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鑑》一名乃取法唐太宗「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之意，此書為明代張居正為明神宗編纂之訓蒙教材，書中選錄歷代君王善惡事跡共一百一十七則，用以說明帝王的自身修養對於國家治亂的重大影響。為了引發小皇帝的閱讀興趣，每一則傳記的內容都附有生動活潑的繪圖與淺顯易懂的白話文直解，傳達出張居正想要教導萬曆賢君治國的修齊治平之道。本局此次出版乃以國家圖書館所珍藏之《帝鑑圖說—明萬曆刊本》為底本，圖像部分全數採用原書之木刻版畫，線條簡潔質樸，輪廓分明，頗為傳神，文字部分則重新打字排版並加以注釋，更便於現代讀者閱覽。
出版緣起
從古至今，無論政權以何種形式建立和更替，人們始終堅信，唯有具備完美德行的君王才能帶來清明政治、開創太平盛世。時至今日，人們早已了解法治與人治同樣重要，無論制度多麼完善，都有賴於操守堅正的人妥適執行。如此一來，從一國以至一家，無論居於哪個位置、無論掌握的權力和權利為何，每一個人的作為都緊緊牽繫著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對於自身的道德修養，都應該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帝鑑圖說》一書雖以帝王為標榜，然細究其內容，所揭示的卻非純是御下之術，而是做人處世最基本的道理；人際關係錯綜複雜，而德行的體現不外乎倫常。藉由本書，我們可以看到〈澤及枯骨〉的仁善，〈下車泣罪〉中的自省，〈感諫勤政〉與〈主明臣直〉中伴侶間的互信互愛，而〈遇物教儲〉、〈敬受母教〉的日常教養，則充滿父母與子女間的無限親親之情，至於漢武帝〈蒲輪徵賢〉以國士之禮對待伏生所傳達出的求才若渴，漢靈帝〈西邸鬻爵〉以市販之輩壞朝廷名器所遭致的惡果，均強調君臣之間應以敬而非利相維繫，又如〈賓禮故人〉、〈兄弟友愛〉中所言，愛重朋友手足，方能人和政通、國泰民安。由此可知，《帝鑑圖說》所教導的，正是從小兒以至帝王，因應不同身分關係，所應有的待人接物之道，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
明穆宗於隆慶六年（西元一五七二年）駕崩，年僅十歲的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是為神宗。時張居正受命為顧命元輔，除主持裁決一切軍政大事外，更身負教育輔弼君主之責，為此，張居正上疏以「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當今第一要務」請求主持萬曆日講，又與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共同進呈所編撰之《帝鑑圖說》，做為經筵日講之教本。
《帝鑑》一名乃取法唐太宗「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之意，書中選錄歷代君王善惡事跡共一百一十七則，用以說明帝王的自身修養對於國家治亂的重大影響。善為陽，九為陽數之極，故選九九八十一則可資取法的「聖哲芳規」；惡為陰，六為陰數之極，故取六六三十六則足為鑑戒的「狂愚覆轍」，期望萬曆皇帝能夠擇善而從，見不賢而內自省。為了引發小皇帝的閱讀興趣，每一則傳記的內容都附有生動活潑的繪圖與淺顯易懂的直解，傳達出教導萬曆如何成為賢君的修齊治平之道，這正是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的具體實踐。雖然張居正謙稱此書為初學童蒙之書，然其圖文並茂且具教育意義，故自進呈後，萬曆「?下禮官宣付史館」，以昭「君臣交修之義」，張居正復「刻其副以傳」，自此官府及民間多加刊行。最早的刻本是萬曆元年司禮監刊印之經廠本，如今已難見到。
世界書局此次所出版之《帝鑑圖說》，乃以國家圖書館特藏之吳興嘉業堂藏萬曆元年刊本為底本，內容完整，文字部分重新打字排版，並加標點及注釋，便於閱讀，圖像部分則全數採用原書木刻版畫，線條簡潔質樸，輪廓分明，頗為傳神。原書框高二十・二公分，廣十四・一公分，共十二冊，不分卷，書中鈐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等朱文長方印。《帝鑑圖說》一書不惟在中國廣為流布，甚至遠傳域外，現今所知日本、法國皆有藏本。
吾人讀此書，雖不必以帝王自許，但都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修練德性，在各自的角色和位置上盡心盡力，無論面對何種困局，皆能立定志向，承擔肩上的責任，端守本心，不違初衷。
出版緣起
從古至今，無論政權以何種形式建立和更替，人們始終堅信，唯有具備完美德行的君王才能帶來清明政治、開創太平盛世。時至今日，人們早已了解法治與人治同樣重要，無論制度多麼完善，都有賴於操守堅正的人妥適執行。如此一來，從一國以至一家，無論居於哪個位置、無論掌握的權力和權利為何，每一個人的作為都緊緊牽繫著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對於自身的道德修養，都應該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帝鑑圖說》一書雖以帝王為標榜，然細究其內容，所揭示的卻非純是御下之術，而是做人處世最基本的道理；人際關係錯綜複雜，而德行的體現不外乎倫常。藉由本書，我們可以看到〈澤及枯骨〉的仁善，〈下車泣罪〉中的自省，〈感諫勤政〉與〈主明臣直〉中伴侶間的互信互愛，而〈遇物教儲〉、〈敬受母教〉的日常教養，則充滿父母與子女間的無限親親之情，至於漢武帝〈蒲輪徵賢〉以國士之禮對待伏生所傳達出的求才若渴，漢靈帝〈西邸鬻爵〉以市販之輩壞朝廷名器所遭致的惡果，均強調君臣之間應以敬而非利相維繫，又如〈賓禮故人〉、〈兄弟友愛〉中所言，愛重朋友手足，方能人和政通、國泰民安。由此可知，《帝鑑圖說》所教導的，正是從小兒以至帝王，因應不同身分關係，所應有的待人接物之道，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
明穆宗於隆慶六年（西元一五七二年）駕崩，年僅十歲的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是為神宗。時張居正受命為顧命元輔，除主持裁決一切軍政大事外，更身負教育輔弼君主之責，為此，張居正上疏以「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當今第一要務」請求主持萬曆日講，又與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共同進呈所編撰之《帝鑑圖說》，做為經筵日講之教本。
《帝鑑》一名乃取法唐太宗「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之意，書中選錄歷代君王善惡事跡共一百一十七則，用以說明帝王的自身修養對於國家治亂的重大影響。善為陽，九為陽數之極，故選九九八十一則可資取法的「聖哲芳規」；惡為陰，六為陰數之極，故取六六三十六則足為鑑戒的「狂愚覆轍」，期望萬曆皇帝能夠擇善而從，見不賢而內自省。為了引發小皇帝的閱讀興趣，每一則傳記的內容都附有生動活潑的繪圖與淺顯易懂的直解，傳達出教導萬曆如何成為賢君的修齊治平之道，這正是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的具體實踐。雖然張居正謙稱此書為初學童蒙之書，然其圖文並茂且具教育意義，故自進呈後，萬曆「?下禮官宣付史館」，以昭「君臣交修之義」，張居正復「刻其副以傳」，自此官府及民間多加刊行。最早的刻本是萬曆元年司禮監刊印之經廠本，如今已難見到。
世界書局此次所出版之《帝鑑圖說》，乃以國家圖書館特藏之吳興嘉業堂藏萬曆元年刊本為底本，內容完整，文字部分重新打字排版，並加標點及注釋，便於閱讀，圖像部分則全數採用原書木刻版畫，線條簡潔質樸，輪廓分明，頗為傳神。原書框高二十・二公分，廣十四・一公分，共十二冊，不分卷，書中鈐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等朱文長方印。《帝鑑圖說》一書不惟在中國廣為流布，甚至遠傳域外，現今所知日本、法國皆有藏本。
吾人讀此書，雖不必以帝王自許，但都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修練德性，在各自的角色和位置上盡心盡力，無論面對何種困局，皆能立定志向，承擔肩上的責任，端守本心，不違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