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銷不輟《上癮五百年》（Forces of Habit）作者最新力作
「上癮史」標竿著作，全球享樂革命的悠久歷史，
深入研究、高度可讀，最重要而豐富的擴充。
《上癮五百年》作者、美國北佛羅里達大學歷史學教授
大衛．柯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新書
來自一位著名的成癮專家，一個挑釁性的、獨特的權威歷史，講述了複雜的全球企業如何將人類大腦的獎勵中心作為目標，驅使我們上癮，從止痛藥到大麥克，到電玩遊戲到社群軟體，並帶來驚人的社會後果。
我們生活在一個成癮的時代，從強迫性的遊戲、購物到暴飲暴食和藥物濫用，我們能做些什麼，才能抵制那些陰險而刻意纏繞我們大腦的誘惑呢？作者大衛．柯特萊特說，除非我們了解創造和迎合我們壞習慣的全球企業的歷史和特點，否則一切都難以達成。
本書記錄了「邊緣資本主義」的勝利，這是一個不斷增長的競爭性企業網絡，其目標即是針對負責感情、動力和長期記憶的大腦。隨著全球貿易及跨國工業、複雜營銷，甚至在政府同謀和犯罪組織的幫助下，造就了對大腦的誘惑的型式變得廉價而成倍增長。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新興的樂趣
樂趣、惡習，以及成癮的歷史是互有關聯的。隨著樂趣的種類與強度不斷提高，惡習與成癮也隨之增長。並不是說所有新的樂趣都是邪惡的、會使人上癮的——其實大多數都有益處，而且對社會具有建設性。然而，在樂趣不斷拉長的影子底下，惡習和成癮也就不停孳生。所以，追隨樂趣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擴展，是我們故事追本溯源的起點。
這是一個起步很緩慢，然後腳步加快的故事。樂趣的軌跡呈幾何圖形倍增：開始得極其緩慢且笨拙；從十七、十八世紀起加速；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時，其攀升已達令人頭暈目眩的境地。整個過程從數千年前就開始了，那時人類探索、培養、交換、混合，以及把他們在大自然裡找到的享受——例如甘蔗裡的糖——精緻化且商品化；同時人們也會創造、散布自然界裡找不到的逸趣，例如碰運氣的遊戲等。此外，人們還會創造新的環境，通常是不為人知的都市環境，在其中他們可以用很低的花費，冒社會制裁最少的危險，去享受各種新發現的娛樂。
新樂趣的變革，和所有的變革一樣，帶有幾分偶然性。發明娛樂和消遣的集體經驗，有時腳步會放慢，有時又會加快，不需要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不需要關閉英國劇院，不需要奧古斯特．艾斯科菲耶（Auguste Escoffier），也不需要蜜桃梅爾芭（Peach Melba），因為到頭來，變革是與個人無關的，一旦當它凝聚了足夠的動能時，就能克服行經道路上的一切阻攔，彷彿鬆動的巨石帶來的雪崩。
歷史學家將這種巨石稱為「外生因素」（exogenous causes），也就是說，它們的本質和力量，跟它們所帶動的樂趣之間是彼此獨立的。本章和下一章旨在從遙遠的過去，追溯到最近幾個世紀的工業與都市革命，來探討這些外生因素。雖然這些因素之間有很多時而衝突之處，但最後卻產生了共同的效果，將尋找新樂趣這種曾經是漸進的、附加的，且多半屬於偶然的過程，變成一種快速的、加乘的，且越來越蓄意營造的模式。
發現所帶來的樂趣
世界歷史包含了長時期遷徙帶來的分歧，以及相對上短得多的時間，是以貿易為基礎帶來的整合。人類學家和基因學家一直在爭辯，什麼時候智人（Homo sapiens）這個物種的幾個分支開始從非洲擴散出去；什麼時候抵達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像是歐亞、大洋洲和美洲；以及他們和相近於人類的物種——如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雜交到什麼程度。新的考古發現，包括比原先預期更早的、從非洲被掠奪出土的證據，都讓這些辯論持續暗流湧動，但有三點共識存在：第一、智人的遷徙已經衍生為一種至少長達五、六萬年的全球性離散；第二、數支採獵者，為了適應他們分布的新環境，造成現代人類歷經了不同的文化及生物演化；第三、這種全球性的遷徙，導致了非刻意、但卻碩大無比的動植物尋寶熱，既是為了實用性，也是為了追求愉悅感。
根據《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解釋，樂趣「是一種狀態或感知，受到感覺良好或渴望的經驗或期待誘發而來；一種快樂的滿足感或享受；喜悅、滿足；與痛苦相反。」流動的人類之所以能夠發現許多新的「喜悅」和「滿足」，來自於地球地質史的遺澤。盤古大陸（Panga e a）在將近兩億年前逐漸崩裂，讓植物群和動物群有充分的時間，隨著分離的陸塊漸行漸遠，並演化出不同的屬性。
其結果，是自然界的歡快來源令人眼花撩亂。蜜蜂（Apis mellifera）源自於亞洲，快速分布到非洲和歐洲，而當一群人類擴張到整個非洲，並進入亞洲和歐洲之際，他們狂熱地尋獵蜂蜜，在西班牙、南非和印度出土的岩壁畫裡，歌頌著這些冒險。但當遷移者們更向東去，進入美洲大陸之後，人們就不得不把蜜蜂置之腦後了：那些落腳於北美洲東部的人群，在糖楓的汁液裡找到了替代品；那些前進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則獲得了不同的獎勵：無刺銀蜂（Meliponinae）的群落，提供給他們蜂蜜與蜂蠟。
約在四萬五千至六萬五千年前，當第一批人類抵達澳洲時，他們也享受到無刺蜂帶來的好處，同時還大啖狩獵動物，這可能是澳洲最大型物種滅絕的原因之一。澳洲是地球上面積最小、最平坦、最乾燥、也最荒瘠的宜居大陸，相對缺少生物多樣性，這也意味著，這些人的子孫除了蜂蜜之外，必須接受相對較少的娛樂資源，唯一的例外是尼古丁。土著居民從嚼碎的土生菸葉裡提取出來，和木頭的灰燼混在一起。儘管他們是用火的專家，但他們很少燻葉子。歐洲的日記作者們，把這些人稱為「習慣性的咀嚼者」，很像東印度人嚼檳榔那樣。另外一群發現菸草的中石器時代人類是美洲印地安人，他們會嗅、吸，也會咀嚼這些菸葉植物。
菸草（Nicotiana）提供的是一種複雜的快感，包括幻覺和其他的中毒效果，另外，中美洲原生的好幾種曼陀羅花（Datura）也有相同的功效，還有迷幻草藥死藤水（yagé 或 ayahuasca），這是用亞馬遜盆地卡皮木（Banisteriopsis caapi）樹幹上的藤蔓所煎製的一種飲料。第一批美洲人，怎麼會對這種製造花俏幻覺的苦味植物感到津津有味，或許有點兒令人納悶，但他們的薩滿文化很珍視意識上的改變，認為這是一種與靈的世界交流，療癒身體與靈魂的方法，也是引導年輕人進入聖禮的重要途徑，因此各種令人不舒服的副作用，便都被賦予了良善的目的，比方說，在迷幻仙人掌（peyote）儀式中嘔吐，會被說成是為了淨化身體。
人們開始在傳說有關自己和宇宙的故事背景當中，體驗到新的樂趣。發明故事，並使這些故事流傳下去——現今被稱為「神話」、「社會結構」、「想像的真實」——是一個認知上的決定性突破，使人類的大群體合作及全球性擴張成為可能。這種擴張，加上後來的農業與工業革命，持續創造人們接觸新的精神活躍物質的機會，其效果如何，則是由社會學習來加以形塑。
美國心理學家提摩西．李瑞（Timothy Leary），與精神分析家諾曼．辛伯格（Norman Zinberg），給了這個學習過程一個說法，就是現在最熟知的：藥物、心態與背景。心態指的是使用者的性格與意圖；心態會影響用藥經驗的本質，用藥發生的具體環境和社會背景也會產生影響。雖然李瑞和辛伯格主要的興趣在於使用者對威力強大藥品的反應，如迷幻藥（LSD）及海洛因（heroin），但後來的研究顯示，他們提出的原則有更廣泛的適用性。住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由於新鮮的薄荷茶會帶給他們兒時回憶及家庭儀式的聯想，所以當他們聞到薄荷味時，神經顯現的反應通常會比沒有這種文化背景的非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更加強烈。飲酒者的經驗，無論是不是法國人，通常都取決於背景音樂，《布蘭詩歌》（Carmina Burana）能使一杯卡本內蘇維翁紅葡萄酒（cabernet sauvignon）顯得更強勁濃郁，但《胡桃鉗》（The Nutcracker）的「花之圓舞曲」（Waltz of the Flowers），卻會讓同樣的酒韻顯得微妙而細緻。昂貴的標籤能讓只值五美元的劣酒嚐起來美味不少，此效果在品酒者獎勵電路的核磁共振成像掃描裡，是可以被測量出來的。當參加晚宴的客人以為他們喝的是高級的納帕山谷（Napa）卡本內蘇維翁時，從他們的讚美詞裡也同樣聽得出來。
心態和背景對安慰劑效應有著重要的影響。熟悉的治療儀式，可以刺激病人的大腦釋放神經傳導物質，影響心情，促進免疫系統的反應。因為我們的大腦學會了預期，透過預期，可以激活腦內啡、內源性大麻素、多巴胺，以及其他神經傳導物質系統，這個過程並不需要藉由一種真正的實體，生化性地誘導歡愉或療癒效果。假設早期人類大腦的作用方式跟我們相類似，那麼早期的娛樂史，應該就是意味著和各種動植物的不期而遇，發現它們包含某種分子可以模仿，或者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
催情劑可以為我們提供簡易的示範。某些香料、食材、動物的部分軀體，長期以來便被人類認定能夠增強生殖能力、慾望，以及性功能。有些壯陽劑，例如印度《愛經》（Kama Sutra）裡極推崇的斯瓦揚古塔（swayamgupta）種子甜餅（書中說：「可以跟成千上萬名女子睡覺，到頭來，她們還會個個求饒。」），就會產生一種直接的生理作用。根據有關虎爪豆（Mucuna pruriens）的病例對照研究，斯瓦揚古塔種子的來源，呈現出對睪固酮與精子的機動性都有正面的功效。但是其他食物的壯陽屬性，則多半來自於建議作用，例如酪梨（Avocado），一般都是長成一對懸吊著，Ahuacatl 這個字，即阿茲特克人（Aztecs）所說的果子，也就是「睪丸」的意思，而酪梨橢圓形的厚重果實本身，也就足以讓人們將之當成壯陽藥那樣趨之若鶩了。陽剛氣十足的外型，增添了許多生物的吸引力，像獨角鯨（narwhal）的長牙、香蕉、蘆筍及人參等——人參是一種很常用的中藥，顧名思義，意指「（男）人的根本」。人參有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功效，一方面是它的形狀本身即充滿暗示性，二方面是它飽含植物性雌激素，能夠促進性慾和陰莖的血管舒張。
人參展現了暗示的力量，但無論多麼強大，也不會是人們特別喜歡某種物質或行為的唯一理由。生物構造也在其中扮演一角。當牽涉到填飽肚子的大事時，雖然我們可以學習去享受各式各樣栽種出來的食物，但我們偏愛甜味食物，卻是與生俱來的本能。物競天擇眷顧喜歡甜味食物的個體，因為在自然界裡，甜味食物營養高而毒性少。所有會吃植物的哺乳類動物都有相同的口味偏好，並非偶然；黑猩猩和人類甘冒激怒蜜蜂的危險，只為了取得蜂巢裡的蜂蜜，也是同樣的道理。
對新樂趣的追尋，受到生物線索的指引。無論受到何種社會目的與文化架構的包圍，能夠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產生愉悅、消除疼痛的植物，都更可能受到珍惜、培養及散布；如果效果越強，這個植物就越容易受到注意和喜愛。能被記住的快感（或痛感）的強度，尤其如果是發生在經驗的末端，在大腦做決定的天秤上，會比感受的持久度更具有分量。我們記住的總是樂趣的爆發，這乃是神經科學、行為經濟學、民族植物學，以及行為學的基本原則。動物也會對具有麻醉性的物質狼吞虎嚥，儘管沒有所謂的心態或背景來指導牠們。歷久不衰的「麥田圈」，一度曾讓塔斯馬尼亞（Tasmania）種植罌粟花的農人大感困惑，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只是自我麻醉的小袋鼠們不斷徘徊所留下的印記而已。
人類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各種新樂趣的來源。早期的歐洲人喜歡罌粟花可食用的種子、油脂，以及強力的生物鹼。美洲印地安人用菸草做藥和儀式，治療痙攣、小兒哭鬧、昆蟲與蛇的可可樹，學習製作巧克力——一種富含營養、帶有苦味的刺激性飲品。為了調和苦味，他們加入了木頭的灰燼、辣椒、香草和其他香料。做為皇帝的每日膳食，以及被犧牲受害者的最後一餐，巧克力變成他們文化裡的貴重物品，從而使可可豆被當成一種戰利品、地位的象徵，以及金錢來使用。然而，直到南北半球動植物發生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之前，除了美洲熱帶叢林以外，過去從沒有人能夠取得這種食品藥物資源。
早期的娛樂史，基本上有如巧克力史再加入一些區域性變異。甘蔗本來僅限於南亞和東南亞，因為富含蔗糖，注定成為巧克力最重要的添加物。還有人類狩獵的紅色原雞（red jungle fowl），後來被馴化成了家雞，土著食用牠們的肉和蛋，取牠們的骨頭來占卜、縫紉、紋身、製作樂器，甚至牠們的雄禽還會被用來鬥雞——一種古老的運動和賭博方式。可樂果（cola nut）曾經只生長於西非的森林裡，罌粟花只生於歐洲，大麻只在中亞，茶只在中國西南部，黑胡椒只在南亞，諸如此類。透過農業、文明和遠程貿易的發展，讓這些令人愉悅且有用的物質通行全球，而且經過數世紀的實驗、加工提煉、混合和製造，讓這些物質比當初好奇的人類移民第一次試嚐的時候，有了更加令人滿足的回報。
栽種所帶來的樂趣
在分散的自然樂趣法則之外，有個例外，那就是乙醇，即酒精裡的食品藥物分子。任何一個有成熟的、碰傷的果實之處，就有酒精。酵母菌在空氣中自然飄浮，落在果子上，透過果糖的無氧發酵，就產生了酒精。正如馮內果（Kurt Vonnegut）所辛辣指出的，酒精是酵母的糞便，濃度很高的時候，毒性可以強到殺死原先製造酒精的酵母本身。
發酵中的果實會吸引各式各樣的動物，小至果蠅，大至麋鹿。演化生物學家長久以來都很困惑，為什麼動物會去吃讓牠們生病、思路混淆、舉止笨拙的東西，儘管這個東西也會帶來卡路里、營養和歡愉。由於生病、思路混淆，以及舉止笨拙這三件事，會導致體能降低，按理說，演化原則應該會反對食用酒精的選項才是。
最可能的一個解釋，應該是毒物興奮效應（hormesis）——在酒精和藥物史當中，或者更廣泛地說，在樂趣、惡習和成癮的歷史中，這個生物原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基本概念非常簡單：許多化學合成物，量少時都是有營養或有益處的，一旦過量就變成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很多行為亦復如是，例如博奕，偶一為之是無傷大雅的消遣，但變成習慣性後，就完全是兩回事了。）著名記者戴維．卡爾（David Carr）曾現身說法，解釋酒精毒物興奮效應的後果：「經常喝很多酒，你的內臟會膨脹起來，讓你看起來像個有腿的梨子，如果不是器官衰竭要了你的命，就是你的食道出血，或可能來個沒腦子的一摔，昏過去，臉部朝地栽下，永遠倒地不起。」
卡爾或其他任何酒醉者臉部朝地栽下去的可能性，部分取決於酒精的可取得性，而對於所有會因劑量加大而提高危險性的娛樂物質，這是一個普遍的法則。生物人類學家威廉．麥格魯（William McGrew）指出，毒物興奮效應用來解釋酒精之於酗酒的情況，也可適用於過多鹽分之於高血壓，過多糖分之於糖尿病，或者飽和脂肪之於心血管疾病。「上述這些例子，」麥格魯說：「都是自然界稀有的物質，在不自然的條件之下，變得很容易取得，它們通常都是動植物因農業馴化過程或是工業技術的副產品。人類會開始過量攝取乙醇，是因為我們已經變成了啤酒釀酒人、葡萄酒釀製商，以及烈酒釀造廠了。可以說，原始人類基於文化演化，將我們從葡萄酒帶到了啤酒，然後又帶到了烈酒。」
但也有可能得反過來說——是我們對飲酒的追求，刺激了文化的演進。人類學家始終在爭辯，馴化動植物的零碎過程，早在一萬一千年前就開始了，那麼造成新石器轉型（Neolithic Transition）的真正原因，究竟何在？追根結柢，爭論的焦點在於促動發明的源頭，到底是為了方便？還是為了需求？有些學者強調誘因，例如更大的食物保障，以及給採獵者們更多的便利等，畢竟採獵者為了尋找野生食物，足跡必須踏遍各處採集；另外有些人則著重在推進的因素，例如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以及氣候的日漸惡化。不過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自一九五三年起開始辯論，也就是人類栽種穀類作物，相對上比較少是用來做成澱粉類食物（穀粒、粥和麵包），而更多是用來釀製啤酒，一種富有營養、令人陶醉、無菌的飲料。草類——如大麥——種子裡的碳水化合物，透過浸泡、萌芽、再乾燥的過程，就能被轉化成一種酵母可消化的麥芽糖，而農業便是確保全年都有麥芽可供釀酒的方式之一——有人更認為這是唯一方式。馴化酵母可能也是為了相同的理由。DNA 分析顯示，馴化酵母的菌株和馴化穀粒的菌株一樣古老。
（未完）
「上癮史」標竿著作，全球享樂革命的悠久歷史，
深入研究、高度可讀，最重要而豐富的擴充。
《上癮五百年》作者、美國北佛羅里達大學歷史學教授
大衛．柯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新書
來自一位著名的成癮專家，一個挑釁性的、獨特的權威歷史，講述了複雜的全球企業如何將人類大腦的獎勵中心作為目標，驅使我們上癮，從止痛藥到大麥克，到電玩遊戲到社群軟體，並帶來驚人的社會後果。
我們生活在一個成癮的時代，從強迫性的遊戲、購物到暴飲暴食和藥物濫用，我們能做些什麼，才能抵制那些陰險而刻意纏繞我們大腦的誘惑呢？作者大衛．柯特萊特說，除非我們了解創造和迎合我們壞習慣的全球企業的歷史和特點，否則一切都難以達成。
本書記錄了「邊緣資本主義」的勝利，這是一個不斷增長的競爭性企業網絡，其目標即是針對負責感情、動力和長期記憶的大腦。隨著全球貿易及跨國工業、複雜營銷，甚至在政府同謀和犯罪組織的幫助下，造就了對大腦的誘惑的型式變得廉價而成倍增長。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新興的樂趣
樂趣、惡習，以及成癮的歷史是互有關聯的。隨著樂趣的種類與強度不斷提高，惡習與成癮也隨之增長。並不是說所有新的樂趣都是邪惡的、會使人上癮的——其實大多數都有益處，而且對社會具有建設性。然而，在樂趣不斷拉長的影子底下，惡習和成癮也就不停孳生。所以，追隨樂趣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擴展，是我們故事追本溯源的起點。
這是一個起步很緩慢，然後腳步加快的故事。樂趣的軌跡呈幾何圖形倍增：開始得極其緩慢且笨拙；從十七、十八世紀起加速；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時，其攀升已達令人頭暈目眩的境地。整個過程從數千年前就開始了，那時人類探索、培養、交換、混合，以及把他們在大自然裡找到的享受——例如甘蔗裡的糖——精緻化且商品化；同時人們也會創造、散布自然界裡找不到的逸趣，例如碰運氣的遊戲等。此外，人們還會創造新的環境，通常是不為人知的都市環境，在其中他們可以用很低的花費，冒社會制裁最少的危險，去享受各種新發現的娛樂。
新樂趣的變革，和所有的變革一樣，帶有幾分偶然性。發明娛樂和消遣的集體經驗，有時腳步會放慢，有時又會加快，不需要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不需要關閉英國劇院，不需要奧古斯特．艾斯科菲耶（Auguste Escoffier），也不需要蜜桃梅爾芭（Peach Melba），因為到頭來，變革是與個人無關的，一旦當它凝聚了足夠的動能時，就能克服行經道路上的一切阻攔，彷彿鬆動的巨石帶來的雪崩。
歷史學家將這種巨石稱為「外生因素」（exogenous causes），也就是說，它們的本質和力量，跟它們所帶動的樂趣之間是彼此獨立的。本章和下一章旨在從遙遠的過去，追溯到最近幾個世紀的工業與都市革命，來探討這些外生因素。雖然這些因素之間有很多時而衝突之處，但最後卻產生了共同的效果，將尋找新樂趣這種曾經是漸進的、附加的，且多半屬於偶然的過程，變成一種快速的、加乘的，且越來越蓄意營造的模式。
發現所帶來的樂趣
世界歷史包含了長時期遷徙帶來的分歧，以及相對上短得多的時間，是以貿易為基礎帶來的整合。人類學家和基因學家一直在爭辯，什麼時候智人（Homo sapiens）這個物種的幾個分支開始從非洲擴散出去；什麼時候抵達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像是歐亞、大洋洲和美洲；以及他們和相近於人類的物種——如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雜交到什麼程度。新的考古發現，包括比原先預期更早的、從非洲被掠奪出土的證據，都讓這些辯論持續暗流湧動，但有三點共識存在：第一、智人的遷徙已經衍生為一種至少長達五、六萬年的全球性離散；第二、數支採獵者，為了適應他們分布的新環境，造成現代人類歷經了不同的文化及生物演化；第三、這種全球性的遷徙，導致了非刻意、但卻碩大無比的動植物尋寶熱，既是為了實用性，也是為了追求愉悅感。
根據《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解釋，樂趣「是一種狀態或感知，受到感覺良好或渴望的經驗或期待誘發而來；一種快樂的滿足感或享受；喜悅、滿足；與痛苦相反。」流動的人類之所以能夠發現許多新的「喜悅」和「滿足」，來自於地球地質史的遺澤。盤古大陸（Panga e a）在將近兩億年前逐漸崩裂，讓植物群和動物群有充分的時間，隨著分離的陸塊漸行漸遠，並演化出不同的屬性。
其結果，是自然界的歡快來源令人眼花撩亂。蜜蜂（Apis mellifera）源自於亞洲，快速分布到非洲和歐洲，而當一群人類擴張到整個非洲，並進入亞洲和歐洲之際，他們狂熱地尋獵蜂蜜，在西班牙、南非和印度出土的岩壁畫裡，歌頌著這些冒險。但當遷移者們更向東去，進入美洲大陸之後，人們就不得不把蜜蜂置之腦後了：那些落腳於北美洲東部的人群，在糖楓的汁液裡找到了替代品；那些前進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則獲得了不同的獎勵：無刺銀蜂（Meliponinae）的群落，提供給他們蜂蜜與蜂蠟。
約在四萬五千至六萬五千年前，當第一批人類抵達澳洲時，他們也享受到無刺蜂帶來的好處，同時還大啖狩獵動物，這可能是澳洲最大型物種滅絕的原因之一。澳洲是地球上面積最小、最平坦、最乾燥、也最荒瘠的宜居大陸，相對缺少生物多樣性，這也意味著，這些人的子孫除了蜂蜜之外，必須接受相對較少的娛樂資源，唯一的例外是尼古丁。土著居民從嚼碎的土生菸葉裡提取出來，和木頭的灰燼混在一起。儘管他們是用火的專家，但他們很少燻葉子。歐洲的日記作者們，把這些人稱為「習慣性的咀嚼者」，很像東印度人嚼檳榔那樣。另外一群發現菸草的中石器時代人類是美洲印地安人，他們會嗅、吸，也會咀嚼這些菸葉植物。
菸草（Nicotiana）提供的是一種複雜的快感，包括幻覺和其他的中毒效果，另外，中美洲原生的好幾種曼陀羅花（Datura）也有相同的功效，還有迷幻草藥死藤水（yagé 或 ayahuasca），這是用亞馬遜盆地卡皮木（Banisteriopsis caapi）樹幹上的藤蔓所煎製的一種飲料。第一批美洲人，怎麼會對這種製造花俏幻覺的苦味植物感到津津有味，或許有點兒令人納悶，但他們的薩滿文化很珍視意識上的改變，認為這是一種與靈的世界交流，療癒身體與靈魂的方法，也是引導年輕人進入聖禮的重要途徑，因此各種令人不舒服的副作用，便都被賦予了良善的目的，比方說，在迷幻仙人掌（peyote）儀式中嘔吐，會被說成是為了淨化身體。
人們開始在傳說有關自己和宇宙的故事背景當中，體驗到新的樂趣。發明故事，並使這些故事流傳下去——現今被稱為「神話」、「社會結構」、「想像的真實」——是一個認知上的決定性突破，使人類的大群體合作及全球性擴張成為可能。這種擴張，加上後來的農業與工業革命，持續創造人們接觸新的精神活躍物質的機會，其效果如何，則是由社會學習來加以形塑。
美國心理學家提摩西．李瑞（Timothy Leary），與精神分析家諾曼．辛伯格（Norman Zinberg），給了這個學習過程一個說法，就是現在最熟知的：藥物、心態與背景。心態指的是使用者的性格與意圖；心態會影響用藥經驗的本質，用藥發生的具體環境和社會背景也會產生影響。雖然李瑞和辛伯格主要的興趣在於使用者對威力強大藥品的反應，如迷幻藥（LSD）及海洛因（heroin），但後來的研究顯示，他們提出的原則有更廣泛的適用性。住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由於新鮮的薄荷茶會帶給他們兒時回憶及家庭儀式的聯想，所以當他們聞到薄荷味時，神經顯現的反應通常會比沒有這種文化背景的非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更加強烈。飲酒者的經驗，無論是不是法國人，通常都取決於背景音樂，《布蘭詩歌》（Carmina Burana）能使一杯卡本內蘇維翁紅葡萄酒（cabernet sauvignon）顯得更強勁濃郁，但《胡桃鉗》（The Nutcracker）的「花之圓舞曲」（Waltz of the Flowers），卻會讓同樣的酒韻顯得微妙而細緻。昂貴的標籤能讓只值五美元的劣酒嚐起來美味不少，此效果在品酒者獎勵電路的核磁共振成像掃描裡，是可以被測量出來的。當參加晚宴的客人以為他們喝的是高級的納帕山谷（Napa）卡本內蘇維翁時，從他們的讚美詞裡也同樣聽得出來。
心態和背景對安慰劑效應有著重要的影響。熟悉的治療儀式，可以刺激病人的大腦釋放神經傳導物質，影響心情，促進免疫系統的反應。因為我們的大腦學會了預期，透過預期，可以激活腦內啡、內源性大麻素、多巴胺，以及其他神經傳導物質系統，這個過程並不需要藉由一種真正的實體，生化性地誘導歡愉或療癒效果。假設早期人類大腦的作用方式跟我們相類似，那麼早期的娛樂史，應該就是意味著和各種動植物的不期而遇，發現它們包含某種分子可以模仿，或者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
催情劑可以為我們提供簡易的示範。某些香料、食材、動物的部分軀體，長期以來便被人類認定能夠增強生殖能力、慾望，以及性功能。有些壯陽劑，例如印度《愛經》（Kama Sutra）裡極推崇的斯瓦揚古塔（swayamgupta）種子甜餅（書中說：「可以跟成千上萬名女子睡覺，到頭來，她們還會個個求饒。」），就會產生一種直接的生理作用。根據有關虎爪豆（Mucuna pruriens）的病例對照研究，斯瓦揚古塔種子的來源，呈現出對睪固酮與精子的機動性都有正面的功效。但是其他食物的壯陽屬性，則多半來自於建議作用，例如酪梨（Avocado），一般都是長成一對懸吊著，Ahuacatl 這個字，即阿茲特克人（Aztecs）所說的果子，也就是「睪丸」的意思，而酪梨橢圓形的厚重果實本身，也就足以讓人們將之當成壯陽藥那樣趨之若鶩了。陽剛氣十足的外型，增添了許多生物的吸引力，像獨角鯨（narwhal）的長牙、香蕉、蘆筍及人參等——人參是一種很常用的中藥，顧名思義，意指「（男）人的根本」。人參有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功效，一方面是它的形狀本身即充滿暗示性，二方面是它飽含植物性雌激素，能夠促進性慾和陰莖的血管舒張。
人參展現了暗示的力量，但無論多麼強大，也不會是人們特別喜歡某種物質或行為的唯一理由。生物構造也在其中扮演一角。當牽涉到填飽肚子的大事時，雖然我們可以學習去享受各式各樣栽種出來的食物，但我們偏愛甜味食物，卻是與生俱來的本能。物競天擇眷顧喜歡甜味食物的個體，因為在自然界裡，甜味食物營養高而毒性少。所有會吃植物的哺乳類動物都有相同的口味偏好，並非偶然；黑猩猩和人類甘冒激怒蜜蜂的危險，只為了取得蜂巢裡的蜂蜜，也是同樣的道理。
對新樂趣的追尋，受到生物線索的指引。無論受到何種社會目的與文化架構的包圍，能夠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產生愉悅、消除疼痛的植物，都更可能受到珍惜、培養及散布；如果效果越強，這個植物就越容易受到注意和喜愛。能被記住的快感（或痛感）的強度，尤其如果是發生在經驗的末端，在大腦做決定的天秤上，會比感受的持久度更具有分量。我們記住的總是樂趣的爆發，這乃是神經科學、行為經濟學、民族植物學，以及行為學的基本原則。動物也會對具有麻醉性的物質狼吞虎嚥，儘管沒有所謂的心態或背景來指導牠們。歷久不衰的「麥田圈」，一度曾讓塔斯馬尼亞（Tasmania）種植罌粟花的農人大感困惑，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只是自我麻醉的小袋鼠們不斷徘徊所留下的印記而已。
人類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各種新樂趣的來源。早期的歐洲人喜歡罌粟花可食用的種子、油脂，以及強力的生物鹼。美洲印地安人用菸草做藥和儀式，治療痙攣、小兒哭鬧、昆蟲與蛇的可可樹，學習製作巧克力——一種富含營養、帶有苦味的刺激性飲品。為了調和苦味，他們加入了木頭的灰燼、辣椒、香草和其他香料。做為皇帝的每日膳食，以及被犧牲受害者的最後一餐，巧克力變成他們文化裡的貴重物品，從而使可可豆被當成一種戰利品、地位的象徵，以及金錢來使用。然而，直到南北半球動植物發生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之前，除了美洲熱帶叢林以外，過去從沒有人能夠取得這種食品藥物資源。
早期的娛樂史，基本上有如巧克力史再加入一些區域性變異。甘蔗本來僅限於南亞和東南亞，因為富含蔗糖，注定成為巧克力最重要的添加物。還有人類狩獵的紅色原雞（red jungle fowl），後來被馴化成了家雞，土著食用牠們的肉和蛋，取牠們的骨頭來占卜、縫紉、紋身、製作樂器，甚至牠們的雄禽還會被用來鬥雞——一種古老的運動和賭博方式。可樂果（cola nut）曾經只生長於西非的森林裡，罌粟花只生於歐洲，大麻只在中亞，茶只在中國西南部，黑胡椒只在南亞，諸如此類。透過農業、文明和遠程貿易的發展，讓這些令人愉悅且有用的物質通行全球，而且經過數世紀的實驗、加工提煉、混合和製造，讓這些物質比當初好奇的人類移民第一次試嚐的時候，有了更加令人滿足的回報。
栽種所帶來的樂趣
在分散的自然樂趣法則之外，有個例外，那就是乙醇，即酒精裡的食品藥物分子。任何一個有成熟的、碰傷的果實之處，就有酒精。酵母菌在空氣中自然飄浮，落在果子上，透過果糖的無氧發酵，就產生了酒精。正如馮內果（Kurt Vonnegut）所辛辣指出的，酒精是酵母的糞便，濃度很高的時候，毒性可以強到殺死原先製造酒精的酵母本身。
發酵中的果實會吸引各式各樣的動物，小至果蠅，大至麋鹿。演化生物學家長久以來都很困惑，為什麼動物會去吃讓牠們生病、思路混淆、舉止笨拙的東西，儘管這個東西也會帶來卡路里、營養和歡愉。由於生病、思路混淆，以及舉止笨拙這三件事，會導致體能降低，按理說，演化原則應該會反對食用酒精的選項才是。
最可能的一個解釋，應該是毒物興奮效應（hormesis）——在酒精和藥物史當中，或者更廣泛地說，在樂趣、惡習和成癮的歷史中，這個生物原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基本概念非常簡單：許多化學合成物，量少時都是有營養或有益處的，一旦過量就變成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很多行為亦復如是，例如博奕，偶一為之是無傷大雅的消遣，但變成習慣性後，就完全是兩回事了。）著名記者戴維．卡爾（David Carr）曾現身說法，解釋酒精毒物興奮效應的後果：「經常喝很多酒，你的內臟會膨脹起來，讓你看起來像個有腿的梨子，如果不是器官衰竭要了你的命，就是你的食道出血，或可能來個沒腦子的一摔，昏過去，臉部朝地栽下，永遠倒地不起。」
卡爾或其他任何酒醉者臉部朝地栽下去的可能性，部分取決於酒精的可取得性，而對於所有會因劑量加大而提高危險性的娛樂物質，這是一個普遍的法則。生物人類學家威廉．麥格魯（William McGrew）指出，毒物興奮效應用來解釋酒精之於酗酒的情況，也可適用於過多鹽分之於高血壓，過多糖分之於糖尿病，或者飽和脂肪之於心血管疾病。「上述這些例子，」麥格魯說：「都是自然界稀有的物質，在不自然的條件之下，變得很容易取得，它們通常都是動植物因農業馴化過程或是工業技術的副產品。人類會開始過量攝取乙醇，是因為我們已經變成了啤酒釀酒人、葡萄酒釀製商，以及烈酒釀造廠了。可以說，原始人類基於文化演化，將我們從葡萄酒帶到了啤酒，然後又帶到了烈酒。」
但也有可能得反過來說——是我們對飲酒的追求，刺激了文化的演進。人類學家始終在爭辯，馴化動植物的零碎過程，早在一萬一千年前就開始了，那麼造成新石器轉型（Neolithic Transition）的真正原因，究竟何在？追根結柢，爭論的焦點在於促動發明的源頭，到底是為了方便？還是為了需求？有些學者強調誘因，例如更大的食物保障，以及給採獵者們更多的便利等，畢竟採獵者為了尋找野生食物，足跡必須踏遍各處採集；另外有些人則著重在推進的因素，例如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以及氣候的日漸惡化。不過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自一九五三年起開始辯論，也就是人類栽種穀類作物，相對上比較少是用來做成澱粉類食物（穀粒、粥和麵包），而更多是用來釀製啤酒，一種富有營養、令人陶醉、無菌的飲料。草類——如大麥——種子裡的碳水化合物，透過浸泡、萌芽、再乾燥的過程，就能被轉化成一種酵母可消化的麥芽糖，而農業便是確保全年都有麥芽可供釀酒的方式之一——有人更認為這是唯一方式。馴化酵母可能也是為了相同的理由。DNA 分析顯示，馴化酵母的菌株和馴化穀粒的菌株一樣古老。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