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官至高郵知州，晚年棄官歸隱，潛心佛學。他是中國歷史大轉折時期的英才翹楚，是在近代中國一片混沌中率先「開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他認為論學應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提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變法主張，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他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代表了一代知識分子對家國出路的深切思索，開啟了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端緒，振聾發聵，聲徹寰宇；他對近代中國發展道路的天才式思考令人驚奇；他開放的心態，學以致用的精神，時至今日，仍不過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