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逃離極權統治並對抗極權主義，這個經歷貫穿了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深深滲入他的信念，包括對個人的賦權，以及組織具有道德責任需授權給各自領域內的個人。
這本精選集強調人的抉擇、尊嚴、自我價值等原則，以及在公平、公正的制度下，社會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以達到這些目的。家父與邵明路先生正是基於這套共同的信念系統，在互敬互
重下，發展出溫馨的友誼。這份彼此滋養、維繫多年的情誼，一直到家父於2005 年過世才終止。這本精選集呈現家父諸多切合時宜的著述，也證明在他初次動筆寫作將近90 年後，在我們面對當今世界的若干關鍵情勢時，他的著作仍然適用。
本書的內容是從杜拉克的五本著作中選出的， 它們是《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社會生態願景》（The Ecological Vision）、《明日的地標》（Landmarks of
Tomorrow）、《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和《正常運作的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我的工作只是把這些內容分門別類，放進共計九個章節裡，並為這些章節擬定標題和寫下相關的引言。杜拉克對於極權主義的反思和批判貫穿在他絕大多數著作中，但在上述五本書中算是比較集中和有系統的。他畢生對極權主義深惡痛絕，號稱「現代管理學之父」的他研究管理的目的，也只是因為有效管理的多元化社會組織，包括非營利機構、工商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了另一種選擇或替代方案，得以遏止極權主義。
【內文試閱】
1 極權主義的經濟體制和「非經濟性社會」
以非經濟的滿足、特色和考量，取代以經濟的滿足、特色和考量等工業社會判斷個人身分、功能及地位的標準。
極權主義到底算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問題。因為它兩者都不是！發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無效之後，法西斯主義遂跳脫兩者之外，尋求另一種不以經濟考量為基礎的社會。這種社會對經濟的唯一關注，在於讓工業生產的機器維持良好運作，不管是誰出資、誰獲利，都是次要問題，因為經濟方面的結果，全依附於主要的社會任務之下。敵視資本主義賦予私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又敵視社會主義，這種明顯的矛盾儘管看來糊裡糊塗，卻始終如一地表達了法西斯主義的真正意圖。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都是社會革命，但都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都試圖維護工業體系，卻又不是資本主義的信徒。
與許多革命領袖前輩一樣，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也可能不瞭解他們革命的本質，他們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弊病，頂多也只是加以譴責，無意多做什麼。但就像前面闡述的那樣，由於社會需要，他們不得不發明全新非經濟性的滿足與特殊待遇，最後端出新的社會政策，以在工業生產體系中，建立與該體系並肩共存且包羅萬象的非經濟社會。
朝此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是將經濟特權下的非經濟附屬品提供給貧困的下層階級。這些行動多半由工人在閒暇之餘組成的法西斯組織策劃，包括義大利的「下班時間」（Dopo Lavoro）、
德國的「歡樂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當然，這些強制性組織根本上是一種政治控制的手段，控制那些可能暗藏危險、懷有敵意的階級。這些組織布滿了警方的眼線和政治宣傳者，任務就是要防止工人集會，除非在適當監督下進行。這些組織提供的誘因其實就是賄賂工人，儘管經濟報酬的賄賂，是從羅馬帝國到俄國共產主義都證明管用的傳統方法，但是有個很重要的特徵是，這些組織並不是以經濟報酬來賄賂工人。雖然就金錢而論，提供經濟報酬應該比較省錢，但是這些由工人在閒暇之時組成的法西斯組織，除了進行政治宣傳、一般政治教育與專業技術教育課程外，還提供成員種種滿足感：給他們戲劇、歌劇和音樂會的門票，假日帶他們暢遊阿爾卑斯山或出國度假，冬天到地中海和非洲、夏天到挪威北角（North Cape）旅遊等。換句話說，法西斯主義提供了典型的非經濟性質的「炫耀性消費」，但過去只有坐享經濟富裕及特權的有閒階級才能有此享受。這些滿足感本身不具任何經濟價值，卻是社會地位的有力象徵。它們想以社會平等為手段，彌補勞工階級長久以來遭受到的經濟不平等待遇。
極權主義理論把社會劃分成許多「經濟階層」。在傳統上，這種經濟階層被視為可以相輔相成的經濟單位。然而，在極權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中，這種「經濟階層」成了社會單位，擁有本身的社會特性、社會功能與社會平等，完全獨立於經濟功能、經濟貢獻之外，而且不具有必要性。德國的「農民階層」被授予獨一無二的地位，也就是在生物學意義上的「民族命脈」，不僅享有完全的社會平等，甚至擁有明確的優越社會地位；儘管那是片面而無形的。無論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度如何，農民都能享有這種地位；這無非是坦承農民本身就是經濟負擔。然而，正因為小農的經濟效用非常令人質疑，也因為即將在農業發生的工業革命會威脅到他們的經濟生活，所以從國家的觀點來看，沒有什麼比強化它的社會地位更重要了。農民階級不僅受到特別法的保障，不斷在公開演講、集會和象徵性慶典中為人稱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城市中的青少年男女，按照規定都必須安排時間參加農場勞動，接受農民的指揮。農民從這些不必付錢的勞動支援，以及其他種種經濟補助中，獲得的經濟利益可不少，但這些利益根本無法彌補農民的經濟地位，加上政府強制實施糧食控制，從而導致處境每況愈下。然而，農民的社會地位已經與經濟地位脫節了，而且根據法西斯的說法，正是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農民在社會中的身分和功能。
同樣地，還有很多行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切斷其他階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之間的關聯，原本專屬社會主義的國際勞動節，成了勞工的嘉年華，又被提升為納粹主義最重要的節日，在在象徵了勞動階級在社會上顯著、不可替代及平等的地位。若說農民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國家命脈，勞工便是國家的「精神支柱」。勞工決定了法西斯主義努力發展的新人類概念，也就是所謂的「英雄人」（Heroic Man），有著自我犧牲的準備，懂得自我訓練、自我克制，並擁有「平等精神」，而這些特性都與他的經濟地位無關。一如強制性的農業工作是農民社會地位優於都市人的象徵，所有青少年不論經濟地位如何都必須從事的勞動服務，也象徵著工人的社會地位優於有產階級。
把中產階級區別出來的，是另一個要求社會地位平等、社會地位不可或缺的非經濟主張。中產階級被稱為「民族文化的帶頭者」。所謂「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也就是個人領導上的英雄式原則，更加強了工業企業家（Industrialist entrepreneur）階級的社會地位。當然，這個原則也宣稱完全是以非經濟層面的特性為基礎。領導者的社會功能和地位，並非從他的經濟功能和財富而來。領導者必須在精神層次上證明自己具有領袖資格，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就必須被奪去其經濟地位；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除了創造者認真看待外，很多民眾也信以為真。
法西斯民兵（Fascist Militia）、暴風部隊（Storm Troops）、菁英衛隊（Elite Guards）、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等半軍事組織，加上許多婦女組織都有同樣的非經濟面的目的。這些組織團體對軍事有多大助益，著實令人懷疑；德國很久以前就放棄利用它們作為預備部隊的想法。但隨著軍事價值逐漸降低，它們對社會的重要性卻逐漸增加。它們的目的是提供非特權階級一個重要的生活領域，在這裡由貧困階級發號施令，經濟上的特權階級只能聽令行事。納粹暴風部隊和法西斯民兵最關切的事情是：讓職務升遷完全不受階級差異的影響。來自全社會的成員齊聚一堂、相互混雜。老闆的兒子，甚至老闆本人，都可能被刻意安排成為技術不佳但黨齡較長的勞工的下屬。同樣的原則也被應用在兒童和青少年組織。在德國，傳說富家子弟不准進入奧登斯堡（Ordensburgen）這間納粹黨訓練未來菁英的高中就讀，儘管官方宣稱，挑選學生只看體能和可靠度。一位在納粹黨位居要職的富有德國工業家，以及一位曾在「羅馬進軍」（March on Rome）事件之前支持墨索里尼的義大利銀行家，不約而同地告訴我，他們決定把小兒子送去念軍事學校，否則這些孩子肯定會在社會上被人刻意排擠，也會在強制性青年組織當中遭到指揮官與同志的故意侮辱。
＊ ＊ ＊ ＊ ＊
這些為了滿足所有階級的社會嫉妒心，並賦予各個階級明確的非經濟優勢做法，遠比單純套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觀念來得成功。這些做法，在相當程度上，已經為下層階級創造出真正社會平等的感覺。而下層中產階級的感覺，又比具有階級意識傳統的勞工更強烈。一般來說，女性比男性更有這種感覺；尚無謀生能力的年輕人，也比成年人更重視這種感覺。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感覺對所有階級、所有年齡層和兩種性別的人都起了作用。唯一仍明顯對此存疑、不願見到新的非經濟社會優越性取代原本由經濟決定社會地位的階級，就是企業家和工業家階級。在新的非經濟基礎中，他們意識到有人力圖剝奪他們原有的經濟內涵，只留一個空洞的榮譽頭銜頒給他們。企業家和工業家是唯一仍篤信經濟人社會的團體，因為無論就經濟或社會層面來看，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其他深信唯有讓社會地位脫離經濟地位才能獲益的階級，都非常願意被說服。
（節選自《經濟人的終結》，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P.166~P.172）
這本精選集強調人的抉擇、尊嚴、自我價值等原則，以及在公平、公正的制度下，社會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以達到這些目的。家父與邵明路先生正是基於這套共同的信念系統，在互敬互
重下，發展出溫馨的友誼。這份彼此滋養、維繫多年的情誼，一直到家父於2005 年過世才終止。這本精選集呈現家父諸多切合時宜的著述，也證明在他初次動筆寫作將近90 年後，在我們面對當今世界的若干關鍵情勢時，他的著作仍然適用。
本書的內容是從杜拉克的五本著作中選出的， 它們是《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社會生態願景》（The Ecological Vision）、《明日的地標》（Landmarks of
Tomorrow）、《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和《正常運作的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我的工作只是把這些內容分門別類，放進共計九個章節裡，並為這些章節擬定標題和寫下相關的引言。杜拉克對於極權主義的反思和批判貫穿在他絕大多數著作中，但在上述五本書中算是比較集中和有系統的。他畢生對極權主義深惡痛絕，號稱「現代管理學之父」的他研究管理的目的，也只是因為有效管理的多元化社會組織，包括非營利機構、工商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了另一種選擇或替代方案，得以遏止極權主義。
【內文試閱】
1 極權主義的經濟體制和「非經濟性社會」
以非經濟的滿足、特色和考量，取代以經濟的滿足、特色和考量等工業社會判斷個人身分、功能及地位的標準。
極權主義到底算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問題。因為它兩者都不是！發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無效之後，法西斯主義遂跳脫兩者之外，尋求另一種不以經濟考量為基礎的社會。這種社會對經濟的唯一關注，在於讓工業生產的機器維持良好運作，不管是誰出資、誰獲利，都是次要問題，因為經濟方面的結果，全依附於主要的社會任務之下。敵視資本主義賦予私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又敵視社會主義，這種明顯的矛盾儘管看來糊裡糊塗，卻始終如一地表達了法西斯主義的真正意圖。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都是社會革命，但都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都試圖維護工業體系，卻又不是資本主義的信徒。
與許多革命領袖前輩一樣，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也可能不瞭解他們革命的本質，他們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弊病，頂多也只是加以譴責，無意多做什麼。但就像前面闡述的那樣，由於社會需要，他們不得不發明全新非經濟性的滿足與特殊待遇，最後端出新的社會政策，以在工業生產體系中，建立與該體系並肩共存且包羅萬象的非經濟社會。
朝此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是將經濟特權下的非經濟附屬品提供給貧困的下層階級。這些行動多半由工人在閒暇之餘組成的法西斯組織策劃，包括義大利的「下班時間」（Dopo Lavoro）、
德國的「歡樂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當然，這些強制性組織根本上是一種政治控制的手段，控制那些可能暗藏危險、懷有敵意的階級。這些組織布滿了警方的眼線和政治宣傳者，任務就是要防止工人集會，除非在適當監督下進行。這些組織提供的誘因其實就是賄賂工人，儘管經濟報酬的賄賂，是從羅馬帝國到俄國共產主義都證明管用的傳統方法，但是有個很重要的特徵是，這些組織並不是以經濟報酬來賄賂工人。雖然就金錢而論，提供經濟報酬應該比較省錢，但是這些由工人在閒暇之時組成的法西斯組織，除了進行政治宣傳、一般政治教育與專業技術教育課程外，還提供成員種種滿足感：給他們戲劇、歌劇和音樂會的門票，假日帶他們暢遊阿爾卑斯山或出國度假，冬天到地中海和非洲、夏天到挪威北角（North Cape）旅遊等。換句話說，法西斯主義提供了典型的非經濟性質的「炫耀性消費」，但過去只有坐享經濟富裕及特權的有閒階級才能有此享受。這些滿足感本身不具任何經濟價值，卻是社會地位的有力象徵。它們想以社會平等為手段，彌補勞工階級長久以來遭受到的經濟不平等待遇。
極權主義理論把社會劃分成許多「經濟階層」。在傳統上，這種經濟階層被視為可以相輔相成的經濟單位。然而，在極權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中，這種「經濟階層」成了社會單位，擁有本身的社會特性、社會功能與社會平等，完全獨立於經濟功能、經濟貢獻之外，而且不具有必要性。德國的「農民階層」被授予獨一無二的地位，也就是在生物學意義上的「民族命脈」，不僅享有完全的社會平等，甚至擁有明確的優越社會地位；儘管那是片面而無形的。無論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度如何，農民都能享有這種地位；這無非是坦承農民本身就是經濟負擔。然而，正因為小農的經濟效用非常令人質疑，也因為即將在農業發生的工業革命會威脅到他們的經濟生活，所以從國家的觀點來看，沒有什麼比強化它的社會地位更重要了。農民階級不僅受到特別法的保障，不斷在公開演講、集會和象徵性慶典中為人稱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城市中的青少年男女，按照規定都必須安排時間參加農場勞動，接受農民的指揮。農民從這些不必付錢的勞動支援，以及其他種種經濟補助中，獲得的經濟利益可不少，但這些利益根本無法彌補農民的經濟地位，加上政府強制實施糧食控制，從而導致處境每況愈下。然而，農民的社會地位已經與經濟地位脫節了，而且根據法西斯的說法，正是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農民在社會中的身分和功能。
同樣地，還有很多行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切斷其他階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之間的關聯，原本專屬社會主義的國際勞動節，成了勞工的嘉年華，又被提升為納粹主義最重要的節日，在在象徵了勞動階級在社會上顯著、不可替代及平等的地位。若說農民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國家命脈，勞工便是國家的「精神支柱」。勞工決定了法西斯主義努力發展的新人類概念，也就是所謂的「英雄人」（Heroic Man），有著自我犧牲的準備，懂得自我訓練、自我克制，並擁有「平等精神」，而這些特性都與他的經濟地位無關。一如強制性的農業工作是農民社會地位優於都市人的象徵，所有青少年不論經濟地位如何都必須從事的勞動服務，也象徵著工人的社會地位優於有產階級。
把中產階級區別出來的，是另一個要求社會地位平等、社會地位不可或缺的非經濟主張。中產階級被稱為「民族文化的帶頭者」。所謂「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也就是個人領導上的英雄式原則，更加強了工業企業家（Industrialist entrepreneur）階級的社會地位。當然，這個原則也宣稱完全是以非經濟層面的特性為基礎。領導者的社會功能和地位，並非從他的經濟功能和財富而來。領導者必須在精神層次上證明自己具有領袖資格，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就必須被奪去其經濟地位；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除了創造者認真看待外，很多民眾也信以為真。
法西斯民兵（Fascist Militia）、暴風部隊（Storm Troops）、菁英衛隊（Elite Guards）、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等半軍事組織，加上許多婦女組織都有同樣的非經濟面的目的。這些組織團體對軍事有多大助益，著實令人懷疑；德國很久以前就放棄利用它們作為預備部隊的想法。但隨著軍事價值逐漸降低，它們對社會的重要性卻逐漸增加。它們的目的是提供非特權階級一個重要的生活領域，在這裡由貧困階級發號施令，經濟上的特權階級只能聽令行事。納粹暴風部隊和法西斯民兵最關切的事情是：讓職務升遷完全不受階級差異的影響。來自全社會的成員齊聚一堂、相互混雜。老闆的兒子，甚至老闆本人，都可能被刻意安排成為技術不佳但黨齡較長的勞工的下屬。同樣的原則也被應用在兒童和青少年組織。在德國，傳說富家子弟不准進入奧登斯堡（Ordensburgen）這間納粹黨訓練未來菁英的高中就讀，儘管官方宣稱，挑選學生只看體能和可靠度。一位在納粹黨位居要職的富有德國工業家，以及一位曾在「羅馬進軍」（March on Rome）事件之前支持墨索里尼的義大利銀行家，不約而同地告訴我，他們決定把小兒子送去念軍事學校，否則這些孩子肯定會在社會上被人刻意排擠，也會在強制性青年組織當中遭到指揮官與同志的故意侮辱。
＊ ＊ ＊ ＊ ＊
這些為了滿足所有階級的社會嫉妒心，並賦予各個階級明確的非經濟優勢做法，遠比單純套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觀念來得成功。這些做法，在相當程度上，已經為下層階級創造出真正社會平等的感覺。而下層中產階級的感覺，又比具有階級意識傳統的勞工更強烈。一般來說，女性比男性更有這種感覺；尚無謀生能力的年輕人，也比成年人更重視這種感覺。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感覺對所有階級、所有年齡層和兩種性別的人都起了作用。唯一仍明顯對此存疑、不願見到新的非經濟社會優越性取代原本由經濟決定社會地位的階級，就是企業家和工業家階級。在新的非經濟基礎中，他們意識到有人力圖剝奪他們原有的經濟內涵，只留一個空洞的榮譽頭銜頒給他們。企業家和工業家是唯一仍篤信經濟人社會的團體，因為無論就經濟或社會層面來看，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其他深信唯有讓社會地位脫離經濟地位才能獲益的階級，都非常願意被說服。
（節選自《經濟人的終結》，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P.166~P.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