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動物行為
在哺乳動物中，只有人類會進行大規模屠殺與虐待。何以故？下面幾章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本章的目的則是要詳細說明，許多動物儘管同種相鬥，但牠們的戰鬥是非毀滅性的，牠們相鬥卻不相殘。對哺乳動物和人類以外的靈長類的研究，也沒有顯示牠們天生具有「破壞性」，可是一般卻認為人類是從牠們遺傳到這種破壞性。事實上，如果人類「天生」的攻擊性和住在自然環境的黑猩猩差不多，這個世界就要和平得多了。
被囚狀態下的攻擊性
在研究動物的攻擊性，尤其是研究靈長類的攻擊性時，必須區分牠們在自然棲息地的行為和在被囚狀態（如關在動物園）的行為。觀察顯示，靈長類在野外很少有攻擊性，但動物園裡的靈長類卻可能會表現出過量的破壞性。
這一區分對了解人類的攻擊性非常重要。因為人類自古以來——除狩獵採集者和西元前四千年以前的早期農人之外——幾乎從不曾生活在他的「自然棲息地」。「文明人」總是住在「動物園」裡，也就是生活在不自由的狀態下，即便在最進步的社會亦是如此。
我會從幾個動物園中經過細心研究的靈長類例子講起。最出名的例子大概是祖克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間在倫敦動物園的「猴山」所研究的印度狒狒。「猴山」的面積長一百呎，寬六十呎，以動物園的標準來看算是大的，但和自然棲地相比卻小得可憐。祖克曼觀察到「猴山」中的印度狒狒精神緊繃，攻擊性非常強。身體強壯的會無情地欺負弱小，甚至當母親的也會搶自己孩子手上的食物。最主要的受害者是母狒狒和年幼的狒狒，牠們往往在戰鬥中受傷或被殺。祖克曼看到一隻公狒狒刻意霸凌一隻幼狒狒，攻擊了兩次，幼狒狒晚上就死了。六十一隻公狒狒中有八隻死於暴力，還有許多是生病而死。
庫瑪和雷諾茲都研究過動物園中靈長類的行為，前者在蘇黎世研究，後者在英國惠普斯奈德公園研究。庫瑪把狒狒關在一塊長十五碼、寬二十七碼的區域，結果常常發生嚴重嘶咬，造成危險的傷勢。庫瑪以前在衣索比亞研究過野外的狒狒，他把兩者比較，發現動物園中母狒狒的攻擊性是野外母狒狒的九倍，公狒狒更是高達十七倍半。雷諾茲研究二十四隻恆河猴，牠們被關在八角形的籠子裡，每邊只有十碼長。這些猴子的活動空間雖然比「猴山」的狒狒要小，攻擊性卻沒那麼嚴重。不過，牠們和野外的猴子比起來又比較暴力。籠子裡有許多猴子受傷，其中一隻母的傷勢非常嚴重，不得不用槍打死。
科學家曾以恆河猴為對象，研究環境對攻擊性的影響，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索斯維克的研究，還有他與拜格和斯迪吉共同進行的研究。索斯維克發現，被囚恆河猴好鬥行為的形式與頻率一概受到環境與社會狀況的影響。在進行過環境改變與社會改變之後（環境改變是在固定空間裡變動動物的數目，社會改變是把新的成員加到原來的群體），他得到的結論是：空間縮小會導致攻擊性增加，但把新的猴子加到原先的社會結構裡，則「比改變環境導致更多的攻擊性互動」。
許多別的哺乳動物也是一樣，生活空間的縮減會導致攻擊性增加。馬修斯研究過相關文獻和在倫敦動物園進行過觀察之後，指出除非是因為擁擠，他沒有看過哺乳動物相鬥致死的例子。傑出動物行為研究者萊豪森發現，把一些貓關在一個小空間會擾亂牠們的階級。「籠子裡越擁擠，階級性會越小。最後會出現一個暴君和一群﹃賤民﹄，牠們因為不斷對彼此做出殘忍的攻擊，表現出狂亂和各種不自然的行為。整個貓群變成了可惡的暴眾。每一隻都不得安生，不斷嘶叫和戰鬥。」
即使固定餵飼站所產生的臨時擁擠，都會使攻擊性增加。一九五二年冬天，美國科學家卡博特、科利亞斯和古廷格爾觀察威斯康辛州弗萊格河區的鹿群，發現牠們的爭鬥頻率依聚集的密度而定。當一個餵飼站只有五至七隻鹿的時候，每小時每隻鹿只發生一次爭鬥，但鹿增加至二十三至三十隻的時候，頻率就增加到四．四次。美國生物學家卡爾霍恩從觀察老鼠也得到相似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擁擠的環境下，即便有充足的食物供應一樣無法阻止攻擊性的增加。倫敦動物園的動物吃得很好，但擁擠導致攻擊性增加。還有一件有趣的事：依索斯維克的觀察，食物減少二五％時，恆河猴的好鬥行為沒有增加，減少至五○％時好鬥行為反而顯著減少。
根據對被囚靈長類的研究（對別的哺乳動物的研究也是如此），擁擠看來是暴力增加的主要條件。但「擁擠」只是一個標籤，而且是一個相當騙人的標籤，因為它沒有告訴我們造成攻擊性增加的真正原因究竟是「擁擠」中的哪種因素。
動物對空間是否有「天生」的最起碼需求？4擁擠是否阻礙動物天生的探險需求和自由活動需求？動物是否因擁擠而覺得身體受到威脅，因此以攻擊性來反應？
要圓滿回答這些問題仍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但索斯維克的發現顯示，在擁擠現象裡，我們至少得把兩個不同的元素分開。一個是空間的減少，另一個是社會結構的破壞。第二個因素的重要性清楚顯示在索斯維克所觀察到的，把一個新成員放入一個群體所造成的攻擊性尤甚於擁擠。當然，兩個因素往往是共同存在，很難分辨哪一個是真正引起攻擊性行為的原因。
不論這兩種因素在擁擠中占的比例為何，它們兩者都可以產生攻擊性。空間的侷促剝奪了動物的生機，讓牠們不能活動、玩耍，和發揮只有自己覓食時才能充分發揮的生活機能。因此，空間被剝奪的動物也許會感受到生機被抑制的威脅，而以攻擊性做為反應。按照索斯維克的看法，動物群體的社會結構的破壞對動物的威脅更大。每一種動物都生活在牠們特有的社會結構裡。不管是否有階級組織，社會結構總是動物行為的參考架構。相當程度的社會均衡是動物生存的必要條件。如果這均衡因為擁擠而遭破壞，對動物的生存就會構成重大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強烈的攻擊性是理所當然，因為攻擊性本就扮演防衛角色——在沒法逃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動物園的生存環境可能是擁擠的，如祖克曼所研究的印度狒狒便處在這種情況下。但更常見的情況是，動物園裡的動物其活動空間並不擁擠，卻苦於受到空間的限制。處在被囚狀態下的動物儘管吃得飽和受保護，卻無事可做。如果只要生理的一切需要得到滿足便足以讓動物（和人）產生幸福感，則動物園裡的動物理應相當心滿意足。但這種寄生性生存方式剝奪了牠們的生活刺激，讓牠們無法積極發揮生理與心智機能，因此常常會變得厭煩、遲鈍和冷漠。科特蘭德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動物園裡的黑猩猩總是隨著年歲的增加而越來越遲鈍和空洞；可是野外的黑猩猩卻年紀越大越活躍，越對一切感興趣，越有人性。」格利克曼和斯洛吉斯也指出動物園的籠子所提供的「遲鈍世界」會讓動物產生「倦怠」。
擁擠與人的攻擊性
擁擠既然是動物攻擊性的一個重要條件，那麼人類的攻擊性是否也是如此？很多人都這樣認為，萊豪森是其中之一。他說想要對治「叛亂」、「暴力」與「精神官能症」，別無他法，唯有「在人類社會中建立人數的平衡，立即找尋把人口控制在適當數量的有效辦法」。
把擁擠和人口密度混為一談是常有的現象，也造成了相當大的混淆。萊豪森的研究方法由於過分簡化和保守，忽視了現代擁擠現象有兩個層面：一是適合生活的社會結構遭受破壞（尤其在工業化地區），一是人口量和經濟與社會基礎的不成比例（主要在非工業化地區）。
人需要社會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他有他的地位，而他與別人的關係是相對穩定，並受
到普遍接受的觀念與價值所支持。但在現代工業社會裡，傳統、共同的價值觀，以及人與人的真誠關係卻大部分消失了。現代群眾裡的人是孤單和寂寞的，哪怕他們是群眾的一分子。除了從大眾傳播系統裡得到的一些口號與意識形態之外，他沒有與別人共享的信念。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原子（在希臘語中相當於「不可分割」之意），把他和別人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只有共同的、但同時又是對立的利益和金錢關係。涂爾幹稱這種現象為「失範」，認為它是隨著工業成長而日趨嚴重的自殺現象的主要原因。「失範」是指一切傳統的社會關係遭受破壞，而這是因為國家過分發達，讓一切真正的集體組織都變得次要，導致所有真誠的社會生活被摧毀。他相信，生活在現代政治國家的人民是「無序的塵埃」。另一位社會學大師滕尼斯對現代社會有類似分析，他把傳統的「社群」和現代社會加以分別，認為在現代的社會中所有真誠的社會關係已經消失。
許多例子都顯示出，人類攻擊性的原因不是人口的密集，而是缺乏社會結構和真誠的共同關係。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基布茲」。那是非常擁擠的地方，個人的空間極小，很少有私人的空間和隱私可言，然而它們的成員卻沒有表現特別強的攻擊性。世界各地的「意識社區」也是如此。另外，像荷蘭和比利時這樣的國家，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最高，可是那裡的人卻沒有特別強的攻擊性。世界上幾乎難得找到像胡士托音樂節或懷特島音樂節那麼擁擠的場合了，可是那裡的人卻最沒有攻擊性。再舉一個例子，三十年前的曼哈頓島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但當時一如今日，它並沒有以暴力充斥馳名。
現代的公寓大樓往往住著數百戶人家，而凡是住過這種大樓的人都知道，沒有哪裡比這裡更有私人生活，更少受到鄰居打擾。與公寓大樓相比，小村莊的房子相隔要遠得多，人口密度也少得多，可是人們的隱私反而少許多。村莊裡的人彼此認識，彼此把對方的生活看在眼裡，並做為談資。市郊的情形類似，但程度上輕微許多。
這些例子顯示，攻擊性的原因並不是單純的擁擠，而必須看擁擠發生在什麼情況下：這些情況包括社會、心理、文化和經濟。明顯的是，人口過剩（即貧窮狀態下的人口密集）會造成壓迫感與攻擊性：印度的大城市和美國城市裡的貧民窟都是例子。如果因為缺乏適當的住宅而讓人們得遭受別人的不斷侵擾，則人口過剩和因此引起的人口密集便是惡性的。人口過剩的意思是說，一個社會的人口數量超過了它的經濟供應力，讓它不能為人民提供足夠的食物、住宅和休閒娛樂。人口過剩無疑會產生不良後果，因此，把人口數量減低至符合經濟基礎是必須的。但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能夠維持密集的人口，則密集並不會剝奪居民的隱私，導致其私生活常常遭人闖入。
但是，足夠的生活水準所考慮的只是個人的隱私，並沒有解決「失範」的問題，沒有解決缺乏真誠社會關係的問題。想把工業社會的「失範」消除，唯一方法是對整個社會和精神結構進行徹底改變，也就是說，不但要讓每個人有吃有住，還要讓社會的利益與每個人的利益相符合。再者，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原則，應該是與他人建立關係和發揮自己的潛力，不是消費和與別人對立。在人口密度很高的情況下，這些仍然是可能做得到的，但我們必須徹底重新省思我們的一切前提和徹底改變社會。
從這些分析來看，人類的擁擠與動物的擁擠雖然有類似的地方，卻並不相同。動物對牠的空間需求和社會組織需求有著本能的「知識」。當牠的空間和社會組織受到侵擾時，牠會本能地用攻擊性行為來補救。在牠這些方面的生命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牠沒有其他可能的反應方式。但人卻有許多其他方式。他可以改變社會結構，可以發展休戚相關的關係與共有的價值觀念，這些都是本能反應以外的東西。對於擁擠問題，動物訴諸的是本能性的解決方法，人訴諸的是社會和政治的解決方法。
第八章 人類學
這一章我要提供關於原始狩獵採集者、新石器時代農人和新城市社會的詳細資料，讓讀者去判斷人究竟是不是越原始就越有攻擊性。這些資料主要是近十年來年輕一代的人類學家所發現，它們與一般人心目中的圖像（由老一代人類學家提供的資料構成）非常不同。
史前社會與「人性」
對於某些心理特徵究竟是不是如一般以為的那樣，是人類天性的本質部分，可以從獵人和新石器時代農人的生產方法與社會組織得到啟發。史前的獵人和農人沒有機會發展出對財產的熱烈追求，也沒有機會嫉妒「富有者」，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私產，也沒有足以讓人產生嫉妒的經濟差異。他們的生活情況反而容易讓他們發展出合作與和平的態度。在那樣的生活環境下，人不會產生剝削他人的欲望。剝削他人的體力或精神能力供己使用，在那樣的社會裡根本不可能，因為不論是經濟還是社會上都沒有讓人與人之間產生剝削的基礎。
控制他人也很少有機會在史前社會發展。五萬年前的原始遊群社會和文明社會的根本不同，就在他們的人際關係不是透過統治與權力原則來維繫，而且依靠互助。有控制欲的人在社會上會一事無成，不發生影響力。最後，在那樣的社會中，少有誘因可以讓人產生貪欲，因為生產與消耗在某個程度上維持著平衡。
這些有關狩獵採集者和早期農人的資料，是否意味著那時的人類還沒有占有、剝削、貪婪、嫉妒等激情，意味著這些激情完全是文明的產物？我不認為可以這樣一以概之。沒有足夠資料可以讓我們下這個斷語，而且它在理論上看來也不正確，因為個人的因素會對某些人有單獨的影響，即使是在最好的社會環境下，某些人還是會有這些罪惡的傾向。但是，有的文化鼓勵這些傾向，有的文化反對這些傾向，這就引起了巨大的不同。在前者，這些傾向會形成「社會性格」的一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種大部分人都有的症候群；在後者，這些傾向會是脫離常規的個人異常現象，對整個社會無甚影響力。如果我們考察下一個歷史階段，即考察城市出現的歷史階段，這個假說會顯得更為有力，因為城市的出現不但帶來了新種類的文明，也帶來了一些一般被認為屬於人類天性的激情。
破壞性與殘忍性的證據
人類學資料已經證明，對人類破壞性的本能主義詮釋是站不住腳的。在所有原始社會中，當人的生命利益遭受威脅時，他們固然都會以戰鬥（或逃跑）來自衛，可是在許多社會中，破壞性與殘忍性卻只有最起碼的程度，因此我們不能說那是「天生的」激情。再者，狩獵採集者和早期農人的社會是最不文明的，可是他們卻比更文明的社會和平得多，這也不符破壞性是人類的「天性」之說。再者，以下這個事實也不利於本能主義的觀點：破壞性不是一個孤立的元素而是症候群的一部分。
破壞性與殘忍雖然不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卻並不表示它們蔓延的範圍不廣，程度不強烈。這幾乎是用不著證明的。許多研究原始社會的人都明白地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儘管他們的資料是來自比較進步的，或是比較退化的原始社會，而不是來自最原始的狩獵採集社會。不幸的是，我們自己到現在還親眼見證到極端的破壞性與殘忍行為，以至於用不著回顧歷史紀錄。
因此我很少引用大家都熟悉的歷史資料，卻採用了許多狩獵採集者和早期石器時代農人的資料。這些資料是新發現的，除了專家學者，一般人知道得較少。
有兩件事我要提醒讀者。首先，用「原始」一詞來指文明以前的種種社會，會在觀念上引起很大的混淆，因為這些社會彼此極不相同。它們共通處只是沒有用來書寫的語言文字，沒有精巧的技術，沒有使用金錢，但它們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往往徹底不同。事實上，並沒有「原始社會」，如果有，也只是一個抽象概念而已，真正存在的是種種不同形態的原始社會。狩獵採集社會不存在破壞性，而一些頗為發達的原始社會則已經有了破壞性。至於在很多其他頗為發達的原始社會與文明社會裡，主導整個局面的是破壞性而不是和平。
我要提醒讀者的另一點是，不要忽略看似是破壞性和殘忍行為背後的精神意義與宗教動機。茲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以兒童來獻祭。被希伯來人征服時的迦南就有這種祭典，迦太基直到在西元前三世紀被羅馬人毀滅為止也有這種祭典。這些迦南或迦太基父母殺害他們的孩子，是受到破壞性和殘忍的激情驅使嗎？這很說不通。以亞伯拉罕要殺以撒來祭神的故事為例，舊約再三強調亞伯拉罕很愛以撒，但他還是決心殺死兒子。顯然這是因為他的宗教動機比他對孩子的愛更強。處身在那種文化裡的人會完全獻身於宗教，所以他的作為在外人看來雖然殘忍，但他實際上並不是殘忍的人。
看看一個可以和殺子獻神相比的現代現象會有助於說明。這現象便是戰爭。以第一次大戰為例，導致戰爭的原因是各國領袖的經濟利益、野心和虛榮心，以及雙方的嚴重誤判。但戰爭一旦爆發（甚至在還沒有正式爆發的時候），它就變成了一種「宗教」現象。國家、民族和民族的榮譽變成了偶像，參戰雙方都自願把他們的孩子獻祭給這些偶像。英國與德國的上層階級是這次戰爭的肇事者，開戰不久，這個階級的年輕人便犧牲了很多。他們的父母當然愛他們，但這些父母（特別是深受傳統觀念浸染的那些）卻毫不猶豫地送孩子赴死，而那些去赴死的年輕人也是毫不猶豫。古時以孩子祭神是父親親自殺孩子，戰爭的時候卻是雙方父母安排好，讓對方來殺自己的孩子。但這兩者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不同。戰爭發生的時候，肇事者明明知道會有什麼後果，然而他們卻愛偶像甚於愛他們的孩子。有些人為了捍衛人類生而具有破壞性之說，往往以最原始形態的人類為證，指出甚至北京人（約西元前五十萬年）也是食人者。
事實又是如何？
人們假定，在周口店發現的四十具破碎頭骨，屬於已知的最原始「人類」北京人所有。除了這些頭骨片以外，幾乎沒有發現任何其他骨骼。頭骨的底部被戳穿，有學者主張這是為了抽取腦髓。更進一步的推論是，抽取腦髓是為了吃它，於是，周口店的發現被認為證明了已知的最早人類是食人者。
然而，這些推論無一得到證明。我們甚至不知道是誰殺了周口店這些人，是為了什麼目的而殺，以及這種事是常態還是例外。芒福德和納爾都曾讓人信服地指出，以上的推測只不過是臆測。不論北京人頭骨被戳穿的實情如何，我們都不能用後來盛行的食人行為（特別是見於非洲和新幾內亞者）來證明更早階段的人類會食人。（這正如我們已經發現，最原始的人最不具破壞性，也比更開化的原始人有更進步的宗教形式。）
北京人的腦髓被抽出來究竟代表什麼意義，歷來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思考，而其中一個解釋特別值得我們注意：抽出這些腦髓不是為了當營養的食物吃，而是做為聖餐。布蘭克在研究早期人類的意識形態時指出，雖然我們對北京人的宗教觀念一無所知，不過我們也許可以認為，吃腦髓是北京人的一種宗教儀式。布蘭克主張，周口店的頭骨和在齊爾切奧峰發現的尼安德塔人頭骨可能有關，因為尼安德塔人頭骨也是底部
被戳穿以便抽取腦髓。布蘭克認為現在已有充分的證據，讓我們相信這是
在哺乳動物中，只有人類會進行大規模屠殺與虐待。何以故？下面幾章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本章的目的則是要詳細說明，許多動物儘管同種相鬥，但牠們的戰鬥是非毀滅性的，牠們相鬥卻不相殘。對哺乳動物和人類以外的靈長類的研究，也沒有顯示牠們天生具有「破壞性」，可是一般卻認為人類是從牠們遺傳到這種破壞性。事實上，如果人類「天生」的攻擊性和住在自然環境的黑猩猩差不多，這個世界就要和平得多了。
被囚狀態下的攻擊性
在研究動物的攻擊性，尤其是研究靈長類的攻擊性時，必須區分牠們在自然棲息地的行為和在被囚狀態（如關在動物園）的行為。觀察顯示，靈長類在野外很少有攻擊性，但動物園裡的靈長類卻可能會表現出過量的破壞性。
這一區分對了解人類的攻擊性非常重要。因為人類自古以來——除狩獵採集者和西元前四千年以前的早期農人之外——幾乎從不曾生活在他的「自然棲息地」。「文明人」總是住在「動物園」裡，也就是生活在不自由的狀態下，即便在最進步的社會亦是如此。
我會從幾個動物園中經過細心研究的靈長類例子講起。最出名的例子大概是祖克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間在倫敦動物園的「猴山」所研究的印度狒狒。「猴山」的面積長一百呎，寬六十呎，以動物園的標準來看算是大的，但和自然棲地相比卻小得可憐。祖克曼觀察到「猴山」中的印度狒狒精神緊繃，攻擊性非常強。身體強壯的會無情地欺負弱小，甚至當母親的也會搶自己孩子手上的食物。最主要的受害者是母狒狒和年幼的狒狒，牠們往往在戰鬥中受傷或被殺。祖克曼看到一隻公狒狒刻意霸凌一隻幼狒狒，攻擊了兩次，幼狒狒晚上就死了。六十一隻公狒狒中有八隻死於暴力，還有許多是生病而死。
庫瑪和雷諾茲都研究過動物園中靈長類的行為，前者在蘇黎世研究，後者在英國惠普斯奈德公園研究。庫瑪把狒狒關在一塊長十五碼、寬二十七碼的區域，結果常常發生嚴重嘶咬，造成危險的傷勢。庫瑪以前在衣索比亞研究過野外的狒狒，他把兩者比較，發現動物園中母狒狒的攻擊性是野外母狒狒的九倍，公狒狒更是高達十七倍半。雷諾茲研究二十四隻恆河猴，牠們被關在八角形的籠子裡，每邊只有十碼長。這些猴子的活動空間雖然比「猴山」的狒狒要小，攻擊性卻沒那麼嚴重。不過，牠們和野外的猴子比起來又比較暴力。籠子裡有許多猴子受傷，其中一隻母的傷勢非常嚴重，不得不用槍打死。
科學家曾以恆河猴為對象，研究環境對攻擊性的影響，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索斯維克的研究，還有他與拜格和斯迪吉共同進行的研究。索斯維克發現，被囚恆河猴好鬥行為的形式與頻率一概受到環境與社會狀況的影響。在進行過環境改變與社會改變之後（環境改變是在固定空間裡變動動物的數目，社會改變是把新的成員加到原來的群體），他得到的結論是：空間縮小會導致攻擊性增加，但把新的猴子加到原先的社會結構裡，則「比改變環境導致更多的攻擊性互動」。
許多別的哺乳動物也是一樣，生活空間的縮減會導致攻擊性增加。馬修斯研究過相關文獻和在倫敦動物園進行過觀察之後，指出除非是因為擁擠，他沒有看過哺乳動物相鬥致死的例子。傑出動物行為研究者萊豪森發現，把一些貓關在一個小空間會擾亂牠們的階級。「籠子裡越擁擠，階級性會越小。最後會出現一個暴君和一群﹃賤民﹄，牠們因為不斷對彼此做出殘忍的攻擊，表現出狂亂和各種不自然的行為。整個貓群變成了可惡的暴眾。每一隻都不得安生，不斷嘶叫和戰鬥。」
即使固定餵飼站所產生的臨時擁擠，都會使攻擊性增加。一九五二年冬天，美國科學家卡博特、科利亞斯和古廷格爾觀察威斯康辛州弗萊格河區的鹿群，發現牠們的爭鬥頻率依聚集的密度而定。當一個餵飼站只有五至七隻鹿的時候，每小時每隻鹿只發生一次爭鬥，但鹿增加至二十三至三十隻的時候，頻率就增加到四．四次。美國生物學家卡爾霍恩從觀察老鼠也得到相似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擁擠的環境下，即便有充足的食物供應一樣無法阻止攻擊性的增加。倫敦動物園的動物吃得很好，但擁擠導致攻擊性增加。還有一件有趣的事：依索斯維克的觀察，食物減少二五％時，恆河猴的好鬥行為沒有增加，減少至五○％時好鬥行為反而顯著減少。
根據對被囚靈長類的研究（對別的哺乳動物的研究也是如此），擁擠看來是暴力增加的主要條件。但「擁擠」只是一個標籤，而且是一個相當騙人的標籤，因為它沒有告訴我們造成攻擊性增加的真正原因究竟是「擁擠」中的哪種因素。
動物對空間是否有「天生」的最起碼需求？4擁擠是否阻礙動物天生的探險需求和自由活動需求？動物是否因擁擠而覺得身體受到威脅，因此以攻擊性來反應？
要圓滿回答這些問題仍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但索斯維克的發現顯示，在擁擠現象裡，我們至少得把兩個不同的元素分開。一個是空間的減少，另一個是社會結構的破壞。第二個因素的重要性清楚顯示在索斯維克所觀察到的，把一個新成員放入一個群體所造成的攻擊性尤甚於擁擠。當然，兩個因素往往是共同存在，很難分辨哪一個是真正引起攻擊性行為的原因。
不論這兩種因素在擁擠中占的比例為何，它們兩者都可以產生攻擊性。空間的侷促剝奪了動物的生機，讓牠們不能活動、玩耍，和發揮只有自己覓食時才能充分發揮的生活機能。因此，空間被剝奪的動物也許會感受到生機被抑制的威脅，而以攻擊性做為反應。按照索斯維克的看法，動物群體的社會結構的破壞對動物的威脅更大。每一種動物都生活在牠們特有的社會結構裡。不管是否有階級組織，社會結構總是動物行為的參考架構。相當程度的社會均衡是動物生存的必要條件。如果這均衡因為擁擠而遭破壞，對動物的生存就會構成重大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強烈的攻擊性是理所當然，因為攻擊性本就扮演防衛角色——在沒法逃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動物園的生存環境可能是擁擠的，如祖克曼所研究的印度狒狒便處在這種情況下。但更常見的情況是，動物園裡的動物其活動空間並不擁擠，卻苦於受到空間的限制。處在被囚狀態下的動物儘管吃得飽和受保護，卻無事可做。如果只要生理的一切需要得到滿足便足以讓動物（和人）產生幸福感，則動物園裡的動物理應相當心滿意足。但這種寄生性生存方式剝奪了牠們的生活刺激，讓牠們無法積極發揮生理與心智機能，因此常常會變得厭煩、遲鈍和冷漠。科特蘭德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動物園裡的黑猩猩總是隨著年歲的增加而越來越遲鈍和空洞；可是野外的黑猩猩卻年紀越大越活躍，越對一切感興趣，越有人性。」格利克曼和斯洛吉斯也指出動物園的籠子所提供的「遲鈍世界」會讓動物產生「倦怠」。
擁擠與人的攻擊性
擁擠既然是動物攻擊性的一個重要條件，那麼人類的攻擊性是否也是如此？很多人都這樣認為，萊豪森是其中之一。他說想要對治「叛亂」、「暴力」與「精神官能症」，別無他法，唯有「在人類社會中建立人數的平衡，立即找尋把人口控制在適當數量的有效辦法」。
把擁擠和人口密度混為一談是常有的現象，也造成了相當大的混淆。萊豪森的研究方法由於過分簡化和保守，忽視了現代擁擠現象有兩個層面：一是適合生活的社會結構遭受破壞（尤其在工業化地區），一是人口量和經濟與社會基礎的不成比例（主要在非工業化地區）。
人需要社會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他有他的地位，而他與別人的關係是相對穩定，並受
到普遍接受的觀念與價值所支持。但在現代工業社會裡，傳統、共同的價值觀，以及人與人的真誠關係卻大部分消失了。現代群眾裡的人是孤單和寂寞的，哪怕他們是群眾的一分子。除了從大眾傳播系統裡得到的一些口號與意識形態之外，他沒有與別人共享的信念。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原子（在希臘語中相當於「不可分割」之意），把他和別人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只有共同的、但同時又是對立的利益和金錢關係。涂爾幹稱這種現象為「失範」，認為它是隨著工業成長而日趨嚴重的自殺現象的主要原因。「失範」是指一切傳統的社會關係遭受破壞，而這是因為國家過分發達，讓一切真正的集體組織都變得次要，導致所有真誠的社會生活被摧毀。他相信，生活在現代政治國家的人民是「無序的塵埃」。另一位社會學大師滕尼斯對現代社會有類似分析，他把傳統的「社群」和現代社會加以分別，認為在現代的社會中所有真誠的社會關係已經消失。
許多例子都顯示出，人類攻擊性的原因不是人口的密集，而是缺乏社會結構和真誠的共同關係。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基布茲」。那是非常擁擠的地方，個人的空間極小，很少有私人的空間和隱私可言，然而它們的成員卻沒有表現特別強的攻擊性。世界各地的「意識社區」也是如此。另外，像荷蘭和比利時這樣的國家，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最高，可是那裡的人卻沒有特別強的攻擊性。世界上幾乎難得找到像胡士托音樂節或懷特島音樂節那麼擁擠的場合了，可是那裡的人卻最沒有攻擊性。再舉一個例子，三十年前的曼哈頓島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但當時一如今日，它並沒有以暴力充斥馳名。
現代的公寓大樓往往住著數百戶人家，而凡是住過這種大樓的人都知道，沒有哪裡比這裡更有私人生活，更少受到鄰居打擾。與公寓大樓相比，小村莊的房子相隔要遠得多，人口密度也少得多，可是人們的隱私反而少許多。村莊裡的人彼此認識，彼此把對方的生活看在眼裡，並做為談資。市郊的情形類似，但程度上輕微許多。
這些例子顯示，攻擊性的原因並不是單純的擁擠，而必須看擁擠發生在什麼情況下：這些情況包括社會、心理、文化和經濟。明顯的是，人口過剩（即貧窮狀態下的人口密集）會造成壓迫感與攻擊性：印度的大城市和美國城市裡的貧民窟都是例子。如果因為缺乏適當的住宅而讓人們得遭受別人的不斷侵擾，則人口過剩和因此引起的人口密集便是惡性的。人口過剩的意思是說，一個社會的人口數量超過了它的經濟供應力，讓它不能為人民提供足夠的食物、住宅和休閒娛樂。人口過剩無疑會產生不良後果，因此，把人口數量減低至符合經濟基礎是必須的。但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能夠維持密集的人口，則密集並不會剝奪居民的隱私，導致其私生活常常遭人闖入。
但是，足夠的生活水準所考慮的只是個人的隱私，並沒有解決「失範」的問題，沒有解決缺乏真誠社會關係的問題。想把工業社會的「失範」消除，唯一方法是對整個社會和精神結構進行徹底改變，也就是說，不但要讓每個人有吃有住，還要讓社會的利益與每個人的利益相符合。再者，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原則，應該是與他人建立關係和發揮自己的潛力，不是消費和與別人對立。在人口密度很高的情況下，這些仍然是可能做得到的，但我們必須徹底重新省思我們的一切前提和徹底改變社會。
從這些分析來看，人類的擁擠與動物的擁擠雖然有類似的地方，卻並不相同。動物對牠的空間需求和社會組織需求有著本能的「知識」。當牠的空間和社會組織受到侵擾時，牠會本能地用攻擊性行為來補救。在牠這些方面的生命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牠沒有其他可能的反應方式。但人卻有許多其他方式。他可以改變社會結構，可以發展休戚相關的關係與共有的價值觀念，這些都是本能反應以外的東西。對於擁擠問題，動物訴諸的是本能性的解決方法，人訴諸的是社會和政治的解決方法。
第八章 人類學
這一章我要提供關於原始狩獵採集者、新石器時代農人和新城市社會的詳細資料，讓讀者去判斷人究竟是不是越原始就越有攻擊性。這些資料主要是近十年來年輕一代的人類學家所發現，它們與一般人心目中的圖像（由老一代人類學家提供的資料構成）非常不同。
史前社會與「人性」
對於某些心理特徵究竟是不是如一般以為的那樣，是人類天性的本質部分，可以從獵人和新石器時代農人的生產方法與社會組織得到啟發。史前的獵人和農人沒有機會發展出對財產的熱烈追求，也沒有機會嫉妒「富有者」，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私產，也沒有足以讓人產生嫉妒的經濟差異。他們的生活情況反而容易讓他們發展出合作與和平的態度。在那樣的生活環境下，人不會產生剝削他人的欲望。剝削他人的體力或精神能力供己使用，在那樣的社會裡根本不可能，因為不論是經濟還是社會上都沒有讓人與人之間產生剝削的基礎。
控制他人也很少有機會在史前社會發展。五萬年前的原始遊群社會和文明社會的根本不同，就在他們的人際關係不是透過統治與權力原則來維繫，而且依靠互助。有控制欲的人在社會上會一事無成，不發生影響力。最後，在那樣的社會中，少有誘因可以讓人產生貪欲，因為生產與消耗在某個程度上維持著平衡。
這些有關狩獵採集者和早期農人的資料，是否意味著那時的人類還沒有占有、剝削、貪婪、嫉妒等激情，意味著這些激情完全是文明的產物？我不認為可以這樣一以概之。沒有足夠資料可以讓我們下這個斷語，而且它在理論上看來也不正確，因為個人的因素會對某些人有單獨的影響，即使是在最好的社會環境下，某些人還是會有這些罪惡的傾向。但是，有的文化鼓勵這些傾向，有的文化反對這些傾向，這就引起了巨大的不同。在前者，這些傾向會形成「社會性格」的一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種大部分人都有的症候群；在後者，這些傾向會是脫離常規的個人異常現象，對整個社會無甚影響力。如果我們考察下一個歷史階段，即考察城市出現的歷史階段，這個假說會顯得更為有力，因為城市的出現不但帶來了新種類的文明，也帶來了一些一般被認為屬於人類天性的激情。
破壞性與殘忍性的證據
人類學資料已經證明，對人類破壞性的本能主義詮釋是站不住腳的。在所有原始社會中，當人的生命利益遭受威脅時，他們固然都會以戰鬥（或逃跑）來自衛，可是在許多社會中，破壞性與殘忍性卻只有最起碼的程度，因此我們不能說那是「天生的」激情。再者，狩獵採集者和早期農人的社會是最不文明的，可是他們卻比更文明的社會和平得多，這也不符破壞性是人類的「天性」之說。再者，以下這個事實也不利於本能主義的觀點：破壞性不是一個孤立的元素而是症候群的一部分。
破壞性與殘忍雖然不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卻並不表示它們蔓延的範圍不廣，程度不強烈。這幾乎是用不著證明的。許多研究原始社會的人都明白地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儘管他們的資料是來自比較進步的，或是比較退化的原始社會，而不是來自最原始的狩獵採集社會。不幸的是，我們自己到現在還親眼見證到極端的破壞性與殘忍行為，以至於用不著回顧歷史紀錄。
因此我很少引用大家都熟悉的歷史資料，卻採用了許多狩獵採集者和早期石器時代農人的資料。這些資料是新發現的，除了專家學者，一般人知道得較少。
有兩件事我要提醒讀者。首先，用「原始」一詞來指文明以前的種種社會，會在觀念上引起很大的混淆，因為這些社會彼此極不相同。它們共通處只是沒有用來書寫的語言文字，沒有精巧的技術，沒有使用金錢，但它們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往往徹底不同。事實上，並沒有「原始社會」，如果有，也只是一個抽象概念而已，真正存在的是種種不同形態的原始社會。狩獵採集社會不存在破壞性，而一些頗為發達的原始社會則已經有了破壞性。至於在很多其他頗為發達的原始社會與文明社會裡，主導整個局面的是破壞性而不是和平。
我要提醒讀者的另一點是，不要忽略看似是破壞性和殘忍行為背後的精神意義與宗教動機。茲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以兒童來獻祭。被希伯來人征服時的迦南就有這種祭典，迦太基直到在西元前三世紀被羅馬人毀滅為止也有這種祭典。這些迦南或迦太基父母殺害他們的孩子，是受到破壞性和殘忍的激情驅使嗎？這很說不通。以亞伯拉罕要殺以撒來祭神的故事為例，舊約再三強調亞伯拉罕很愛以撒，但他還是決心殺死兒子。顯然這是因為他的宗教動機比他對孩子的愛更強。處身在那種文化裡的人會完全獻身於宗教，所以他的作為在外人看來雖然殘忍，但他實際上並不是殘忍的人。
看看一個可以和殺子獻神相比的現代現象會有助於說明。這現象便是戰爭。以第一次大戰為例，導致戰爭的原因是各國領袖的經濟利益、野心和虛榮心，以及雙方的嚴重誤判。但戰爭一旦爆發（甚至在還沒有正式爆發的時候），它就變成了一種「宗教」現象。國家、民族和民族的榮譽變成了偶像，參戰雙方都自願把他們的孩子獻祭給這些偶像。英國與德國的上層階級是這次戰爭的肇事者，開戰不久，這個階級的年輕人便犧牲了很多。他們的父母當然愛他們，但這些父母（特別是深受傳統觀念浸染的那些）卻毫不猶豫地送孩子赴死，而那些去赴死的年輕人也是毫不猶豫。古時以孩子祭神是父親親自殺孩子，戰爭的時候卻是雙方父母安排好，讓對方來殺自己的孩子。但這兩者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不同。戰爭發生的時候，肇事者明明知道會有什麼後果，然而他們卻愛偶像甚於愛他們的孩子。有些人為了捍衛人類生而具有破壞性之說，往往以最原始形態的人類為證，指出甚至北京人（約西元前五十萬年）也是食人者。
事實又是如何？
人們假定，在周口店發現的四十具破碎頭骨，屬於已知的最原始「人類」北京人所有。除了這些頭骨片以外，幾乎沒有發現任何其他骨骼。頭骨的底部被戳穿，有學者主張這是為了抽取腦髓。更進一步的推論是，抽取腦髓是為了吃它，於是，周口店的發現被認為證明了已知的最早人類是食人者。
然而，這些推論無一得到證明。我們甚至不知道是誰殺了周口店這些人，是為了什麼目的而殺，以及這種事是常態還是例外。芒福德和納爾都曾讓人信服地指出，以上的推測只不過是臆測。不論北京人頭骨被戳穿的實情如何，我們都不能用後來盛行的食人行為（特別是見於非洲和新幾內亞者）來證明更早階段的人類會食人。（這正如我們已經發現，最原始的人最不具破壞性，也比更開化的原始人有更進步的宗教形式。）
北京人的腦髓被抽出來究竟代表什麼意義，歷來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思考，而其中一個解釋特別值得我們注意：抽出這些腦髓不是為了當營養的食物吃，而是做為聖餐。布蘭克在研究早期人類的意識形態時指出，雖然我們對北京人的宗教觀念一無所知，不過我們也許可以認為，吃腦髓是北京人的一種宗教儀式。布蘭克主張，周口店的頭骨和在齊爾切奧峰發現的尼安德塔人頭骨可能有關，因為尼安德塔人頭骨也是底部
被戳穿以便抽取腦髓。布蘭克認為現在已有充分的證據，讓我們相信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