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浪群雄02:那些做電影的人 | 拾書所

潮浪群雄02:那些做電影的人

$ 495 元 原價 550

 

 

「台灣電影新浪潮」這群人,這麼多年來,
仍然秉持著始終如一的精神,熱情從未止息。

2023小莊最新創作《潮浪群雄2》
記錄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浪潮40年
致 那些拍電影的人
明驥、吳念真、小野、楊德昌、侯孝賢、朱天文、陳坤厚、張艾嘉……陸續登場
1983年《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

廖慶松(電影剪接師,包括《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
陳懷恩(電影攝影及導演,《練習曲》《逍遙遊》《如歌的行板》)
褚明仁(資深電影記者,《少年?,安啦!》《悲情城市》《油麻菜籽》數位修復發行統籌、現任年代國際(香港)公司 執行長)
鄭秉泓(影評人、《台灣電影變幻時:尋找台灣魂》作者)
王祖鵬(粉專「地下電影」經營者)
孫松榮(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電影創作學系合聘教授)

──齊聲推薦

新電影的「新」就是勇敢踏出一大步,要成為世界第一!──楊德昌
小莊透過人物的誇張表情和情境的描繪設計,加上迷人的光影和色彩,真實重現了那個發生在四十年前的故事。雖然我都知道後面的故事,但仍然迫不及待想看下一集。──小野
身為電影工作者,這本書帶給我繼續走下去的莫大動力!──蔡珮玲
如果《光陰的故事》是興中會,《兒子的大玩偶》就是同盟會,革命就發生在一個最不可能發生的地方。──詹宏志
《潮浪群雄》的故事場景主要就在那間辨公室裡,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仙走了,龍隱了,時代就消失了。小莊的畫作讓我的思緒又重回那間辦公室:那時我們都還年輕,還有好多好多歌想唱,如今歌聲雖已喑啞,卻還是慶幸日子曾經那樣閃亮過。──藍祖蔚

1980年代的台灣,威權體制式微,民風逐漸開放。由黨國掌控的電影龍頭─「中央電影公司」也開始面臨巨大挑戰,從市場對「政治正確」的歷史鉅片反應疲軟,到電影內容在威權與民主間,那個拉扯而模糊的審查界線不知如何拿捏。時任「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的政戰少將明驥,大膽聘用兩位非電影專業的「文青」:在地文青吳念真、海歸文青小野,進行改革,在少將的鼓勵與兩位文青的熱忱下,屢次衝撞體制並與諸多當時的新銳導演合作。這段期間,不僅台灣電影圈逐漸形成一股風潮,更多次於國際上獲獎,翻轉台灣電影人的視野,更成為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推手。

電影新浪潮與台灣文學的碰撞

一批年輕作家如吳念真、小野、朱天文、朱天心、廖輝英等人,紛紛投入編劇的工作,新生代導演向台灣文學取經,碰撞出新火花,走向社會寫實題材,開啟了台灣電影與作家之間相互輝映的創作時期。
台灣新電影從《光陰的故事》(1982)開始,《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風櫃來的人》、《油麻菜籽》、《冬冬的假期》、《青梅竹馬》、《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恐怖份子》、《尼羅河女兒》、《悲情城市》等,這股浪潮開啟了另一種電影美學與影像的世界觀,為台灣電影創造歷史定位。尤其在1989年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後,更奠定了台灣新電影創作者的歷史地位。

【內容介紹】
1983年的西門町,漢中街116號,中影6樓辦公室,浪潮正悄悄成形……
《光陰的故事》與《小畢的故事》接力為台灣電影注入了一股活力。

第二集講述台灣新電影突破困境,即將起飛,當時距離解嚴還有四年,社會上有股渴望改變的氛圍,電影彷彿提前解放了。
由陳坤厚導演與侯孝賢編劇合作《小畢的故事》開始,為了籌拍本片,面臨資金不足的窘境,侯孝賢賣掉永和的房子,從三樓搬到四樓用租的;陳坤厚也拿房子去銀行抵押,兩人合出了兩百萬。
《小畢的故事》上映後在藝術與票房紛受好評,榮獲1983年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影片、最佳編劇等三項大獎。

小野跟吳念真提議把目標放在改編本土文學作品……選了作家黃春明,他寫了很多台灣人在地生活的故事!決定以〈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蘋果的滋味〉三篇上呈。片名就叫《兒子的大玩偶》。然後他們兩個就親自開車到宜蘭拜訪作家黃春明,為取得他的同意。並找了曾壯祥、萬仁、侯孝賢三位擔任導演。
侯導找了大家在明星咖啡館二樓談劇本《光陰的故事》導演們也都來了……這群新導演開始交流,相互影響,形成一股嶄新的創作能量。
這樣的變化即將形成台灣電影的新浪潮……
那時在濟南路二段69號,楊德昌的家,當時許多文化、戲劇、音樂人士的聚會場所,新導演們時常聚集在此聽故事、講故事,許多電影的想法與內容由此而生……
1983年4月18日,由於楊德昌堅持要在《海灘的一天》中用外聘新攝影杜可風、藝術指導,引發與中影的衝突……最後,由張艾嘉引進介紹與香港電影公司合作。
當時電影審查制度仍然保守,要求修剪,導致《兒子的大玩偶》上映前,引發輿論「削蘋果事件」,聯合報記者楊士琪寫了「兒子險些失去玩偶」、「中影削好蘋果再送審」兩篇專題。
媒體人為了對抗審查制度紛紛揭竿而起,讓長期被威權體制壓迫的創作空間,有了鬆動的契機,樹立了台灣新電影的反叛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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