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1724~1805)，清學者、文學家，字曉嵐，河北獻縣人，乾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傳統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就凝聚在一枚小小的古銅錢中，外面圓圓的，中間是棱角分明的方孔。它寓示著外圓內方的做人道理。方和圓，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理解，有不同的定義。方，做人的正氣，優秀的品質；圓，處世的技巧，圓滑的行動。方，原則性；圓，靈活性。方，有棱有角；圓，圓滑世故。方，個體與群體的對立；圓，個體與群體的統一等等。 一個人如果過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將碰得頭破血流；但是一個人如果八面玲瓏，圓滑透頂，總是想讓別人吃虧，自己佔便宜，必將大叛離親。因此，做人必須方外有圓，圓中有方，外圓內方。成功要訣就是精通何時何事可方，何時何事可圓，方圓如何相濟。 紀曉嵐身處清朝由盛而衰、由治而亂的過渡時期，以天縱之聰明，在複雜多變的封建官場中，隨機應變，方圓相濟，上得天道，下媚黎民，生前顯赫，死後留芳。他傳奇般的成功就在於他巧妙地將方與圓有機地結合起來，達成了天理與人欲、品德與才華、生活與事業、為學與為官等一系列看似對立的事物之間的高度統一。從方圓的角度來看待紀曉嵐的為人處世之道，可以發現： 就人際交往而言，紀曉嵐認為，一個人與最要好的朋友之間，也有對立面；與最仇恨的敵人之間，也有依賴面。處理好人際關係，主要就是根據彼此依賴面大還是對立面大，巧妙地把握方與圓的轉化。 就事業與生活的關係而言，事業宜方，生活宜圓。紀曉嵐認為，只有自由自在的人生才能快樂無比，也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恬淡自守、清心寡欲是一種高尚的氣節，然而過分冷淡避世，則會毫無抱負，無法救助世人，報效天下。嘔心瀝血，兢兢業業是一種美好的品德，然而過於忙碌苦做，則會喪失人生樂趣，無法陶冶情操。 就思想與行動的關係而言，思想宜方，行動宜圓。人的思想往往與行動有著很大的距離，思想上考慮成熟的東西有時卻無法轉化為行動；情感也往往與理智不能和諧，理智上認為正確的，但情感卻執拗地與它相抵觸。紀曉嵐認為，要解決這種矛盾，就要以行動之圓助思想之方，要善用高尚的思想來提高行動的價值，善用圓滑的行動來落實先進的思想。 就天理與人欲的關係而言，紀曉嵐認為理就在欲中。宋明理學家的一個基本觀念，是將天理與人欲視為對立，要體現天理，就必須排斥人欲。紀曉嵐認為這無異以理殺人，理者，存乎欲者也。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主張以情來統治理。他不僅僅停留在理論上，而是和魏、晉時的知識份子一樣，把理論在行為中付諸實踐，其放蕩與曠達，與阮籍、嵇康有神似之處。 就德與才的關係而言，紀曉嵐認為，看其事功。儒家傳統，重德而輕才，司馬光說：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曹操心目中賢的標準，恰與儒家所持者相反，重才不重德。曹氏認為有德行的人，未必能進取，能進取的，未必有德行。紀曉嵐認為：有德行中的偉人，也有功業中的偉人，漢、唐英雄，於德行雖有虧，但他們創造了歷史，影響了人類的命運，我們不應忽視其偉大之處。 就為學與為官的關係而言，紀曉嵐認為，做學問要方，做官要圓。做官與做學問並不矛盾，方圓相濟，相得益彰。紀曉嵐不僅在學術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仕途上也志得意滿。這與他善於運用方圓之道是分不開的。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宜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時，待人接物應嚴正剛直，當政治黑暗天下紛亂時，待人接物應圓滑老練；當國家行將衰亡的末世時期，待人接物就要剛直與圓滑並用。 當然，紀曉嵐隨機應變的方圓之道還有很多，打開本書，你可以細細品味，領略其精微神奇之處，相信你定可以從中悟出適合自己的方圓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