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於大師的經典，「再建構」現時此地的財富倫理：
從「大歷史」到「大思考」。
對於財富倫理，作者曾經從縱剖面，宏觀地探索了歷史中的三條主要路線。
如今他將其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此地，從橫剖面展開了最完整而系統化的思考：
財富的追求動機、財富的牟取之道、財富該如何使用、財富的分配正義。
為現代人而寫的，實踐財富倫理的九堂課
從「大歷史」到「大思考」。對於財富倫理，作者曾經從縱剖面，宏觀地探索了歷史中的三條主要路線。如今他將其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現地，從橫剖面展開了最完整而系統化的思考。
本書的綱要，首分為「四大核心課題」：財富的追求動機、財富的牟取之道、財富該如何使用，以及財富的分配正義。又進一步為貼近大眾的日常生活，而細分為可以更引發閱讀和思考興趣的「九堂課」。
它們分別是：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在商言商，有何不可？利益極大化，有錯嗎？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雖然眼紅，卻很羨慕？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全書呈現出一種宏觀式的思考，幾乎觸及了財富倫理的每一個面向。同時將焦點由經典級大師們的宏偉之論，轉由作者「再建構」適合於現代情境的財富倫理。大師們的精彩以及智慧的結晶，經由作者的消化、融會和濃縮後，仍活生生地躍然在本書的字裡行間。而在大師的肩膀上，更增添作者吹奏跳舞般地詮釋和轉化。
過去大師們的思索和歷史積累，對於當下這個世代和處境，可以呈現出什麼意義和價值？又有怎樣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和方案倡議？本書可說是作者在整個財富倫理的浩大工程，邁向完成、劃下句點之作。
【內文試閱】
第９堂課
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首先，筆者要強調，照顧窮人和弱勢者，是財富分配的基本使命。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中，財富分配之所以會浮上檯面、形成議題，主要就是為了他們。而如今，倘若談論財富的分配，照顧窮人和弱勢者卻不是最優先、最核心的課題，反而聚焦在如何剝削有錢人、追求均平或全民福利政策，這其實已經發生偏差。
很遺憾，這就是今天的普遍情形。很多人更熱中於宣洩自己的忌妒和平均化欲望，遠遠超過對窮人和弱勢者的關切。他們要打肥貓、要反全球化、要佔領華爾街，卻沒有幾個人真正費心去瞭解和推動貧窮問題的解決。
許多人其實很害怕，或許哪一天自己也會淪為窮人和弱勢者。而很自然地，這樣一種排拒心理，導致窮人和弱勢者通常不會出現在他們的視線框架裡。也就是說，對陷入貧窮的恐懼，反而讓他們對與貧窮有關的人事物，都避而遠之。
然而筆者要在此呼籲，所有訴求財富的重分配、以及滿口公平正義的人們，請好好來關心並投入貧窮問題的解決。甚至，如果不優先聚焦於照顧窮人和弱勢者，則談論財富的分配課題，毋寧是十足虛偽和自私的。
回顧財富倫理的歷史，許多大師最為關心、也再三指陳的，正就是屢見不鮮、揮之不去的貧窮問題。主張共產和均平的是如此，肯定私產和小康的也同樣是如此，而即使是若干倡言邁向資本主義無限利潤心者，也將貧窮當作是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箇中的原因，或許是巷弄街坊中總充斥著貧窮的景象、甚至有不少乞食者向他們伸手。而對於此一最實際、又近在眼前的問題，大師們自然得去面對。只是此一課題該怎麼去解決，反思過去的歷史經驗，答案並不單純。
首先，它從最初的「愛的分享使命」，轉變為由國家執行的「分配正義」；接著，隨民主化而扭曲失焦，擴大發展為追求全民受惠的福利國家。此外，它還牽涉到許多難決的爭議，譬如，濟貧是否會導致勞動怠惰？又是否會破壞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
而最值得探究的是，對於解決貧窮問題，追求經濟成長的右派之路貢獻比較大呢？或者，更直接而有效的，是訴求公平正義和福利國家的左派之路？在以下的篇幅，也就是本書的最後一堂課中，筆者將一一予以陳述說明。
Ａ、從愛的分享使命到分配正義
無庸置疑地，英國濟貧稅的出現是一個里程碑。原本在十七世紀之前，對於窮人的救助，幾乎唯一之途就是富人自願的施捨分享。特別是在基督教的文化傳統裡，當他們談到該如何使用財富時，少有例外地，都強烈指向對窮人的照顧；甚至，控訴那些拒絕施捨分享者為偷竊。這一點我們已經在第五堂課中討論過，無需再贅述。
然而，當來到一六○一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Elizabeth I）頒布了第一部濟貧法，開始出現重要的轉折。在此之前，對於窮人的救助，主要由教會、修道院以及諸多信徒們，秉持著「愛的分享使命」來予以實踐。此後，它則開始成為國家的一項職責，並為此而開徵了濟貧稅。
從財富倫理的角度來看，其中所具有的意義是劃時代的。
簡單來說，救助窮人不再依賴自願性質的愛心分享了。如今，不管你在情感上有沒有愛心、或願不願意分享，反正你都得繳交這樣一筆象徵著互助責任、甚至意涵著正義的稅捐，由國家官吏或代理者以「不涉情感地」（impersonal）超然態度，來「重分配」給窮人和弱勢者。
爾後，這樣的改變愈演愈烈。來到了十九、乃至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陣營，此一分配正義的呼聲和正當性，已經響徹雲霄、如日中天，徹底凌駕在基督教那種「愛的分享使命」之上。
當然，這兩者的差異非常大。從社會主義陣營來看，窮人所獲得的補貼或福利，不再是富人出於愛心的慷慨和善意，而是富人該從剝削中吐出來、並還給窮人的正義。換言之，它與憐憫和同情無關，唯獨關乎公平和生存權利。
對此，社會的回應是正反兩面都有。譬如，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就基於對自由的絕對信念，抨擊英國的濟貧稅為一種暴政。因為，
當宗教告誡我們要幫助我們的弟兄時，它規定的是一種慈善的戒律，而不是一個立法的原則。
而既然只是一種道德義務，即使是為了窮人的飢餓，都不允許「成為一種可以強加於我的政治負擔」。（Proudhon 著，1982: 74）
但從相反的角度來看，這種由國家來執行的強制性重分配，對於嘉惠窮人或減少貧窮，顯然比起過去有更好的效果。畢竟富人的慷慨和善意，是時有時無的，並不穩定。樂善好施的富人也往往只是少數，所捐獻出來的總體金額更可能不夠多。而國家機器以其龐大的支配力，普遍地課以一定比例的稅捐，所積累的濟貧基金和可能成效，都遠非富人的愛心分享可比擬。
可笑的是，美國前總統小布希（Bush Junior, George Walker Bush）和不少支持新自由主義的人士，竟然都曾極力主張，對於窮人和弱勢者的濟助，應從國家手中改由宗教或慈善團體來承擔。這真是看不見歷史的教訓、大開歷史的倒車。宗教或慈善團體所能募得的款項，對於照顧窮人和弱勢者，不僅很不穩定，還恐怕是杯水車薪。
史賓漢蘭制下的勞動怠惰以及扭曲
不過，吾人倒也必須承認，課徵濟貧稅之舉，隨著成效和規模的擴大，問題也跟著滋生。常見的批評是，廣泛的徵收和龐大的資金管理，能否廉潔而有效率？並且，即使其廉潔和效率達於一定水準，濟貧法本身的不同設計，也往往會導致不同的副作用，這一點毋寧更飽受爭議。
譬如在一六六二年，英國查理二世（Charles II）對濟貧法的修改，確認了貧民的認定方式，就遭致亞當斯密的批評，說它「妨礙勞動的自由移動」，使得貧民無法遷移到缺工地區，以賺取較高的工資。而這等於是宣告了他們永遠無法改善生活水平，只能繼續忍受本地的微薄工資（Smith 著，2009：107-109）。
一七九五年，英國逐步實施的「史賓漢蘭」（Speenhamland）制，則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它根據麵包價格的漲跌以及妻小的人數，來決定每個人每週可享有多少最低所得。不管你有無工作、又已有多少收入，只要未達此一最低所得，就由教區給予補足。
這是巨大的轉變，開創了前所未見的先河。
原本，自伊麗莎白版本的濟貧法以來，只有無工作者才可以得到救濟；其餘的貧民則強制勞動，無論你的工資有多少。這高度體現了當時的禁慾主義新教倫理。他們要求將一切光陰都全力投入各個人的世俗職業，並為此辛勤劬勞；同時，還將勞動推崇為一種特別有效的禁慾途徑。
他們更由此而反過來認定，貧窮正就是懶惰的結果；或者說，是缺乏禁慾主義的品性所致，有了錢就會亂花。以此而言，窮人其實是咎由自取。並且，救濟窮人的最好方法，是強制地送去習藝訓練所，培養工作能力，絕非直接給他們錢財和食物。
但如今在「史賓漢蘭」制下，只要既有的收入低於補貼標準，即使已經有了工作，仍可以獲得救濟。這隱含了一個很糟糕的問題，即對那些下層階級而言，無論工作或不工作，反正經過補貼之後，最終所得都是一樣的。因為在鄉間，工資一向很少高於補貼標準。
難怪馬爾薩斯和李嘉圖要大肆批評，聲稱濟貧法鼓勵了勞動怠惰、讓窮人喪失了自食其力的動機。持平而論，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在「史賓漢蘭」制下，情況確實是如此。
雖然人道主義者稱讚此一慈善措施，說它既肯定了每個人的生存權利，又挽救了當時的社會危機。但就長遠而言，其後果是可怕的。因為濟貧的基金是一個無底洞；而原本不是貧民的，也由於勞動怠惰逐漸變為貧民。
並且，不只是勞動怠惰，僱主也因而可以用極低的工資，就能雇得工人。對此，工人自己並不在乎，即使大不了辭職也無所謂；反正教區會補貼不足的金額。換言之，整個勞動市場的價格機制，已經被扭曲破壞。
史學家博蘭尼（Karl Polanyi）因而指出，「史賓漢蘭」制將資本主義所依賴的、那一套帶有市場機能的工資制度，幾乎徹底摧毀。直到一八三四年被廢除為止，它阻礙了勞動市場化將近四十年（Polanyi 著，1989: 160-161）。
歸結而言，對於嘉惠弱勢者或減少貧窮，從「愛的分享使命」發展到改由國家來執行的「分配正義」，固然有其可肯定的一面。因為，國家機器以其龐大的稽徵和支配力，所可積累的濟貧基金、以及對工資和勞動的保障成效，都遠非富人的愛心分享可比擬。
但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隨著其成效和規模的擴大，卻往往同時帶來勞動怠惰，也阻礙了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此外，它當然更引致了一個狀況，即國家財政的龐大壓力，以及人民在稅負上的沉重負擔。
這些負面的情形和狀況，對於透過經濟成長來改善貧窮，可想而知地，會帶來極端不利的影響。而由此也引申了一個重大課題，即福利濟助以及工資和勞動的保障，該如何與經濟成長之間維持平衡，才能真正嘉惠弱勢者或減少貧窮呢？
濟貧法是一個里程碑，它其實與憐憫和同情無關，唯獨關乎公平和生存權利。
即使是為了窮人的飢餓，都不允許成為一種強加於我的政治負擔。
救濟窮人的最好方法，是強制送去習藝訓練所，而不是給他們錢財和食物。
濟貧法鼓勵了勞動怠惰，也阻礙了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
Ｂ、資源用在刀口上：只救窮人
對於上述所謂的「重大課題」，學者相關的討論和答案當然不少。但在此，筆者要極力強調的一點是，國家必須限縮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保障的規模，將所提供的濟助，僅僅侷限在對窮人和弱勢者的必要措施上。
很遺憾，譬如在歐洲許多福利國家的發展，由於講求普遍公平的權利意識高漲，政客更為選票而頻頻「牛肉」大放送，以致福利政策及工資和勞動保障，幾乎變成了全民共享的樂事。偶爾，會在某些政策上加一個裝飾門面的排富條款，但仍無礙於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成為政策的受惠者。
這些國家經常搞到一個地步，不只免費的教育、醫療和照顧，完善的工資和勞動保障、失業救助，甚至有些國家，當你新搬遷到一個城市時，地方政府因考量你人生地不熟，會給付你一個月的計程車費。母親照顧小孩累了，國家可以提供免費的保母，讓你去休閒度假。還有，強制僱主讓員工每天午休三小時。時下，還在熱騰騰地推動實驗「無條件基本收入」（UBI）制。諸如此類的福利措施和各式各樣的保障太多了，各國有所不同，不勝枚舉。
它們固然體現了一種「人權」，但即使加上排富條款，仍都沒有將有限的資源用在刀口上，並帶來許多副作用。
儘管一九八○年代以後，要求縮減福利開支的新自由主義也在歐洲不斷擴張，但相對於美國和新興市場，歐洲仍是左派均平主義論述以及社會主義實踐的聖土。一種視為基本人權、由全民共享的福利國家理想，在這裡依舊根深柢固。
然而，這些國家都忽略了一個重大原則，即沈恩所指陳的，在私有制下的市場經濟裡，「社會保障，是對於市場交換和生產過程的補充。」（Sen 著，2001b: 12）它的主要對象，應該就只是針對窮人和弱勢者。
在這裡，社會保障既然被定位只是「補充」，怎麼可以將市場機制破壞殆盡、並擴張為社會的一個大主軸或由全民受惠樂享呢？隨著歐洲許多國家的經濟衰退，以及人口紅利長期性的萎縮，其福利政策的龐大支出，已經愈來愈難以支撐。
筆者記得兩次在旅遊義大利時，導遊曾講了一個笑話，說假如有五個義大利工人，其中會有一個請假、一個罷工、一個在聊天、只有兩個在工作。這雖然是個帶有誇張性的笑話，但多少傳達了一些社會觀感。而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甚至法國，在此一方面其實也不遑多讓。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經常性的罷工，閒散、緩慢、沒效率，追求享受和長時間的休假。
直到二○一○年的歐債風暴才向全世界揭露出，原來這許多國家如此悠閒美好的人生，在愛琴海旁邊看夕陽、喝咖啡，在卡布里島度假、休閒，在巴黎品酒、美食，是以鉅額的外債、年輕人的高失業率，以及停滯的經濟競爭力為代價的。
長久以來，這些國家就一直深陷泥沼，沉痾難起。最嚴重的當然是希臘。根據官方於二○一五年八月公布的資料，即使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和歐盟的大力紓困下，全國失業率仍高達百分之二十三‧五；而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年失業率更是驚人，來到百分之五十‧三。至於極端貧窮人口，則從風暴前的百分之二點二飆升到百分之十五。另有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估計，二○一八年時，希臘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達到十六萬人。除了希臘，西班牙則勇奪后座，長期以來，全國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青年失業率同樣來到百分之五十。義大利的青年失業率將近百分之四十，但國債卻居歐盟之冠，達到GDP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法國的全國失業率在百分之十以上，至於青年失業率，則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間。
近來，隨著全球景氣復甦，這些國家的情況稍有好轉。但問題是，結構性的病灶並沒有被妥善治療。當景氣循環再度向下反轉時，恐怕還要再次受到摧殘。
歐洲青年失業率所具有的指標意義
在所有的相關數據中，青年失業率非常具有指標意義。它高度反映了企業對未來的信心、經濟榮枯的最新景況，以及勞動法規的社會效應。而在這些國家裡，青年失業率高到如此近乎恐怖的狀態，大概有三個原因：
其一，從根本上來說，是許多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或因歐洲經常性的罷工、勞動怠惰，以及嚇死人的福利負擔和高工資而導致外移。這一切當然帶來經濟衰退，產業和員額編制同時也不斷萎縮。結果是既無需要、也無能力增聘年輕人成為企業新血。
其二，既然如此，那淘汰掉老員工來換取年輕的新血，如何？很遺憾地，在強大工會的壓力以及職業保障法下，要解雇員工是困難重重。此外，最低工資法以及必須繳納的社會保險金，則促使了企業極端不願意聘雇新員工，因為聘雇的成本很高。而如果非聘雇不可，也總優先進用那些有經驗和較高生產效率的中壯年人。至於菜鳥年輕人，則通常是第一個被拒絕的求職者。
其三，優厚的社會福利，其實也降低了積極就業的勞動意願。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通常沒有家累、也無房貸壓力。所以工作慢慢找，不滿意也毋須遷就，反正日子可以過，人生還很長。對於這一切的惡果，固然不能都歸咎於過度擴張的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的過度保障。事實上，也並非所有這樣做的國家，都會淪落到如此地步。譬如德國、瑞士、荷蘭、奧地利，以及北歐國家，由於具有濃厚的新教工作倫理和儉樸禁慾的傳統，情況就好很多。
然而，即使會受到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筆者還是必須指出，如果將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保障，僅僅侷限於對窮人和弱勢者的必要救助，情況絕對會大幅改善。
在這一點上，羅爾斯也曾同樣指出，對於分配的正義，若追求以「最低限度社會保障」為目標，會來得比用「最低工資標準」之類的方法更有效。這真是一個具有突破性的見解。
社會主義的那一套，在歐洲的問題是過於強勢。許多專職工人的待遇其實不錯，但工會仍鍥而不捨地抗爭，要求持續性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大勞動保障。而國家在此一過程中，則通常為了選票，站在人數廣大的勞方這一邊。
奇怪的是，面臨這麼多困境，歐洲人醒悟的並不多。不僅繼續熱中於那一套全民樂享的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的高標保障，甚至，還將青年失業率歸咎於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不公，進而要求國家更多的救濟和保障。
反正一切都是資本家、肥貓、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錯！
羅爾斯的看法則與此背道而馳。他要求一切的社會保障必須回歸到最低標準。他非常經典地指出，正義原則是否得到滿足，
取決於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的總收入……是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他們的長遠期望。（Rawls著，2003: 256）
這就是說，只要窮人和弱勢者獲得了最大而長遠的好處，所謂的正義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就已經得到了滿足。很遺憾，經濟上的左派大軍，老是要搞那一套全民樂享的社會保障，而且，非如此就好像不公不義，這其實是走過頭了。
對窮人和弱勢者的照顧已變相擴張，扭曲為由全民共享的福利國家理想。
社會保障只是對市場交換和生產過程的「補充」。
從「大歷史」到「大思考」。
對於財富倫理，作者曾經從縱剖面，宏觀地探索了歷史中的三條主要路線。
如今他將其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此地，從橫剖面展開了最完整而系統化的思考：
財富的追求動機、財富的牟取之道、財富該如何使用、財富的分配正義。
為現代人而寫的，實踐財富倫理的九堂課
從「大歷史」到「大思考」。對於財富倫理，作者曾經從縱剖面，宏觀地探索了歷史中的三條主要路線。如今他將其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現地，從橫剖面展開了最完整而系統化的思考。
本書的綱要，首分為「四大核心課題」：財富的追求動機、財富的牟取之道、財富該如何使用，以及財富的分配正義。又進一步為貼近大眾的日常生活，而細分為可以更引發閱讀和思考興趣的「九堂課」。
它們分別是：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在商言商，有何不可？利益極大化，有錯嗎？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雖然眼紅，卻很羨慕？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全書呈現出一種宏觀式的思考，幾乎觸及了財富倫理的每一個面向。同時將焦點由經典級大師們的宏偉之論，轉由作者「再建構」適合於現代情境的財富倫理。大師們的精彩以及智慧的結晶，經由作者的消化、融會和濃縮後，仍活生生地躍然在本書的字裡行間。而在大師的肩膀上，更增添作者吹奏跳舞般地詮釋和轉化。
過去大師們的思索和歷史積累，對於當下這個世代和處境，可以呈現出什麼意義和價值？又有怎樣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和方案倡議？本書可說是作者在整個財富倫理的浩大工程，邁向完成、劃下句點之作。
【內文試閱】
第９堂課
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首先，筆者要強調，照顧窮人和弱勢者，是財富分配的基本使命。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中，財富分配之所以會浮上檯面、形成議題，主要就是為了他們。而如今，倘若談論財富的分配，照顧窮人和弱勢者卻不是最優先、最核心的課題，反而聚焦在如何剝削有錢人、追求均平或全民福利政策，這其實已經發生偏差。
很遺憾，這就是今天的普遍情形。很多人更熱中於宣洩自己的忌妒和平均化欲望，遠遠超過對窮人和弱勢者的關切。他們要打肥貓、要反全球化、要佔領華爾街，卻沒有幾個人真正費心去瞭解和推動貧窮問題的解決。
許多人其實很害怕，或許哪一天自己也會淪為窮人和弱勢者。而很自然地，這樣一種排拒心理，導致窮人和弱勢者通常不會出現在他們的視線框架裡。也就是說，對陷入貧窮的恐懼，反而讓他們對與貧窮有關的人事物，都避而遠之。
然而筆者要在此呼籲，所有訴求財富的重分配、以及滿口公平正義的人們，請好好來關心並投入貧窮問題的解決。甚至，如果不優先聚焦於照顧窮人和弱勢者，則談論財富的分配課題，毋寧是十足虛偽和自私的。
回顧財富倫理的歷史，許多大師最為關心、也再三指陳的，正就是屢見不鮮、揮之不去的貧窮問題。主張共產和均平的是如此，肯定私產和小康的也同樣是如此，而即使是若干倡言邁向資本主義無限利潤心者，也將貧窮當作是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箇中的原因，或許是巷弄街坊中總充斥著貧窮的景象、甚至有不少乞食者向他們伸手。而對於此一最實際、又近在眼前的問題，大師們自然得去面對。只是此一課題該怎麼去解決，反思過去的歷史經驗，答案並不單純。
首先，它從最初的「愛的分享使命」，轉變為由國家執行的「分配正義」；接著，隨民主化而扭曲失焦，擴大發展為追求全民受惠的福利國家。此外，它還牽涉到許多難決的爭議，譬如，濟貧是否會導致勞動怠惰？又是否會破壞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
而最值得探究的是，對於解決貧窮問題，追求經濟成長的右派之路貢獻比較大呢？或者，更直接而有效的，是訴求公平正義和福利國家的左派之路？在以下的篇幅，也就是本書的最後一堂課中，筆者將一一予以陳述說明。
Ａ、從愛的分享使命到分配正義
無庸置疑地，英國濟貧稅的出現是一個里程碑。原本在十七世紀之前，對於窮人的救助，幾乎唯一之途就是富人自願的施捨分享。特別是在基督教的文化傳統裡，當他們談到該如何使用財富時，少有例外地，都強烈指向對窮人的照顧；甚至，控訴那些拒絕施捨分享者為偷竊。這一點我們已經在第五堂課中討論過，無需再贅述。
然而，當來到一六○一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Elizabeth I）頒布了第一部濟貧法，開始出現重要的轉折。在此之前，對於窮人的救助，主要由教會、修道院以及諸多信徒們，秉持著「愛的分享使命」來予以實踐。此後，它則開始成為國家的一項職責，並為此而開徵了濟貧稅。
從財富倫理的角度來看，其中所具有的意義是劃時代的。
簡單來說，救助窮人不再依賴自願性質的愛心分享了。如今，不管你在情感上有沒有愛心、或願不願意分享，反正你都得繳交這樣一筆象徵著互助責任、甚至意涵著正義的稅捐，由國家官吏或代理者以「不涉情感地」（impersonal）超然態度，來「重分配」給窮人和弱勢者。
爾後，這樣的改變愈演愈烈。來到了十九、乃至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陣營，此一分配正義的呼聲和正當性，已經響徹雲霄、如日中天，徹底凌駕在基督教那種「愛的分享使命」之上。
當然，這兩者的差異非常大。從社會主義陣營來看，窮人所獲得的補貼或福利，不再是富人出於愛心的慷慨和善意，而是富人該從剝削中吐出來、並還給窮人的正義。換言之，它與憐憫和同情無關，唯獨關乎公平和生存權利。
對此，社會的回應是正反兩面都有。譬如，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就基於對自由的絕對信念，抨擊英國的濟貧稅為一種暴政。因為，
當宗教告誡我們要幫助我們的弟兄時，它規定的是一種慈善的戒律，而不是一個立法的原則。
而既然只是一種道德義務，即使是為了窮人的飢餓，都不允許「成為一種可以強加於我的政治負擔」。（Proudhon 著，1982: 74）
但從相反的角度來看，這種由國家來執行的強制性重分配，對於嘉惠窮人或減少貧窮，顯然比起過去有更好的效果。畢竟富人的慷慨和善意，是時有時無的，並不穩定。樂善好施的富人也往往只是少數，所捐獻出來的總體金額更可能不夠多。而國家機器以其龐大的支配力，普遍地課以一定比例的稅捐，所積累的濟貧基金和可能成效，都遠非富人的愛心分享可比擬。
可笑的是，美國前總統小布希（Bush Junior, George Walker Bush）和不少支持新自由主義的人士，竟然都曾極力主張，對於窮人和弱勢者的濟助，應從國家手中改由宗教或慈善團體來承擔。這真是看不見歷史的教訓、大開歷史的倒車。宗教或慈善團體所能募得的款項，對於照顧窮人和弱勢者，不僅很不穩定，還恐怕是杯水車薪。
史賓漢蘭制下的勞動怠惰以及扭曲
不過，吾人倒也必須承認，課徵濟貧稅之舉，隨著成效和規模的擴大，問題也跟著滋生。常見的批評是，廣泛的徵收和龐大的資金管理，能否廉潔而有效率？並且，即使其廉潔和效率達於一定水準，濟貧法本身的不同設計，也往往會導致不同的副作用，這一點毋寧更飽受爭議。
譬如在一六六二年，英國查理二世（Charles II）對濟貧法的修改，確認了貧民的認定方式，就遭致亞當斯密的批評，說它「妨礙勞動的自由移動」，使得貧民無法遷移到缺工地區，以賺取較高的工資。而這等於是宣告了他們永遠無法改善生活水平，只能繼續忍受本地的微薄工資（Smith 著，2009：107-109）。
一七九五年，英國逐步實施的「史賓漢蘭」（Speenhamland）制，則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它根據麵包價格的漲跌以及妻小的人數，來決定每個人每週可享有多少最低所得。不管你有無工作、又已有多少收入，只要未達此一最低所得，就由教區給予補足。
這是巨大的轉變，開創了前所未見的先河。
原本，自伊麗莎白版本的濟貧法以來，只有無工作者才可以得到救濟；其餘的貧民則強制勞動，無論你的工資有多少。這高度體現了當時的禁慾主義新教倫理。他們要求將一切光陰都全力投入各個人的世俗職業，並為此辛勤劬勞；同時，還將勞動推崇為一種特別有效的禁慾途徑。
他們更由此而反過來認定，貧窮正就是懶惰的結果；或者說，是缺乏禁慾主義的品性所致，有了錢就會亂花。以此而言，窮人其實是咎由自取。並且，救濟窮人的最好方法，是強制地送去習藝訓練所，培養工作能力，絕非直接給他們錢財和食物。
但如今在「史賓漢蘭」制下，只要既有的收入低於補貼標準，即使已經有了工作，仍可以獲得救濟。這隱含了一個很糟糕的問題，即對那些下層階級而言，無論工作或不工作，反正經過補貼之後，最終所得都是一樣的。因為在鄉間，工資一向很少高於補貼標準。
難怪馬爾薩斯和李嘉圖要大肆批評，聲稱濟貧法鼓勵了勞動怠惰、讓窮人喪失了自食其力的動機。持平而論，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在「史賓漢蘭」制下，情況確實是如此。
雖然人道主義者稱讚此一慈善措施，說它既肯定了每個人的生存權利，又挽救了當時的社會危機。但就長遠而言，其後果是可怕的。因為濟貧的基金是一個無底洞；而原本不是貧民的，也由於勞動怠惰逐漸變為貧民。
並且，不只是勞動怠惰，僱主也因而可以用極低的工資，就能雇得工人。對此，工人自己並不在乎，即使大不了辭職也無所謂；反正教區會補貼不足的金額。換言之，整個勞動市場的價格機制，已經被扭曲破壞。
史學家博蘭尼（Karl Polanyi）因而指出，「史賓漢蘭」制將資本主義所依賴的、那一套帶有市場機能的工資制度，幾乎徹底摧毀。直到一八三四年被廢除為止，它阻礙了勞動市場化將近四十年（Polanyi 著，1989: 160-161）。
歸結而言，對於嘉惠弱勢者或減少貧窮，從「愛的分享使命」發展到改由國家來執行的「分配正義」，固然有其可肯定的一面。因為，國家機器以其龐大的稽徵和支配力，所可積累的濟貧基金、以及對工資和勞動的保障成效，都遠非富人的愛心分享可比擬。
但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隨著其成效和規模的擴大，卻往往同時帶來勞動怠惰，也阻礙了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此外，它當然更引致了一個狀況，即國家財政的龐大壓力，以及人民在稅負上的沉重負擔。
這些負面的情形和狀況，對於透過經濟成長來改善貧窮，可想而知地，會帶來極端不利的影響。而由此也引申了一個重大課題，即福利濟助以及工資和勞動的保障，該如何與經濟成長之間維持平衡，才能真正嘉惠弱勢者或減少貧窮呢？
濟貧法是一個里程碑，它其實與憐憫和同情無關，唯獨關乎公平和生存權利。
即使是為了窮人的飢餓，都不允許成為一種強加於我的政治負擔。
救濟窮人的最好方法，是強制送去習藝訓練所，而不是給他們錢財和食物。
濟貧法鼓勵了勞動怠惰，也阻礙了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
Ｂ、資源用在刀口上：只救窮人
對於上述所謂的「重大課題」，學者相關的討論和答案當然不少。但在此，筆者要極力強調的一點是，國家必須限縮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保障的規模，將所提供的濟助，僅僅侷限在對窮人和弱勢者的必要措施上。
很遺憾，譬如在歐洲許多福利國家的發展，由於講求普遍公平的權利意識高漲，政客更為選票而頻頻「牛肉」大放送，以致福利政策及工資和勞動保障，幾乎變成了全民共享的樂事。偶爾，會在某些政策上加一個裝飾門面的排富條款，但仍無礙於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成為政策的受惠者。
這些國家經常搞到一個地步，不只免費的教育、醫療和照顧，完善的工資和勞動保障、失業救助，甚至有些國家，當你新搬遷到一個城市時，地方政府因考量你人生地不熟，會給付你一個月的計程車費。母親照顧小孩累了，國家可以提供免費的保母，讓你去休閒度假。還有，強制僱主讓員工每天午休三小時。時下，還在熱騰騰地推動實驗「無條件基本收入」（UBI）制。諸如此類的福利措施和各式各樣的保障太多了，各國有所不同，不勝枚舉。
它們固然體現了一種「人權」，但即使加上排富條款，仍都沒有將有限的資源用在刀口上，並帶來許多副作用。
儘管一九八○年代以後，要求縮減福利開支的新自由主義也在歐洲不斷擴張，但相對於美國和新興市場，歐洲仍是左派均平主義論述以及社會主義實踐的聖土。一種視為基本人權、由全民共享的福利國家理想，在這裡依舊根深柢固。
然而，這些國家都忽略了一個重大原則，即沈恩所指陳的，在私有制下的市場經濟裡，「社會保障，是對於市場交換和生產過程的補充。」（Sen 著，2001b: 12）它的主要對象，應該就只是針對窮人和弱勢者。
在這裡，社會保障既然被定位只是「補充」，怎麼可以將市場機制破壞殆盡、並擴張為社會的一個大主軸或由全民受惠樂享呢？隨著歐洲許多國家的經濟衰退，以及人口紅利長期性的萎縮，其福利政策的龐大支出，已經愈來愈難以支撐。
筆者記得兩次在旅遊義大利時，導遊曾講了一個笑話，說假如有五個義大利工人，其中會有一個請假、一個罷工、一個在聊天、只有兩個在工作。這雖然是個帶有誇張性的笑話，但多少傳達了一些社會觀感。而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甚至法國，在此一方面其實也不遑多讓。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經常性的罷工，閒散、緩慢、沒效率，追求享受和長時間的休假。
直到二○一○年的歐債風暴才向全世界揭露出，原來這許多國家如此悠閒美好的人生，在愛琴海旁邊看夕陽、喝咖啡，在卡布里島度假、休閒，在巴黎品酒、美食，是以鉅額的外債、年輕人的高失業率，以及停滯的經濟競爭力為代價的。
長久以來，這些國家就一直深陷泥沼，沉痾難起。最嚴重的當然是希臘。根據官方於二○一五年八月公布的資料，即使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和歐盟的大力紓困下，全國失業率仍高達百分之二十三‧五；而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年失業率更是驚人，來到百分之五十‧三。至於極端貧窮人口，則從風暴前的百分之二點二飆升到百分之十五。另有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估計，二○一八年時，希臘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達到十六萬人。除了希臘，西班牙則勇奪后座，長期以來，全國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青年失業率同樣來到百分之五十。義大利的青年失業率將近百分之四十，但國債卻居歐盟之冠，達到GDP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法國的全國失業率在百分之十以上，至於青年失業率，則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間。
近來，隨著全球景氣復甦，這些國家的情況稍有好轉。但問題是，結構性的病灶並沒有被妥善治療。當景氣循環再度向下反轉時，恐怕還要再次受到摧殘。
歐洲青年失業率所具有的指標意義
在所有的相關數據中，青年失業率非常具有指標意義。它高度反映了企業對未來的信心、經濟榮枯的最新景況，以及勞動法規的社會效應。而在這些國家裡，青年失業率高到如此近乎恐怖的狀態，大概有三個原因：
其一，從根本上來說，是許多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或因歐洲經常性的罷工、勞動怠惰，以及嚇死人的福利負擔和高工資而導致外移。這一切當然帶來經濟衰退，產業和員額編制同時也不斷萎縮。結果是既無需要、也無能力增聘年輕人成為企業新血。
其二，既然如此，那淘汰掉老員工來換取年輕的新血，如何？很遺憾地，在強大工會的壓力以及職業保障法下，要解雇員工是困難重重。此外，最低工資法以及必須繳納的社會保險金，則促使了企業極端不願意聘雇新員工，因為聘雇的成本很高。而如果非聘雇不可，也總優先進用那些有經驗和較高生產效率的中壯年人。至於菜鳥年輕人，則通常是第一個被拒絕的求職者。
其三，優厚的社會福利，其實也降低了積極就業的勞動意願。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通常沒有家累、也無房貸壓力。所以工作慢慢找，不滿意也毋須遷就，反正日子可以過，人生還很長。對於這一切的惡果，固然不能都歸咎於過度擴張的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的過度保障。事實上，也並非所有這樣做的國家，都會淪落到如此地步。譬如德國、瑞士、荷蘭、奧地利，以及北歐國家，由於具有濃厚的新教工作倫理和儉樸禁慾的傳統，情況就好很多。
然而，即使會受到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筆者還是必須指出，如果將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保障，僅僅侷限於對窮人和弱勢者的必要救助，情況絕對會大幅改善。
在這一點上，羅爾斯也曾同樣指出，對於分配的正義，若追求以「最低限度社會保障」為目標，會來得比用「最低工資標準」之類的方法更有效。這真是一個具有突破性的見解。
社會主義的那一套，在歐洲的問題是過於強勢。許多專職工人的待遇其實不錯，但工會仍鍥而不捨地抗爭，要求持續性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大勞動保障。而國家在此一過程中，則通常為了選票，站在人數廣大的勞方這一邊。
奇怪的是，面臨這麼多困境，歐洲人醒悟的並不多。不僅繼續熱中於那一套全民樂享的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的高標保障，甚至，還將青年失業率歸咎於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不公，進而要求國家更多的救濟和保障。
反正一切都是資本家、肥貓、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錯！
羅爾斯的看法則與此背道而馳。他要求一切的社會保障必須回歸到最低標準。他非常經典地指出，正義原則是否得到滿足，
取決於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的總收入……是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他們的長遠期望。（Rawls著，2003: 256）
這就是說，只要窮人和弱勢者獲得了最大而長遠的好處，所謂的正義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就已經得到了滿足。很遺憾，經濟上的左派大軍，老是要搞那一套全民樂享的社會保障，而且，非如此就好像不公不義，這其實是走過頭了。
對窮人和弱勢者的照顧已變相擴張，扭曲為由全民共享的福利國家理想。
社會保障只是對市場交換和生產過程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