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洲市長的人生傳奇！
「寧靜堅忍執政」，是外界對黃大洲市長的誇讚，但他同時也是最不會自我宣傳的市長。
讓我們一同回到七、八十年的過去，跟著市長一起走過、回顧台灣早年的農村建設時代，到經濟快速發展，並在過去艱辛努力的基礎上，繼往開來，迎接新的挑戰。
黃大洲的一生，跨越了日治時代、國府遷台、初期美國援助，及工商經濟起飛的四個階段。
兒時在台灣南部農村單純的鄉下生活，對黃大洲日後推行很多施政決策和理念態度有很大影響。北上念書後，學習農業經濟，再到後來因緣際會，從學界步入政壇，因此有機會參與了市政建設、體育運動、觀光推展、環境永續美化、等不同領域的工作。這些不同的經驗給予不同的人生體會與感觸，但天下道理本相通，很多做事的觀念本質相通，可以交相應用。
期許這些人生的見證，經驗與感受，能有助台灣年輕一輩更了解台灣過去六、七十年來的發展演變，給予他們有更客觀的瞭解與啟示。
內文摘錄
第一章 兒時記述
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底我在台南「小新營」出生，當時是日據時代，農村比較窮，衛生條件差，小孩出生後能否養活都未可知，常申報戶口也較晚，因此身份證上出生年月記載的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實際生肖是「豬尾鼠頭」。
小新營出生，也是眷村後代
「小新營」附近很多地名都帶個「營」字，相傳早年為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屯兵紮營之處，如南部的左營，鄰近大營、偏北的柳營、還有林鳳營、下營等地，都是當年鄭成功駐紮屯兵之地，本質上和今天的「眷村」類似。任職台北市長時曾逢眷村拆遷，我告訴激動的眷村二代，「我也是眷村長大的後代」，他們一聽覺得奇怪，我便告訴他們這個典故，有了共同語言對方口氣才平緩下來。
鄭成功一六六二年來台，距今四百餘年。根據台大醫生、血液專家兼歷史學家陳耀昌教授研究，世居台南地區營字號者，多數祖上來自鄭氏東寧部隊屯田軍，善化、麻豆、官田一帶更是鄭氏部隊重要將領的官佃所在。《福爾摩沙三族記》記載，陳教授推論我祖先應是來自鄭成功心腹大將黃安，相傳從漳州來台。
我沒見過祖父，只見過大廳牆上掛像。父母親曾說起，祖父名「黃老鈞」，曾當過保正，類似現在村長，鄰人都稱他「老鈞伯」，就像村中和事佬，幫村民排難解紛。
嚴父型的家父黃秀卿，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演習科。家父曾談到，日本建立公立小學校時，畢業生會先派往偏遠地區教書歷練。父親畢業後先派到今台南市山區左鎮小學教書，那時老師大清早都要前往農家請小朋友上學，為勸誘還帶著森永牛奶糖哄騙。農村孩童體力好，打架乃家常便飯，又不愛念書，加上農村家長沒讀書觀念，苦口婆心說服家長則成為老師教書之餘的職責，也需具備一定體能才能勝任，據說有時還要和家長比腕力，比贏了，家長才會讓小孩去學校唸書。
後來父親調到平地的茄拔國小任教，學校給了他一個頭銜「甲種訓導」，穿著黑色制服，模樣很是威嚴。學校隸屬日據時代的善化街，街長是同為茄拔村人的曾丁順，可能因這層關係將學校設在茄拔村。據稱這位街長日語不靈光，因此請唸過師範、日語能力不錯的父親當秘書，並調往善化街役場（今之區公所）服務，名為助役，相當今日的主任秘書。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家父漸成當地小有名氣地方領袖，曾擔任善化鎮民代表會主席，後來也出任嘉南水利會委員、水利聯合灌溉小組組長，一遇農民挖洞盜水灌溉糾紛，農民便群聚家中調解。遇有人被關，家父負責從監獄領回，並勸說上進。
父親對孩子教育嚴格，小時只要聽聞沉重木屐聲，就知父親下班回家，再調皮搗蛋也要靜下來。傳統家庭總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父親一樣，只要見到我們用功讀書就天下太平。但這不代表其他農村家庭也如此。
由於農村知識水平普遍較低，多數農家對教育可能僅停留在「會寫自己名字」的層次，至於考上什麼學校，父母不關心也不清楚，頂多只會問：「考上永康，還是嘉義的？」永康是指台南農校，嘉義則是嘉義農校。有些家長會這樣問：「考上『北上的』還是『南下的』？」前者指嘉義農校，後者指永康台南農校或其他學校。家父一絲不苟、嚴以律己性格，對我小時影響很大，也塑造了我一生凡事盡量求完美、嚴以律己的性格。話雖如此，我對自己兩小孩教育可能更多的是愛的教育，加上平常忙於研究教學及行政庶務，內人又是師大教育系畢業，兩小孩基本由內人帶大。
母親黃許倪是台南市東菜市人，小時為養女，原住台南市延平路，被收養後在東菜市外婆家長大，後來透過介紹和家父認識結婚，才嫁到小新營。在那個年代嫁給老師算是不錯的選擇。我大舅和大舅媽以前在東菜市擺攤賣肉粽，小時偶爾陪母親回娘家，從善化坐火車經新市、永康到台南，到了台南火車站再換人力車坐回阿嬤家。外祖母對我很好，看到外孫回來總高興的不得了，回家時總能帶上好多吃的返回小新營。
可能因小時家教嚴，孩子唸書成績都不錯，我小學畢業後考上南一中初中部，姐姐則是考上台南女中；村裡考上職校也有好幾位，如南農，嘉農三、四位，我表兄當時考上嘉義農校。
在那個年代，因師範學校讀書免費，畢業後又可保證當老師，因此比一般職校難考，校風也更嚴格。家父曾說，日據時代的師範教育很重視實際操作訓練，學校老師不僅要以身作則，己身正才能正人；勞作課時，老師要親自整地種菜給學生作示範，上級督學到校也會查看老師種植成果。我念中學時，學校在勝利路原有一塊預定地供勞作課實習，我和同學負責一畦地種甘薯，和同學兩人時常挑糞施肥，對農事有了一定程度了解，這也成為人格養成的重要一環。
小女生看高鼻子
我因為從小鼻子長得比較高，鄰人都稱為「突鼻子」。搭火車上學時，常有初中女孩圍過來，常臉紅不好意思拿起書來擋。以前家裡曾有一說，小時候母親常初一十五一直捏我鼻子，把鼻子捏高了；但也另有一說，家族祖先可能有荷蘭血統。
說到這點，家族的確有些與眾不同。和其他同村相較，黃家上一輩的個子長得都比較高，比如我姑姑、伯伯，個子比一般人高些，我姐姐身高一七○公分，另外就是輪廓深。但台南過去有原住民西拉雅族，也說不定我們與原住民血統有關。事實上從鄭成功時期到清朝，台南一帶除來自大陸以男性為主的漢人外，原住民居多，像現在「目家溜灣」、「西拉雅」等地名，都是當時原住民居住地名保存下來，可見當時「漢番混居」的社會，漢人與原住民通婚繁衍世代，也是自然現象；加上當時荷蘭人佔領南部地區，致使血緣關係更複雜。事實上，在我讀南一中時，有些同學看來就像洋人。
吃蕃薯簽摻米住半肚磚厝
小時大多數村民家境不是太好，農業還不算發達，三餐吃最多的是甘薯摻米，白米乾飯還不是村民普遍的主食。
「蕃薯簽」是當年最重要最普遍的糧食，農民每年將蕃薯籤晒乾儲放在小倉庫，吃白米稀飯時配一點則口感不錯，可免除饑餓感。蕃薯簽稀飯佐以鹹瓜、蘿蔔乾，就是最普遍的農村餐。家裡如果養雞生蛋，佐餐可再多一道菜脯蛋，便是當年最豐盛美味的一餐。
當年農村窮，最普遍餐食是吃蕃薯加白米稀飯，因白米存糧不充沛，不太可能每頓白米乾飯。雖是吃稀飯，但多吃兩碗還是會有飽足感；有了蕃薯簽儲糧，就不致斷炊，白米加些蕃薯簽煮成稀飯就更濃稠，口感更好。當然，白米乾飯是最理想的主食，但不是所有家庭都有能力每天三餐吃得起。
從蕃薯簽和白米不同搭配食用，可分辨出每戶家庭家境的好壞程度。家境最差者通常吃蕃薯簽稀飯，再來是蕃薯塊湯，隨後依次是蕃薯簽摻米稀飯、蕃薯塊摻米稀飯、蕃薯塊摻米乾飯，家境較富裕人家就是吃白米乾飯，但不是多數村民可做到，叔公輩的鄰居告訴我，他們曾遇到荒年撿蕃薯乾葉浸水後，和山野菜混煮果腹。
此外，生蕃薯不能放太久，蕃薯簽一定要晒乾才能儲藏。鄉下主食不多，蕃薯簽可解決飢餓問題，長輩們說，台灣從荷蘭引進蕃薯後，飢荒才大為改善。儘管如此，老家一帶每逢拜拜，多用白米飯祭拜祖先。這與七十年代我到雲林口湖一帶進行農村調查情況不太相同，當地有人家拜拜用蕃薯簽加米乾飯，顯見環境多少還是有落差。可能相較台南來說，雲林沿海一帶環境相對惡劣，雲林過去被稱「風頭水尾」，灌溉時水量不足，水溝不暢通，原來沿海有茂密的防風林─林投樹一直長到海邊，但二戰期間日本人擔心美軍登陸遮蔽影響視野，因此將沿海本來可擋北風的林投欉木全砍掉，海邊光禿禿一片，也帶來強風肆虐。
時過境遷，如今蕃薯簽不再是窮困人家為飽食感摻雜的食物，蕃薯稀飯加菜脯蛋已成為台灣都市地區最愛台菜之一，甚至觀光級飯店也拿蕃薯簽粥飯作為菜單，我每到台北市兄弟飯店都能吃到。「蕃薯飯的進化史」，活生生成為台灣農村社會進化的縮影。
日本殖民時代，日本人從北海道運來紅鹹魚，再搭配不同主食，也慢慢成為當年台灣農村普遍的餐食佐菜，帶便當最常見的佐菜除鹹蘿蔔外，就是有鹹魚好下飯。
「寧靜堅忍執政」，是外界對黃大洲市長的誇讚，但他同時也是最不會自我宣傳的市長。
讓我們一同回到七、八十年的過去，跟著市長一起走過、回顧台灣早年的農村建設時代，到經濟快速發展，並在過去艱辛努力的基礎上，繼往開來，迎接新的挑戰。
黃大洲的一生，跨越了日治時代、國府遷台、初期美國援助，及工商經濟起飛的四個階段。
兒時在台灣南部農村單純的鄉下生活，對黃大洲日後推行很多施政決策和理念態度有很大影響。北上念書後，學習農業經濟，再到後來因緣際會，從學界步入政壇，因此有機會參與了市政建設、體育運動、觀光推展、環境永續美化、等不同領域的工作。這些不同的經驗給予不同的人生體會與感觸，但天下道理本相通，很多做事的觀念本質相通，可以交相應用。
期許這些人生的見證，經驗與感受，能有助台灣年輕一輩更了解台灣過去六、七十年來的發展演變，給予他們有更客觀的瞭解與啟示。
內文摘錄
第一章 兒時記述
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底我在台南「小新營」出生，當時是日據時代，農村比較窮，衛生條件差，小孩出生後能否養活都未可知，常申報戶口也較晚，因此身份證上出生年月記載的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實際生肖是「豬尾鼠頭」。
小新營出生，也是眷村後代
「小新營」附近很多地名都帶個「營」字，相傳早年為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屯兵紮營之處，如南部的左營，鄰近大營、偏北的柳營、還有林鳳營、下營等地，都是當年鄭成功駐紮屯兵之地，本質上和今天的「眷村」類似。任職台北市長時曾逢眷村拆遷，我告訴激動的眷村二代，「我也是眷村長大的後代」，他們一聽覺得奇怪，我便告訴他們這個典故，有了共同語言對方口氣才平緩下來。
鄭成功一六六二年來台，距今四百餘年。根據台大醫生、血液專家兼歷史學家陳耀昌教授研究，世居台南地區營字號者，多數祖上來自鄭氏東寧部隊屯田軍，善化、麻豆、官田一帶更是鄭氏部隊重要將領的官佃所在。《福爾摩沙三族記》記載，陳教授推論我祖先應是來自鄭成功心腹大將黃安，相傳從漳州來台。
我沒見過祖父，只見過大廳牆上掛像。父母親曾說起，祖父名「黃老鈞」，曾當過保正，類似現在村長，鄰人都稱他「老鈞伯」，就像村中和事佬，幫村民排難解紛。
嚴父型的家父黃秀卿，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演習科。家父曾談到，日本建立公立小學校時，畢業生會先派往偏遠地區教書歷練。父親畢業後先派到今台南市山區左鎮小學教書，那時老師大清早都要前往農家請小朋友上學，為勸誘還帶著森永牛奶糖哄騙。農村孩童體力好，打架乃家常便飯，又不愛念書，加上農村家長沒讀書觀念，苦口婆心說服家長則成為老師教書之餘的職責，也需具備一定體能才能勝任，據說有時還要和家長比腕力，比贏了，家長才會讓小孩去學校唸書。
後來父親調到平地的茄拔國小任教，學校給了他一個頭銜「甲種訓導」，穿著黑色制服，模樣很是威嚴。學校隸屬日據時代的善化街，街長是同為茄拔村人的曾丁順，可能因這層關係將學校設在茄拔村。據稱這位街長日語不靈光，因此請唸過師範、日語能力不錯的父親當秘書，並調往善化街役場（今之區公所）服務，名為助役，相當今日的主任秘書。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家父漸成當地小有名氣地方領袖，曾擔任善化鎮民代表會主席，後來也出任嘉南水利會委員、水利聯合灌溉小組組長，一遇農民挖洞盜水灌溉糾紛，農民便群聚家中調解。遇有人被關，家父負責從監獄領回，並勸說上進。
父親對孩子教育嚴格，小時只要聽聞沉重木屐聲，就知父親下班回家，再調皮搗蛋也要靜下來。傳統家庭總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父親一樣，只要見到我們用功讀書就天下太平。但這不代表其他農村家庭也如此。
由於農村知識水平普遍較低，多數農家對教育可能僅停留在「會寫自己名字」的層次，至於考上什麼學校，父母不關心也不清楚，頂多只會問：「考上永康，還是嘉義的？」永康是指台南農校，嘉義則是嘉義農校。有些家長會這樣問：「考上『北上的』還是『南下的』？」前者指嘉義農校，後者指永康台南農校或其他學校。家父一絲不苟、嚴以律己性格，對我小時影響很大，也塑造了我一生凡事盡量求完美、嚴以律己的性格。話雖如此，我對自己兩小孩教育可能更多的是愛的教育，加上平常忙於研究教學及行政庶務，內人又是師大教育系畢業，兩小孩基本由內人帶大。
母親黃許倪是台南市東菜市人，小時為養女，原住台南市延平路，被收養後在東菜市外婆家長大，後來透過介紹和家父認識結婚，才嫁到小新營。在那個年代嫁給老師算是不錯的選擇。我大舅和大舅媽以前在東菜市擺攤賣肉粽，小時偶爾陪母親回娘家，從善化坐火車經新市、永康到台南，到了台南火車站再換人力車坐回阿嬤家。外祖母對我很好，看到外孫回來總高興的不得了，回家時總能帶上好多吃的返回小新營。
可能因小時家教嚴，孩子唸書成績都不錯，我小學畢業後考上南一中初中部，姐姐則是考上台南女中；村裡考上職校也有好幾位，如南農，嘉農三、四位，我表兄當時考上嘉義農校。
在那個年代，因師範學校讀書免費，畢業後又可保證當老師，因此比一般職校難考，校風也更嚴格。家父曾說，日據時代的師範教育很重視實際操作訓練，學校老師不僅要以身作則，己身正才能正人；勞作課時，老師要親自整地種菜給學生作示範，上級督學到校也會查看老師種植成果。我念中學時，學校在勝利路原有一塊預定地供勞作課實習，我和同學負責一畦地種甘薯，和同學兩人時常挑糞施肥，對農事有了一定程度了解，這也成為人格養成的重要一環。
小女生看高鼻子
我因為從小鼻子長得比較高，鄰人都稱為「突鼻子」。搭火車上學時，常有初中女孩圍過來，常臉紅不好意思拿起書來擋。以前家裡曾有一說，小時候母親常初一十五一直捏我鼻子，把鼻子捏高了；但也另有一說，家族祖先可能有荷蘭血統。
說到這點，家族的確有些與眾不同。和其他同村相較，黃家上一輩的個子長得都比較高，比如我姑姑、伯伯，個子比一般人高些，我姐姐身高一七○公分，另外就是輪廓深。但台南過去有原住民西拉雅族，也說不定我們與原住民血統有關。事實上從鄭成功時期到清朝，台南一帶除來自大陸以男性為主的漢人外，原住民居多，像現在「目家溜灣」、「西拉雅」等地名，都是當時原住民居住地名保存下來，可見當時「漢番混居」的社會，漢人與原住民通婚繁衍世代，也是自然現象；加上當時荷蘭人佔領南部地區，致使血緣關係更複雜。事實上，在我讀南一中時，有些同學看來就像洋人。
吃蕃薯簽摻米住半肚磚厝
小時大多數村民家境不是太好，農業還不算發達，三餐吃最多的是甘薯摻米，白米乾飯還不是村民普遍的主食。
「蕃薯簽」是當年最重要最普遍的糧食，農民每年將蕃薯籤晒乾儲放在小倉庫，吃白米稀飯時配一點則口感不錯，可免除饑餓感。蕃薯簽稀飯佐以鹹瓜、蘿蔔乾，就是最普遍的農村餐。家裡如果養雞生蛋，佐餐可再多一道菜脯蛋，便是當年最豐盛美味的一餐。
當年農村窮，最普遍餐食是吃蕃薯加白米稀飯，因白米存糧不充沛，不太可能每頓白米乾飯。雖是吃稀飯，但多吃兩碗還是會有飽足感；有了蕃薯簽儲糧，就不致斷炊，白米加些蕃薯簽煮成稀飯就更濃稠，口感更好。當然，白米乾飯是最理想的主食，但不是所有家庭都有能力每天三餐吃得起。
從蕃薯簽和白米不同搭配食用，可分辨出每戶家庭家境的好壞程度。家境最差者通常吃蕃薯簽稀飯，再來是蕃薯塊湯，隨後依次是蕃薯簽摻米稀飯、蕃薯塊摻米稀飯、蕃薯塊摻米乾飯，家境較富裕人家就是吃白米乾飯，但不是多數村民可做到，叔公輩的鄰居告訴我，他們曾遇到荒年撿蕃薯乾葉浸水後，和山野菜混煮果腹。
此外，生蕃薯不能放太久，蕃薯簽一定要晒乾才能儲藏。鄉下主食不多，蕃薯簽可解決飢餓問題，長輩們說，台灣從荷蘭引進蕃薯後，飢荒才大為改善。儘管如此，老家一帶每逢拜拜，多用白米飯祭拜祖先。這與七十年代我到雲林口湖一帶進行農村調查情況不太相同，當地有人家拜拜用蕃薯簽加米乾飯，顯見環境多少還是有落差。可能相較台南來說，雲林沿海一帶環境相對惡劣，雲林過去被稱「風頭水尾」，灌溉時水量不足，水溝不暢通，原來沿海有茂密的防風林─林投樹一直長到海邊，但二戰期間日本人擔心美軍登陸遮蔽影響視野，因此將沿海本來可擋北風的林投欉木全砍掉，海邊光禿禿一片，也帶來強風肆虐。
時過境遷，如今蕃薯簽不再是窮困人家為飽食感摻雜的食物，蕃薯稀飯加菜脯蛋已成為台灣都市地區最愛台菜之一，甚至觀光級飯店也拿蕃薯簽粥飯作為菜單，我每到台北市兄弟飯店都能吃到。「蕃薯飯的進化史」，活生生成為台灣農村社會進化的縮影。
日本殖民時代，日本人從北海道運來紅鹹魚，再搭配不同主食，也慢慢成為當年台灣農村普遍的餐食佐菜，帶便當最常見的佐菜除鹹蘿蔔外，就是有鹹魚好下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