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真杉靜枝生於日本，
長於日治期的台灣
真杉靜枝始終擺盪於美麗島與敷島兩個故鄉之間
既是過客，也是歸人
殖民地台灣，形塑了真杉靜枝的「台灣代言者」作家形象，同時也成就其洞察帝國之眼。吳佩珍的《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真杉靜枝的「『私』小說」書寫，可說是她的美麗島私史。第二部：戰爭期國策文學，則再創其「台灣書寫」的高峰。第三部：戰後的「台灣引揚者」書寫，如實地勾勒日本帝國興衰起落的圖騰，從「殖民者」到「被殖民者」兩極的人物形塑，道盡日本敗北、美國君臨的現實。
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透過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鮮明地呈現其家族史與國族史和「殖民地台灣」錯縱複雜的糾葛關係。
目次
「台灣與東亞」發行旨趣╱陳芳明
序章
第一部 「私」小說與「私小說」書寫
第一章 真杉靜枝的自傳小說與「台灣」記號的反覆：論〈女兒〉、〈某個女人的生平〉
及其衍生文本
第二章 殖民史？羅曼史？：真杉靜枝、武者小路實篤、中村地平與台灣的文學交涉
第二部 台灣書寫的黃金期：「國策文學」的明與暗
第三章 言與不言之間：「國策文學」的協力與隱喻
第四章 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
第五章 台灣皇民化時期官方宣傳的建構與虛實：論真杉靜枝「沙韻之鐘」翻案作品
第三部 帝國與帝國之間
第六章 鄉關何處？：真杉靜枝「花樟物語」的台灣再現與變化
第七章 日本帝國崩壞與美國霸權君臨：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一九四六─一九五○年代）
「台灣與東亞」發行旨趣
陳芳明
「東亞」觀念進入台灣學術界，大約是近十年的事。但歷史上的東亞，其實像幽靈一樣，早就籠罩在這海島之上。在戰爭結束以前，「東亞」一詞，挾帶著相當程度的侵略性與壟斷性。它是屬於帝國主義論述不可分割的一環，用來概括日本殖民者所具有的權力視野。傲慢的帝國氣象終於禁不起檢驗，而在太平洋戰爭中一敗塗地。所謂東亞概念，從此再也不能由日本單方面來解釋。尤其在跨入一九八○年代之後，整個東亞地區，包括前殖民地的台灣與韓國，開始經歷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改造與民主政治變革。一個新的東亞時期於焉展開。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學界，開始浮現「後東亞」一詞，顯然是相應於後結構主義的思考。所謂「後」，在於強調新的客觀條件已經與過去的歷史情境產生極大差異。在新形勢的要求下，東亞已經成為一個複數的名詞。確切而言，東亞不再是屬於帝國的獨占，而是由東亞不同國家所構成的共同觀念。每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站在自己的立場重新出發，注入殖民時期與戰爭時期的記憶，再定義東亞的政經內容與文化意涵。他們在受害的經驗之外，又具備信心重建主體的價值觀念。因此東亞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概念，不僅要找到本身的歷史定位，同時也要照顧到東亞範圍內不同國籍知識分子所提出的文化反省。
東亞的觀念，其實富有繁複的現代性意義。所謂現代性，一方面與西方中心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方面又與資本主義的引介有相當程度的共謀。當台灣學界開始討論東亞議題時，便立即觸及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在歷史上不斷受到帝國支配的台灣，不可能永遠處在被壓抑、被領導的位置。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學界開始呈現活潑生動的狀態，許多學術工作已經不能只是限制在海島的格局。凡是發出聲音就必然可以回應國際的學術生態，甚至也可以分庭抗禮。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不僅台灣要與國際接軌，國際也要與台灣接軌。
「台灣與東亞」叢刊的成立，正是鑑於國內學術風氣的日漸成熟，而且也見證研究成果的日益豐碩。這套叢刊希望能夠結合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嘗試探索東亞議題的可能性。無論是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專業訓練，都可以藉由東亞作為媒介，展開跨領域的對話。東亞的視野極為龐大，現代性的議題則極為複雜，尤其進入全球化的歷史階段，台灣學術研究也因而更加豐富。小小的海島，其實也牽動著當代許多敏感的議題，從歷史記憶到文學審美，從環保行動到反核運動，從民主改革到公民社會，從本土立場到兩岸關係，從經濟升級到勞工遷徙，無不細膩且細緻地開啟東亞思維。本叢刊強調嚴謹的學術精神，卻又不偏廢入世的人文關懷。站在台灣的立場，以開放態度與當代知識分子開啟無盡止的對話。
序章
真杉静枝一九○○年（戶籍資料為一九○一年）生於日本福井縣，是父親真杉千里與母親黑川密伊（みつい）婚前的「非婚生子女」。根據十津川光子《悪評之女──愛與悲傷的生涯》敘述，真杉千里在明治三○年由福井師範學校畢業，至真栗的清水小學任教時，結識黑川密伊。當時真杉千里已有內緣關係的妻子，但卻讓黑川密伊懷了真杉靜枝。真杉千里不顧雙親反對，離開當時已懷有身孕的內緣妻，在真杉靜枝出生之後才與密伊正式結婚。不僅因為前述的原因，更因為真杉家族在德川幕府時期原為福井藩士，而密伊是商家的女兒，因身分階級不同而讓真杉的母親受到夫家的排斥。在這樣的情況下，真杉千里決定與妻兒遠渡台灣展開新生活，真杉靜枝之後也隨父母赴台。抵達台灣之後，真杉千里起初擔任學校教師，後轉任神社神官。根據筆者調查發現，真杉千里最早在台灣發表的文章是一九二七年八月廿八、廿九日刊登於《台灣日日新報》的〈關於台灣的神社（上）（下）〉（台湾における神社に就いて），主要主張台灣神祇史要如何開拓整理。自文章內容推敲可知，其當時已經開始擔任神官。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南麻豆的曾文神社落成，便開始擔任此神社神官，直到日本敗戰為止。一九三九年真杉靜枝偕同中村地平訪台，真杉在此時期的小說以及隨筆中提及的台灣家中神社，應該就是曾文神社。
真杉靜枝十一歲時，因父親在台灣罹患風土病，一度舉家遷回千里的鄉里福井縣。在此地的小學校度過兩個學期之後，正當舉家預備再次渡台，祖父突然腦溢血過世。處理完祖父後事並安頓祖母的生活之後，由於當時密伊已懷有身孕，真杉因此與母親一起回到大阪的娘家，之後再次渡台與父親會合。十八歳左右她在父母安排之下結婚，但由於無法忍受父母之命所安排的婚姻生活，之後便離開台灣，投靠大阪的外祖父母。爾後進入大阪毎日新聞擔任記者，因工作上採訪的關係結識武者小路実篤，進而開始從事寫作，登上日本文壇，是少數經歷殖民地台灣生活並且以此經驗做為寫作題材的日本女性作家。武者小路是真杉在文學以及繪畫藝術的啟蒙恩師，她登上日本文壇的契機，可說是拜武者小路實篤之賜。兩人的戀愛關係雖僅止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前後，武者與真杉在文學上的交涉往來，卻一直持續至真杉逝世之前。除了武者小路之外，真杉靜枝與中村地平的戀愛關係最為人所熟知。兩人的戀愛關係，終因中村的雙親反對，而在一九三九年二人相偕訪台之後告終。一九四二年真杉與芥川賞得主中山義秀結婚，這段婚姻關係維持至一九四六年。與中山的婚姻破裂，部分原因可能來自中山對真杉施以家庭暴力，這從真杉靜枝的「私小說」作品中可窺見。此外，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後，真杉靜枝長期定居台灣的父母以及妹妹一家人，成為「引揚者」回到日本，投靠當時已定居於鎌倉的真杉，成為她的經濟重擔。妹妹勝代因丈夫早逝，在殖民地台灣時期便已成為未亡人，獨自撫養三個孩子。此時勝代從戰場復員的兩個兒子與女兒也都與真杉一家同住。中山義秀前妻所留下的一男一女，戰後也自母親娘家東北返回東京。在戰後糧食狀況緊迫下，與勝代的兒女發生糾紛，也成為真杉與中山義秀決裂的導火線。這些經過，在真杉靜枝同時期的作品中有一定程度的呈現。戰後真杉靜枝為核爆受害少女的救濟運動奔走，同時獲得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聲援。這應是在文業之外，其所參與的最為人知的社會運動。一九五五年六月二九日，真杉因癌症逝世於東京大學醫院小石川分院。
真杉靜枝的傳記對於真杉靜枝研究中對其形象的型塑，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除了她自身在戰後出版的自傳小說之外，其所有相關傳記都在她死後出版。包括石川達三《花之浮草》（花の浮草）（新潮社，一九六五年）──其曾以日人移民至巴西為題材的小說《蒼氓》獲得第一屆芥川文學獎；火野葦平〈寂寞的歐洲女王〉（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愛與悲傷的生涯》（悪評の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以及林真理子的《女文士》。石川的《花之浮草》於一九六五年出版，以女主人公伊澤春江（真杉靜枝）的生涯始末為主題。石川達三以充滿惡意攻擊的筆調型塑真杉靜枝的「惡女」形象，可看出其企圖以男性觀點的「性道德」標準，將真杉靜枝妖魔化。最顯著的例子，可從故事中的小說家古林篤磨（以武者小路實篤為藍本）為有意從事寫作的女記者伊澤春江所吸引的描寫看出：「伊澤春江無論在精神上或肉體上有許多不潔的部分，但同樣也擁有年輕人特有的潔癖。古林不過是任意高估了春江」，「對於春江這樣的女人而言，什麼樣的行為是沒有常識的？怎樣的行為可引起別人的注目？此外，如何才能讓她快樂同時滿足？……那便是情事。戀愛事件。她一生當中與十個以上的男人有過戀愛關係。即使她的做法，從他人的眼中看來無論如何滑稽，她總無法擺脫這樣的愚昧。古林先生是第一個，但也只不過是十個人當中的其中之一。」。作者石川也藉當時記者對伊江進行以下評價：「她只不過利用古林，她就是那種女人。似乎總想著如何利用男人。那個女人所謂的魅力，不過是自我如此意識罷了。那最令人討厭。此外，又非常厚臉皮，到處跟人借錢，看來似乎也沒有什麼貞操觀念，如果有的話，不會一開始便成為古林的小老婆」。《花之浮草》出版當時，石川達三在《讀賣新聞》敘述自己的寫作動機：「我寫了那個人，是因為我覺得那特殊的人生樣式有趣。她的一生，是某種失敗人生的典型。既有魅力也有才華，也可說她曾經努力過，然而卻失敗了。原因應該歸咎於她對於任何事物都缺乏誠實與誠摯吧。對此，也不得不以否定的態度以對。批判古林偽善，那只不過是魚池之殃的結果」。從石川達三的敘述可感受他的惡意攻訐，也可看出他對真杉的「偷窺趣味」。
前行研究對於這樣的描寫並非毫無批判。出生於台灣，同時曾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灣生」蜂矢宣朗指出：「總而言之，真杉靜枝的形象與《花之浮草》當中的呈現有極大的不同。當然我不認為真杉靜枝是純情惹人憐愛的女性，但《花之浮草》所描寫的惡女形象是有些過分了」。而日本女性文學研究者尾形明子則對石川達三《花之浮草》所型塑的真杉靜枝形象，提出嚴正的抗議：「我不敢相信這本評傳竟沒有遭到名譽毀損的控告，居然還幾度再版，能夠允許這樣的作品的日本文學，層次之低，令我感到絕望。」
稍後出版的十津川光子的《惡評之女──愛與悲傷的生涯》（悪評の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虎見書房，一九六八年一月），則被視為替真杉靜枝形象復權的傳記。十津川對石川達三的《花之浮草》，做出如下的評價：「真杉靜枝死後十年，以她為藍本的小說《花之浮草》，宛若將靜枝纖細的手腕反綁，從天花板垂吊下來般，毫不留情」。十津川光子的《惡評之女》透過真杉靜枝的妹妹勝代，直接採訪家屬，是從家屬視點出發的傳記。書中披露真杉的妹妹道野勝代給自己的來信，顯示這本傳記某些意義上是為真杉靜枝家屬代言，對世間流言蜚語的抗議：「家姐過世很快地已近十年了，這當中，文壇的大作家先生們寫了種種關於家姐的事，讓我非常悲傷。雖然我也聽說戴上假面的醜惡，才反倒能浮現內部的真實，是所謂赤裸裸的呈現。然而〔按：家姐〕真正的情感，我認為只有我才能感受。即使已經過了十年的現在，家姐的單純隨著歲月流逝越見彌新，鮮明地打動著我的心。」也因此這部傳記，可說是真杉家族為了被日本文壇男性作家所「妖魔化」的真杉靜枝，提出抗議的平反之作。真杉靜枝傳記小說中出版時間較新、且最為人知的，應該是林真理子的《女文士》。小說設定以真杉的秘書眼中的真杉靜枝形象為主軸，雖然此傳記小說也參照了真杉同時期作家的論述，但基本上不離石川達三、火野葦平等男性作家的「暴露趣味」基調，小說附錄的解說同樣不出此範疇。此解說由真杉前夫中山義秀的女弟子安西篤子執筆。她指出，林真理子的真杉靜枝傳記對真杉的評價可歸納出三點： 一、真杉靜枝是美女。二、真杉體弱多病。三、雖然有高知名度，但卻沒留下業績──這樣的傳記評價，顯然未從真杉的作家身分來考量評斷。而中山義秀與真杉靜枝離婚後交惡，從此將真杉從自己的年譜完全抹煞一事來看，中山義秀的弟子對真杉靜枝的評價是否客觀，也有待商榷。而以上的描述證明了安西的發言具特定立場而且偏頗。正因如此，林真理子的真杉傳記未能脫離有色眼鏡的框架，而被評論為：「即使描繪出令人同情的真杉靜枝，但卻毫無作家真杉靜枝的身影」。除了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之外，幾乎所有真杉靜枝的相關傳記都對這位女作家給予負面評價。這樣的狀況不僅突顯這位出身殖民地台灣的女作家所遭受的污名化超乎常理，各部傳記對其文業的評價幾乎可說是近乎抹殺。
真杉靜枝登上日本文壇的處女作，為一九二七年八月發表於武者小路的創刊雜誌《大調和》的自傳小說〈站長的少妻〉（駅長の若き妻）。此短篇小說描寫日本女性在台的婚姻生活以及在台日人共同體的黑暗面，這個主題也成為其初期台灣書寫的基調。正式進入文壇後陸續出版的小說集，包括處女小說集《小魚的心》（小魚の心）、《雛雞》（ひなどり），都受到武田泰淳等同時期日本作家的讚賞。《小魚之心》（小魚の心）（一九三八年）所收錄的〈南海的記憶〉（南海の記憶）、〈南方之墓〉（南方の墓），便是真杉台灣書寫的初期代表作品，主要以在台日人共同體中的日本女性為主題。隨著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日本文壇的言論自由以及創作自主性實際上逐漸遭受箝制，配合國策的文學作品也日漸增多，真杉靜枝參加的「女流文學者會」也在此新體制下，被收編成為政府文化部門的一部分。此時期國策文學中所出現的「南進基地」台灣的形象塑造，同樣成為真杉靜枝此時期作品中重要的主題之一。隨著局勢改變的台灣定位，也讓真杉此時期的台灣描寫產生變化。《囑咐》（ことづけ）（一九四一年）以及《南方紀行》（一九四一年）二部作品集，收錄了小說以及一九三九年訪台期間的見聞隨筆，時間正值日本推行「南進政策」，反映台灣日益重要的戰略地位。二部作品的「國策文學」色彩濃厚，主題多環繞同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即使如此，其描寫主題中心依然沿襲初期的「台灣殖民地女性」，只不過描寫對象已從在台日人共同體轉移至包括原住民的臺灣人內部社會。被貼上「國策小說」標籤的這些作品，與大部分國策小說的遭遇雷同，時至今日幾乎都為人遺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不再是其殖民地的一部分。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在戰後初期仍是真杉靜枝的寫作題材。一九四六年發表的〈花樟〉（《東北文學》（一九四六年三～四月））、〈左門治與千代〉（《東北文學》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及〈連理〉（《女人藝術》（一九四九年一月））的「花樟物語」系列作品，依舊以台灣為寫作題材，但其中投射於台灣的視線，已與她在一九四○年代國策文學時期的台灣書寫大相逕庭。從台灣殖民政策的批判指涉日本帝國的敗北，此系列作品的第一部寫於一九四六年三─四月，即日本宣佈戰敗之後的七個月。真杉的意識形型態轉變之快令人詫異，不過，這也暗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牢附在真杉靜枝一九四○年代作品的國策文學標籤是否合宜。此外，現有研究（雖然極為少數）對其戰時台灣書寫作品的解讀是否適切的問題，也應一併重新商榷。真杉靜枝此時期的台灣書寫，除了以回顧個人家族史的形式，企圖與日本帝國的台灣殖民史做連結之外，在此延長線上的主題，尚有探討來自台灣殖民地「引揚者」的作品《思念的那人》（思はれ人）（一九四六年）。此作品主要探討在日本敗戰、帝國崩壞後，被迫從台灣返回日本故鄉的「引揚者」，如何在因戰爭而化為廢墟的東京求生存，以及在戰前殖民地台灣發生的糾葛如何延伸到戰後的內地。此外，還有意味著戰後的再出發，回顧台灣與自己生平的自傳小說〈某個女人的生平〉（ある女の生立ち）（《新潮》，一九五三年五月）。除了台灣的題材之外，真杉靜枝也聚焦於帝國崩壞之後，自外地被迫返台的「引揚者」，其歸鄉之後的身分認同與故鄉回歸的問題，而這些作品與此時期的台灣書寫，有同時進行交互參照以及檢討的必要。
日本戰後實質上進入了GHQ（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託管，正如John Dower在《擁抱敗北》（Embracing Defeat）（二○○○年）所描述的戰後日本，在美軍的占領下，戰後新民主主義以及美國文化與價值觀的新風潮，快速地吹進了日本。真杉靜枝的作品對新君臨者的描寫呈現的奇妙景象，在於其幾乎無違和感，快速地擁抱美國文化。然而即便如此，卻絕非毫無批判。日本戰後的俗諺稱變得強韌的是「絲襪與女人」，但這並不能單純還原與解釋真杉靜枝作品戰後的變化。觀察從戰前到戰後真杉靜枝的書寫主題，便會發現語言、人種、文化的混種性要素，是其作品一貫的重要特徵。而這與其殖民地台灣的成長背景有極密切的關係。海島台灣在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前，群居此的族群便絕非單一。成為日本殖民地後，來自日本境內南北各地的人群匯集，殖民地的混種性（hybridity）要素更以語言、人種、文化的多樣化形式呈現。這樣的台灣殖民地環境生活經驗，對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為何能無違和感地擁抱新君臨者的語言與文化，應該不無關係。也因此，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成為檢視其台灣書寫經驗時不可或缺的對照軸。
即使在殖民地文學研究的全盛期，真杉靜枝並未受到太多的矚目，先行研究也不多。這與真杉豐富的創作數量、多樣化的書寫主題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樣的傾向突顯出：無論是文壇定位還是書寫主題，在日本文學史及台灣文學史都找不到真杉的容身之處的事實。真杉靜枝的生平和創作歷程，與「殖民地台灣」的元素、及其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背景有極大的關係，這對她文學特質的形成也有極深刻的影響。真杉的文學特質，從其創作初期便可窺見台灣殖民地的「混雜性」特徵，同時也可見於她在殖民地台灣以外的書寫主題。也因此，如果僅鎖定台灣為主題的作品探討其殖民地台灣書寫的定位，不僅容易讓真杉文學的台灣再現陷入後殖民論述中「政治正確」、「公平正義」掛帥的既教條又僵化的結論，也難以具體呈現其作品中自日本帝國統治到帝國崩壞的「殖民地台灣」形象的變化軌跡。如此不僅難以看出「殖民地台灣」在真杉文學的定位，也難以與她書寫的其他主題對照比較。
真杉靜枝的先行研究中，日文文獻方面，有李文茹以真杉靜枝、坂口礻零子以及山部歌津子三位日本女性作家的殖民地台灣為主題的作品，進行概括性的介紹，並主要由性╱別的視點進行分析。論及真杉靜枝的部分，首先探討她初期的台灣書寫到戰時台灣書寫之間的變化，與自我的「日本人」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李認為真杉此時期的台灣書寫，將台灣喻為「南方墳墓」，讓台灣殖民地成
真杉靜枝生於日本，
長於日治期的台灣
真杉靜枝始終擺盪於美麗島與敷島兩個故鄉之間
既是過客，也是歸人
殖民地台灣，形塑了真杉靜枝的「台灣代言者」作家形象，同時也成就其洞察帝國之眼。吳佩珍的《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真杉靜枝的「『私』小說」書寫，可說是她的美麗島私史。第二部：戰爭期國策文學，則再創其「台灣書寫」的高峰。第三部：戰後的「台灣引揚者」書寫，如實地勾勒日本帝國興衰起落的圖騰，從「殖民者」到「被殖民者」兩極的人物形塑，道盡日本敗北、美國君臨的現實。
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透過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鮮明地呈現其家族史與國族史和「殖民地台灣」錯縱複雜的糾葛關係。
目次
「台灣與東亞」發行旨趣╱陳芳明
序章
第一部 「私」小說與「私小說」書寫
第一章 真杉靜枝的自傳小說與「台灣」記號的反覆：論〈女兒〉、〈某個女人的生平〉
及其衍生文本
第二章 殖民史？羅曼史？：真杉靜枝、武者小路實篤、中村地平與台灣的文學交涉
第二部 台灣書寫的黃金期：「國策文學」的明與暗
第三章 言與不言之間：「國策文學」的協力與隱喻
第四章 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
第五章 台灣皇民化時期官方宣傳的建構與虛實：論真杉靜枝「沙韻之鐘」翻案作品
第三部 帝國與帝國之間
第六章 鄉關何處？：真杉靜枝「花樟物語」的台灣再現與變化
第七章 日本帝國崩壞與美國霸權君臨：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一九四六─一九五○年代）
「台灣與東亞」發行旨趣
陳芳明
「東亞」觀念進入台灣學術界，大約是近十年的事。但歷史上的東亞，其實像幽靈一樣，早就籠罩在這海島之上。在戰爭結束以前，「東亞」一詞，挾帶著相當程度的侵略性與壟斷性。它是屬於帝國主義論述不可分割的一環，用來概括日本殖民者所具有的權力視野。傲慢的帝國氣象終於禁不起檢驗，而在太平洋戰爭中一敗塗地。所謂東亞概念，從此再也不能由日本單方面來解釋。尤其在跨入一九八○年代之後，整個東亞地區，包括前殖民地的台灣與韓國，開始經歷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改造與民主政治變革。一個新的東亞時期於焉展開。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學界，開始浮現「後東亞」一詞，顯然是相應於後結構主義的思考。所謂「後」，在於強調新的客觀條件已經與過去的歷史情境產生極大差異。在新形勢的要求下，東亞已經成為一個複數的名詞。確切而言，東亞不再是屬於帝國的獨占，而是由東亞不同國家所構成的共同觀念。每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站在自己的立場重新出發，注入殖民時期與戰爭時期的記憶，再定義東亞的政經內容與文化意涵。他們在受害的經驗之外，又具備信心重建主體的價值觀念。因此東亞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概念，不僅要找到本身的歷史定位，同時也要照顧到東亞範圍內不同國籍知識分子所提出的文化反省。
東亞的觀念，其實富有繁複的現代性意義。所謂現代性，一方面與西方中心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方面又與資本主義的引介有相當程度的共謀。當台灣學界開始討論東亞議題時，便立即觸及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在歷史上不斷受到帝國支配的台灣，不可能永遠處在被壓抑、被領導的位置。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學界開始呈現活潑生動的狀態，許多學術工作已經不能只是限制在海島的格局。凡是發出聲音就必然可以回應國際的學術生態，甚至也可以分庭抗禮。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不僅台灣要與國際接軌，國際也要與台灣接軌。
「台灣與東亞」叢刊的成立，正是鑑於國內學術風氣的日漸成熟，而且也見證研究成果的日益豐碩。這套叢刊希望能夠結合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嘗試探索東亞議題的可能性。無論是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專業訓練，都可以藉由東亞作為媒介，展開跨領域的對話。東亞的視野極為龐大，現代性的議題則極為複雜，尤其進入全球化的歷史階段，台灣學術研究也因而更加豐富。小小的海島，其實也牽動著當代許多敏感的議題，從歷史記憶到文學審美，從環保行動到反核運動，從民主改革到公民社會，從本土立場到兩岸關係，從經濟升級到勞工遷徙，無不細膩且細緻地開啟東亞思維。本叢刊強調嚴謹的學術精神，卻又不偏廢入世的人文關懷。站在台灣的立場，以開放態度與當代知識分子開啟無盡止的對話。
序章
真杉静枝一九○○年（戶籍資料為一九○一年）生於日本福井縣，是父親真杉千里與母親黑川密伊（みつい）婚前的「非婚生子女」。根據十津川光子《悪評之女──愛與悲傷的生涯》敘述，真杉千里在明治三○年由福井師範學校畢業，至真栗的清水小學任教時，結識黑川密伊。當時真杉千里已有內緣關係的妻子，但卻讓黑川密伊懷了真杉靜枝。真杉千里不顧雙親反對，離開當時已懷有身孕的內緣妻，在真杉靜枝出生之後才與密伊正式結婚。不僅因為前述的原因，更因為真杉家族在德川幕府時期原為福井藩士，而密伊是商家的女兒，因身分階級不同而讓真杉的母親受到夫家的排斥。在這樣的情況下，真杉千里決定與妻兒遠渡台灣展開新生活，真杉靜枝之後也隨父母赴台。抵達台灣之後，真杉千里起初擔任學校教師，後轉任神社神官。根據筆者調查發現，真杉千里最早在台灣發表的文章是一九二七年八月廿八、廿九日刊登於《台灣日日新報》的〈關於台灣的神社（上）（下）〉（台湾における神社に就いて），主要主張台灣神祇史要如何開拓整理。自文章內容推敲可知，其當時已經開始擔任神官。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南麻豆的曾文神社落成，便開始擔任此神社神官，直到日本敗戰為止。一九三九年真杉靜枝偕同中村地平訪台，真杉在此時期的小說以及隨筆中提及的台灣家中神社，應該就是曾文神社。
真杉靜枝十一歲時，因父親在台灣罹患風土病，一度舉家遷回千里的鄉里福井縣。在此地的小學校度過兩個學期之後，正當舉家預備再次渡台，祖父突然腦溢血過世。處理完祖父後事並安頓祖母的生活之後，由於當時密伊已懷有身孕，真杉因此與母親一起回到大阪的娘家，之後再次渡台與父親會合。十八歳左右她在父母安排之下結婚，但由於無法忍受父母之命所安排的婚姻生活，之後便離開台灣，投靠大阪的外祖父母。爾後進入大阪毎日新聞擔任記者，因工作上採訪的關係結識武者小路実篤，進而開始從事寫作，登上日本文壇，是少數經歷殖民地台灣生活並且以此經驗做為寫作題材的日本女性作家。武者小路是真杉在文學以及繪畫藝術的啟蒙恩師，她登上日本文壇的契機，可說是拜武者小路實篤之賜。兩人的戀愛關係雖僅止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前後，武者與真杉在文學上的交涉往來，卻一直持續至真杉逝世之前。除了武者小路之外，真杉靜枝與中村地平的戀愛關係最為人所熟知。兩人的戀愛關係，終因中村的雙親反對，而在一九三九年二人相偕訪台之後告終。一九四二年真杉與芥川賞得主中山義秀結婚，這段婚姻關係維持至一九四六年。與中山的婚姻破裂，部分原因可能來自中山對真杉施以家庭暴力，這從真杉靜枝的「私小說」作品中可窺見。此外，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後，真杉靜枝長期定居台灣的父母以及妹妹一家人，成為「引揚者」回到日本，投靠當時已定居於鎌倉的真杉，成為她的經濟重擔。妹妹勝代因丈夫早逝，在殖民地台灣時期便已成為未亡人，獨自撫養三個孩子。此時勝代從戰場復員的兩個兒子與女兒也都與真杉一家同住。中山義秀前妻所留下的一男一女，戰後也自母親娘家東北返回東京。在戰後糧食狀況緊迫下，與勝代的兒女發生糾紛，也成為真杉與中山義秀決裂的導火線。這些經過，在真杉靜枝同時期的作品中有一定程度的呈現。戰後真杉靜枝為核爆受害少女的救濟運動奔走，同時獲得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聲援。這應是在文業之外，其所參與的最為人知的社會運動。一九五五年六月二九日，真杉因癌症逝世於東京大學醫院小石川分院。
真杉靜枝的傳記對於真杉靜枝研究中對其形象的型塑，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除了她自身在戰後出版的自傳小說之外，其所有相關傳記都在她死後出版。包括石川達三《花之浮草》（花の浮草）（新潮社，一九六五年）──其曾以日人移民至巴西為題材的小說《蒼氓》獲得第一屆芥川文學獎；火野葦平〈寂寞的歐洲女王〉（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愛與悲傷的生涯》（悪評の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以及林真理子的《女文士》。石川的《花之浮草》於一九六五年出版，以女主人公伊澤春江（真杉靜枝）的生涯始末為主題。石川達三以充滿惡意攻擊的筆調型塑真杉靜枝的「惡女」形象，可看出其企圖以男性觀點的「性道德」標準，將真杉靜枝妖魔化。最顯著的例子，可從故事中的小說家古林篤磨（以武者小路實篤為藍本）為有意從事寫作的女記者伊澤春江所吸引的描寫看出：「伊澤春江無論在精神上或肉體上有許多不潔的部分，但同樣也擁有年輕人特有的潔癖。古林不過是任意高估了春江」，「對於春江這樣的女人而言，什麼樣的行為是沒有常識的？怎樣的行為可引起別人的注目？此外，如何才能讓她快樂同時滿足？……那便是情事。戀愛事件。她一生當中與十個以上的男人有過戀愛關係。即使她的做法，從他人的眼中看來無論如何滑稽，她總無法擺脫這樣的愚昧。古林先生是第一個，但也只不過是十個人當中的其中之一。」。作者石川也藉當時記者對伊江進行以下評價：「她只不過利用古林，她就是那種女人。似乎總想著如何利用男人。那個女人所謂的魅力，不過是自我如此意識罷了。那最令人討厭。此外，又非常厚臉皮，到處跟人借錢，看來似乎也沒有什麼貞操觀念，如果有的話，不會一開始便成為古林的小老婆」。《花之浮草》出版當時，石川達三在《讀賣新聞》敘述自己的寫作動機：「我寫了那個人，是因為我覺得那特殊的人生樣式有趣。她的一生，是某種失敗人生的典型。既有魅力也有才華，也可說她曾經努力過，然而卻失敗了。原因應該歸咎於她對於任何事物都缺乏誠實與誠摯吧。對此，也不得不以否定的態度以對。批判古林偽善，那只不過是魚池之殃的結果」。從石川達三的敘述可感受他的惡意攻訐，也可看出他對真杉的「偷窺趣味」。
前行研究對於這樣的描寫並非毫無批判。出生於台灣，同時曾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灣生」蜂矢宣朗指出：「總而言之，真杉靜枝的形象與《花之浮草》當中的呈現有極大的不同。當然我不認為真杉靜枝是純情惹人憐愛的女性，但《花之浮草》所描寫的惡女形象是有些過分了」。而日本女性文學研究者尾形明子則對石川達三《花之浮草》所型塑的真杉靜枝形象，提出嚴正的抗議：「我不敢相信這本評傳竟沒有遭到名譽毀損的控告，居然還幾度再版，能夠允許這樣的作品的日本文學，層次之低，令我感到絕望。」
稍後出版的十津川光子的《惡評之女──愛與悲傷的生涯》（悪評の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虎見書房，一九六八年一月），則被視為替真杉靜枝形象復權的傳記。十津川對石川達三的《花之浮草》，做出如下的評價：「真杉靜枝死後十年，以她為藍本的小說《花之浮草》，宛若將靜枝纖細的手腕反綁，從天花板垂吊下來般，毫不留情」。十津川光子的《惡評之女》透過真杉靜枝的妹妹勝代，直接採訪家屬，是從家屬視點出發的傳記。書中披露真杉的妹妹道野勝代給自己的來信，顯示這本傳記某些意義上是為真杉靜枝家屬代言，對世間流言蜚語的抗議：「家姐過世很快地已近十年了，這當中，文壇的大作家先生們寫了種種關於家姐的事，讓我非常悲傷。雖然我也聽說戴上假面的醜惡，才反倒能浮現內部的真實，是所謂赤裸裸的呈現。然而〔按：家姐〕真正的情感，我認為只有我才能感受。即使已經過了十年的現在，家姐的單純隨著歲月流逝越見彌新，鮮明地打動著我的心。」也因此這部傳記，可說是真杉家族為了被日本文壇男性作家所「妖魔化」的真杉靜枝，提出抗議的平反之作。真杉靜枝傳記小說中出版時間較新、且最為人知的，應該是林真理子的《女文士》。小說設定以真杉的秘書眼中的真杉靜枝形象為主軸，雖然此傳記小說也參照了真杉同時期作家的論述，但基本上不離石川達三、火野葦平等男性作家的「暴露趣味」基調，小說附錄的解說同樣不出此範疇。此解說由真杉前夫中山義秀的女弟子安西篤子執筆。她指出，林真理子的真杉靜枝傳記對真杉的評價可歸納出三點： 一、真杉靜枝是美女。二、真杉體弱多病。三、雖然有高知名度，但卻沒留下業績──這樣的傳記評價，顯然未從真杉的作家身分來考量評斷。而中山義秀與真杉靜枝離婚後交惡，從此將真杉從自己的年譜完全抹煞一事來看，中山義秀的弟子對真杉靜枝的評價是否客觀，也有待商榷。而以上的描述證明了安西的發言具特定立場而且偏頗。正因如此，林真理子的真杉傳記未能脫離有色眼鏡的框架，而被評論為：「即使描繪出令人同情的真杉靜枝，但卻毫無作家真杉靜枝的身影」。除了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之外，幾乎所有真杉靜枝的相關傳記都對這位女作家給予負面評價。這樣的狀況不僅突顯這位出身殖民地台灣的女作家所遭受的污名化超乎常理，各部傳記對其文業的評價幾乎可說是近乎抹殺。
真杉靜枝登上日本文壇的處女作，為一九二七年八月發表於武者小路的創刊雜誌《大調和》的自傳小說〈站長的少妻〉（駅長の若き妻）。此短篇小說描寫日本女性在台的婚姻生活以及在台日人共同體的黑暗面，這個主題也成為其初期台灣書寫的基調。正式進入文壇後陸續出版的小說集，包括處女小說集《小魚的心》（小魚の心）、《雛雞》（ひなどり），都受到武田泰淳等同時期日本作家的讚賞。《小魚之心》（小魚の心）（一九三八年）所收錄的〈南海的記憶〉（南海の記憶）、〈南方之墓〉（南方の墓），便是真杉台灣書寫的初期代表作品，主要以在台日人共同體中的日本女性為主題。隨著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日本文壇的言論自由以及創作自主性實際上逐漸遭受箝制，配合國策的文學作品也日漸增多，真杉靜枝參加的「女流文學者會」也在此新體制下，被收編成為政府文化部門的一部分。此時期國策文學中所出現的「南進基地」台灣的形象塑造，同樣成為真杉靜枝此時期作品中重要的主題之一。隨著局勢改變的台灣定位，也讓真杉此時期的台灣描寫產生變化。《囑咐》（ことづけ）（一九四一年）以及《南方紀行》（一九四一年）二部作品集，收錄了小說以及一九三九年訪台期間的見聞隨筆，時間正值日本推行「南進政策」，反映台灣日益重要的戰略地位。二部作品的「國策文學」色彩濃厚，主題多環繞同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即使如此，其描寫主題中心依然沿襲初期的「台灣殖民地女性」，只不過描寫對象已從在台日人共同體轉移至包括原住民的臺灣人內部社會。被貼上「國策小說」標籤的這些作品，與大部分國策小說的遭遇雷同，時至今日幾乎都為人遺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不再是其殖民地的一部分。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在戰後初期仍是真杉靜枝的寫作題材。一九四六年發表的〈花樟〉（《東北文學》（一九四六年三～四月））、〈左門治與千代〉（《東北文學》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及〈連理〉（《女人藝術》（一九四九年一月））的「花樟物語」系列作品，依舊以台灣為寫作題材，但其中投射於台灣的視線，已與她在一九四○年代國策文學時期的台灣書寫大相逕庭。從台灣殖民政策的批判指涉日本帝國的敗北，此系列作品的第一部寫於一九四六年三─四月，即日本宣佈戰敗之後的七個月。真杉的意識形型態轉變之快令人詫異，不過，這也暗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牢附在真杉靜枝一九四○年代作品的國策文學標籤是否合宜。此外，現有研究（雖然極為少數）對其戰時台灣書寫作品的解讀是否適切的問題，也應一併重新商榷。真杉靜枝此時期的台灣書寫，除了以回顧個人家族史的形式，企圖與日本帝國的台灣殖民史做連結之外，在此延長線上的主題，尚有探討來自台灣殖民地「引揚者」的作品《思念的那人》（思はれ人）（一九四六年）。此作品主要探討在日本敗戰、帝國崩壞後，被迫從台灣返回日本故鄉的「引揚者」，如何在因戰爭而化為廢墟的東京求生存，以及在戰前殖民地台灣發生的糾葛如何延伸到戰後的內地。此外，還有意味著戰後的再出發，回顧台灣與自己生平的自傳小說〈某個女人的生平〉（ある女の生立ち）（《新潮》，一九五三年五月）。除了台灣的題材之外，真杉靜枝也聚焦於帝國崩壞之後，自外地被迫返台的「引揚者」，其歸鄉之後的身分認同與故鄉回歸的問題，而這些作品與此時期的台灣書寫，有同時進行交互參照以及檢討的必要。
日本戰後實質上進入了GHQ（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託管，正如John Dower在《擁抱敗北》（Embracing Defeat）（二○○○年）所描述的戰後日本，在美軍的占領下，戰後新民主主義以及美國文化與價值觀的新風潮，快速地吹進了日本。真杉靜枝的作品對新君臨者的描寫呈現的奇妙景象，在於其幾乎無違和感，快速地擁抱美國文化。然而即便如此，卻絕非毫無批判。日本戰後的俗諺稱變得強韌的是「絲襪與女人」，但這並不能單純還原與解釋真杉靜枝作品戰後的變化。觀察從戰前到戰後真杉靜枝的書寫主題，便會發現語言、人種、文化的混種性要素，是其作品一貫的重要特徵。而這與其殖民地台灣的成長背景有極密切的關係。海島台灣在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前，群居此的族群便絕非單一。成為日本殖民地後，來自日本境內南北各地的人群匯集，殖民地的混種性（hybridity）要素更以語言、人種、文化的多樣化形式呈現。這樣的台灣殖民地環境生活經驗，對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為何能無違和感地擁抱新君臨者的語言與文化，應該不無關係。也因此，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成為檢視其台灣書寫經驗時不可或缺的對照軸。
即使在殖民地文學研究的全盛期，真杉靜枝並未受到太多的矚目，先行研究也不多。這與真杉豐富的創作數量、多樣化的書寫主題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樣的傾向突顯出：無論是文壇定位還是書寫主題，在日本文學史及台灣文學史都找不到真杉的容身之處的事實。真杉靜枝的生平和創作歷程，與「殖民地台灣」的元素、及其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背景有極大的關係，這對她文學特質的形成也有極深刻的影響。真杉的文學特質，從其創作初期便可窺見台灣殖民地的「混雜性」特徵，同時也可見於她在殖民地台灣以外的書寫主題。也因此，如果僅鎖定台灣為主題的作品探討其殖民地台灣書寫的定位，不僅容易讓真杉文學的台灣再現陷入後殖民論述中「政治正確」、「公平正義」掛帥的既教條又僵化的結論，也難以具體呈現其作品中自日本帝國統治到帝國崩壞的「殖民地台灣」形象的變化軌跡。如此不僅難以看出「殖民地台灣」在真杉文學的定位，也難以與她書寫的其他主題對照比較。
真杉靜枝的先行研究中，日文文獻方面，有李文茹以真杉靜枝、坂口礻零子以及山部歌津子三位日本女性作家的殖民地台灣為主題的作品，進行概括性的介紹，並主要由性╱別的視點進行分析。論及真杉靜枝的部分，首先探討她初期的台灣書寫到戰時台灣書寫之間的變化，與自我的「日本人」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李認為真杉此時期的台灣書寫，將台灣喻為「南方墳墓」，讓台灣殖民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