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站在萬隆的肩膀上思考中國與世界〉／王智明
「第三世界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方案」，印度裔美國學者維賈‧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他的著作《較黑的國度》如此宣告。仔細梳理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亞非拉集會——從1928年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反帝國主義聯盟會議，經1955年的萬隆會議，再到1961年在貝爾格萊德召開的不結盟運動會議和1966年在哈瓦那召開的三洲會議，乃至1970年代末在新德里、金斯敦、新加坡和麥加發生的反挫——普拉沙德勾勒了一個世紀以來，第三世界團結合作的歷史圖景及其挫折，突顯了第三世界改造世界的努力，至今未竟全功。然而，儘管第三世界方案在1970年代遭受頓挫，它畢竟埋下了一顆追求和平、麵包與正義的種子，在國際體系中逐漸發芽與茁壯。在姐妹作《較窮的國家》裡，普拉沙德就強調，從1957年成立的國際核能委員會，到1964年77國集團（G77）的創設，乃至於1967年恢復運作的東南亞國協，再到聯合國理事會在1973年提出的新國際經濟秩序決議和2009年出現的金磚四國——這一連串的體制性建設，形成了冷戰後對單極化全球秩序最主要的抵抗力量。這個今日所謂的「全球南方」，雖然無可避免地也摻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發展當中，但在普拉沙德看來，它仍然代表了正義之聲，一個「抗議的世界」，抗議西方對人類共有資源、尊嚴與權利的竊奪，以及對民主體制與現代性承諾的弱化。換句話說，從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雖然修辭改變了，但追求全世界的和平發展與民主公義仍是不變的期待。這也是後冷戰全球化三十年後，儘管不少當年的發展中國家已迎頭趕上，萬隆精神仍在發散、召喚的原因之一。
毫無疑問，後冷戰全球化以來，發展最為迅猛、成就最為耀眼的國家，當屬中國。即令當前國際處境難險，正深陷貿易戰的泥沼當中，中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不同於西方的另類發展道路，並為全球南方的崛起與世界秩序的變化提供經濟與政治的動能。不論喜不喜歡中國，視之為威脅或相信它必然崩潰，中國對全球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力早已不容忽視，其意義也不僅僅只止於大國崛起這般的爭霸想像，而是更為深刻而悠長的文明軸心轉移以及普世價值的重構。如果說，中國崛起代表的不只是自身的復興，而是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的蘇醒，那麼中國崛起的成敗就不在於自身的霸業能否長久，而在於全球去殖民化的宏圖最終是否成功：能否改造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體質，使得競爭能夠服務於和平與平等？能否改變全球財富與資源不均的狀況，以民主分配取代個人積累？能否在全球永續、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重新打造現代性的結構與意義，讓地球也能休養生息，讓萬物黎民同享生機？因此，不論是「一帶一路」的戰略，或是便攜通訊技術的發展，還是物聯網與大數據商務的推進，中國發展的問題都必然與全球南方和國際秩序的變化產生關聯，乃至造成關鍵性的影響。作為一個有幸在全球結構轉移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國家，中國願意與否，都必須接受考驗，認真思考自己與全球南方的關係，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近百年前，孫文在神戶對崛起日本的提問，如今似乎已經來到了中國的面前。
在這個意義上，如今再提第三世界，絕不是為了重回冷戰對抗的老路，或是再提依附發展的陳腔，而是希望在中國崛起這個新的歷史條件底下，重新思考與啟動去殖民方案。所謂「去殖民」，並不是一種義和團式的反西方口號，而是對當代世界生成的一種深刻認識：它不僅強調當代世界的構造源於五百年前西方的資本與領土擴張，更體認到權力運作的本質乃是殖民——以強凌弱——的動力，以及我們對於現代文明的認識往往通過了殖民歷史與意識的折射，隱含一種進化論思維的兩極反應——要不崇尚西方、貶低自身（所謂全盤西化），要不就是在已然枯朽的傳統中尋找自我的鏡像與抵抗的安慰（所謂自我東方化）。前者是殖民下的自卑，後者是反殖民的自大與自溺，兩者透露的都是自我的喪失。第三世界的去殖民方案所期待的，恰恰是透過知識與認識論的解放，鬆動殖民歷史與結構對第三世界主體的挾持，從而打開一個平等多元的視野（文化雖然不同，未必有高低之別）：一方面將自我從西方與傳統的鏡像中釋放，轉向多元他者的參照，另一方面重新審視那些形塑現代自我的價值與教條——既要重新打開那些被西方現代文明所閉鎖的文化和思想，更要批判地檢視支撐這些文化與思想的歷史條件與話語權力，讓那些被「現代／進步」打為「封建落後」，乃至「反革命」的過去得以重新回到當前，作為自我主體與思想再發展的資源。同時，借著彼此參照與認可，建構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發展路徑，並在發展進程中，警醒與克服自身權力的殖民性質。我們相信，從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集結，儘管多受頓挫，但就其歷史與現實——從政治結盟重構地緣政治的板塊，到援助合作改變資本市場的體質——都飽含去殖民的精神。在中國深入世界、改變世界的當前，我們更需要對其歷史實踐以及精神內涵予以關注和反思，作為反求諸己的前提。「思想第三世界」這個專題，正是一次這樣的嘗試。
（文章未完……）
「第三世界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方案」，印度裔美國學者維賈‧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他的著作《較黑的國度》如此宣告。仔細梳理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亞非拉集會——從1928年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反帝國主義聯盟會議，經1955年的萬隆會議，再到1961年在貝爾格萊德召開的不結盟運動會議和1966年在哈瓦那召開的三洲會議，乃至1970年代末在新德里、金斯敦、新加坡和麥加發生的反挫——普拉沙德勾勒了一個世紀以來，第三世界團結合作的歷史圖景及其挫折，突顯了第三世界改造世界的努力，至今未竟全功。然而，儘管第三世界方案在1970年代遭受頓挫，它畢竟埋下了一顆追求和平、麵包與正義的種子，在國際體系中逐漸發芽與茁壯。在姐妹作《較窮的國家》裡，普拉沙德就強調，從1957年成立的國際核能委員會，到1964年77國集團（G77）的創設，乃至於1967年恢復運作的東南亞國協，再到聯合國理事會在1973年提出的新國際經濟秩序決議和2009年出現的金磚四國——這一連串的體制性建設，形成了冷戰後對單極化全球秩序最主要的抵抗力量。這個今日所謂的「全球南方」，雖然無可避免地也摻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發展當中，但在普拉沙德看來，它仍然代表了正義之聲，一個「抗議的世界」，抗議西方對人類共有資源、尊嚴與權利的竊奪，以及對民主體制與現代性承諾的弱化。換句話說，從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雖然修辭改變了，但追求全世界的和平發展與民主公義仍是不變的期待。這也是後冷戰全球化三十年後，儘管不少當年的發展中國家已迎頭趕上，萬隆精神仍在發散、召喚的原因之一。
毫無疑問，後冷戰全球化以來，發展最為迅猛、成就最為耀眼的國家，當屬中國。即令當前國際處境難險，正深陷貿易戰的泥沼當中，中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不同於西方的另類發展道路，並為全球南方的崛起與世界秩序的變化提供經濟與政治的動能。不論喜不喜歡中國，視之為威脅或相信它必然崩潰，中國對全球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力早已不容忽視，其意義也不僅僅只止於大國崛起這般的爭霸想像，而是更為深刻而悠長的文明軸心轉移以及普世價值的重構。如果說，中國崛起代表的不只是自身的復興，而是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的蘇醒，那麼中國崛起的成敗就不在於自身的霸業能否長久，而在於全球去殖民化的宏圖最終是否成功：能否改造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體質，使得競爭能夠服務於和平與平等？能否改變全球財富與資源不均的狀況，以民主分配取代個人積累？能否在全球永續、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重新打造現代性的結構與意義，讓地球也能休養生息，讓萬物黎民同享生機？因此，不論是「一帶一路」的戰略，或是便攜通訊技術的發展，還是物聯網與大數據商務的推進，中國發展的問題都必然與全球南方和國際秩序的變化產生關聯，乃至造成關鍵性的影響。作為一個有幸在全球結構轉移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國家，中國願意與否，都必須接受考驗，認真思考自己與全球南方的關係，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近百年前，孫文在神戶對崛起日本的提問，如今似乎已經來到了中國的面前。
在這個意義上，如今再提第三世界，絕不是為了重回冷戰對抗的老路，或是再提依附發展的陳腔，而是希望在中國崛起這個新的歷史條件底下，重新思考與啟動去殖民方案。所謂「去殖民」，並不是一種義和團式的反西方口號，而是對當代世界生成的一種深刻認識：它不僅強調當代世界的構造源於五百年前西方的資本與領土擴張，更體認到權力運作的本質乃是殖民——以強凌弱——的動力，以及我們對於現代文明的認識往往通過了殖民歷史與意識的折射，隱含一種進化論思維的兩極反應——要不崇尚西方、貶低自身（所謂全盤西化），要不就是在已然枯朽的傳統中尋找自我的鏡像與抵抗的安慰（所謂自我東方化）。前者是殖民下的自卑，後者是反殖民的自大與自溺，兩者透露的都是自我的喪失。第三世界的去殖民方案所期待的，恰恰是透過知識與認識論的解放，鬆動殖民歷史與結構對第三世界主體的挾持，從而打開一個平等多元的視野（文化雖然不同，未必有高低之別）：一方面將自我從西方與傳統的鏡像中釋放，轉向多元他者的參照，另一方面重新審視那些形塑現代自我的價值與教條——既要重新打開那些被西方現代文明所閉鎖的文化和思想，更要批判地檢視支撐這些文化與思想的歷史條件與話語權力，讓那些被「現代／進步」打為「封建落後」，乃至「反革命」的過去得以重新回到當前，作為自我主體與思想再發展的資源。同時，借著彼此參照與認可，建構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發展路徑，並在發展進程中，警醒與克服自身權力的殖民性質。我們相信，從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集結，儘管多受頓挫，但就其歷史與現實——從政治結盟重構地緣政治的板塊，到援助合作改變資本市場的體質——都飽含去殖民的精神。在中國深入世界、改變世界的當前，我們更需要對其歷史實踐以及精神內涵予以關注和反思，作為反求諸己的前提。「思想第三世界」這個專題，正是一次這樣的嘗試。
（文章未完……）