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慶史努比誕生七十週年
32位美國作家與藝術家共同話／畫《花生》
2020年獲艾斯納獎（Eisner Award）提名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2019年最佳書籍
國際文化評論雜誌《流行文化要事》（PopMatters）2019年最佳書籍
「生命是個謎，查理布朗……你知道謎底嗎？」—露西．潘貝魯特
從1950年10月2日直到2000年2月13日過世為止，足足50年，查爾斯．舒茲（Charles M. Schulz）可說是花了大半輩子在創作《花生》漫畫。主人翁查理．布朗與他的小狗史努比，以及一群性格各異的孩子們，帶來一個又一個幽默、溫馨，有時也帶點淒美或感傷的故事。那是二戰後，關於幸福、關於夢想、關於友誼、關於失落的思考，與生活本身。
查爾斯．舒茲創造了一部公認為美國流行文化經典的連載漫畫—歡樂動人又獨一無二。他的最後一篇連載漫畫刊出約20年後，《花生》（Peanutes）中栩栩如生的角色持續與數百萬名粉絲產生共鳴，這些粉絲沉醉於四格漫畫與電視冒險，並學到幸福、友誼、失落、童年與生命的一課。
這本《史努比抱抱：寫給查理．布朗和他的朋友們》（The Peanuts Papers: Writers and Cartoonists on Charlie Brown, Snoopy & the Ga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匯集32名作者與藝術家，探討舒茲貌似簡單漫畫背後的深刻事實、這部漫畫對其生命藝術和更廣泛文化的影響。這些令人著迷動容而且經常論及私事的文章呈現出，《花生》對眾多愛好者的意義有多重大，與其如何邀請讀者一起思考，用莎拉‧鮑克瑟（Sarah Boxer）的話來說，那就是在這個往往難以理解的世界中，「該如何生存並依舊保持體面」。本書涵蓋散文、回憶錄、詩篇和原創連載漫畫，這些作品會是每一位《花生》粉絲的終極閱讀良伴。
內容摘錄
我的天哪
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
自1950年首度登場以來，舒茲的偉大作品《花生》便受到極大關注與迴響――這令人有些驚訝，畢竟該漫畫在當時還有很大進步空間――若我再加入稱讚行列，那就和查理布朗再踢一次橄欖球一樣多餘。
但大家鮮少提及卻值得留意的一點在於：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中期的作品最能體現該漫畫精神，也就是令人感到驚奇又「滿足」的淒慘與尖酸有趣。這是該漫畫魅力所在，也是從萬聖夜到聖誕節的電視特輯取材的來源。《花生》先是黑色幽默，之後才變成優質幽默。
它的囚徒困境更接近於契訶夫作品，更勝於漫畫《汽油巷》（Gasoline Alley）。裡頭的角色無助地交流，更像是貝克特風格，勝於漫畫《懶兵披頭》（Beetle Bailey）。《花生》裡的所有小孩都懷抱不切實際的野心。它是一齣天賦與欲望悖離現實的黑色喜劇，就像生活本身，無怪乎漫畫裡常見的驚嘆句是：「我的天哪！」這一聲純粹惱怒的吶喊並非舒茲獨創，但從他筆下角色嘴裡喊出卻有雙重功能。這些角色哀嘆損失，畢竟這是確實發生過的事，另一方面，漫畫以此方式呈現他們低落的心情，效果出奇得好。
這種黑暗或許起始於漫畫的中心設定：這是一個由孩童組成的世界，父母不會出現於畫面中，鮮少聽到他們的聲音，也不曾看過身影。這樣的景象既不撫慰人心也不「可愛」。
這群小孩並不住在天真的世界，反而是大家都熟悉的大人社會，所有雄心抱負與痴心妄想都無法實現，他們也沒能力像大人一樣採取最低限度行動，讓自己的抱負與外在情況妥協。這些小孩無法打造自己的世界或布置自己的房屋，更不能選擇自己要住哪個城鎮。他們永遠住在一個奇怪的、空曠的郊區（有人回憶，甚至比舒茲長大的郊區還空曠）。
只有史努比有能力建造房屋，而這僅是他嘗試扮演的眾多角色之一。只要願意，他也能化身成為一戰時期的王牌飛行員或小說家。其他人則時時刻刻遭到他們居住世界的奴役，如同醫院裡的精神病患。這個世界由沙地、淺草坪、附帶天線的電視組成，偶爾雜草叢生。
這個獨特灰暗的世界，沒有絲毫誇飾成分――如西格（E. C. Segar）的《大力水手》（Popeye），也缺乏對於中產階級細節的關注與描繪――如《家庭馬戲團》（The Family Circus），顯現出來的諷刺意味更比不上《紐約客》最厲害的漫畫家。在這個世界裡，所有人物與他們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完全不搭，或是永遠無法表達內心真正感受。唯有在《花生》裡，提供心理諮商的人反倒是所有角色中最神經質的一個。
露西是漫畫史上最不適合提供心理諮商建議的人，她暴躁易怒、心胸狹窄、毫無幽默感，可說是世界上最沒有同理心、最不懂得觀察的人。若你尋找諮商建議，絕對不會想到她，但她卻自大到任意開藥方並索討費用（窮到快破產的史努比也欠她20美分）。
這個黑色幽默反映現實。心理鏡像理論可套用於此，正如人生一樣：我們追求我們渴望變成的事物，勝於變成我們擅長的事物。在我們之中，選擇擔任精神科醫生或諮商心理師的人，通常不是受盡挫折或困難的人，他們選擇這個職業，純粹是因為它很有趣陌生，又或者看起來迷人而權威。以我接受治療的親身經驗來說，我遇過更多露西勝過奈勒斯，後者性格溫和、博學多聞，理應是大家樂於分享心事的對象。
說到奈勒斯，他是漫畫裡最深思熟慮、最聰明的角色，卻是個有「缺陷」的人。首先，他被姊姊霸凌卻只是默默承受（成了一個老是滿頭冒星星的小男孩）。其次，他拖著安全毯四處走。奈勒斯或許是家中最穩定的一股力量，卻被描繪成安全感不足，以致於大家碰到問題時無法依賴他。此外，他對於南瓜大仙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古怪執著――不像是許多人共同信仰，比較像是他個人相信的奇異邪教――令他無法融入大家的對話，儘管他的意見彌足珍貴。他說話親切、細心周到且充滿善意，總令人感動。
在一幅漫畫裡，他有意在學校規畫一段「分享」時光，他打算「一開始對老師說幾句感謝與稱讚的話，再分享幾個趣聞，接著是相關數據與最後總結」，他問道：「查理．布朗，你覺得這樣如何？」查理．布朗的回應有些嘲弄，但還不到侮辱人的程度：「那今天剩下的時間就沒那麼刺激了。」我們清楚地知道，奈勒斯的善意只會招來眾人訕笑。用舒茲的話形容，那便是「真心換絕情」。
在我最愛的週日全彩漫畫裡，我們可以看到，奈勒斯的困境和契訶夫筆下的知識分子沒有兩樣，那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你可能還記得其中一幅漫畫，查理．布朗與露西、奈勒斯在光禿、低矮的山丘上看著白雲（順帶一提，舒茲漫畫經常描繪戰後情況，當時許多大人戰死，因此小孩經常混在一塊是有可能的）。露西問奈勒斯看到什麼，他回答：「那邊的雲有點像是湯姆．艾金斯（Thomas Eakins），他是知名畫家與雕塑家」，而另一朵雲「有點像是聖斯德望（St. Stephen，基督教首位殉道者），我可以看到使徒保羅站在旁邊」。這相當晦澀難懂，因為此場景唯一稍有知名度的保羅畫像，乃是出自於巴洛克畫家阿尼巴列．卡拉契（Annibale Carracci）較不為人熟知的畫作，從頭巾可辨識出保羅，他確實站在一邊並轉身，看起來嚇壞了。（作者後來承認，這句話滿有奈勒斯風格的）。
露西接著問查理．布朗看到什麼，有些嚇到的他說道：「呃，我本來要說一隻鴨子和一匹馬，但我改變主意了。」雖然這幅漫畫笑點在於查理．布朗想像力不足，但更深一點看，好笑之處其實是：博學根本派不上用場。奈勒斯知識淵博，他也出於真心分享資訊。他的性格並不愛現，但他的知識沒有為大家解惑，反而令他更孤單。在這幅漫畫裡，他真的是「如墜五里霧中，茫然不知所措」。
博學無法讓奈勒斯免於每日遭他人訕笑，導致他必須隨身攜帶安全毯才能安心。而擁有豐富知識也無法說服他放棄對於南瓜大仙的執念。奈勒斯是「帕斯卡」型的知識分子（法國作家帕斯卡認為，理性的個人應相信上帝存在），換言之，懂得越多只會加劇內心恐慌，因此他寧願相信非理性信仰，像是安全毯或南瓜大仙。
在整部漫畫中，這些不協調的情況一直存在。謝勒德視貝多芬為偶像，而他唯一忠實的愛慕者是露西。但他卻對她視若無睹，甚至充滿輕蔑，露西的愛戀對他來說只是麻煩。如同奈勒斯的學識，謝勒德對於音樂的執著無助於溝通，反而令他更投入於演奏，與他人更疏遠。他快樂地彈奏鋼琴，當別人和他說話時，他會感到不耐，更別說是要調情。
此外，所有角色都愛錯了人，就像現實中的我們。暴躁的莎莉．布朗喜歡冷靜的奈勒斯，庸俗的露西迷戀美學素養極高的謝勒德，即使是瑪西對後來登場的派伯敏特．佩蒂也算是一種單相思。這樣的呈現令他們極為迷人，他們始終忠於本性。在《花生》裡，沒人會變老，這是事實，但也沒人會長大。
這些得不到回應的愛與無法完成的抱負，令我們無可避免地聯想到漫畫兩大中心人物：查理．布朗與史努比。查理．布朗變成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角色，或許只有在他之前的另一個查理――喜劇演員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可比擬，共通點在於他們都受盡苦難卻自找麻煩。比起卓別林，查理．布朗其實更像是默默接受命運安排的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不只是他的棒球隊打得極差，更在於成員總是為了與棒球無關的事情發生爭吵；不只是他的學業成績不好，更在於他覺得這是自己活該；不只是他暗戀紅髮女孩，更在於大家都知道他根本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所有人都認為這是註定失敗的單相思。
「我感到憂鬱，奈勒斯。」查理．布朗在多幅漫畫裡如此開頭。我們根本沒想到過，這句話在兒童漫畫中出現是多麼罕見、不尋常的事，畢竟此漫畫多數讀者是小孩。
事實上，查理布朗的小名「憂鬱」，是1950年代、1960年代初期的關鍵詞之一，也就是《花生》成形時期，儘管此名稱定義如今有些不同。今日，我們通常將這個詞彙用於形容困擾許多人的急性臨床症狀，也就是美國小說家威廉．史岱隆（Willian Styron）形容的「看得見的黑暗」。
它也是《麥田捕手》主角霍爾頓．考爾菲德（Holden Caulfield）的最愛用語，而查理．布朗在很多地方就像是逃學前六、七年的他。依考爾菲德看法，憂鬱指的並不是臨床上失能，而是「因事態變化引起的悲傷，這些事件顯露抵抗的生命本質」。
考爾菲德感到憂鬱，那是因為他想到：西雅圖觀光客必須起個大早趕到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但一路奔波根本不值得。考爾菲德感到憂鬱，那是因為他看到博物館牆上被塗鴉「去你媽的」字樣，這種生活中的小小汙點令他心情沮喪。
過去的人將這種感受稱為「淡淡的憂傷」（melancholia），這正是困擾查理．布朗的症狀。他是憂傷的，而他的憂傷成了整部漫畫的基調。他必須忍受誇張的行徑，紅髮女孩僅能遠觀甚至無法接近。如同現代漫畫英雄（令人再度想起契訶夫《海鷗》裡的角色特利戈林），困住查理．布朗的不只是他的本性，更是他對自己的認知。他不是逃避責任的人。當露西直接了當要求大家簽署文件「免除自己責任」時，查理．布朗只能心想：「真是不錯的文件哪。」但他自己絕不可能做出類似的事。
因此，在詩意漫畫的寓言邏輯裡，查理．布朗是史努比的擁有者、而非「主人」，這樣的安排相當完美。在舒茲的世界裡，史努比是唯一能貫徹意志與發揮想像力的角色，他能自由做出選擇並追求個人藝術事業，像是寫小說、天馬行空地生活，並收藏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與安德魯．魏斯（Andrew Wyeth）的畫作。
史努比的想像力沒有極限――老一輩的人應該記得，史努比正當紅時，甚至有流行歌曲提到他對於紅男爵（Red Baron，德國王牌飛行員）的執著――令人耳目一新，以致我們遺忘了他的困境。他受困其中。他的內在豐富多彩，但《花生》世界微妙之處在於，他仍然是一隻狗，即使能施展想像力，卻無法開口說話，只有做為讀者的我們可以透過思想泡泡（thought balloon）知道他的想法，而裡面的人無從得知。
這個世界由悲慘遭遇與失敗愛情組成，偶爾因為徒勞無功的想像力而變得有趣起來。這聽起來比較像是貝克特或歐仁．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筆下的世界而非漫畫。但我這麼說並不是想將外在標準強加於《花生》身上。《花生》厲害之處並不在於它有意無意地模仿其他「高級」手法，而是舒茲如同其他文壇幽默大師一樣（但通俗許多），透過幾乎相同的方式達成黑色幽默的效果。
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引爆二十世紀黑色喜劇危機的――據舒茲的傳記作家所說，也是影響他最深的危機――也就是對於現代基督教信仰的質疑，舒茲努力在看似無神的漫畫世界裡，讓大家相信上帝能帶來希望。舒茲自己的生活似乎就在單純相信上帝（顯現在他的聖誕節故事上頭）與一連串質疑間不斷擺盪，他最後甚至宣稱自己是「世俗人文主義者」，儘管他明顯是個新教徒。舒茲的糾結感受投射至漫畫裡，而我們其實也有相同體悟，這並不是他想達成的文學成就，而是實實在在的熱情展現。他的同代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書中描繪相同情況，也就是信仰與懷疑間的拉扯，在信念與自嘲間游移，就如同美國社會看似繁榮、心靈卻疲乏的狀況。
或許，我們認為《花生》最棒的地方在於，舒茲出於本能、毫不費力地將嚴肅文學與精神危機的主題融入於每日漫畫寓言裡，更重要的是，其中暗藏許多真理！「我不知道該如何做，」查理．布朗有次問露西，他穿著一身奇怪的毛衣、說話方式像是作家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我有時覺得孤單無比、難以忍受……但有時又渴望一個人。」
「嘗試找到平衡吧。」扮成心理醫生的露西如此說，隨即補充：「費用五美分，謝謝。」找到平衡並支付帳單――這句充滿智慧的話，只有舒茲能創作出來。
32位美國作家與藝術家共同話／畫《花生》
2020年獲艾斯納獎（Eisner Award）提名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2019年最佳書籍
國際文化評論雜誌《流行文化要事》（PopMatters）2019年最佳書籍
「生命是個謎，查理布朗……你知道謎底嗎？」—露西．潘貝魯特
從1950年10月2日直到2000年2月13日過世為止，足足50年，查爾斯．舒茲（Charles M. Schulz）可說是花了大半輩子在創作《花生》漫畫。主人翁查理．布朗與他的小狗史努比，以及一群性格各異的孩子們，帶來一個又一個幽默、溫馨，有時也帶點淒美或感傷的故事。那是二戰後，關於幸福、關於夢想、關於友誼、關於失落的思考，與生活本身。
查爾斯．舒茲創造了一部公認為美國流行文化經典的連載漫畫—歡樂動人又獨一無二。他的最後一篇連載漫畫刊出約20年後，《花生》（Peanutes）中栩栩如生的角色持續與數百萬名粉絲產生共鳴，這些粉絲沉醉於四格漫畫與電視冒險，並學到幸福、友誼、失落、童年與生命的一課。
這本《史努比抱抱：寫給查理．布朗和他的朋友們》（The Peanuts Papers: Writers and Cartoonists on Charlie Brown, Snoopy & the Ga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匯集32名作者與藝術家，探討舒茲貌似簡單漫畫背後的深刻事實、這部漫畫對其生命藝術和更廣泛文化的影響。這些令人著迷動容而且經常論及私事的文章呈現出，《花生》對眾多愛好者的意義有多重大，與其如何邀請讀者一起思考，用莎拉‧鮑克瑟（Sarah Boxer）的話來說，那就是在這個往往難以理解的世界中，「該如何生存並依舊保持體面」。本書涵蓋散文、回憶錄、詩篇和原創連載漫畫，這些作品會是每一位《花生》粉絲的終極閱讀良伴。
內容摘錄
我的天哪
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
自1950年首度登場以來，舒茲的偉大作品《花生》便受到極大關注與迴響――這令人有些驚訝，畢竟該漫畫在當時還有很大進步空間――若我再加入稱讚行列，那就和查理布朗再踢一次橄欖球一樣多餘。
但大家鮮少提及卻值得留意的一點在於：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中期的作品最能體現該漫畫精神，也就是令人感到驚奇又「滿足」的淒慘與尖酸有趣。這是該漫畫魅力所在，也是從萬聖夜到聖誕節的電視特輯取材的來源。《花生》先是黑色幽默，之後才變成優質幽默。
它的囚徒困境更接近於契訶夫作品，更勝於漫畫《汽油巷》（Gasoline Alley）。裡頭的角色無助地交流，更像是貝克特風格，勝於漫畫《懶兵披頭》（Beetle Bailey）。《花生》裡的所有小孩都懷抱不切實際的野心。它是一齣天賦與欲望悖離現實的黑色喜劇，就像生活本身，無怪乎漫畫裡常見的驚嘆句是：「我的天哪！」這一聲純粹惱怒的吶喊並非舒茲獨創，但從他筆下角色嘴裡喊出卻有雙重功能。這些角色哀嘆損失，畢竟這是確實發生過的事，另一方面，漫畫以此方式呈現他們低落的心情，效果出奇得好。
這種黑暗或許起始於漫畫的中心設定：這是一個由孩童組成的世界，父母不會出現於畫面中，鮮少聽到他們的聲音，也不曾看過身影。這樣的景象既不撫慰人心也不「可愛」。
這群小孩並不住在天真的世界，反而是大家都熟悉的大人社會，所有雄心抱負與痴心妄想都無法實現，他們也沒能力像大人一樣採取最低限度行動，讓自己的抱負與外在情況妥協。這些小孩無法打造自己的世界或布置自己的房屋，更不能選擇自己要住哪個城鎮。他們永遠住在一個奇怪的、空曠的郊區（有人回憶，甚至比舒茲長大的郊區還空曠）。
只有史努比有能力建造房屋，而這僅是他嘗試扮演的眾多角色之一。只要願意，他也能化身成為一戰時期的王牌飛行員或小說家。其他人則時時刻刻遭到他們居住世界的奴役，如同醫院裡的精神病患。這個世界由沙地、淺草坪、附帶天線的電視組成，偶爾雜草叢生。
這個獨特灰暗的世界，沒有絲毫誇飾成分――如西格（E. C. Segar）的《大力水手》（Popeye），也缺乏對於中產階級細節的關注與描繪――如《家庭馬戲團》（The Family Circus），顯現出來的諷刺意味更比不上《紐約客》最厲害的漫畫家。在這個世界裡，所有人物與他們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完全不搭，或是永遠無法表達內心真正感受。唯有在《花生》裡，提供心理諮商的人反倒是所有角色中最神經質的一個。
露西是漫畫史上最不適合提供心理諮商建議的人，她暴躁易怒、心胸狹窄、毫無幽默感，可說是世界上最沒有同理心、最不懂得觀察的人。若你尋找諮商建議，絕對不會想到她，但她卻自大到任意開藥方並索討費用（窮到快破產的史努比也欠她20美分）。
這個黑色幽默反映現實。心理鏡像理論可套用於此，正如人生一樣：我們追求我們渴望變成的事物，勝於變成我們擅長的事物。在我們之中，選擇擔任精神科醫生或諮商心理師的人，通常不是受盡挫折或困難的人，他們選擇這個職業，純粹是因為它很有趣陌生，又或者看起來迷人而權威。以我接受治療的親身經驗來說，我遇過更多露西勝過奈勒斯，後者性格溫和、博學多聞，理應是大家樂於分享心事的對象。
說到奈勒斯，他是漫畫裡最深思熟慮、最聰明的角色，卻是個有「缺陷」的人。首先，他被姊姊霸凌卻只是默默承受（成了一個老是滿頭冒星星的小男孩）。其次，他拖著安全毯四處走。奈勒斯或許是家中最穩定的一股力量，卻被描繪成安全感不足，以致於大家碰到問題時無法依賴他。此外，他對於南瓜大仙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古怪執著――不像是許多人共同信仰，比較像是他個人相信的奇異邪教――令他無法融入大家的對話，儘管他的意見彌足珍貴。他說話親切、細心周到且充滿善意，總令人感動。
在一幅漫畫裡，他有意在學校規畫一段「分享」時光，他打算「一開始對老師說幾句感謝與稱讚的話，再分享幾個趣聞，接著是相關數據與最後總結」，他問道：「查理．布朗，你覺得這樣如何？」查理．布朗的回應有些嘲弄，但還不到侮辱人的程度：「那今天剩下的時間就沒那麼刺激了。」我們清楚地知道，奈勒斯的善意只會招來眾人訕笑。用舒茲的話形容，那便是「真心換絕情」。
在我最愛的週日全彩漫畫裡，我們可以看到，奈勒斯的困境和契訶夫筆下的知識分子沒有兩樣，那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你可能還記得其中一幅漫畫，查理．布朗與露西、奈勒斯在光禿、低矮的山丘上看著白雲（順帶一提，舒茲漫畫經常描繪戰後情況，當時許多大人戰死，因此小孩經常混在一塊是有可能的）。露西問奈勒斯看到什麼，他回答：「那邊的雲有點像是湯姆．艾金斯（Thomas Eakins），他是知名畫家與雕塑家」，而另一朵雲「有點像是聖斯德望（St. Stephen，基督教首位殉道者），我可以看到使徒保羅站在旁邊」。這相當晦澀難懂，因為此場景唯一稍有知名度的保羅畫像，乃是出自於巴洛克畫家阿尼巴列．卡拉契（Annibale Carracci）較不為人熟知的畫作，從頭巾可辨識出保羅，他確實站在一邊並轉身，看起來嚇壞了。（作者後來承認，這句話滿有奈勒斯風格的）。
露西接著問查理．布朗看到什麼，有些嚇到的他說道：「呃，我本來要說一隻鴨子和一匹馬，但我改變主意了。」雖然這幅漫畫笑點在於查理．布朗想像力不足，但更深一點看，好笑之處其實是：博學根本派不上用場。奈勒斯知識淵博，他也出於真心分享資訊。他的性格並不愛現，但他的知識沒有為大家解惑，反而令他更孤單。在這幅漫畫裡，他真的是「如墜五里霧中，茫然不知所措」。
博學無法讓奈勒斯免於每日遭他人訕笑，導致他必須隨身攜帶安全毯才能安心。而擁有豐富知識也無法說服他放棄對於南瓜大仙的執念。奈勒斯是「帕斯卡」型的知識分子（法國作家帕斯卡認為，理性的個人應相信上帝存在），換言之，懂得越多只會加劇內心恐慌，因此他寧願相信非理性信仰，像是安全毯或南瓜大仙。
在整部漫畫中，這些不協調的情況一直存在。謝勒德視貝多芬為偶像，而他唯一忠實的愛慕者是露西。但他卻對她視若無睹，甚至充滿輕蔑，露西的愛戀對他來說只是麻煩。如同奈勒斯的學識，謝勒德對於音樂的執著無助於溝通，反而令他更投入於演奏，與他人更疏遠。他快樂地彈奏鋼琴，當別人和他說話時，他會感到不耐，更別說是要調情。
此外，所有角色都愛錯了人，就像現實中的我們。暴躁的莎莉．布朗喜歡冷靜的奈勒斯，庸俗的露西迷戀美學素養極高的謝勒德，即使是瑪西對後來登場的派伯敏特．佩蒂也算是一種單相思。這樣的呈現令他們極為迷人，他們始終忠於本性。在《花生》裡，沒人會變老，這是事實，但也沒人會長大。
這些得不到回應的愛與無法完成的抱負，令我們無可避免地聯想到漫畫兩大中心人物：查理．布朗與史努比。查理．布朗變成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角色，或許只有在他之前的另一個查理――喜劇演員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可比擬，共通點在於他們都受盡苦難卻自找麻煩。比起卓別林，查理．布朗其實更像是默默接受命運安排的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不只是他的棒球隊打得極差，更在於成員總是為了與棒球無關的事情發生爭吵；不只是他的學業成績不好，更在於他覺得這是自己活該；不只是他暗戀紅髮女孩，更在於大家都知道他根本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所有人都認為這是註定失敗的單相思。
「我感到憂鬱，奈勒斯。」查理．布朗在多幅漫畫裡如此開頭。我們根本沒想到過，這句話在兒童漫畫中出現是多麼罕見、不尋常的事，畢竟此漫畫多數讀者是小孩。
事實上，查理布朗的小名「憂鬱」，是1950年代、1960年代初期的關鍵詞之一，也就是《花生》成形時期，儘管此名稱定義如今有些不同。今日，我們通常將這個詞彙用於形容困擾許多人的急性臨床症狀，也就是美國小說家威廉．史岱隆（Willian Styron）形容的「看得見的黑暗」。
它也是《麥田捕手》主角霍爾頓．考爾菲德（Holden Caulfield）的最愛用語，而查理．布朗在很多地方就像是逃學前六、七年的他。依考爾菲德看法，憂鬱指的並不是臨床上失能，而是「因事態變化引起的悲傷，這些事件顯露抵抗的生命本質」。
考爾菲德感到憂鬱，那是因為他想到：西雅圖觀光客必須起個大早趕到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但一路奔波根本不值得。考爾菲德感到憂鬱，那是因為他看到博物館牆上被塗鴉「去你媽的」字樣，這種生活中的小小汙點令他心情沮喪。
過去的人將這種感受稱為「淡淡的憂傷」（melancholia），這正是困擾查理．布朗的症狀。他是憂傷的，而他的憂傷成了整部漫畫的基調。他必須忍受誇張的行徑，紅髮女孩僅能遠觀甚至無法接近。如同現代漫畫英雄（令人再度想起契訶夫《海鷗》裡的角色特利戈林），困住查理．布朗的不只是他的本性，更是他對自己的認知。他不是逃避責任的人。當露西直接了當要求大家簽署文件「免除自己責任」時，查理．布朗只能心想：「真是不錯的文件哪。」但他自己絕不可能做出類似的事。
因此，在詩意漫畫的寓言邏輯裡，查理．布朗是史努比的擁有者、而非「主人」，這樣的安排相當完美。在舒茲的世界裡，史努比是唯一能貫徹意志與發揮想像力的角色，他能自由做出選擇並追求個人藝術事業，像是寫小說、天馬行空地生活，並收藏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與安德魯．魏斯（Andrew Wyeth）的畫作。
史努比的想像力沒有極限――老一輩的人應該記得，史努比正當紅時，甚至有流行歌曲提到他對於紅男爵（Red Baron，德國王牌飛行員）的執著――令人耳目一新，以致我們遺忘了他的困境。他受困其中。他的內在豐富多彩，但《花生》世界微妙之處在於，他仍然是一隻狗，即使能施展想像力，卻無法開口說話，只有做為讀者的我們可以透過思想泡泡（thought balloon）知道他的想法，而裡面的人無從得知。
這個世界由悲慘遭遇與失敗愛情組成，偶爾因為徒勞無功的想像力而變得有趣起來。這聽起來比較像是貝克特或歐仁．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筆下的世界而非漫畫。但我這麼說並不是想將外在標準強加於《花生》身上。《花生》厲害之處並不在於它有意無意地模仿其他「高級」手法，而是舒茲如同其他文壇幽默大師一樣（但通俗許多），透過幾乎相同的方式達成黑色幽默的效果。
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引爆二十世紀黑色喜劇危機的――據舒茲的傳記作家所說，也是影響他最深的危機――也就是對於現代基督教信仰的質疑，舒茲努力在看似無神的漫畫世界裡，讓大家相信上帝能帶來希望。舒茲自己的生活似乎就在單純相信上帝（顯現在他的聖誕節故事上頭）與一連串質疑間不斷擺盪，他最後甚至宣稱自己是「世俗人文主義者」，儘管他明顯是個新教徒。舒茲的糾結感受投射至漫畫裡，而我們其實也有相同體悟，這並不是他想達成的文學成就，而是實實在在的熱情展現。他的同代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書中描繪相同情況，也就是信仰與懷疑間的拉扯，在信念與自嘲間游移，就如同美國社會看似繁榮、心靈卻疲乏的狀況。
或許，我們認為《花生》最棒的地方在於，舒茲出於本能、毫不費力地將嚴肅文學與精神危機的主題融入於每日漫畫寓言裡，更重要的是，其中暗藏許多真理！「我不知道該如何做，」查理．布朗有次問露西，他穿著一身奇怪的毛衣、說話方式像是作家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我有時覺得孤單無比、難以忍受……但有時又渴望一個人。」
「嘗試找到平衡吧。」扮成心理醫生的露西如此說，隨即補充：「費用五美分，謝謝。」找到平衡並支付帳單――這句充滿智慧的話，只有舒茲能創作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