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衡谷川的整體作品，在語言和形式上以散文呈現的《定義》可說是他尋求改變和對當時既有的創作手法陷入危機感的產物。對谷川而言，雖說「語言是一種技術和職業工具」，而且還經常與他「生活的真實相抵觸」，但嶄新的語言可以說是他的宗教。他曾說過：「在科學家們讓嶄新的航艦飛向宇宙時，詩人讓嶄新的語言走向世界。在宇宙的沉默中，它們同樣是一種武器，一種讓人類存續的武器。」
在谷川近七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對語言的求新求變是非常迫切的。這也使他很難在創作上滿足或沉湎於一種固有的創作手法，完全以不同手法創作的《定義》就是這種追求的最好體現。這種「喜新厭舊」的創作哲學使他不斷地自我進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谷川之所以持續不斷向讀者呈現嶄新的作品，也與他的這種追求分不開。
單從《定義》的語言特點來看，它的反詩歌行為一目了然。這種行為首先體現在它的語言形式上。為了清楚地表達出一個意義，或者說清楚地為一個意義的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