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過當個媽之後
珍．賽佛（Jeanne Safer）
永遠不會有人給我寄一張母親節賀卡——用蠟筆塗抹、用心裝飾的小卡片，出自尚不能嫻熟控制的稚嫩小手。我永遠不會在新生兒的小臉蛋上，找到遺傳自我自己的黃褐色眼眸或我丈夫的淺綠色眼眸。我也不會為誰唱搖籃曲。永遠不會有我的孩子對我微笑，也不會等到自己的孩子大學畢業，或結婚，或把親手寫的書題獻給我。我死後不會留有繼承人。
不孕症在新聞報導中屢被提及，已然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話題。但我的情況不一樣：我選擇了這種命運。我做出了一個清醒的決定：不生孩子。
我是在一九八九年受某雜誌社約稿後寫下前述這段話的，後來就引申為我的第一本書《跳過當個媽：選擇沒有孩子的人生》（Beyond Motherhood: Choosing Life Without Children）。當時我四十二歲，結婚已有九年，從事精神分析已有十五年，正步入最後的關頭：時不我予，必須盡快做出我人生中最艱難、最孤寂的抉擇──我一直等到即將過了適孕年齡才讓自己鐵了心──我寫下這段話時泣不成聲。當我看到這段話印成鉛字刊登出來，意味著我的抉擇板上釘釘、確鑿無疑時，我再次淚如雨下。
二十五年過去了，現在再讀這些文字時我已六十七歲──但願這還不算真正的高齡，我依然會被字裡行間毫不掩飾的力量所打動，還有痛苦，我曾指望用一字一句寫下來的方式加以消解、緩衝那種痛苦帶來的打擊。當然，最初的情緒如潮水般湧來，重遇年輕時的自己，我仍然感同身受，流下淚來。但對於我所做的決定，以及決定的方式，隨記憶而來的還有一種值得緬懷的驕傲和感恩之情，因為我現在領悟到了：正是因為如此抉擇，我才能有這樣的人生。
這篇文章講述了困擾著那些刻意選擇不生孩子的女性的強烈羞恥感──不僅來自個人內心，也有外在文化留下的烙印，因而，我覺得必須以筆名發表這篇情真意切的私人分析成果（副標題就是「一位心理師的自我分析」）。我甚至還堅持要雜誌社滿足我一個完全無理的額外要求：在八月刊上登出，因為心理師們約定俗成都在八月休假──好像這樣一來，就算有認識我的人讀到這篇文章，也不會想到是我寫的，因為我根本不在城裡嘛。當時，我以為自己只是想要保護隱私，但現在我意識到了真正的動機：我用這種小把戲掩飾真實身分，是為了避免被病人們、同事們，還有親朋好友認出來——雖然這種機率很低，但我實在不想因此被他人指指點點，就像我不留情面地評判自己那樣。對於在要不要生孩子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的女性，羞恥感是最難克服的一種情緒──因為你自私，不像個女人，甚或不能生養。這種焦慮幾乎要把我吞噬，當然，早些年間，極少數決定反抗生兒育女的女性或許能夠避免這種焦慮，因為要不要孩子與她們的身分認同並無關係。在生理上患有不孕症的人也有她們的焦慮和困擾，但和我經歷的掙扎體驗又不一樣，因為社會認同她們的心意是想生養的，亦即有正確的心態，因而不會質疑她們本質上完全是女性。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準備好把自己的意願公諸於眾。
自白式的文章好比一石激浪，我也沒有準備好迎接洶湧而來的讀者回饋。那篇文章登載於《七天》（7 Days），這本雜誌是一流的，可惜沒有長久地辦下去。就因為我那篇文章，雜誌社破天荒地收到眾多讀者來信，比之前的任何一篇文章收到的讀者來信都多。這個主題幾乎從來沒人寫過，但很明顯，有類似想法的女性一下子就發現：終於有人站出來為她們說話了。當然，雜誌社也轉給我另外幾封陌生人的來信，都堅稱我在妖言惑眾，或有精神病，或兩者兼有。其中有幾封出自同行之手，那些願意伸出援手的心理師建議我進行分析治療，切莫執迷不悟，以免為時過晚。這場爭論不適合膽小怕事的人，曾經如此，依然如此。但我當時就知道了：我必須就這個主題寫本書。
在我的病人和朋友們中，讓那些決定不生孩子的女性最糾結、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如果不生孩子，會不會因此抱憾終身？日後，她們的心會不會空空蕩蕩，她們的家會不會太安靜？她們和生兒育女的朋友們還有什麼共同話題？她們和未來的新世代之間將有怎樣的關聯？她們能不能感覺自己是完整的女人？等到別人三代同堂了，無法享受天倫之樂的她們怎麼能忍受那種冷清？她們要把遺產留給誰？這些問題顯然令我苦惱。因此，我用幾年時間把那篇文章擴展為一本書，盡可能多地採訪了很多上了年紀的女性。在最終完成的五十篇訪談中，有五篇的訪談對象是六十歲以上的女性。她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見解。我需要了解：幾十年後，她們有沒有質疑自己當初的決定？以及在那個年代──女人對生養之事幾乎沒有主導權，遑論決定要不要生──做出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激進抉擇是什麼感覺？她們是在女性主義興起之前，在可靠的避孕措施尚未普及之前做出這種抉擇的，和如今的世界相比，當時的社會更不可能認同這種異類。但她們每一個人都對自己的人生心滿意足。她們不懼怕老而無後（很多人提到：養兒也未必能防老），她們對伴侶和自己都很滿意，而且，相當打動人心的是：她們都為自己擁有獨立精神而自豪。
一九九六年，第一波嬰兒潮時出生的人已年過五十。我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裡列舉了自己研究已久的無子課題的一些成果，並寫道：在那些有意識這樣選擇的人當中，沒有人因為從始至終的堅持而悲痛欲絕；事實上，她們對自己的抉擇及其結果都很滿意。二〇一四年，我這一代，也就是嬰兒潮那代人的最後一波，也開始紛紛踏入五十歲。我真心希望，這代人當中刻意選擇無子女的人也能心安理得、平靜無憂把自己選擇的這條路走下去。
決定不為人母，就將永遠不為人母。要在如此根本的問題上，清醒地做出和自己的過去、社會的期待緊密關聯的抉擇，還要考慮到女性氣質、人生目標，這需要你意志堅定。任何與主流背道而馳的做法，都要用盡心力。適孕期過去後，除非你去收養或找人代孕，否則就沒有重新考慮的可能。我要憑直覺做出的這一重要決定，是如何影響我的命運和自我認知的？現在的我六十七歲，這個決定的餘波又將如何影響我的未來？
在二十五年後再次探討這個話題，我感到如釋重負，也很樂意告訴大家，我從來沒有半點兒猶疑：我選擇的就是我人生的正解。做出決斷的那五年裡，我承受了嚴重的焦慮、自我懷疑、悲傷，對自己的未來產生極度矛盾的猶疑。但回首往事，我才發現，我其實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重新審視並真正接納我早在內心做出的決定上。當我用盡了藉口，卻依然對懷孕生養毫無興趣，我意識到這一點，轉捩點就出現了，我終於能告訴自己：「我並不是真的想生孩子。我想要的是『想要生孩子』這種欲望。」我渴望像別人那樣渴望生養，但我必須面對事實：我不想。這就意味著，我必須想通自己將在最根本的問題上和大多數女性迥然相異；事實上也意味著，我對幸福和圓滿的需求已將她們視為至關重要的事情排除在外了。我要面對自己的每一種感受，不管那有多麼痛苦。要走上這條通往自我實現的道路，需要我關注自己的真實感受，而不是我本該有或希望自己有卻偏偏沒有的感受。只有這樣，我才能為自己失去的、親自拋棄的可能性而悲痛；為沒有選擇的那條路感到悲痛，這才是有益身心的事。這樣想，讓我感覺好多了。
我也非常幸運，有一個支持我的丈夫。他本可以有另一種樣貌的家庭，但他很現實地感受到：因為當媽媽帶來的影響遠比當爸爸來得更全面且徹底，最終，生不生孩子只能由我來抉擇。他很明確地表示，對他而言，與我共度此生才是頭等大事。這種態度是我愛他的諸多理由之一。因此，在過去三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我們享受到的智力、情感上的親密關係是相當難得的。
其後的那些年裡，我接受了一種想法：我完全可能成為比我想像中更好、更快樂或更有智慧的媽媽，哪怕有所憂慮。我只能憑推測猜想自己需要什麼，但當時的我不可能預見到的後來事實顯然證明了：我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自由——當我想要（環遊世界，睡到中午，出門去餐廳吃飯，或偶爾心血來潮去看場午夜場電影）的時候就能付諸行動；可以心無旁騖地專注於我和丈夫的感情；可以全身心投入精神分析專家和作家的斜槓職業生涯。我發現自己最初的直覺判斷是正確的；我不想夾在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需求之間，尤其是由我生養的人。我很高興自己從沒進過迪士尼樂園（或因為沒有帶誰去而感到愧疚），也不需要和幾位家長協商孩子們的遊戲時間而操心，往遠了說──我也不用擔心網絡上的色情網站之類的禍害侵擾青春期的孩子，儘管這些看起來都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不用面對這些真的讓我很欣喜。對於這些沒經歷過的事，我毫不遺憾，也不期待。我也不覺得這是自私的表現或我就是塊「不結果的荒地」——前人常常這樣形容不生養的女性（然而，並沒有與此對等的稱呼去指稱沒有孩子的男性）。多虧了我在中年的前半段做出了清醒的抉擇，當陌生人在司空見慣的閒聊開場白時問出「你有幾個孩子」這個讓很多沒有孩子的女性尷尬的問題，我才能用不帶自衛感的口吻，微笑地回答：「一個也沒有。我不適合當媽。」
做出這個抉擇的過程本身，對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都產生了超乎我想像的影響，也遠遠超越了「要不要當媽」這個問題。那讓我有了堅定的立場：我稱之為「堅決不」。對此我的定義是，經過嚴肅的全盤考慮後，你發現那不適合你，就要拒絕採取某種行動。
「堅決不」，意味著你要有拒絕的態度，並拒絕採取大多數人奉為圭臬的標準行為（比方說，總是原諒他人的過錯，或是不假思索地謹遵醫囑）。「堅決不」也常常意味著同意：同意那些或許並不普遍但實際上和你本人的想法、感受完全一致的觀點。只有透過堅持不懈地認識自我，才能得到這種結論。任何以這種方式做出的決定都不是反叛之舉，而是意願清晰的自我認知：堅定地站在代表你的利益的立場上。
拒絕採取那些違背你明確意願的行動是一種意義深遠的行動，而不僅僅是對外部世界的某種反應。而且，你要支持真正的自己──而非理所應當的那個你──才能主張自己的利益，你必須面對自己的真相，不管那是什麼感覺，或暗示了什麼。
「堅決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的基礎。它已成為我的生命哲學的基石、我治癒病人的柱石。它啟迪了我，讓我在五本書中循序漸進地挑戰「禁忌話題」，表明特立獨行的立場；當我罹患兩次重病時，它也幫我保住了自我的真實。《跳過當個媽》為我鋪平了這條道路。
滿世界都是生兒育女的女性，那麼，一個選擇不生孩子的女人該如何與這樣的世界共處？對後代來說，母親非常重要，而我大概永遠也不會有那種程度的重要性──不論對任何人，甚至對我的病人們來說，都沒那麼重要。我放棄了寶貴的經驗和親緣關係，因而才能擁有我更想要的別種體驗。但我也找到了讓自己對下一代來說很重要的辦法。有些女性和我一樣做出了這個抉擇，她們很樂於成為姑姑或阿姨，或是好朋友的孩子們生活中特別的成年朋友──只可惜我沒有機會當一個孩子的姑姑、阿姨、乾媽或教母，但這類角色也許非常適合我。不過，大體來說，置身年幼的孩子們之間時，我從來都不自在，印象中只有我在大學附屬兒童精神病院工作時遇到的一個七歲女孩算是例外，很難忘。在我的職業領域裡，為年輕人當榜樣、成為良師益友是我得到滿足感的一種方式。我特別喜歡為年輕女性做分析治療，幫助她們塑造擁有自我認知、自我表達能力的人生。雖然我沒有生孩子，但這不能阻擋我幫到許多女性在為人母的問題上做出抉擇（她們當中既有選擇生養的，也有選擇放棄的），更不會阻礙我充分理解母親們的感受，這讓我很高興。雖然隔了一層，但我用自己的方式愛著個案的孩子們，能為他們的父母提出好建議，讓父母更理解他們，這讓我很有成就感。
──
為了準備一本新書的寫作，我最近重讀了自己十幾歲時的日記。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了一件事實：其實，我早在一九六三年就開始考慮這輩子不生兒育女了。十六歲的我這樣寫道：「我已經決定，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樣──好像女人唯一的創造力就在於生育小孩。」我不記得自己寫過這段話，但一語成讖。我那時就知道了啊！早在我不得不做出選擇之前。我只是不記得自己早就知道這一點了。
我一直認為自己和媽媽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但我將自己的抉擇在書中公諸於眾了，所以，《跳過當個媽》一書出版時，我很擔心她會覺得被我輕忽、否定了。但恰恰相反，她高興極了。原來她一直希望我成為作家，這種期望甚至勝於她想要我為人母的渴望，她因此非常自豪。以前我總覺得她以自己的需求為標準來壓迫我，但我那時終於明白了──為了鼓勵我獨立思考，她付出了更多努力。我將那本書題獻給了她。
自從我加入選擇不生孩子的女性群體，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整體狀況發生了哪些變化？這個群體的人數增加了──在我撰寫這篇文章時，主動選擇不生孩子的女性占育齡女性總數的比例上升了百分之十左右；這個群體人數仍在上升，而且她們更坦誠，更願暢所欲言，不再會用懷抱歉意或自我防衛的辯護詞──至少在公開場合如此。但是，我不會去假想人性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個體的痛楚依然存在，她們依然會陷入為人母的兩難取捨，這是我從前來向我尋求幫助的個案身上發現的事實。大部分人都找不到人傾訴，曾經折磨過我、至今令我記憶猶新且沒有所謂答案的問題，也在折磨她們。如果你沒有提前拒絕質疑，或者無意識地全盤接受，你就必須捱過這段艱苦的追問，找到自己的立場，明白自己為什麼如此選擇。這件事，從來都不輕鬆。
珍．賽佛（Jeanne Safer）
永遠不會有人給我寄一張母親節賀卡——用蠟筆塗抹、用心裝飾的小卡片，出自尚不能嫻熟控制的稚嫩小手。我永遠不會在新生兒的小臉蛋上，找到遺傳自我自己的黃褐色眼眸或我丈夫的淺綠色眼眸。我也不會為誰唱搖籃曲。永遠不會有我的孩子對我微笑，也不會等到自己的孩子大學畢業，或結婚，或把親手寫的書題獻給我。我死後不會留有繼承人。
不孕症在新聞報導中屢被提及，已然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話題。但我的情況不一樣：我選擇了這種命運。我做出了一個清醒的決定：不生孩子。
我是在一九八九年受某雜誌社約稿後寫下前述這段話的，後來就引申為我的第一本書《跳過當個媽：選擇沒有孩子的人生》（Beyond Motherhood: Choosing Life Without Children）。當時我四十二歲，結婚已有九年，從事精神分析已有十五年，正步入最後的關頭：時不我予，必須盡快做出我人生中最艱難、最孤寂的抉擇──我一直等到即將過了適孕年齡才讓自己鐵了心──我寫下這段話時泣不成聲。當我看到這段話印成鉛字刊登出來，意味著我的抉擇板上釘釘、確鑿無疑時，我再次淚如雨下。
二十五年過去了，現在再讀這些文字時我已六十七歲──但願這還不算真正的高齡，我依然會被字裡行間毫不掩飾的力量所打動，還有痛苦，我曾指望用一字一句寫下來的方式加以消解、緩衝那種痛苦帶來的打擊。當然，最初的情緒如潮水般湧來，重遇年輕時的自己，我仍然感同身受，流下淚來。但對於我所做的決定，以及決定的方式，隨記憶而來的還有一種值得緬懷的驕傲和感恩之情，因為我現在領悟到了：正是因為如此抉擇，我才能有這樣的人生。
這篇文章講述了困擾著那些刻意選擇不生孩子的女性的強烈羞恥感──不僅來自個人內心，也有外在文化留下的烙印，因而，我覺得必須以筆名發表這篇情真意切的私人分析成果（副標題就是「一位心理師的自我分析」）。我甚至還堅持要雜誌社滿足我一個完全無理的額外要求：在八月刊上登出，因為心理師們約定俗成都在八月休假──好像這樣一來，就算有認識我的人讀到這篇文章，也不會想到是我寫的，因為我根本不在城裡嘛。當時，我以為自己只是想要保護隱私，但現在我意識到了真正的動機：我用這種小把戲掩飾真實身分，是為了避免被病人們、同事們，還有親朋好友認出來——雖然這種機率很低，但我實在不想因此被他人指指點點，就像我不留情面地評判自己那樣。對於在要不要生孩子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的女性，羞恥感是最難克服的一種情緒──因為你自私，不像個女人，甚或不能生養。這種焦慮幾乎要把我吞噬，當然，早些年間，極少數決定反抗生兒育女的女性或許能夠避免這種焦慮，因為要不要孩子與她們的身分認同並無關係。在生理上患有不孕症的人也有她們的焦慮和困擾，但和我經歷的掙扎體驗又不一樣，因為社會認同她們的心意是想生養的，亦即有正確的心態，因而不會質疑她們本質上完全是女性。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準備好把自己的意願公諸於眾。
自白式的文章好比一石激浪，我也沒有準備好迎接洶湧而來的讀者回饋。那篇文章登載於《七天》（7 Days），這本雜誌是一流的，可惜沒有長久地辦下去。就因為我那篇文章，雜誌社破天荒地收到眾多讀者來信，比之前的任何一篇文章收到的讀者來信都多。這個主題幾乎從來沒人寫過，但很明顯，有類似想法的女性一下子就發現：終於有人站出來為她們說話了。當然，雜誌社也轉給我另外幾封陌生人的來信，都堅稱我在妖言惑眾，或有精神病，或兩者兼有。其中有幾封出自同行之手，那些願意伸出援手的心理師建議我進行分析治療，切莫執迷不悟，以免為時過晚。這場爭論不適合膽小怕事的人，曾經如此，依然如此。但我當時就知道了：我必須就這個主題寫本書。
在我的病人和朋友們中，讓那些決定不生孩子的女性最糾結、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如果不生孩子，會不會因此抱憾終身？日後，她們的心會不會空空蕩蕩，她們的家會不會太安靜？她們和生兒育女的朋友們還有什麼共同話題？她們和未來的新世代之間將有怎樣的關聯？她們能不能感覺自己是完整的女人？等到別人三代同堂了，無法享受天倫之樂的她們怎麼能忍受那種冷清？她們要把遺產留給誰？這些問題顯然令我苦惱。因此，我用幾年時間把那篇文章擴展為一本書，盡可能多地採訪了很多上了年紀的女性。在最終完成的五十篇訪談中，有五篇的訪談對象是六十歲以上的女性。她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見解。我需要了解：幾十年後，她們有沒有質疑自己當初的決定？以及在那個年代──女人對生養之事幾乎沒有主導權，遑論決定要不要生──做出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激進抉擇是什麼感覺？她們是在女性主義興起之前，在可靠的避孕措施尚未普及之前做出這種抉擇的，和如今的世界相比，當時的社會更不可能認同這種異類。但她們每一個人都對自己的人生心滿意足。她們不懼怕老而無後（很多人提到：養兒也未必能防老），她們對伴侶和自己都很滿意，而且，相當打動人心的是：她們都為自己擁有獨立精神而自豪。
一九九六年，第一波嬰兒潮時出生的人已年過五十。我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裡列舉了自己研究已久的無子課題的一些成果，並寫道：在那些有意識這樣選擇的人當中，沒有人因為從始至終的堅持而悲痛欲絕；事實上，她們對自己的抉擇及其結果都很滿意。二〇一四年，我這一代，也就是嬰兒潮那代人的最後一波，也開始紛紛踏入五十歲。我真心希望，這代人當中刻意選擇無子女的人也能心安理得、平靜無憂把自己選擇的這條路走下去。
決定不為人母，就將永遠不為人母。要在如此根本的問題上，清醒地做出和自己的過去、社會的期待緊密關聯的抉擇，還要考慮到女性氣質、人生目標，這需要你意志堅定。任何與主流背道而馳的做法，都要用盡心力。適孕期過去後，除非你去收養或找人代孕，否則就沒有重新考慮的可能。我要憑直覺做出的這一重要決定，是如何影響我的命運和自我認知的？現在的我六十七歲，這個決定的餘波又將如何影響我的未來？
在二十五年後再次探討這個話題，我感到如釋重負，也很樂意告訴大家，我從來沒有半點兒猶疑：我選擇的就是我人生的正解。做出決斷的那五年裡，我承受了嚴重的焦慮、自我懷疑、悲傷，對自己的未來產生極度矛盾的猶疑。但回首往事，我才發現，我其實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重新審視並真正接納我早在內心做出的決定上。當我用盡了藉口，卻依然對懷孕生養毫無興趣，我意識到這一點，轉捩點就出現了，我終於能告訴自己：「我並不是真的想生孩子。我想要的是『想要生孩子』這種欲望。」我渴望像別人那樣渴望生養，但我必須面對事實：我不想。這就意味著，我必須想通自己將在最根本的問題上和大多數女性迥然相異；事實上也意味著，我對幸福和圓滿的需求已將她們視為至關重要的事情排除在外了。我要面對自己的每一種感受，不管那有多麼痛苦。要走上這條通往自我實現的道路，需要我關注自己的真實感受，而不是我本該有或希望自己有卻偏偏沒有的感受。只有這樣，我才能為自己失去的、親自拋棄的可能性而悲痛；為沒有選擇的那條路感到悲痛，這才是有益身心的事。這樣想，讓我感覺好多了。
我也非常幸運，有一個支持我的丈夫。他本可以有另一種樣貌的家庭，但他很現實地感受到：因為當媽媽帶來的影響遠比當爸爸來得更全面且徹底，最終，生不生孩子只能由我來抉擇。他很明確地表示，對他而言，與我共度此生才是頭等大事。這種態度是我愛他的諸多理由之一。因此，在過去三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我們享受到的智力、情感上的親密關係是相當難得的。
其後的那些年裡，我接受了一種想法：我完全可能成為比我想像中更好、更快樂或更有智慧的媽媽，哪怕有所憂慮。我只能憑推測猜想自己需要什麼，但當時的我不可能預見到的後來事實顯然證明了：我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自由——當我想要（環遊世界，睡到中午，出門去餐廳吃飯，或偶爾心血來潮去看場午夜場電影）的時候就能付諸行動；可以心無旁騖地專注於我和丈夫的感情；可以全身心投入精神分析專家和作家的斜槓職業生涯。我發現自己最初的直覺判斷是正確的；我不想夾在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需求之間，尤其是由我生養的人。我很高興自己從沒進過迪士尼樂園（或因為沒有帶誰去而感到愧疚），也不需要和幾位家長協商孩子們的遊戲時間而操心，往遠了說──我也不用擔心網絡上的色情網站之類的禍害侵擾青春期的孩子，儘管這些看起來都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不用面對這些真的讓我很欣喜。對於這些沒經歷過的事，我毫不遺憾，也不期待。我也不覺得這是自私的表現或我就是塊「不結果的荒地」——前人常常這樣形容不生養的女性（然而，並沒有與此對等的稱呼去指稱沒有孩子的男性）。多虧了我在中年的前半段做出了清醒的抉擇，當陌生人在司空見慣的閒聊開場白時問出「你有幾個孩子」這個讓很多沒有孩子的女性尷尬的問題，我才能用不帶自衛感的口吻，微笑地回答：「一個也沒有。我不適合當媽。」
做出這個抉擇的過程本身，對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都產生了超乎我想像的影響，也遠遠超越了「要不要當媽」這個問題。那讓我有了堅定的立場：我稱之為「堅決不」。對此我的定義是，經過嚴肅的全盤考慮後，你發現那不適合你，就要拒絕採取某種行動。
「堅決不」，意味著你要有拒絕的態度，並拒絕採取大多數人奉為圭臬的標準行為（比方說，總是原諒他人的過錯，或是不假思索地謹遵醫囑）。「堅決不」也常常意味著同意：同意那些或許並不普遍但實際上和你本人的想法、感受完全一致的觀點。只有透過堅持不懈地認識自我，才能得到這種結論。任何以這種方式做出的決定都不是反叛之舉，而是意願清晰的自我認知：堅定地站在代表你的利益的立場上。
拒絕採取那些違背你明確意願的行動是一種意義深遠的行動，而不僅僅是對外部世界的某種反應。而且，你要支持真正的自己──而非理所應當的那個你──才能主張自己的利益，你必須面對自己的真相，不管那是什麼感覺，或暗示了什麼。
「堅決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的基礎。它已成為我的生命哲學的基石、我治癒病人的柱石。它啟迪了我，讓我在五本書中循序漸進地挑戰「禁忌話題」，表明特立獨行的立場；當我罹患兩次重病時，它也幫我保住了自我的真實。《跳過當個媽》為我鋪平了這條道路。
滿世界都是生兒育女的女性，那麼，一個選擇不生孩子的女人該如何與這樣的世界共處？對後代來說，母親非常重要，而我大概永遠也不會有那種程度的重要性──不論對任何人，甚至對我的病人們來說，都沒那麼重要。我放棄了寶貴的經驗和親緣關係，因而才能擁有我更想要的別種體驗。但我也找到了讓自己對下一代來說很重要的辦法。有些女性和我一樣做出了這個抉擇，她們很樂於成為姑姑或阿姨，或是好朋友的孩子們生活中特別的成年朋友──只可惜我沒有機會當一個孩子的姑姑、阿姨、乾媽或教母，但這類角色也許非常適合我。不過，大體來說，置身年幼的孩子們之間時，我從來都不自在，印象中只有我在大學附屬兒童精神病院工作時遇到的一個七歲女孩算是例外，很難忘。在我的職業領域裡，為年輕人當榜樣、成為良師益友是我得到滿足感的一種方式。我特別喜歡為年輕女性做分析治療，幫助她們塑造擁有自我認知、自我表達能力的人生。雖然我沒有生孩子，但這不能阻擋我幫到許多女性在為人母的問題上做出抉擇（她們當中既有選擇生養的，也有選擇放棄的），更不會阻礙我充分理解母親們的感受，這讓我很高興。雖然隔了一層，但我用自己的方式愛著個案的孩子們，能為他們的父母提出好建議，讓父母更理解他們，這讓我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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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準備一本新書的寫作，我最近重讀了自己十幾歲時的日記。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了一件事實：其實，我早在一九六三年就開始考慮這輩子不生兒育女了。十六歲的我這樣寫道：「我已經決定，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樣──好像女人唯一的創造力就在於生育小孩。」我不記得自己寫過這段話，但一語成讖。我那時就知道了啊！早在我不得不做出選擇之前。我只是不記得自己早就知道這一點了。
我一直認為自己和媽媽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但我將自己的抉擇在書中公諸於眾了，所以，《跳過當個媽》一書出版時，我很擔心她會覺得被我輕忽、否定了。但恰恰相反，她高興極了。原來她一直希望我成為作家，這種期望甚至勝於她想要我為人母的渴望，她因此非常自豪。以前我總覺得她以自己的需求為標準來壓迫我，但我那時終於明白了──為了鼓勵我獨立思考，她付出了更多努力。我將那本書題獻給了她。
自從我加入選擇不生孩子的女性群體，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整體狀況發生了哪些變化？這個群體的人數增加了──在我撰寫這篇文章時，主動選擇不生孩子的女性占育齡女性總數的比例上升了百分之十左右；這個群體人數仍在上升，而且她們更坦誠，更願暢所欲言，不再會用懷抱歉意或自我防衛的辯護詞──至少在公開場合如此。但是，我不會去假想人性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個體的痛楚依然存在，她們依然會陷入為人母的兩難取捨，這是我從前來向我尋求幫助的個案身上發現的事實。大部分人都找不到人傾訴，曾經折磨過我、至今令我記憶猶新且沒有所謂答案的問題，也在折磨她們。如果你沒有提前拒絕質疑，或者無意識地全盤接受，你就必須捱過這段艱苦的追問，找到自己的立場，明白自己為什麼如此選擇。這件事，從來都不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