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史上最大暴行的倖存者與見證者——
義大利國寶級作家普利摩?李維，一生對納粹大屠殺思考的總結。
「思辨極權之惡的偉大傑作。」
楊翠、湯舒雯──專文推薦
楊照、房慧真、胡淑雯、莊瑞琳──誠摯推薦
首度義大利文直譯。由知名譯者倪安宇翻譯完成。
了解納粹大屠殺最有力的見證作品。全球青年必讀經典。
索爾•貝婁、伊塔羅•卡爾維諾、安伯托•艾可、菲利普•羅斯、童妮•摩里森、辛達塔•穆克吉、東尼•賈德──一致推崇，大師眼中的大師
收錄法籍保加利亞裔歷史學家茨維坦?托多洛夫、義大利歷史學家瓦特?巴爾貝里斯專文
在無名的滅頂者和極少數的生還者之間，還有「灰色」的一群人
奧許維茲集中營真相思索之路。直面記憶中無可迴避的道德考驗
「我為何活下來？為什麼是我？」
在倖存者的愧疚與終生抑鬱中，他孜孜不倦用寫作還原歷史真相，用思考恢復人的尊嚴。
《滅頂與生還》是普利摩?李維最後一部作品，也是一生對納粹大屠殺思考的總結。作為人類史上最大暴行的倖存者與見證者，普利摩?李維更在往後四十年餘生中，無數次重返記憶中的集中營，持續地對惡加以闡述；秉持科學家的理性，從語言和哲學上去釋疑，一一檢視錯誤。尤其在滅頂者與生還者之外，還有許多人處於難以定義的灰色地帶，李維探究其中人類意志的脆弱本質，盡其所能去追求真相、見證與正義，對抗旁觀者對歷史的簡化及錯誤認知。多年以後，一個五年級小學生向普利摩?李維提出這樣的疑問：「你為什麼不逃跑？」事實上，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可能會很痛苦，你可能對人性失去信心。綜觀今日極端主義升溫，這本書猶如一道屏障，每當政治暴力又起，警告我們勿忘用見證者的眼光去檢視。這件事既然曾經發生過，就有可能再次發生。光是回憶不夠，要時時保持批判。
紀錄和見證是為了與極權戰鬥；思辨是為了從倖存者無可擺脫的傷痛中脫身。
全書見證人類苦難及人類對苦難的反應，也是作者奉獻終生批判思考的總結。
「如果我們宣稱要真誠面對歷史，還原歷史真相，就不得不面對這些惱人的灰色地帶，並且，『用批判的角度』解讀記憶。」──楊翠
「今日世界裡，除了大規模的政治暴力創傷仍隨處可見，如今對我們此一世代重要的道德課題，已然是如何集體性地克服對歷史教訓的『無感』與『厭煩』。唯有找到一種作法抵抗受眾的『虛無』、『厭煩』，才有可能抵抗歷史重演。」──湯舒雯
前言
關於納粹滅絕營存在的消息，最早是在二次世界大戰至為關鍵的一九四二年開始流傳。消息很籠統，但是很一致：都提及遭到屠殺的人數如何龐大、手法如何殘暴、動機如何複雜，以至於大眾因為這些訊息超乎尋常而拒絕相信。值得關注的是，這個反應早就為加害者所預見，許多倖存者（包括西蒙．維森塔爾，在他的《凶手就在我們身邊》書末也提及此事）都記得納粹親衛隊的軍官以輕佻語氣警告集中營囚犯為樂：「不管這個戰爭最後結果如何，對付你們的這場仗我們贏定了。你們沒有人能夠活下來作證，就算有人倖免，這個世界也不會相信他。或許會有人懷疑，會有討論，歷史學家會做研究，但是沒有人有十足把握，因為我們會把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銷毀。即便保留了部分證據，即便你們之中有人倖存，其他人也會說你們陳述的那些事太可怕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會說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不會相信你們，會相信我們，而我們會否認一切。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書寫。」
奇怪的是，集中營囚犯在絕望中以夢境形式表達了同一個想法（「即便我們開口說，也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幾乎所有倖存者，無論是用口述或筆錄，都說到自己在被集中營囚禁期間常常做一個夢，細節各有所異，但本質不變：回到家後，鬆了一口氣的他們慷慨激昂地把他們經歷過的種種苦難說給親近的人聽，沒有人相信，甚至不願意聆聽。最典型（也是最殘忍）的夢境畫面是對方不發一語轉身離開。這部分我們之後再談。此刻的重點在於受害者和加害者雙方都清楚知道在集中營內發生的事罪大惡極，因此叫人難以置信。我們應該說，不只是集中營，還有發生在猶太隔離區內、蘇聯東方戰線後方、警察局內和智能障礙患者收容中心裡的事皆如此。
幸好事情並未往受害者擔心、納粹希望的方向發展。再縝密的組織規劃也必有一疏，更何況希特勒領導的德國，特別是在他垮台前最後那幾個月，實在稱不上組織縝密。許多大屠殺的證明文件被銷毀，或盡可能進行銷毀。一九四四年秋天，納粹炸毀奧許維茲集中營的毒氣室和焚化爐，留下廢墟，納粹的追隨者再如何狡辯也難以用空洞的假設解釋其功能。華沙的猶太隔離區在一九四三年春天那場著名的暴動結束後被夷為平地，但是有幾位鬥士型文史工作者（研究自己的歷史！）以超凡努力，讓其他歷史學家在數公尺深的斷瓦殘壁間，或牆垣以外的地方挖掘出證據，重現那個猶太隔離區內日復一日的生與死。所有集中營的文獻檔案都在戰爭結束前最後幾天被燒毀殆盡，這確實是無法彌補的損失，以至於時至今日對於集中營受害者人數是四百萬、六百萬或八百萬人仍然未有定論，只知道有數百萬人之多。在納粹將無以計數被殺害或因操勞、疾病而死的受害者屍體送進巨大的焚化爐之前，這些屍體就是證據，必須以某種方式滅跡。最早的解決之道過於令人髮指，幾乎讓人難以啟齒：把所有屍體，上萬具屍體丟進大型坑洞堆疊掩埋。在特雷布林卡滅絕營是如此，在其他規模較小和設置在蘇聯境內的集中營也是如此。但那是臨時措施，當時德軍在前線所向披靡，勝利在望幾成定局，所以草率粗暴行事，想等戰後再決定如何處理，因為勝者為王，歷史真相也操控在勝利者手中，可以隨意擺弄，可以為這些萬人塚找到某種說法搪塞，或銷毀，或推給蘇聯（反正卡廷大屠殺事件說明蘇聯的手段冷血凶殘不亞於納粹）。但是史達林格勒一役後局勢扭轉，想法有所改變：最好立刻銷毀所有證據。同集中營內的囚犯被迫起出萬人塚內遺骸，露天架起柴堆進行焚燒，以為如此大規模的異常行動，可以瞞天過海不為人知。
納粹親衛隊指揮部及國家安全部門人員隨即盡一切努力，不留任何活口作證。因此才有了（否則實在想不出其他理由）看似瘋狂且致命的囚犯大遷徙，並在一九四五年年初關閉所有納粹集中營。當時波蘭盧布林（Lublin）一帶的馬伊達內克集中營倖存者被遷移至奧許維茲，奧許維茲的倖存者被遷移到布亨瓦德集中營和毛特豪森集中營，布亨瓦德的倖存者被遷移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中的婦女被遷移到施威林。總而言之，不能放任何人自由，全部要轉往德國內陸，因為東、西線戰事都失利。至於這些人會不會在途中死亡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讓他們開口說話。從政治迫害中心、死亡工廠，到後來（或同時）變成永不匱乏且時時更新的勞動奴工供應鏈，納粹集中營對苟延殘喘的德國而言極具危險性，因為那裡藏有集中營的祕密，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罪行。這群行走的幽魂是Geheimnistrdger，是握有祕密的人，必須想辦法擺脫。進行種族滅絕的硬體設備已經摧毀，現在輪到這些能開口說話的人，納粹選擇把他們遷往內陸，荒唐可笑地希冀能將他們再度關進集中營，遠離敵軍不斷推進的前線，繼續剝削他們剩餘的勞動力，同一時間，相對合理的盤算則是希望在這如同《聖經》〈出埃及記〉的遷徙途中種種磨難能削減這些人的數量。事實上，倖存者人數的確大幅減少，但有人運氣好，體力足以撐到最後，為歷史做見證。
較少人關注，也較少人研究的是，在另一個陣營裡，亦即在加害者之中，也有許多祕密知情者，雖然他們大多數所知不多，只有少數幾人無所不知。永遠沒有人能夠確認，在納粹之中有多少人可能知道集中營內各種可怖凶殘的行為，有多少不是全然被蒙在鼓裡的人卻假裝完全不知情，又有多少人明明可以了解一切，卻選擇謹言慎行，把眼睛和耳朵（特別是嘴巴）都閉上。儘管如此，由於無法假設大多數德國人都不把大屠殺當一回事，那麼集中營真相被掩蓋無法廣為揭露，就是德國人民最嚴重的一次集體犯罪，也說明他們在希特勒的恐怖統治下已淪為懦夫。這份懦弱深入民間，深入肌理，讓丈夫不敢開口對妻子說，讓父母不敢開口對子女說。不懦弱，大多數極端行為就不會出現，今天的歐洲，以及全世界也會大不相同。
可想而知，那些對駭人真相知情且難辭其咎的人，有足夠理由緘默不語。然而他們既然握有祕密，即便保持沉默，也未必能安穩度過餘生。特雷布林卡滅絕營指揮官法蘭茲．保羅．施坦格爾（Franz Paul Stangl）和滅絕營內其他劊子手便是如此，在營區發生暴動遭到拆除後，他們被派到義大利最危險的抗戰游擊隊占領區。
刻意視而不見加上畏懼，讓很多對集中營惡行知情的重量級「民間」見證人也選擇沉默。特別是戰爭結束前那幾年，集中營構成了一個龐大且複雜的體系，深入滲透到德國的日常生活中，因此「集中營宇宙」一說其來有自。而且那不是一個封閉的宇宙。大大小小的工業公司、農場、軍工廠都受惠於集中營所提供幾近免費的勞動力。其中有些企業全然接受納粹親衛隊不人道（且愚蠢）的管理準則，剝削奴工毫不手軟，這個囚犯跟那個囚犯並無不同，如果一個累死，馬上就有另一個遞補。少數企業則謹慎行事，試著減輕他們的負擔。還有一些可能跟前兩者重疊的企業，以提供集中營物資而獲利，包括木材、建材、囚衣的條紋布料、煮湯用的脫水蔬菜等等。多座焚化爐是由位於德國中部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一間工廠Topf負責設計、建造、組裝和試車（直到一九七五年左右，這間工廠仍然維持正常運作，建造民用焚化爐，而且從未想過是否需要更改公司名稱）。很難理解這間工廠的工作人員沒有思考過納粹親衛隊指揮部訂製焚化爐設備及物資的要求或數量背後的意義為何。同樣應該質疑，且已經遭受質疑的，還有供應奧許維茲集中營毒氣室毒藥的公司。多年來，以氰化氫為主要成分的這種毒氣用途是船艙消毒，自一九四二年突然訂單大增，不可能毫無所察。應該要起疑，肯定有人起疑，但是他們掐住自己的喉嚨，因為害怕，因為追求獲利，或如之前所說，因為裝傻又裝瞎，也有人（可能只有少數）則是因為對納粹狂熱盲從。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