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梳史料,以清儒姚瑩、梁廷枏、魏源為例,看19世紀中葉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傳統儒教菁英的思維中,「教化」是國家與儒者的當然責任,不過19世紀初,卻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主張包容非儒教的族群。道光帝便曾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河南的清真寺;而1840年代的戰爭以後,這樣的「包容」仍然遍及於基督宗教,更有一些儒者系統地解釋了「包容」異教的必要性。
相較於16-17世紀的明國和日本,這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16-17世紀,江南的明儒和佛教徒因強烈的危機意識,銳意排斥基督宗教,不惜以武力相抗;同一時期,江戶幕府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禁絕以十萬計的基督徒,徹底「鎖國」、「禁教」。
在本書中,我們則會看到19世紀中葉,曾接觸許多歐洲國家的官員姚瑩(1785-1853),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種,主張包容不同的宗教風俗;痛恨「異端」的魏源(1794-1857),也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