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都有數以千計的股東參加波克夏 · 海瑟威公司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舉辦的年度會議，希望看到華倫 · 巴菲特；但他們也想看到坐在巴菲特旁邊，協助著這位「奧馬哈的神諭」(Oracle of Omaha)回答問題的人。他們稱這個場合為「華倫與查理表演秀」。情節大致如下：巴菲特回答問題，內容可長可短，完全視情況決定。最後，他會轉過頭來詢問他的長期夥伴查理 · 蒙格：「查理，你有沒有什麼需要補充的？」查理坐在那裡，就像被雕鑿在拉什摩爾山(Mount Rushmore)的美國總統雕像，這時候他會很唐突地回答：「沒什麼可以補充的。」他和巴菲特每年都會對聽眾們表演這種小玩笑，跟大家共享快樂時光。會議上確實也有比較嚴肅的內容。巴菲特會認真思考大家提出來的某些問題。有時候，蒙格也會想到一些什麼，便即時給大家上一課，傳達他對人生的豐富體驗與啟示。蒙格說話時，總是能夠吸引聽眾聚精會神地聆聽。
他想傳達某些他認為重要的訊息：與人打交道時秉持倫理觀念；面對現實；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以及其他種種。他以傳教的熱誠在佈道。「爸爸瞭解，他所代表的社會價值，在生意場上並沒有受到普遍認可。」他的大女兒茉莉 · 蒙格(Molly Munger)這麼說。
蒙格的富有程度不若巴菲特，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人生態度不同。他不像巴菲特一樣喜歡表現，雖然他也可以十分討喜。正是這兩個因素，讓蒙格家族享有億萬富豪所難得的隱私，沒有因為名氣而受干擾。
我在一九九七年五月的波克夏 · 海瑟威年度會議上見到了蒙格，向他談起這本書的寫作計畫，並且告訴他，我在那個月還會參加威斯科金融公司(Wesco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會議，到時候希望能夠和他更深入談論這個計畫。當時，蒙格沒有多說什麼，只是說他不認為這本書會賣得很好。我和我的先生，以及另一位朋友，如期參加了威斯科的會議。當會議結束時，蒙格突然起身，大聲問道：「珍娜 · 羅渥在嗎？」數百位與會人士伸長了脖子，到處張望著搜尋「罪魁禍首」，有幾位認識我的人指向我的位置。我有點不好意思地站起來：「是的，蒙格先生。」他從座椅起身宣布：「跟我來。」然後轉身走向後門。我對丈夫和朋友揮手道別，不太確定是否還能再看到他們。蒙格默默地領著我走向電梯，來到他的私人辦公室，然後告訴我，他的家人不想讓他出版傳記。他們不想看到他們一向珍惜的隱私因此消失。他基本上是個害羞的人，不喜歡和外在世界對峙，因此我們的會面進行得並不順利。我向他解釋，我已經和出版商簽約，即使他不願意合作，我也必須寫這本書。可是，我對他說，如果他願意合作，這本書會好很多。「既然這樣，好吧！」蒙格說，「你可以先讀這些書。」他交給我一張書單，裡面寫著他最喜歡的書籍，包括理查 · 道金(Richard Dawkins)的著作《自私的基因》。蒙格後來告訴我，他當時經歷了幾個階段，最初反對我寫這本書，接著是想要盡量減少這本書造成的傷害，最後則決定跟我合作，盡可能讓其他人更容易理解他人生中遭遇的事件。對他來說，有時候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當我要求他敘述兒子過世的相關細節，以及外科醫師如何誤診而讓查理變成獨眼龍。
雖說如此，蒙格還是接受我的漫長訪問，我們會面的地點包括他在聖塔芭芭拉的住家、洛杉磯的辦公室，還曾經兩次在他妹妹位於奧馬哈的家。蒙格與家人曾經邀請我和我丈夫前往他們位在明尼蘇達北部的度假寓所，我在那裡花了幾天時間訪問他的家人和鄰居，但空閒的時候也到處走走、划船、釣魚，或者和蒙格的家人閒聊。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研究和撰寫這本書。雖然有一部分研究立基於早期價值投資人班傑明 · 葛拉漢和他的明星學生巴菲特的著作，但這些材料只能充當背景。《富比士雜誌》曾經刊載蒙格的照片，有幾份報紙也曾經刊登他的簡單介紹，但有關他的著作卻很少。這本書的內容有七五％以上都是第一手資料。為了這本書，我對三十三個人進行了四十四次訪談。我參加八次波克夏的股東大會，還有五次威斯科金融公司的年度會議，後者由蒙格單獨主持，說話毫無保留。我閱讀了蒙格在各種不同場合發表演講的六份講稿，包括他在哈佛法學院同學會的演講。
雖然參與了這本書的計畫，但他盡可能克制自己，不想影響這本書的寫作方向，只是一再強調他希望這本書能凸顯他人生七十六年來所汲取的教訓。他希望別人能夠從他的失敗和成功經驗中學習。事實上，實在很不容易透過文字描述來生動傳達他的人生啟示。他和妻子在各種逆境之下養育八個小孩，所有這一切都是傳奇，包括蒙格如何盡力貢獻他的才能和財力，還有他認為對同胞所肩負的責任。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有時候會爆出大笑，但也經常因為痛苦而退縮，或感到憂傷。人生給了查理這一切經歷。
蒙格雖然別具一格，但他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西岸文化和中西部價值觀的典型融合體。如果巴菲特的人生展現的是一位大男人主義投資人可以在某個不以金融中心聞名的奧馬哈生活與工作，蒙格則以他的經歷告訴我們，即使存在某些既定框架，他仍然把珍貴而具有創意的金融與文化概念，從西部帶到東部。
蒙格經常針對某些足以改變人生的重大議題發表演講；至於應該怎麼做，他通常不會在演講裡給予詳細指示。他只提供給聽眾一張地圖，讓他們可以按圖索驥地尋找智慧寶藏，而且就像所有的寶藏圖一樣，看起來都簡單得有點虛假。除非搞清楚其中的指示代表什麼意思，並且確實遵循，否則就找不到寶藏。
他想傳達某些他認為重要的訊息：與人打交道時秉持倫理觀念；面對現實；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以及其他種種。他以傳教的熱誠在佈道。「爸爸瞭解，他所代表的社會價值，在生意場上並沒有受到普遍認可。」他的大女兒茉莉 · 蒙格(Molly Munger)這麼說。
蒙格的富有程度不若巴菲特，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人生態度不同。他不像巴菲特一樣喜歡表現，雖然他也可以十分討喜。正是這兩個因素，讓蒙格家族享有億萬富豪所難得的隱私，沒有因為名氣而受干擾。
我在一九九七年五月的波克夏 · 海瑟威年度會議上見到了蒙格，向他談起這本書的寫作計畫，並且告訴他，我在那個月還會參加威斯科金融公司(Wesco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會議，到時候希望能夠和他更深入談論這個計畫。當時，蒙格沒有多說什麼，只是說他不認為這本書會賣得很好。我和我的先生，以及另一位朋友，如期參加了威斯科的會議。當會議結束時，蒙格突然起身，大聲問道：「珍娜 · 羅渥在嗎？」數百位與會人士伸長了脖子，到處張望著搜尋「罪魁禍首」，有幾位認識我的人指向我的位置。我有點不好意思地站起來：「是的，蒙格先生。」他從座椅起身宣布：「跟我來。」然後轉身走向後門。我對丈夫和朋友揮手道別，不太確定是否還能再看到他們。蒙格默默地領著我走向電梯，來到他的私人辦公室，然後告訴我，他的家人不想讓他出版傳記。他們不想看到他們一向珍惜的隱私因此消失。他基本上是個害羞的人，不喜歡和外在世界對峙，因此我們的會面進行得並不順利。我向他解釋，我已經和出版商簽約，即使他不願意合作，我也必須寫這本書。可是，我對他說，如果他願意合作，這本書會好很多。「既然這樣，好吧！」蒙格說，「你可以先讀這些書。」他交給我一張書單，裡面寫著他最喜歡的書籍，包括理查 · 道金(Richard Dawkins)的著作《自私的基因》。蒙格後來告訴我，他當時經歷了幾個階段，最初反對我寫這本書，接著是想要盡量減少這本書造成的傷害，最後則決定跟我合作，盡可能讓其他人更容易理解他人生中遭遇的事件。對他來說，有時候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當我要求他敘述兒子過世的相關細節，以及外科醫師如何誤診而讓查理變成獨眼龍。
雖說如此，蒙格還是接受我的漫長訪問，我們會面的地點包括他在聖塔芭芭拉的住家、洛杉磯的辦公室，還曾經兩次在他妹妹位於奧馬哈的家。蒙格與家人曾經邀請我和我丈夫前往他們位在明尼蘇達北部的度假寓所，我在那裡花了幾天時間訪問他的家人和鄰居，但空閒的時候也到處走走、划船、釣魚，或者和蒙格的家人閒聊。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研究和撰寫這本書。雖然有一部分研究立基於早期價值投資人班傑明 · 葛拉漢和他的明星學生巴菲特的著作，但這些材料只能充當背景。《富比士雜誌》曾經刊載蒙格的照片，有幾份報紙也曾經刊登他的簡單介紹，但有關他的著作卻很少。這本書的內容有七五％以上都是第一手資料。為了這本書，我對三十三個人進行了四十四次訪談。我參加八次波克夏的股東大會，還有五次威斯科金融公司的年度會議，後者由蒙格單獨主持，說話毫無保留。我閱讀了蒙格在各種不同場合發表演講的六份講稿，包括他在哈佛法學院同學會的演講。
雖然參與了這本書的計畫，但他盡可能克制自己，不想影響這本書的寫作方向，只是一再強調他希望這本書能凸顯他人生七十六年來所汲取的教訓。他希望別人能夠從他的失敗和成功經驗中學習。事實上，實在很不容易透過文字描述來生動傳達他的人生啟示。他和妻子在各種逆境之下養育八個小孩，所有這一切都是傳奇，包括蒙格如何盡力貢獻他的才能和財力，還有他認為對同胞所肩負的責任。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有時候會爆出大笑，但也經常因為痛苦而退縮，或感到憂傷。人生給了查理這一切經歷。
蒙格雖然別具一格，但他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西岸文化和中西部價值觀的典型融合體。如果巴菲特的人生展現的是一位大男人主義投資人可以在某個不以金融中心聞名的奧馬哈生活與工作，蒙格則以他的經歷告訴我們，即使存在某些既定框架，他仍然把珍貴而具有創意的金融與文化概念，從西部帶到東部。
蒙格經常針對某些足以改變人生的重大議題發表演講；至於應該怎麼做，他通常不會在演講裡給予詳細指示。他只提供給聽眾一張地圖，讓他們可以按圖索驥地尋找智慧寶藏，而且就像所有的寶藏圖一樣，看起來都簡單得有點虛假。除非搞清楚其中的指示代表什麼意思，並且確實遵循，否則就找不到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