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徹底揭露中國高層的運作實況！
面對深不可測的中國，我們因為不了解而恐懼；
看似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因為恐懼而加強控制。
全世界都怕中國，中國怕的又是什麼？
讀透它，你就不怕。
中國共產黨──當今世上最強大、最有權勢的組織
掌管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並駕馭世界經濟
它是怎麼做到的？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祕辛？
菁英人才爭相加入、黨員人數高達八千多萬的神祕政黨，
中國共產黨已是今日中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的每個機構均由黨操控。
政府的權力基礎完全不是來自選舉，而是黨中央。
它把控制國民生活視為第一要務，無孔不入地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
包括教育、商業、司法體系、軍隊、媒體、藝術、大眾文化、出版和思想等。
然而，中國除了經濟改革，是否也必須進行政治改革？
共產黨如何作出調整，以因應中國正歷經的劇烈變化？
新的領導階層及新的領導風格，又如何引領中國度過這段轉型期？
資深記者卡立克深入幕後，帶領讀者一同探索這塊引人好奇的政治版圖。
《我是世界最大黨》揭露了誰在統治中國？實權落在何方？
中國如何快速發展，成為知名的世界工廠、全球經濟成長引擎？
為什麼人們競相加入共產黨？要如何才能加入？又有哪些人是這個黨的明日之星？
他們接受怎樣的教育？對中國的未來又有什麼願景？
這是一本敘事生動、別開生面的書，談論世上最強大的組織：中國共產黨。
在將近一世紀前、於上海一間教室內祕密成立的共產黨，如今正嚴密掌控著中國：
商業交易需要黨的許可，大學課程要體現黨綱，
黨政家族藉由敲詐勒索公司企業，積聚了驚人的財富。
黨員超過八千萬名，組成分子小至低階公務員，大至高不可攀的太子黨。
卡立克認為現在是共產黨的關鍵時刻。
新一代的領導階層非但不會放鬆管控，
反而會像過去一樣強化黨的角色、壓制不同意見。
但這個黨對於它所面臨的挑戰到底有多少準備？
它的成功或失敗，又將對中國和世界造成哪些影響？
國際媒體佳評
現任《澳洲人報》亞太版編輯及資深中國通訊記者的卡立克……以《我是世界最大黨》這部作品，為現代中國研究作出卓越貢獻。本書不僅敏銳、客觀、調查嚴謹、文筆流暢，也大量援引許多生動的描述，以及來自中共內部與外部的聲音。
──雪梨書評（Sydney of Book Reviews）
在這本書中，卡立克詳述中國共產黨如何無孔不入地操控教育、商業、司法體系、軍隊、媒體、藝術、大眾文化、出版和儒家思想。……作者除了論證中共一黨專政的情況將會繼續，同時也介紹和訪談多位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以及一般民眾。就連對中共政權從不感興趣的讀者，也會覺得這本書見識不凡、資料豐富。
──出版人週刊（Weekly Publisher）
本書用尖銳深刻、坦白率直的語言，側寫（中共）這個專制但有效率的政權。
──書單（Booklist）
引人入勝的敘述，讓人得以一窺中國內部企是無與匹敵的權力機構。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三章 黨的統治之道
「留下買路錢」才好「辦事」
這些並行的巨大官僚機構──在北京的中央部會和地方部門，在政府行政組織和黨組織─都僱用了大批人員，也耗費了大筆國家收入。這些錢從哪裡來？我們或許難以一窺答案的全貌，因為在中國，任何資訊（至少在理論上）皆歸國家所有。但部分答案可從觀察上位者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榨下位者得知。
知名歷史雜誌《炎黃春秋》編輯、同時也是黨員的吳思說，所有稅收、規費、證照費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收入，其中有大筆金額會落入黨的口袋。他說典型的情況是：一項新建案的費用，其中可能有兩成是真正花在建案上，四成進了建商口袋，而剩下的四成是用來打通關節，包括疏通官員和取得土地。「如果你不付錢，他們就拖個一兩年不蓋官印，或說你的工程品質不夠好。」「他們就像路上的強盜，」他說：「你必須留下買路錢給他們，他們才肯放你過去、不傷害你。」另一種情況是：假使某人面臨五年的牢獄之災，「包個紅包能把刑期減到只要三年。」
在這樣的環境下，連找工作都要花錢。一位男士敘述他姪女找工作時遇到的重大挫折。他姪女畢業於頂尖學府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決心要進入國營的中國銀行工作，此銀行可能是中國「中央四大銀行」中最先進的一家。但她很快就體認到生活在現代中國所須面對的嚴酷現實：儘管她十足能勝任那個職位，但競爭實在太過激烈，或許給某位經理一點好處，可以增加她的勝算。她被迫難堪地向眾親戚開口（其中包括她的叔叔），籌措所需的一萬元。
黨從不公布任何類似預算的資訊，即使是對黨員。它也痛恨被問到相關的事情，部分原因是它假定這類問題是在暗示黨與國可以分離，甚至也應該分離。二○一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因此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在二○○七年一場由資深官員舉辦的會議上，一名大膽的法學教授問了一連串驚人直接的問題，可想而知當時現場有多震撼。他的提問在其他國家看起來稀鬆平常，但在中國卻被視為不可想像的離經叛道。
比方說，這位教授提問：共產黨是否已登記為社會團體？如果已登記，那它該向哪個部門負責，是不是民政部呢？中國所有其他組織都必須向某個特定的政府部門或機構負責。他進一步再問：共產黨收了多少黨員費？如何使用黨的收入？它如何資助每五年召開一次的全國黨代表大會？它有付錢租借人民大會堂嗎？它的領導階層是按照哪條協議得以占據緊鄰紫禁城、占地一百公頃的中南海（中國某個極受歡迎的香菸品牌就取名為中南海）充當總部？它使用這片地價高昂的不動產，有付租金給政府嗎？有為禁止在北京市中心蓋高樓大廈所造成的巨額機會成本損失（所有地上建物皆不得高於中南海），付賠償金給政府嗎？
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那些憤怒的高階幹部一片沉默。中共專家李成說：「這些問題既正當又重要。中國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一直在追問黨的資金來源。但在中國，國家屬於黨，國家的所有資產實際上也就是黨的資產，即使理論上不是。」
由於每個政府部門的官僚組織都有一個黨委員會，而黨委員會裡通常有全職受薪員工，因此黨的某部分收入（還有那類員工的薪水）可以推測是來自政府，假借支付酬勞給決策機構的形式。其他收入源自黨象徵性「購買」的土地與資產，或許還有國營事業的股票。舉例來說，我得知一個消息：掌控全市土地的上海市政府，將一塊位於精華地段的地產，以有名無實的價格賣給上海市的黨支部。那塊土地上的建物又破又舊，黨找來有交情的建商幫忙，現在矗立在那裡的已是一棟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外界並不清楚黨是把土地賣掉賺進巨額財富，還是仍是地主，收取著可觀的租金。但無論是哪一種，黨都是「帶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個現象的大贏家，或可說是最大的贏家。吳思說：「黨的邏輯是這樣：我們費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才取得政權，我們掌控了中國，所以凡是這片土地上的都是黨的。」
黨也有一部分收入來自所得稅，但這尚未成熟：中國政府每年的稅收只有六％是來自個人所得稅。近年來，中國的整體稅收以每年約二○％的速度成長，是總體經濟成長速率的兩倍以上，但主要原因是積極徵收附加價值稅和公司稅。據信有上百萬人民逃漏所得稅，中國的稅務官員正持續賣力說服他們繳稅，然而在二○○七年只引了三千名志願者上鉤，其中幾乎一半來自北京，有些城市完全沒有人去登記繳稅。所得稅預扣法（稅在雇主支付薪資給員工前就先預扣）只普及於國營事業。
須支付個人所得稅的薪資門檻，在二○一一年九月提高到每個月五百四十美元，估計有兩千四百萬人符合繳稅資格，初始稅率為三％。中國現在估計有五十萬人的資產價值超過一百萬美元，但他們之中願意繳納所得稅的人少之又少，連那些鉅富也不想，鑒於中國最高所得稅率為亞洲地區罕見的四五％。政府現在考慮把繳稅資訊連結到身分證和新換發的護照上，還有國外僑民（他們也是政府鎖定的目標）的簽證和工作證上。
中國的股票市場如雲霄飛車般忽上忽下，投資人從中賺來的錢幾乎不須付稅，雖然交易印花稅幾乎是免不了的。但他們現在被要求公布年收入中的股票交易獲利，引發不少人對未來應納稅款的憂慮。
有些拒絕繳稅的人提出了「無代表，不納稅」這個論點。擁有高知名度的新浪網出現一則典型評論：「房子、教育、醫療支出、照顧年老的父母，這些逐漸成為我們肩膀上愈來愈沉重的負擔。繳稅對那些少數付得起的人來說已成為一種施捨。」
＊ ＊
劉曉波在他被捕前不久告訴我：「在西方，國會議員有權查看政府的財務紀錄，但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沒有那樣的權利。」財政部長有義務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年度總預算報告，但內容不會列出細節。當然，中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必須保存支出明細，但這些資料不會公諸於世。就如同劉曉波所說，政治活動「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黑箱作業」。
國務院（中國的內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會），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政府諮詢機構），全聽命於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這是很清楚的事實。法制機構（包括檢察官和法院）也一樣，操控在黨的政法委員會手上。國家層級政府部門首長的行事作風通常也與部門裡的黨委書記類似，而部門的重要決策都是由黨委員會拍板定案。劉曉波說，如果一個人失去了黨職，「他也連帶保不住他的政府官職。一名重要的官員必須同時在黨和政府內部都有職位。」
一九八七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中，趙紫陽提議拔除政府部門裡的黨委員會，獲得大會同意，一場分離黨權與政權的實驗於焉展開。不過，實驗才沒開始多久，一九八九年的示威抗議活動急速升溫，黨委員會的權力再度被強化。趙紫陽則被軟禁在家中十六年，直到逝世。
雖然現在政府部門已牢牢掌控在黨委員會手中，但統治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想做到滴水不漏並非易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領導階層間的利害關係確實有衝突。比方說，北京希望關閉小型礦場，因為這些礦場普遍不關心人身安全和自然環境。但對貧窮的省分而言，例如位於北京西南方的山西（橫跨古絲路，土壤退化多石，土地滿布裂縫），這樣做就代表經濟成長率將下降、失業率將提高。任職於這些地方的官員，他們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獎金，而能拿到多少獎金就是看經濟成長率、就業率及社會治安的好壞。劉曉波說，這些地方所有層級的政府官員都和小型礦場牽扯很深，「他們不是持有股份，就是有朋友在經營，或是有親戚在裡面工作，甚至是跟這些礦場拿回扣。」劉曉波不是唯一一個說這些話的人，但他的話擲地有聲（他是一位溫文儒雅的耿直學者，講起話來字斟句酌），對共黨有很大的殺傷力，這一點從他被逮捕即可證實。
徹底揭露中國高層的運作實況！
面對深不可測的中國，我們因為不了解而恐懼；
看似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因為恐懼而加強控制。
全世界都怕中國，中國怕的又是什麼？
讀透它，你就不怕。
中國共產黨──當今世上最強大、最有權勢的組織
掌管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並駕馭世界經濟
它是怎麼做到的？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祕辛？
菁英人才爭相加入、黨員人數高達八千多萬的神祕政黨，
中國共產黨已是今日中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的每個機構均由黨操控。
政府的權力基礎完全不是來自選舉，而是黨中央。
它把控制國民生活視為第一要務，無孔不入地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
包括教育、商業、司法體系、軍隊、媒體、藝術、大眾文化、出版和思想等。
然而，中國除了經濟改革，是否也必須進行政治改革？
共產黨如何作出調整，以因應中國正歷經的劇烈變化？
新的領導階層及新的領導風格，又如何引領中國度過這段轉型期？
資深記者卡立克深入幕後，帶領讀者一同探索這塊引人好奇的政治版圖。
《我是世界最大黨》揭露了誰在統治中國？實權落在何方？
中國如何快速發展，成為知名的世界工廠、全球經濟成長引擎？
為什麼人們競相加入共產黨？要如何才能加入？又有哪些人是這個黨的明日之星？
他們接受怎樣的教育？對中國的未來又有什麼願景？
這是一本敘事生動、別開生面的書，談論世上最強大的組織：中國共產黨。
在將近一世紀前、於上海一間教室內祕密成立的共產黨，如今正嚴密掌控著中國：
商業交易需要黨的許可，大學課程要體現黨綱，
黨政家族藉由敲詐勒索公司企業，積聚了驚人的財富。
黨員超過八千萬名，組成分子小至低階公務員，大至高不可攀的太子黨。
卡立克認為現在是共產黨的關鍵時刻。
新一代的領導階層非但不會放鬆管控，
反而會像過去一樣強化黨的角色、壓制不同意見。
但這個黨對於它所面臨的挑戰到底有多少準備？
它的成功或失敗，又將對中國和世界造成哪些影響？
國際媒體佳評
現任《澳洲人報》亞太版編輯及資深中國通訊記者的卡立克……以《我是世界最大黨》這部作品，為現代中國研究作出卓越貢獻。本書不僅敏銳、客觀、調查嚴謹、文筆流暢，也大量援引許多生動的描述，以及來自中共內部與外部的聲音。
──雪梨書評（Sydney of Book Reviews）
在這本書中，卡立克詳述中國共產黨如何無孔不入地操控教育、商業、司法體系、軍隊、媒體、藝術、大眾文化、出版和儒家思想。……作者除了論證中共一黨專政的情況將會繼續，同時也介紹和訪談多位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以及一般民眾。就連對中共政權從不感興趣的讀者，也會覺得這本書見識不凡、資料豐富。
──出版人週刊（Weekly Publisher）
本書用尖銳深刻、坦白率直的語言，側寫（中共）這個專制但有效率的政權。
──書單（Booklist）
引人入勝的敘述，讓人得以一窺中國內部企是無與匹敵的權力機構。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三章 黨的統治之道
「留下買路錢」才好「辦事」
這些並行的巨大官僚機構──在北京的中央部會和地方部門，在政府行政組織和黨組織─都僱用了大批人員，也耗費了大筆國家收入。這些錢從哪裡來？我們或許難以一窺答案的全貌，因為在中國，任何資訊（至少在理論上）皆歸國家所有。但部分答案可從觀察上位者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榨下位者得知。
知名歷史雜誌《炎黃春秋》編輯、同時也是黨員的吳思說，所有稅收、規費、證照費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收入，其中有大筆金額會落入黨的口袋。他說典型的情況是：一項新建案的費用，其中可能有兩成是真正花在建案上，四成進了建商口袋，而剩下的四成是用來打通關節，包括疏通官員和取得土地。「如果你不付錢，他們就拖個一兩年不蓋官印，或說你的工程品質不夠好。」「他們就像路上的強盜，」他說：「你必須留下買路錢給他們，他們才肯放你過去、不傷害你。」另一種情況是：假使某人面臨五年的牢獄之災，「包個紅包能把刑期減到只要三年。」
在這樣的環境下，連找工作都要花錢。一位男士敘述他姪女找工作時遇到的重大挫折。他姪女畢業於頂尖學府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決心要進入國營的中國銀行工作，此銀行可能是中國「中央四大銀行」中最先進的一家。但她很快就體認到生活在現代中國所須面對的嚴酷現實：儘管她十足能勝任那個職位，但競爭實在太過激烈，或許給某位經理一點好處，可以增加她的勝算。她被迫難堪地向眾親戚開口（其中包括她的叔叔），籌措所需的一萬元。
黨從不公布任何類似預算的資訊，即使是對黨員。它也痛恨被問到相關的事情，部分原因是它假定這類問題是在暗示黨與國可以分離，甚至也應該分離。二○一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因此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在二○○七年一場由資深官員舉辦的會議上，一名大膽的法學教授問了一連串驚人直接的問題，可想而知當時現場有多震撼。他的提問在其他國家看起來稀鬆平常，但在中國卻被視為不可想像的離經叛道。
比方說，這位教授提問：共產黨是否已登記為社會團體？如果已登記，那它該向哪個部門負責，是不是民政部呢？中國所有其他組織都必須向某個特定的政府部門或機構負責。他進一步再問：共產黨收了多少黨員費？如何使用黨的收入？它如何資助每五年召開一次的全國黨代表大會？它有付錢租借人民大會堂嗎？它的領導階層是按照哪條協議得以占據緊鄰紫禁城、占地一百公頃的中南海（中國某個極受歡迎的香菸品牌就取名為中南海）充當總部？它使用這片地價高昂的不動產，有付租金給政府嗎？有為禁止在北京市中心蓋高樓大廈所造成的巨額機會成本損失（所有地上建物皆不得高於中南海），付賠償金給政府嗎？
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那些憤怒的高階幹部一片沉默。中共專家李成說：「這些問題既正當又重要。中國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一直在追問黨的資金來源。但在中國，國家屬於黨，國家的所有資產實際上也就是黨的資產，即使理論上不是。」
由於每個政府部門的官僚組織都有一個黨委員會，而黨委員會裡通常有全職受薪員工，因此黨的某部分收入（還有那類員工的薪水）可以推測是來自政府，假借支付酬勞給決策機構的形式。其他收入源自黨象徵性「購買」的土地與資產，或許還有國營事業的股票。舉例來說，我得知一個消息：掌控全市土地的上海市政府，將一塊位於精華地段的地產，以有名無實的價格賣給上海市的黨支部。那塊土地上的建物又破又舊，黨找來有交情的建商幫忙，現在矗立在那裡的已是一棟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外界並不清楚黨是把土地賣掉賺進巨額財富，還是仍是地主，收取著可觀的租金。但無論是哪一種，黨都是「帶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個現象的大贏家，或可說是最大的贏家。吳思說：「黨的邏輯是這樣：我們費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才取得政權，我們掌控了中國，所以凡是這片土地上的都是黨的。」
黨也有一部分收入來自所得稅，但這尚未成熟：中國政府每年的稅收只有六％是來自個人所得稅。近年來，中國的整體稅收以每年約二○％的速度成長，是總體經濟成長速率的兩倍以上，但主要原因是積極徵收附加價值稅和公司稅。據信有上百萬人民逃漏所得稅，中國的稅務官員正持續賣力說服他們繳稅，然而在二○○七年只引了三千名志願者上鉤，其中幾乎一半來自北京，有些城市完全沒有人去登記繳稅。所得稅預扣法（稅在雇主支付薪資給員工前就先預扣）只普及於國營事業。
須支付個人所得稅的薪資門檻，在二○一一年九月提高到每個月五百四十美元，估計有兩千四百萬人符合繳稅資格，初始稅率為三％。中國現在估計有五十萬人的資產價值超過一百萬美元，但他們之中願意繳納所得稅的人少之又少，連那些鉅富也不想，鑒於中國最高所得稅率為亞洲地區罕見的四五％。政府現在考慮把繳稅資訊連結到身分證和新換發的護照上，還有國外僑民（他們也是政府鎖定的目標）的簽證和工作證上。
中國的股票市場如雲霄飛車般忽上忽下，投資人從中賺來的錢幾乎不須付稅，雖然交易印花稅幾乎是免不了的。但他們現在被要求公布年收入中的股票交易獲利，引發不少人對未來應納稅款的憂慮。
有些拒絕繳稅的人提出了「無代表，不納稅」這個論點。擁有高知名度的新浪網出現一則典型評論：「房子、教育、醫療支出、照顧年老的父母，這些逐漸成為我們肩膀上愈來愈沉重的負擔。繳稅對那些少數付得起的人來說已成為一種施捨。」
＊ ＊
劉曉波在他被捕前不久告訴我：「在西方，國會議員有權查看政府的財務紀錄，但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沒有那樣的權利。」財政部長有義務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年度總預算報告，但內容不會列出細節。當然，中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必須保存支出明細，但這些資料不會公諸於世。就如同劉曉波所說，政治活動「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黑箱作業」。
國務院（中國的內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會），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政府諮詢機構），全聽命於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這是很清楚的事實。法制機構（包括檢察官和法院）也一樣，操控在黨的政法委員會手上。國家層級政府部門首長的行事作風通常也與部門裡的黨委書記類似，而部門的重要決策都是由黨委員會拍板定案。劉曉波說，如果一個人失去了黨職，「他也連帶保不住他的政府官職。一名重要的官員必須同時在黨和政府內部都有職位。」
一九八七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中，趙紫陽提議拔除政府部門裡的黨委員會，獲得大會同意，一場分離黨權與政權的實驗於焉展開。不過，實驗才沒開始多久，一九八九年的示威抗議活動急速升溫，黨委員會的權力再度被強化。趙紫陽則被軟禁在家中十六年，直到逝世。
雖然現在政府部門已牢牢掌控在黨委員會手中，但統治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想做到滴水不漏並非易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領導階層間的利害關係確實有衝突。比方說，北京希望關閉小型礦場，因為這些礦場普遍不關心人身安全和自然環境。但對貧窮的省分而言，例如位於北京西南方的山西（橫跨古絲路，土壤退化多石，土地滿布裂縫），這樣做就代表經濟成長率將下降、失業率將提高。任職於這些地方的官員，他們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獎金，而能拿到多少獎金就是看經濟成長率、就業率及社會治安的好壞。劉曉波說，這些地方所有層級的政府官員都和小型礦場牽扯很深，「他們不是持有股份，就是有朋友在經營，或是有親戚在裡面工作，甚至是跟這些礦場拿回扣。」劉曉波不是唯一一個說這些話的人，但他的話擲地有聲（他是一位溫文儒雅的耿直學者，講起話來字斟句酌），對共黨有很大的殺傷力，這一點從他被逮捕即可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