參加過高砂義勇隊的黃新輝雖然身體欠佳，但還是乘公車前來與我會面接受訪談。他十分期待本書能夠得以出版，但遺憾的是他現在已經辭世了。我參加了他的基督教長老會儀式的葬禮，但未能在他有生之年獻上本書感到十分內疚。另外，基督教傳教士黃榮良雖然身體也不是很好，但還是誠心誠意地接受了訪談。
我在大阪教育大學工作時，一九九九年九月作為日臺交流中心「歷史學者派遣事業」計劃的「長期派遣學者」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福慶研究員處）進行了為期六個月的訪臺研究。此次訪臺研究也為本研究訪臺之際前往民族研究所和臺灣史研究所查閱和收集相關史料提供了極大便利，了解到「白色恐怖」及二二八事件相關資料的保存狀況及其研究狀況。在臺灣還得到友人魏榮吉（原名古屋外國語大學教授）、已故黃德財（律師）、鍾錦祥（東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的熱情幫助。張修慎（靜宜大學教授）、張書聰（中華文物學會永久會員）、吳米淑（時為愛知學院大學博士生，現為致理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為本書出版提供了寶貴的原住民資料。愛知學院大學大學院研究員南谷真為本書書稿電腦製版給予了極大幫助。愛知學院大學畢業研究生、博士生後呂貴子、大野絢也、和田太君在採訪錄音的整理上給予了大力協助。愛知學院大學在讀研究生、博士生水町誠司、北原加織等在本書書稿整理階段給予了大力協助。學生們也在書稿內容的整理過程中學習到研究方法，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實力。總之，在本書的完成和出版上得到了包括愛知學院大學學生們在內的多方支持與協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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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張新民
本書編譯與原著作者菊池一隆教授既是師生關係，也是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在翻譯過程中曾兩次在大阪與菊池教授會面，就書中一些翻譯細節問題進行商討。邊吃燒烤，邊談論泰雅族的傳統狩獵生活，各種山珍野味，別有一番情趣，同時也為本書翻譯提供了許多靈感。菊池教授不僅精於研究，還喜好作詩。不僅把自己的原著和詩集分贈給本書譯者，還在書上簽名留念。剛勁中略帶張揚的簽名寄語，為本書翻譯給予了不少鼓勵。在此，向菊池一隆教授對本書翻譯所給予的鼓勵與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原著為方便日本讀者的理解，在文中加註了一些有關臺灣用語的日語解釋和說明。為避免重複，本書在翻譯時刪除了原著中部份針對日本讀者的解釋說明。此外，原著中存在部分誤植現象，經原著作者本人確認和同意，本書在翻譯上直接進行了修改，未特別註明。
（…中略…）
本書第二部「對角板山泰雅族的訪談――以『白色恐怖』等為中心」證言一「瓦旦‧達拉（林昭明）的回憶」，曾於一九九九年以〈一九五○年代臺湾白色テロ受難の回憶〉為題，發表在日本學術雜誌《近代中国研究彙報》上。其證言如書中所述，是根據林昭明本人所提供的文字處理機繕打中文版翻譯成日語的。同年，在臺灣出版的《回歸歷史真相：臺灣原住民族百年口述歷史》一書中，也收錄了林昭明相同內容的回憶文章。從發表和出版時間來看，兩篇文章或許出於同一原稿。在本書證言二「林昭明訪談錄」中，作者針對該回憶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細節問題又進行了進一步訪談，二者結合在一起來讀，可以更為清楚地還原林昭明的回憶與觀點。
本書譯者邱昱翔、謝川子是編譯者所執教的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在讀博士生。同處一校，交流便利，為翻譯工作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本書儘管在翻譯內容上各有分工，但各部分的翻譯校對則不分彼此，共同承擔，從而使翻譯質量得到極大保障。在翻譯過程中先後召集了四次翻譯問題探討會，就翻譯中所出現的問題進行共同討論。有關泰雅族人名、地名、專有名詞等翻譯，邱昱翔做了大量的查閱核實工作，為保證翻譯質量做出了極大貢獻。總之，本書翻譯既體現了大阪市立大學嚴謹的學術風氣，也是學術平等，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精神表現。
本書能夠在臺灣得以順利出版，與致理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吳米淑老師、宋政坤先生、鄭伊庭女士、黃莉珊女士及秀威出版團隊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二○二二年二月定稿於日本大阪杉本町
書籍簡介
1969年，在當時還是「特別管制區」的桃園復興鄉角板山，一場泰雅族青年和夫與日本女子綠的婚禮，震動了臺灣社會！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感到有些不寒而慄的。剛結婚的時候，真是一個恐怖的時代啊。」──綠
來自日本的綠不顧反對，毅然嫁入桃園角板山，當時那裡是一般平地人沒有「入山證」也不准進山的特別管制區。綠來到戒嚴狀態下的臺灣，過著隔牆有耳的生活，凡事都要小心翼翼。
戒嚴時期的臺灣與北部泰雅族人的生活是什麼樣貌？
在那個年代，「高砂族」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坐牢者不在少數，更有樂信‧瓦旦等人被處決。瓦旦‧達拉（林昭明）在學校產生了「我們也要創造自己的文字，書寫自己文字的文章」的想法，他參加「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卻因此被控「叛亂」，入獄十五年；兄弟林昭光則被誣告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聯而入獄。
日本學者菊池一隆自1976年起，十餘次走訪角板山，以日語親自訪談：和夫&綠、樂信‧瓦旦的親族林昭明、林茂成與林昭光；以及二戰時期的高砂義勇隊黃新輝與泰雅族傳教士黃榮泉。
本書分為兩輯：輯一是和夫與綠的訪談紀錄。兩人口述從跨國通信、戀愛、結婚到山地生活的細節；第二部分則以「白色恐怖」為中心，對角板山泰雅族進行訪談，包括當時入獄的林昭明、林昭光，受難者家屬林茂成；也兼及參加高砂義勇隊出征的黃新輝與泰雅族傳教士黃榮泉等人。
七則證言、大量照片，這是一段白色恐怖時期的泰雅族口述史，這是關於那個年代，我們還不知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