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透過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視障教育，以及職業訓練等政策的比較整理，發現視障按摩業在不同政權下有著迥然不同的面貌。（一）日治時期，在明治維新的西化浪潮下，殖民政府透過教育體系、國家考試與執業要件三個環節配合，法律給予規範設定進入相關行業的門檻。當時按摩、針灸被納入衛生醫療體系，視障者在教育優勢下，接受完整的教考訓用，通過考試的視障者除了按摩之外，還可以從事針灸與西洋按摩（マッサージ），因而奠定了視障按摩業在臺灣的地位。（二）國民政府時期，「新醫師法」頒布後，按摩被重新定義，將視障按摩去醫療化，且以「優惠性待遇」保障視障按摩業。按摩教育養成明顯不足，但仍保留國家考試與執業要件，而在教育端缺乏專科以上學校設置，淪為救濟政策下的職類。（三）大法官釋憲，認為：「繼續保留視障按摩業是忽略視障者除了按摩之外的工作能力。」事實上，在工作場域中，處處需要使用視力，視障者就業與轉業充滿困難，並非單純的補助就能解決，抑或是增加重建單位的評估就能達成。應以「全人觀點」的角度出發，要回歸到視障者本身、視障者家庭、視障者就業職場與視障者重要他人等因素都是密不可分。（四）自由市場良性競爭下，視障者所憑藉的是紮實的專業訓練，而不是救濟政策。這一方面有賴各職訓、相關機構的課程設計，或參考其他國家，如日本、英國、德國等視障教育與職業輔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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