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特色
★韓國學界研究古代韓中交流史的全景式百科全書〔最新增訂中譯〕
★權悳永教授代表作，首度全面性將古代韓半島來唐使節界定為「遣唐使」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拜根興教授專序推薦序
推薦序／拜根興（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去年9 月收到樓正豪君發來信息，希望我給他翻譯韓國學者權悳永教授的著作作序，不久收到譯著列印本，但當時卻有點為難。究其原因，權教授是韓國學界研究古代中韓關係史的代表學者，二十餘年前我在韓國國立慶北大學留學，權教授是博士論文答辯的五名答辯委員之一，他是我的座主；回國後我多次赴韓國學術交流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權教授亦頻繁來西安等地學術考察，我們時常見面。期間曾收到權教授贈送的《在唐新羅人社會研究》、《譯注 三國史記》（全五冊）、《新羅的大海：黃海》、《韓國古代金石文索引》，以及這部《古代韓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深切感受到權教授是一位專注學問、勤於耕耘、著作等身、熱情好客的學問大家。《古代韓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以下簡稱《遣唐使研究》）是最早收到的贈書，更因其主旨與我的專攻方向貼近，故在韓國撰寫博士論文過程中曾仔細拜讀過，也引用參考了許多。只是要我給權教授著作的譯本寫序確實感到有點唐突，這主要表現在深感自己在古代中韓關係研究領域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給之前學習參考過的著作作序是否妥當？即就是要作序，給留學時節同窗前輩（權教授也是韓國國立慶北大學畢業）、老師的書作序，是否有「僭越」不禮貌之嫌；雖閱讀過權先生的大著，正豪君全文翻譯，自己寫序能否將其詮釋到位？不過，一段時間過後，正豪君發來權教授的信件，看到權老師非常歡迎並極力推薦我給他的譯著寫序，而正豪君本人對此亦一再堅持，我和同學院的幾位同行老師談及此事，他們都說如果是譯著的話，就不要有過多的顧慮。就這樣，我對寫序的事情才有所釋意，覺得通過通讀譯著，也是一個和權教授再次交流、學習的機會。
當然，樓正豪君之所以能夠獲准翻譯權教授的著作，也和他博採眾長的學緣、扎實認真的治學，以及高水準的韓語讀寫翻譯能力有關。正豪君在西安長大，本科就讀於浙江大學中文系，碩士留學韓國著名高等學府高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階段又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深造。好像2008年左右，他就和我聯繫，還利用放假回家之間隙，專門到陝西師範大學找我。2010 年秋天，筆者出席有關中韓學界聯合在西安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正豪君擔當大會翻譯，贏得與會專家的一致好評。他亦曾多次陪同權悳永教授、卞麟錫教授、朴大在教授等韓國名流學者來西安等地參觀考察，我們見面都有交流。他撰寫有關高句麗移民的論文也在我們學校編輯的《唐史論叢》上發表，特別是正豪君的博士論文《朝鮮半島「羅末麗初」時期的禪僧研究》，和我的研究領域較為接近，故而談論的話題也多，時常為他的一些高論所吸引。正豪君最近幾年搜集寧波、舟山一帶的古碑石文獻，頗多辛苦，但收穫似很大，這些也是我非常關心的議題。總之，正豪君付出努力和辛苦，精心翻譯權教授的這部學術著作，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對中韓學術交流的一大貢獻，應該給予支援推介。
言歸正傳，先談談權教授的這部東亞古代史領域的經典名著所涉及問題。
《遣唐使研究》是權教授在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獲得博士學位的畢業論文，後經精心修改補充，於1997 年在韓國學術權威出版社一潮閣出版。記得2000 年夏秋之際，筆者應邀出席在韓國慶州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和權教授見面，當時榮幸地獲得權先生贈書。為不辜負贈書之雅意，筆者在回國之後的2003 年即撰寫書評，將其介紹到國內學界，評介文刊登於榮新江教授主編的《唐研究》大型學術集刊之上。就是說，在我評介該書的文章中，對權教授《遣唐使研究》已有較為詳細論述。在此特別需要提及的是，該書是韓國學界第一次全面完整，真正意義上將往來於朝鮮半島與唐朝的朝鮮半島使節界定為「遣唐使」，並做了充分論證的學術專著。同時，該書運用現存韓、中、日三國文獻及考古資料，並參照韓、中、日三國學界的已有研究，對涉及唐與新羅、百濟、高句麗使者往來涉及的人員、職官設置、往來名目界定、陸海路線、往返所需時間、在唐期間的活動等，均做了頗有建設性的論述，堪稱韓國學界研究古代韓中交流史全景式的百科全書。當然，我在評介文中也曾提到：「和韓國大多數學者一樣，權氏尊崇自上世紀初以來，韓國學界奉行的民族主義史學宗旨，依據新羅末留唐賓貢進士、著名文學家崔致遠〈謝不許北國居上表〉一文，以及朝鮮時代實學派代表人物柳得恭在《渤海考》中，將渤海、新羅關係界定為韓國古代史的『南北國時代』學說，進而把渤海歷史歸於韓國的歷史範疇；該觀點現已成為韓國學界的主流論點，一般的學術著作、通史，大、中小學的歷史教材都是如此表述的。針對這種觀點，我國著名東北亞古代史專家王小甫教授，已故王建群教授均有專文駁論，高句麗史研究專家耿鐵華等學者也曾在其論文中提及，韓國學界的文安植等人也對此提出疑問，故筆者不再贅言。」也就是說，權教授將渤海納入古代韓中外交史的範疇之內，這與中國學界的看法存在分歧。對此，我們應予以關注。
不過，雖然《遣唐使研究》出版已是二十餘年前的事情了，但仔細閱讀譯著，在原著的基礎上，權教授還增添了一些新的史料和內容，足見原著作者對出版中文譯著的重視。如第39 頁、第256 頁引用中韓學界有關「唐萬年宮碑陰題名」中，對赴唐新羅使節「金仁問」隨唐高宗前往萬年宮避暑關聯研究；第79 頁引用新出〈唐故振武監軍使贈內侍楊公夫人譙郡曹氏墓誌銘〉史料，探討唐僖宗乾符元年赴新羅傳達唐帝登基敕令事宜，彌補了中韓史書對唐僖宗在位期間唐與新羅往來記事絕少之欠缺；而這篇墓誌銘收錄於2005 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唐文補遺》第5 輯之中，顯然，其應為原著作者增加補充的部分。第131 頁探討陳子昂撰寫〈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提及的新羅人薛氏，引用韓國啟明大學盧重國教授〈新羅時代姓氏的分枝化和食邑制的實施：以「薛瑤墓誌銘」為中心〉（《韓國古代史研究》第23 輯，1999 年），這也是新增加的內容。除此之外，第170 頁原著作者引用他本人2011 年發表於《韓國史研究》第153 輯上的〈韓國「君子國」稱號的形成〉論文，第171 頁探討唐乾陵章懷太子墓《客使圖》壁畫中「鳥羽冠」使者所屬問題，引用韓國首爾大學盧泰敦教授2004 年在韓國該校出版部出版的《從「禮賓圖」看高句麗》一書，第185 頁引用筆者發表於《東北史地》2008 年第2 期〈百濟遺民禰寔進墓誌銘關聯問題考釋〉論文；第187 頁論述唐代杭州、明州擔當遣唐使往返主要港口事宜，引用原著作者2004 年發表的〈江蘇省、浙江省地方的新羅人遺跡和他的社會組織〉論文；第190 頁引用韓國東國大學尹明喆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鄭振述、原著作者本人2009 年、2012年刊出的論文。與此相同的事例在譯著第46 頁，第129 頁，第122 頁，第191 頁，第204 頁，第258 頁，第262 頁，第263 頁，第266 頁中都有明晰的詮釋。就是說，原著作者並非只是將二十餘年前的原著一成不變地拿出，而是做過精心的補充修訂，增加了學界研究的最新成果，進而某種程度上也使得本書站在這一研究領域的最前沿，成為迄今為止探討唐朝與朝鮮半島關係，即朝鮮半島古代遣唐使必須參考的集大成著作，當然也體現出原著作者對出版這部譯著的用心和努力。
對於正豪君的這部譯著，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推崇，並與譯著者共勉。
首先，中韓建交近三十年來，雙方的學術交流形式多樣，對雙方重要學術著作的翻譯介紹也多有呈現，體現出雙方學術交流的深度與潛力。毋庸置疑，學界對於韓國古代史名著的介紹翻譯還很不夠，在許多方面都有待加強。雖然韓國古代史的一些重要論文和論著也引起學者們的重視，但看到的譯著卻只有金相鉉《新羅華嚴思想研究》（敖英譯），張寅成《百濟的宗教與社會》（全瑩等譯）等寥寥數種。正豪君翻譯權教授的著作，無疑可讓國內不熟悉韓語的師生瞭解韓國古代史學界相關領域的「他山之石」，對韓國古代「遣唐使」的派遣制度、活動、往返路線等問題有更加明確的認識，促進國內學界古代中韓關係史研究的深入。
其次，這部《遣唐使研究》原著347 頁，翻譯為中文後A4 紙列印稿也有300 頁之多，又因原著為純正的歷史類學術著作，將其由韓語譯為中文，譯著者的辛苦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鍥而不捨的精神，這種曠日持久的冷板凳作業是不可能完成的。從譯稿總體看，譯者既忠實原著，在某些方面最大限度詮釋了作者所要表達的學術意境，又很好地將原著所要表達意思完整地呈現給讀者。不僅如此，經過譯者創造性的工作，譯稿高標準做到了譯著應當有的「信、達、雅」，更加符合中文讀者閱讀口味，這一點值得推崇和讚賞，相信讀者在閱讀這部譯著過程中也會感受到這一點。
其三，中韓學界對一千餘年前雙方的交往，特別是牽涉到一些現今雙方學術界頗多關注所謂的敏感問題，譯著在忠於原著的前提下都能很好地處理，如此既保證了譯著的話語體系完整，從中也可看出譯者對中韓學界理念差異點的熟悉與掌握。當然，權教授原著依據現存韓、中、日史書的記載，對一些問題的探討，真正做到了學術研究應有的客觀真實。相信中韓雙方通過翻譯對方知名學者的學術著作，瞭解各自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看法，為更深入的學術交流創造條件。另外，原著中除過製作大量的表格之外，沒有看到插圖照片之類。而譯著在完整體現原著數十頁表格之外，還增加了例如「金仁問墓碑殘片」、「新羅聖德王陵」、「初月山崇福寺碑殘片」、「山東半島登州守城」、「甘山寺阿彌陀如來像」、「章懷太子李賢墓墓道東面《禮賓圖》」、「太宗武烈王陵碑龜趺螭首」、「《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書影」等關聯文物遺跡等照片，圖文並茂，有利於讀者解讀書中所要表達的內容。如此涉及的文物遺跡及其他關聯照片，如果可以找到更多切合書稿內容者，筆者認為還可再增加一些。
總之，正豪君將權教授的經典學術著作完整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為深入瞭解韓國古代史學界探討東亞歷史時期獨特的「遣唐使」現象提供了新的解讀和感受。筆者從權教授的原著及正豪君的譯著中學習到了很多，在此也感謝兩位學者付出的辛勞與努力，謝謝他們為東亞「遣唐使」研究領域產出的豐碩成果。期待正豪君在以後的學術探索歷程中再接再厲，翻譯更多韓國古代史方面的韓文名著，為中韓學術交流做出更大的貢獻。
是為序！
2021 年11 月8 日於西安南郊陋室書籍簡介
權悳永教授代表作，首度全面性將古代韓半島來唐使節界定為「遣唐使」！
古代韓半島諸國自隋唐起便定期向中國派遣使節，唐代尤以新羅最多：高句麗與百濟各派遣26回，渤海派遣119回，新羅則派遣178回，平均每1.6年便派遣一次。各國與唐朝的關係，先是在政治上藉由接受中國的冊封以實現國家安定，經濟上實行朝貢與回賜的物資交換形式，於文化上則進行佛教與儒教的交流，可見唐朝對於韓國古代史的展開有著深遠影響。
本書系統性探究新羅、百濟、高句麗與渤海國派往唐朝使節的往來涉及人員、職官設置、往來名目界定、陸海路線、往返所需時間及其在唐期間活動。全書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從中韓日三國的各類資料入手，不僅利用《三國史記》、《舊唐書》、《新唐書》、《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等傳統史料，更考察《三國史記》作者較少關注或無法看到的《續日本紀》、《唐會要》、《全唐文》、各類金石碑文、諸種僧傳資料以及羅唐文人的詩文集等，從中尋找古代韓半島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及渤海遣唐使的足跡；第二部分以史料為基礎，研究遣唐使團的組織形態和運作情況，以及使團構成人員的社會背景；第三部分是考證遣唐使的往返行路；第四部分將遣唐使的活動按照政治、經濟和文化三種類型進行探究。通過以上全景式的考察，試圖揭示韓國遣唐使在韓國古代史甚至整個韓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與意義。
★韓國學界研究古代韓中交流史的全景式百科全書〔最新增訂中譯〕
★權悳永教授代表作，首度全面性將古代韓半島來唐使節界定為「遣唐使」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拜根興教授專序推薦序
推薦序／拜根興（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去年9 月收到樓正豪君發來信息，希望我給他翻譯韓國學者權悳永教授的著作作序，不久收到譯著列印本，但當時卻有點為難。究其原因，權教授是韓國學界研究古代中韓關係史的代表學者，二十餘年前我在韓國國立慶北大學留學，權教授是博士論文答辯的五名答辯委員之一，他是我的座主；回國後我多次赴韓國學術交流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權教授亦頻繁來西安等地學術考察，我們時常見面。期間曾收到權教授贈送的《在唐新羅人社會研究》、《譯注 三國史記》（全五冊）、《新羅的大海：黃海》、《韓國古代金石文索引》，以及這部《古代韓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深切感受到權教授是一位專注學問、勤於耕耘、著作等身、熱情好客的學問大家。《古代韓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以下簡稱《遣唐使研究》）是最早收到的贈書，更因其主旨與我的專攻方向貼近，故在韓國撰寫博士論文過程中曾仔細拜讀過，也引用參考了許多。只是要我給權教授著作的譯本寫序確實感到有點唐突，這主要表現在深感自己在古代中韓關係研究領域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給之前學習參考過的著作作序是否妥當？即就是要作序，給留學時節同窗前輩（權教授也是韓國國立慶北大學畢業）、老師的書作序，是否有「僭越」不禮貌之嫌；雖閱讀過權先生的大著，正豪君全文翻譯，自己寫序能否將其詮釋到位？不過，一段時間過後，正豪君發來權教授的信件，看到權老師非常歡迎並極力推薦我給他的譯著寫序，而正豪君本人對此亦一再堅持，我和同學院的幾位同行老師談及此事，他們都說如果是譯著的話，就不要有過多的顧慮。就這樣，我對寫序的事情才有所釋意，覺得通過通讀譯著，也是一個和權教授再次交流、學習的機會。
當然，樓正豪君之所以能夠獲准翻譯權教授的著作，也和他博採眾長的學緣、扎實認真的治學，以及高水準的韓語讀寫翻譯能力有關。正豪君在西安長大，本科就讀於浙江大學中文系，碩士留學韓國著名高等學府高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階段又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深造。好像2008年左右，他就和我聯繫，還利用放假回家之間隙，專門到陝西師範大學找我。2010 年秋天，筆者出席有關中韓學界聯合在西安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正豪君擔當大會翻譯，贏得與會專家的一致好評。他亦曾多次陪同權悳永教授、卞麟錫教授、朴大在教授等韓國名流學者來西安等地參觀考察，我們見面都有交流。他撰寫有關高句麗移民的論文也在我們學校編輯的《唐史論叢》上發表，特別是正豪君的博士論文《朝鮮半島「羅末麗初」時期的禪僧研究》，和我的研究領域較為接近，故而談論的話題也多，時常為他的一些高論所吸引。正豪君最近幾年搜集寧波、舟山一帶的古碑石文獻，頗多辛苦，但收穫似很大，這些也是我非常關心的議題。總之，正豪君付出努力和辛苦，精心翻譯權教授的這部學術著作，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對中韓學術交流的一大貢獻，應該給予支援推介。
言歸正傳，先談談權教授的這部東亞古代史領域的經典名著所涉及問題。
《遣唐使研究》是權教授在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獲得博士學位的畢業論文，後經精心修改補充，於1997 年在韓國學術權威出版社一潮閣出版。記得2000 年夏秋之際，筆者應邀出席在韓國慶州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和權教授見面，當時榮幸地獲得權先生贈書。為不辜負贈書之雅意，筆者在回國之後的2003 年即撰寫書評，將其介紹到國內學界，評介文刊登於榮新江教授主編的《唐研究》大型學術集刊之上。就是說，在我評介該書的文章中，對權教授《遣唐使研究》已有較為詳細論述。在此特別需要提及的是，該書是韓國學界第一次全面完整，真正意義上將往來於朝鮮半島與唐朝的朝鮮半島使節界定為「遣唐使」，並做了充分論證的學術專著。同時，該書運用現存韓、中、日三國文獻及考古資料，並參照韓、中、日三國學界的已有研究，對涉及唐與新羅、百濟、高句麗使者往來涉及的人員、職官設置、往來名目界定、陸海路線、往返所需時間、在唐期間的活動等，均做了頗有建設性的論述，堪稱韓國學界研究古代韓中交流史全景式的百科全書。當然，我在評介文中也曾提到：「和韓國大多數學者一樣，權氏尊崇自上世紀初以來，韓國學界奉行的民族主義史學宗旨，依據新羅末留唐賓貢進士、著名文學家崔致遠〈謝不許北國居上表〉一文，以及朝鮮時代實學派代表人物柳得恭在《渤海考》中，將渤海、新羅關係界定為韓國古代史的『南北國時代』學說，進而把渤海歷史歸於韓國的歷史範疇；該觀點現已成為韓國學界的主流論點，一般的學術著作、通史，大、中小學的歷史教材都是如此表述的。針對這種觀點，我國著名東北亞古代史專家王小甫教授，已故王建群教授均有專文駁論，高句麗史研究專家耿鐵華等學者也曾在其論文中提及，韓國學界的文安植等人也對此提出疑問，故筆者不再贅言。」也就是說，權教授將渤海納入古代韓中外交史的範疇之內，這與中國學界的看法存在分歧。對此，我們應予以關注。
不過，雖然《遣唐使研究》出版已是二十餘年前的事情了，但仔細閱讀譯著，在原著的基礎上，權教授還增添了一些新的史料和內容，足見原著作者對出版中文譯著的重視。如第39 頁、第256 頁引用中韓學界有關「唐萬年宮碑陰題名」中，對赴唐新羅使節「金仁問」隨唐高宗前往萬年宮避暑關聯研究；第79 頁引用新出〈唐故振武監軍使贈內侍楊公夫人譙郡曹氏墓誌銘〉史料，探討唐僖宗乾符元年赴新羅傳達唐帝登基敕令事宜，彌補了中韓史書對唐僖宗在位期間唐與新羅往來記事絕少之欠缺；而這篇墓誌銘收錄於2005 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唐文補遺》第5 輯之中，顯然，其應為原著作者增加補充的部分。第131 頁探討陳子昂撰寫〈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提及的新羅人薛氏，引用韓國啟明大學盧重國教授〈新羅時代姓氏的分枝化和食邑制的實施：以「薛瑤墓誌銘」為中心〉（《韓國古代史研究》第23 輯，1999 年），這也是新增加的內容。除此之外，第170 頁原著作者引用他本人2011 年發表於《韓國史研究》第153 輯上的〈韓國「君子國」稱號的形成〉論文，第171 頁探討唐乾陵章懷太子墓《客使圖》壁畫中「鳥羽冠」使者所屬問題，引用韓國首爾大學盧泰敦教授2004 年在韓國該校出版部出版的《從「禮賓圖」看高句麗》一書，第185 頁引用筆者發表於《東北史地》2008 年第2 期〈百濟遺民禰寔進墓誌銘關聯問題考釋〉論文；第187 頁論述唐代杭州、明州擔當遣唐使往返主要港口事宜，引用原著作者2004 年發表的〈江蘇省、浙江省地方的新羅人遺跡和他的社會組織〉論文；第190 頁引用韓國東國大學尹明喆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鄭振述、原著作者本人2009 年、2012年刊出的論文。與此相同的事例在譯著第46 頁，第129 頁，第122 頁，第191 頁，第204 頁，第258 頁，第262 頁，第263 頁，第266 頁中都有明晰的詮釋。就是說，原著作者並非只是將二十餘年前的原著一成不變地拿出，而是做過精心的補充修訂，增加了學界研究的最新成果，進而某種程度上也使得本書站在這一研究領域的最前沿，成為迄今為止探討唐朝與朝鮮半島關係，即朝鮮半島古代遣唐使必須參考的集大成著作，當然也體現出原著作者對出版這部譯著的用心和努力。
對於正豪君的這部譯著，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推崇，並與譯著者共勉。
首先，中韓建交近三十年來，雙方的學術交流形式多樣，對雙方重要學術著作的翻譯介紹也多有呈現，體現出雙方學術交流的深度與潛力。毋庸置疑，學界對於韓國古代史名著的介紹翻譯還很不夠，在許多方面都有待加強。雖然韓國古代史的一些重要論文和論著也引起學者們的重視，但看到的譯著卻只有金相鉉《新羅華嚴思想研究》（敖英譯），張寅成《百濟的宗教與社會》（全瑩等譯）等寥寥數種。正豪君翻譯權教授的著作，無疑可讓國內不熟悉韓語的師生瞭解韓國古代史學界相關領域的「他山之石」，對韓國古代「遣唐使」的派遣制度、活動、往返路線等問題有更加明確的認識，促進國內學界古代中韓關係史研究的深入。
其次，這部《遣唐使研究》原著347 頁，翻譯為中文後A4 紙列印稿也有300 頁之多，又因原著為純正的歷史類學術著作，將其由韓語譯為中文，譯著者的辛苦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鍥而不捨的精神，這種曠日持久的冷板凳作業是不可能完成的。從譯稿總體看，譯者既忠實原著，在某些方面最大限度詮釋了作者所要表達的學術意境，又很好地將原著所要表達意思完整地呈現給讀者。不僅如此，經過譯者創造性的工作，譯稿高標準做到了譯著應當有的「信、達、雅」，更加符合中文讀者閱讀口味，這一點值得推崇和讚賞，相信讀者在閱讀這部譯著過程中也會感受到這一點。
其三，中韓學界對一千餘年前雙方的交往，特別是牽涉到一些現今雙方學術界頗多關注所謂的敏感問題，譯著在忠於原著的前提下都能很好地處理，如此既保證了譯著的話語體系完整，從中也可看出譯者對中韓學界理念差異點的熟悉與掌握。當然，權教授原著依據現存韓、中、日史書的記載，對一些問題的探討，真正做到了學術研究應有的客觀真實。相信中韓雙方通過翻譯對方知名學者的學術著作，瞭解各自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看法，為更深入的學術交流創造條件。另外，原著中除過製作大量的表格之外，沒有看到插圖照片之類。而譯著在完整體現原著數十頁表格之外，還增加了例如「金仁問墓碑殘片」、「新羅聖德王陵」、「初月山崇福寺碑殘片」、「山東半島登州守城」、「甘山寺阿彌陀如來像」、「章懷太子李賢墓墓道東面《禮賓圖》」、「太宗武烈王陵碑龜趺螭首」、「《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書影」等關聯文物遺跡等照片，圖文並茂，有利於讀者解讀書中所要表達的內容。如此涉及的文物遺跡及其他關聯照片，如果可以找到更多切合書稿內容者，筆者認為還可再增加一些。
總之，正豪君將權教授的經典學術著作完整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為深入瞭解韓國古代史學界探討東亞歷史時期獨特的「遣唐使」現象提供了新的解讀和感受。筆者從權教授的原著及正豪君的譯著中學習到了很多，在此也感謝兩位學者付出的辛勞與努力，謝謝他們為東亞「遣唐使」研究領域產出的豐碩成果。期待正豪君在以後的學術探索歷程中再接再厲，翻譯更多韓國古代史方面的韓文名著，為中韓學術交流做出更大的貢獻。
是為序！
2021 年11 月8 日於西安南郊陋室書籍簡介
權悳永教授代表作，首度全面性將古代韓半島來唐使節界定為「遣唐使」！
古代韓半島諸國自隋唐起便定期向中國派遣使節，唐代尤以新羅最多：高句麗與百濟各派遣26回，渤海派遣119回，新羅則派遣178回，平均每1.6年便派遣一次。各國與唐朝的關係，先是在政治上藉由接受中國的冊封以實現國家安定，經濟上實行朝貢與回賜的物資交換形式，於文化上則進行佛教與儒教的交流，可見唐朝對於韓國古代史的展開有著深遠影響。
本書系統性探究新羅、百濟、高句麗與渤海國派往唐朝使節的往來涉及人員、職官設置、往來名目界定、陸海路線、往返所需時間及其在唐期間活動。全書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從中韓日三國的各類資料入手，不僅利用《三國史記》、《舊唐書》、《新唐書》、《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等傳統史料，更考察《三國史記》作者較少關注或無法看到的《續日本紀》、《唐會要》、《全唐文》、各類金石碑文、諸種僧傳資料以及羅唐文人的詩文集等，從中尋找古代韓半島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及渤海遣唐使的足跡；第二部分以史料為基礎，研究遣唐使團的組織形態和運作情況，以及使團構成人員的社會背景；第三部分是考證遣唐使的往返行路；第四部分將遣唐使的活動按照政治、經濟和文化三種類型進行探究。通過以上全景式的考察，試圖揭示韓國遣唐使在韓國古代史甚至整個韓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