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其昌文存 | 拾書所

吳其昌文存

$ 315 元 原價 350
本書特色
看當年清華國學院培育出來的傑出學者的學術成果!
是王國維、梁啟超最優秀的弟子,真正的傳人。兩百萬字的著述造詣極深,幾近金字塔之巔。本書挑選其中最精華的內容,涵蓋文史、藝術、邊政等重要範圍。序
千古文章未盡才――吳其昌及其《文存》 蔡登山

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號正厂,浙江嘉興海寧縣硤石鎮人。著名歷史學家。其弟吳世昌是著名紅學家。吳其昌「五歲知書,十歲能文,鄉里稱為神童」,十二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生活艱困,刻苦好學,家愈貧而學愈力。1921年,17歲的吳其昌進入無錫國學專修館,師從唐文治,研治經學及宋明理學,由此開始其學術生涯。以才思敏捷,與王蘧常、唐蘭合稱「國專三傑」。每值休假,必懷炊餅進入各公私圖書館,終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在無錫國專時,慨國事日非,曾上書政府,洋洋數千言。唐文治大為激賞,改杜甫詩讚之曰:「吳生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鬱塞磊落之奇才。」1923年10月,在《學衡》雜誌二十二期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朱子傳經史略〉,約二萬字,時年才十九歲。同年在廣西容縣中學任教,並扶助弟妹求學。後轉至天津周家做西席。
1925年,清華學校研究院首次招生,此次招生共錄取學生三十三名,吳其昌以第二名考入為第一屆研究生,第一名是劉盼遂。其間梁啓超負責諸子、中國佛教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與中國文學諸學科。而吳其昌此前已撰成《明道程子年譜》、《伊川程子年譜》、《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輯佚》等初稿,故擇定「宋代學術史」為研究題目,由梁啓超擔任指導教授。於專題研究之外,吳其昌也選修了王國維先後開設的「古史新證」、《尚書》、「古金文字」等課程,從王國維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從梁啓超治文化學術史及宋史。鑽研不輟,時有著作發表,深得王、梁兩先生器重。在1926年秋季開始的新學年中,梁啓超講授了「歷史研究法」與「儒家哲學」兩門課,另外又在燕京大學以「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為題做專門講演,吳其昌參與了後一講稿的記錄工作。王國維則在清華研究院教授《儀禮》與《說文》練習,吳於前課也撰有〈講授記〉。其間吳其昌還和幾位同學共同發起組織了「實學社」,並創辦《實學》月刊,以「發皇學術,整理國故」為宗旨,該刊共出版六期,每期都有吳其昌的文章。
後來梁啟超邀吳其昌去天津協助辦理文案,自此時起,吳其昌一直追隨梁啟超左右,直至梁啟超易簀。同時在1928年,因梁啓超的舉薦,吳其昌受聘南開大學,在預科教授文史,由此走上高等學府的講壇。1929年1月,梁啓超病逝,吳其昌代表清華大學研究院全體同學在墓前致辭。出自其手的祭文滿含對導師遽爾去世的悲痛,深情憶述了往日師弟間其樂融融的問學情景。1930年吳其昌即離開南開,轉任清華大學歷史系講師,講授中國文化史等課。1931年「九一八」事變,當國難日深之際,吳其昌抱著書生救國、義無反顧的決心,毅然於1931年11月20日,與其妻子諸湘和在燕京大學求學的弟弟吳世昌一同絕食,要求抗日。而「合門絕食」「名傾天下」的吳其昌,卻很快被清華大學解聘了。
1932年起,吳其昌轉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後兼任系主任。在武大所開課程有「古代文字學」、「商周史」、「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以及「宋元明清學術史」,同樣能夠見出王國維、梁啓超兩位導師的學術流脈。1936年8月考入武大史學系的馬同勳回憶吳其昌授課的情景說:「先生每次講課都是一篇完整的學術專題講演,主題鮮明,邏輯嚴謹,語言考究,又不失風趣。古代文字學、宋明理學、佛教與禪宗均為義理難解的課程,經過先生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講解,旁徵博引、風趣幽默的闡述,不知不覺間把我們引回歷史長河,大有親臨其境之感,至今記憶猶新。聽先生授業真是比沐浴春風而有過之。」
抗戰軍興,吳其昌隨校遷至四川樂山,旋兼歷史系主任,繁忙的工作,清貧的生活,當地氣候又潮濕,吳其昌的身體完全垮了,從1939年起,即斷續咯血。但仍白天扶杖上課,深夜支頭撰文。1944年因肺癆咯血病逝。臨終前一月,應約着手寫《梁啓超傳》,僅完成上卷而卒,年僅40歲。
吳其昌一生愛國,1926年參加「三一八」學運大遊行,扛着大旗走在隊伍前面。慘案發生時,槍彈從他耳旁飛過,當即撲倒在地,方免於難。「九一八」事變後,與夫人諸湘、弟吳世昌乘車南下,謁中山陵痛哭,通電絕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動,傳為愛國壯舉。抗戰開始,其昌患肺病、咯血,仍以國難當頭為念,堅持講課、寫作不輟。
讀書治學,吳其昌的風骨同樣為人欽敬。他在〈治學的態度和救國的態度〉一文中表示:治學要有貢獻生命的誠懇。他說:「我以為『誠懇』,是一切學問的根本態度。無論哪一種學問,我都情願用我的生命去換這種學問,我就把我整個『身』和『心』貢獻給一種學問,我就拼命做這一種學問,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換這一種學問。」吳其昌在國學上的成就為學界共認,兩百萬字的著述造詣極深,幾近金字塔之巔。
吳其昌在甲骨、金文等方面頗有建樹,當時國內學界最有希望傳承王國維學術命脈的就是吳其昌了,他的〈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是繼王國維考證的基礎上,揭示了王先生未發現的許多問題,其中有龜契與經典傳說密合,而王未及勘者;有龜契所著殷先公之名,經典早佚,王補未全者;有經典中殷先公先王名號,王未發現者。吳其昌也認定經典中某些人名號係卜辭誤文,對王已考定之名號而未明其故者,亦有補考。吳其昌主張在新出土之彝器文物上,重建中國古史統系。因此,他做了大量的疏證工作。從甲骨龜片、出土彝器的文字考釋,如《殷墟書契解詁》、〈矢彝考釋〉;旁及上古音韻學的探求,如〈說據樻聲例〉、〈先秦入聲的收聲問題〉、〈來紐明紐古複輔音通轉考〉;進而考察殷周時代的社會、文化、制度狀況。更進一步專為金文做系列的疏證,包括曆朔疏證,氏族疏證,名象疏證,方國疏證等。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工程!
1936年,日本漢學家橋川時雄在所編《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中曾為他立傳。他生平著述頗豐,治學範圍廣博,除前所述外,於訓詁、音韻、校勘、農田制度等亦有研究。主要著作有《朱子著述考》、《殷墟書契解詁》、《宋元明清學術史》、《金文世族譜》、《三統曆簡譜》、《北宋以前中國田制史》以及時論、雜文集《子馨文存》等。
2009年由吳其昌之女吳令華主編的皇皇五卷本《吳其昌文集》由三晉出版社出版發行。卷一《殷墟書契解詁》、卷二《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為影印版,卷三《史學論叢上》、卷四《史學論叢下》、卷五《詩詞文在》為排印版。因其中都是專書,非一般讀者所能閱讀,因此我根據《子馨文存》刪去有關時事方面的文章,再增補一些較具可讀性而具史料價值的,而編成《吳其昌文存》一書。
《吳其昌文存》書中開卷收錄〈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祭梁啟超先生文〉、〈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為其追隨梁、王二師所記,他們的言傳身教猶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卻長久地存留在吳其昌的記憶中,甚至形塑了其一生品格。其祭文滿含對任公遽爾去世的悲痛!所謂「師家北苑,門植繁李。率爾叩門,必蒙召趨。垂誨殷拳,近何所為?有何心得,復有何疑?斆治考證,得證凡幾?」師生情深,躍然紙上。而在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的前夜,吳其昌和趙萬里還在王國維家中敘談,豈知第二天卻聞噩耗,吳其昌是最早趕赴頤和園的,當時他「不禁大慟」,與相繼趕來的清華師生相互「唏噓不置」。此後在王國維逝世的周年,他還撰寫了〈王觀堂先生學述〉、〈王觀堂先生《尚書》講授記〉等文。十餘年後,他在〈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的演講中,充滿感情地追憶這一段師生情緣,至今讀來仍令人神往:「時梁任公先生在野,從事學術工作,執教於南開、東南兩大學。清華研究院院務本是請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雖應約前來,同時卻深自謙抑,向校方推薦先生(按:指王國維)為首席導師,自願退居先生之後。……」。對於清華國學院的這兩位導師,吳其昌是永難忘懷的,十年後他還寫有清華園過梁、王二先師故宅詩:「三年請業此淹留,二老凋零忽十秋,感激深於羊別駕,哀歌隕涕過西洲。」師門恩義,可以想見。
而〈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剪影〉一文,乃是一九二七年夏,學生會籌印《清華同學錄》,由時任學生會副幹事之吳其昌主編。除刊有師長、同學之照片、地址外,每位學生有一篇小傳,多倩同學爲之,亦有自述或知心代筆者。其中由吳其昌執筆者十三篇,分別是:劉盼遂、程憬、王庸、周傳儒、方壯猷、聞惕、汪吟龍、侯堮、陳邦煒、戴家祥、顏虛心、陶國賢、杜綱百的小傳,並在劉節、鄭宗棨、吳金鼎、全哲四篇小傳後加上跋語,而這些「同學少年多不賤」,日後在各自不同的領域上都各有建樹。吳其昌在《清華同學錄》的〈跋〉中說:「竊念本院諸教授皆海內之大師,諸同學皆海內之英才。」而「今天下方洶洶,一旦如雲霧之散,必有求記姓名而不可得者。」因此這些小傳,在今日視之,竟是不可多得之珍貴史料,何況其文筆粲然,栩栩如生者!
吳其昌另一個重點是對宋明哲學史,作了大量的史料考證,王蘧常嘗笑他:「理學而尚考據,自君始」,有的他考定著作年代,有的考定後人纂合情況,有的考證朱熹思想發展及治學情況,並對朱熹的學說作出評價,指出其「格物窮理」之說,具有實驗的精神,是中國稚弱的原始的科學思想之種子,對朱的治學方法從態度與方法也作了全面的論述。在本書中特別收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窮理〉和〈朱子治學方法考〉可說是其代表性的論文。而〈諸子今箋序〉一文是吳其昌在1933年為研究院同學高亨的《諸子今箋》所寫的序,序中指出:「中華民族近古一千年來先哲學風之因革轉變之動力是『求真』。」常有學者認為中國缺乏「為學術而學術」的「求真」精神,甚至以為這是中國未能產生近代科學的主因,吳其昌的看法則剛好相反。他闡述中國學術「求真」的優良傳統,看來乃是學術史研究的要務。
〈趙望雲先生畫理序〉、〈關山月先生灕江圖長卷跋〉、〈繪畫三昧說〉凸顯吳其昌在繪畫收藏及鑑賞上有其極高的品味,他說:「昔在故都,流連低徊於故宮博物院之鍾粹宮內,得熟覽晉唐五代宋元明珍奇神品,此外歐美日本平津滬港所影印之自晉以來名蹟,寒齋所藏,截至元畫爲止,亦有近二千幀。」「望雲先生人物衣褶,皆用『鐵線褶』,此復興唐初風也。自吳道子創爲『芹帶褶』後,『鐵線褶』之作風遂浸衰浸微,明以後遂絕跡於中國之畫壇。」「望雲先生功力已足以重振之,而更能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培植其胸之素養與實學,且運撝其天才而吐爲創造。民族復興,藝術亦必復興以應之,余對於趙望雲、徐悲鴻、張大千三先生尤致其欽仰焉。」「關君展是卷於嘉州,僕往觀焉而始驚歎,以爲三百年來所未曾有。圖大凡長八十餘尺,寫灕水自導源以迄桂江咸備。丹巘翠嶽,作風與宋朱銳《赤壁圖》卷爲近(然朱卷甚短促)。使僕昔所夢遊而未得者,今乃眴目而盡之。」這再再都非空泛之言,而是行家之語!
吳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說:「志摩,本名章垿,字幼申,『志摩』是他自己不經父母同意而『亂取』的別號。『算不得數的』。我們硤石人的經典,凡是不經父母同意,而小官自己亂來的,都是算不得數的――這就叫做『嘸淘成』。幼申和陸小妹(硤石人永不知道陸小曼)結婚,那真是『嘸淘成』極了,當然更算不得數。」當徐志摩空中罹難後,他正在絕食中,哀痛不已,寫了〈志摩在家鄉〉一文以念。「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十分,車過濟南黨家莊開山腳下,憑吊志摩表兄殉難處,時全家三人絕食第四十六小時。其昌記。這一行歪歪斜斜的藍色字,到現在還記在一張破敝的《大公報》報沿上。我們相信這一行字,長長久久不致於磨滅。」
吳其昌晚年,他的研究轉向結合抗戰形勢,「以史為鑒」,側重於邊政史及東亞史,民族的融合演變,為了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他還呼籲大學歷史系設「東亞史」課程,並籌畫成立東亞史研究會。民國以前早已有籌邊的政論文章,但無研究邊政的專門學問。九一八事變後,學者們開始注意邊疆問題的研究,並向國人介紹邊疆情況,來喚醒國人的民族危機感。抗戰爆發後,政府西遷,對於邊疆研究尤其重視。20世紀40年代,一門研究邊疆政治的新學科――邊政學應運而生。1941年9月29日,中國邊政學會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到會者有邊政學會會員及有關機構的代表60餘人參加。1941年成立到1947年間,一直由吳忠信擔任理事長,學會大量發展會員,蒙藏委員會的職員全部入會,聲勢頗為興盛。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徐益棠、凌純聲、吳澤霖、顧頡剛、芮逸夫、衛惠林、馬長壽、吳文藻、周昆田、張廷休、張中微等都是邊政學會的重要成員。1941年8月10日,邊政學會創辦了《邊政公論》。《邊政公論》研究的範圍主要是邊疆和民族兩部分,每月出版一期,至 1948年12月停刊,共發行了七卷4期,是當時較有影響的邊政研究刊物。吳其昌在《邊政公論》創刊號發表〈秦以前華族與邊裔民族關係的借鑑〉一文開始,先後在該刊又發表〈兩漢邊政的借鑑〉、〈魏晉六朝邊政的借鑑〉和〈隨唐邊政之借鑑〉諸文。吳其昌原本是要寫成《歷代邊政借鑑》一書的,上述這四篇論文,都是其中重要的內容,可惜後來因吳氏逝世而未竟全功!
吳其昌對於邊政的理解,是指「靖邊或治邊之政策」,主要是指中原族群政治力量或王朝對邊疆民族的政策,尤其側重民族關係的觀察。他把歷代邊政發展脈絡進行縱向的梳理,體現了歷代邊政實踐、認識的延續與嬗變。他將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血緣、生活方式、心理多維因素進行立體式的綜合分析。學者段金明在研究吳其昌邊疆民族的觀點上總結說:「吳其昌的學術轉向及其關於歷代邊政認識、政策的探討,雖然或許在內容的表向上呈現得並不豐厚,但其研究所蘊藏的歷史意涵卻較於久遠。緣於在甲骨文、訓詁及文獻等多方面的深厚積累,吳其昌對相關問題的探討深刻、精煉,對歷代邊政的總結自樹一幟,值得深入探討。吳其昌關於邊疆民族研究所體現出的貫通與整體視野,亦是今天邊疆民族研究重要的治學路徑。」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陳寅恪曾向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推薦吳其昌任教,推薦信曰:「吳君其昌,清華研究院高才生。……吳君學問必能勝任教職,如其不能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以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被稱為「教授中之教授」的陳寅恪都如此讚許,可見其學識之一斑!
而其女兒吳令華在總結吳其昌的學術成就說:「以他短短不滿四十年的生命,從十九歲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算起,治學生涯最多二十一年,後七年又值國家危難關頭,個人疾病纏身,而堅持完成了古文字、古音韻、上古社會政治、田制史、歷代邊政、地理、宋元明清哲學史等論著一百八十餘萬字,抗日救國文章數十萬字。其勤其力,可以想見。」確是不凡!書籍簡介
吳其昌著作的精選文章,可讀性極高,涵蓋面極廣,包括他學術上重要的師承――梁啟超和王國維的思想言行,另外他寫清華國學院同學的小傳,在今日視之,竟是不可多得之珍貴史料,何況其文筆粲然,栩栩如生者!另外〈趙望雲先生畫理序〉、〈關山月先生灕江圖長卷跋〉、〈繪畫三昧說〉三文,凸顯吳其昌在繪畫收藏及鑑賞上有其極高的品味。
又吳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當徐志摩空中罹難後,他哀痛不已,寫了〈志摩在家鄉〉一文以念。吳其昌晚年,他的研究轉向結合抗戰形勢,「以史為鑒」,側重於邊政史及東亞史,民族的融合演變,他原本是要寫成《歷代邊政借鑑》一書的,〈秦以前華族與邊裔民族關係的借鑑〉、〈兩漢邊政的借鑑〉、〈魏晉六朝邊政的借鑑〉和〈隨唐邊政之借鑑〉諸文,都是其中重要的內容,可惜後來因吳氏逝世而未竟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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