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後，中國知識分子依舊在原地打轉，討論帝制和憲制。
一百年前，宋教仁和孫文關於內閣制和大總統制的分歧，在今天的台灣繼續上演。
台灣已經超越1911年革命的起點，但未能擺脫它建立的法統。
中國早就放棄它的法統，但最終要回到革命的起點。
1911年的辛亥革命（支那革命）至今已經一個多世紀。關於革命的重要性、定位和詮釋，已經被國共兩黨的黨國史觀鎖定。對台灣大部分讀者而言，國父孫中山推翻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建立共和國家，這一形象透過歷史課本而深入人心。但關於國母宋慶齡「始終堅定的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卻幾乎隱晦不談。而中國的官方詮釋則是，辛亥革命的侷限和失敗，彰顯出共產革命的必然；故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無疑也尊奉辛亥革命為現代中國的起點。
在這一正統史觀下，支那革命和孫中山經過各種刪減、裝扮和粉飾，而最終變為現代中國的政治神主牌。
本書《支那革命的真相》，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